卡夫卡小说解读

宋俊宏
内容摘要：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不被人理解的卡夫卡，在精神上是孤独和恐慌的，在现实生活中感觉不到安全感，找不到人生位置，觉得自己是寄居于这个社会和家庭中的流浪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为了排解无家可归者的这种孤独和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无奈的他将之诉诸被称为“伪装的自传”的日记、书信和小说中。

关键词：卡夫卡孤独精神漂泊生命选择
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

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

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

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

但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

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安德尔这句话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不被人理解的生命境况与始终生活在孤独和恐慌中的精神状态。

为了排解这种孤独和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个性忧郁内倾的他则将这类情绪诉于被称为“伪装的自传”的日记、书信和小说中。

作为自传性很强的作家，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敏慧的感悟写尽了无家可归者的孤独情绪和内心的焦虑不安与恐慌。

在《饥饿的艺术家》中，随剧团四处演出的“饥饿艺术家”为了达到艺术上的至高境界，为了艺术的无上荣誉，可以挨饿长达四十天，但是他的这种为艺术献身的高尚观念并不被别人理解，就像卡夫卡的写作不被周围人理解一样。

当他为“艺术”孜孜追求的时候，观众们很少有人不猜疑他有偷吃食物的行为；那些看守们对他戏谑引诱，不相信他会坚持挨饿到底，“点食不进”；剧场经理也只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从未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他的极限表演，也从未满足艺术家极限表演的欲求。

“饥饿艺术家”从而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和苦闷中，倍感遭人猜疑的耻辱，最终在他人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达到了艺术的极致，但他的生命也随即宣告结束，被草草埋葬，而代替他的却是一只雄健的豹子。

在《变形记》中，旅行推销员格利高尔·萨姆沙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常年四处奔波，可家人只看重他每月所上缴的工资，对他身体的健康与否心情的好坏从不关心；由于过的是一种漂无定所的日子，他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内心的孤独和忧郁无处倾诉，还要随时提防被解雇的命运。

这种不安和恐惧让他在“一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人是矛盾体，在心灵深处，每个人都不愿意过波澜不兴的平静生活，都渴望过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生活，也都渴望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多姿多彩充满激情的，但这种多姿多彩的“漂”的生活和生命存在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岁的渐长，大多数人就会对其产生厌倦情绪，毕竟这种生活带给生命中的孤独、不安和恐惧不是任何人都能长期承受得了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极力地寻找自己的归宿，寻找一种归属感。

卡夫卡在其小说中通过一些人物形象对人类社会中这种好似永远不会改变的宿命般的无奈选择进行了深刻地令人深省地探讨。

K要进城堡，乡下人要进“法的大门”，都是为了进入现存的社会秩序，给自己找到生命的归属地。

为了进入现存的社会秩序，找到自己的归属，K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K勾引城堡最高统治者克拉姆的情妇弗丽达，乡下人贵金贿赂门警，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被社会现实残酷的拒绝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过流浪漂泊的生活，一种是完全改变自我，把自己变得和现存秩序的一切都相符合，以便融入自己欲想进入的现实社会。

就如《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猴子红彼得一样，要么逃出栅栏继续过猴子的生活，要么竭尽全力融入人类社会。

“我没有出路，但是我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我想活下去，我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它开始模仿人类，但正如它自己所说，“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模仿人类，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寻求一条出路”，因为“自由是无法选择的”，这就是选择者的宿命。

猴子红彼得通过放弃自己固执的青年时期的记忆，学会了人类
的一切，看似已经溶于人类社会，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它自己也为自己“拥有一个欧洲人的中等文化水平”而沾沾自喜，但在人类眼里它始终不过是一只供他们开心的猴子而已。

这就像欧洲的犹太人一样，不论他们怎样学习效仿欧洲人，甚至放弃犹太教皈依基督①，但在社会上，他们的处境一点也没有改变，仍然是一支遭人凌辱和歧视的民族。

“他们（犹太人）想在异乡土壤上扎根，他们使出全副心力使自己变得同那些当地人完全一样以便与之接近，然而他们却从未完成那种融合。

”②
为了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不断收缩自我，调整自我，不断向主流社会学习，但学习来的东西又不能使自己获得尊重和信任，于是他们成了“半像小猫半像羊羔的杂种”，“以惶恐不安的心绪”（《杂种》）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成了寄居在“教堂里的‘紫貂’”，为了不让别人容易发现，让自己原先淡青色的毛色变得和教堂内墙壁上抹的灰泥浆的颜色一致，把自己禁锢在教堂里，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希望自己生活在一种别人不易发现的隐蔽状态中，时时处处以不安和惊恐的眼神警惕地观察着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因为危险并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非常实际的事情。

即便这样，还是时时面临被撵走的命运，好像“流刑营”才是他们永远的归宿。

（《在留刑营》）这就是欧洲犹太人真实的现实处境，即使他们最终变成“甲虫”，退回到完全孤绝的生命状态，生活在自己精心营构的“洞穴”中，逃避现实社会中所有的冲突和责任，但还是免不了被驱逐被撵走的厄运，“二战”中这种情形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曾自称是“标准的西方犹太人”。

因为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传统教育，在生活中或创作中操持的是德语，在他的作品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犹太”或“犹太人”的字样，对希伯莱语知之甚少，对犹太教的祷告礼仪也采取嘲笑和不恭的姿态，在祷告中他四处转悠，“不停的打呵欠与打瞌睡”③，以致有西方学者断言：他（卡夫卡）一直保持着做一个犹太人世界的局外人。

但作为出生于一个在骨子里就非常传统的犹太家庭的的人，犹太教传统就是他的人生和文化宿命，不管他个人接受不接受，在他尚未出生的时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就作为遗传基因渗透在他的血液中了，更不用说平时家庭生活中犹太思想和犹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了。

正如卡夫卡母亲给卡夫卡的恋人菲莉斯·鲍威尔小姐的通信里所说得那样：“我们对待犹太节日就像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一样。

……斋日对我们没觉得很难捱，因为我们整年都在为此训练。

”④
犹太人在两千多年的漂泊和流浪生活中始终没有丧失他们的文化传统，而且让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世人面前展示其迷人的精神力量，依赖的就是富有宗教特性的家庭生活模式。

犹太人就是凭借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密切联系，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无时无刻的耳濡目染着犹太文化传统，让家庭成为犹太民族传承其文化传统的最根本方式和渠道。

卡夫卡自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应该说承袭了最生活化的、最本真的、也是最富生命活力的犹太文化的根本内蕴，它们已沉淀在他生命的深处，内化成了他的文化无意识，成了他生活的本能和习惯，成了他情感和思维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因此说卡夫卡在他的创作中始终流露着对犹太人现实处境和残酷命运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也正是他骨子里犹太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使他对犹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悲苦命运十分关注，也正是这种深浸于骨髓的犹太文化才会让他写出对犹太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深入思考的优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