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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国古代史专题

《吕氏春秋》

学生刘雯11 级园艺专业单招班成绩______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政治一统趋势的产物, 它在编纂上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大一统的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吕氏春秋》、大一统、融合、坐标。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即将统一全国的前夕,由秦国丞相吕不韦招集门客写作而成的,是战国时代诸家思想的汇总,是中国散文史上乃至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

1、《吕氏春秋》以统一全国为指导思想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王权遭到了极大破坏,虽然有楚、齐“问鼎”事件,但是各诸侯国还时常以“尊周复礼”为号召,图霸称雄,仍然说明“周礼”在统率人心方面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毫无颜面可存,已经沦为一个小诸侯国的地步,各诸侯国连名义上的“尊周”也不再有了。到了战国后期,列强纷争而渐趋于统一,秦国日益强大,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趋定。这样,在战乱即将结束,统一大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怎样统一天下以及统一之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成为摆在秦统治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仲父”吕不韦自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召集众多门客各著其说各著所闻,“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1],在此总的要求通领下,诸家宾客各论其学派学说,以期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理论前导。

因此,《吕氏春秋》虽是“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是在内容上其侧重点还是在军国大事,如“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先取之”(《吕氏春秋·先己》)[2]、“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意也”(《恃君》),以期用自己的学说来重建统一稳定的政治秩序。书中各章,最终的落脚点,很多都是为了国家统一而提供理论的支持。比如,即使是谈养生说乐律,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政治大事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大乐,君臣父

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大乐》),“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在《吕氏春秋》中这些论说其最终旨归是劝说秦王应时统一全国,受命为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伐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则不和,数备,将徙于土”(《应同》)。

2、《吕氏春秋》中体现出文化统一意识

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因而汉代以来一直被称为“杂家“。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袭”。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

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重视并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吕氏春秋》赞赏儒家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它说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伤乎仁。”“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当然,《吕氏春秋》的“重视”人民,仍是封建

统治阶级的“重视”。它虽然说“宗庙之本在民”,接下去却说“民之治乱在有司”,人民始终是被统治者;至于《吕氏春秋》贯彻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也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关于墨家

相对儒、道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此外

《吕氏春秋》还吸收了先秦农家的思想。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先秦兵家是思想苑地的一枝奇葩,《吕氏春秋》中《荡兵》、《振乱》诸篇,继承了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

3、《吕氏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文化史意义

这种百家争鸣而近于一统的趋势,为秦国的统一而提出,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本应该会实现,但是由于秦始皇和秦二世信奉专制王权,专用法家思想,所以这种文化一统的努力也只能是暂时“搁浅”了。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定文化一统于儒家。不过此时的儒家已经不是原始的儒家,而是一种融汇了法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在内的新的治国思想,由此才实现了真正的文化一

《汉书·地理志》说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蓟国“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而“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刑”。这种地域色彩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其实,不仅社会风俗及文学作品具有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是学术流派也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秦、楚发展。法家主要源于三晋。[3]我们说,政治文化一统也包括各个民族、地域之间政治文化的交融。战国时期,随着七国纷争的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也日益密切。在战国后期,秦国与六国通过战争、会盟、互派使者等方式加强了交流,齐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进入秦国,晋国的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国比较重要的思想,并且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成为秦国的治国方针。秦朝一向奉行专制皇权,这是法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

《吕氏春秋》集合东方各国宾客而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地域之间的人才交流,人才的交流必然会带来思想的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是齐学的中心,在《吕氏春秋》中,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得到了强调,要求秦始皇应时而称帝,统一全国,秦始皇后来也是利用了此学说来为其统治提供合理依据。齐学中的“无为”思想在《吕氏春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强调,吕不韦为其做的原序就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许违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篇二:中国古代史

1、春秋战国时期,荀子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稷下是齐国国都城门,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2、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

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浏阳河西岸、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属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原属东屯渡乡)。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根据马王堆2号墓中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参考文献记载确定该墓墓主即为第一代软侯利仓,而1, 3号墓分别为利仓的妻、子之墓。可见,马王堆并非“马王”之堆,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地。堆上东西又各突起土冢一个,其间相距20余米。两冢顶部平圆,底部相连,形似马鞍,故也有人称其为马鞍堆。

在三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其中包括《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被认为是这些书正式定本之前流行的传抄版本之一,大量的方术文献有助于了解汉初的占卜、星相、医术、房中术等内容。帛书的字体接近于汉隶,而别具一格,被书界称为“马

王堆体”。

3、李白作《哭晁卿衡》,以纪念误传在返国途中患难的留唐日本友人阿倍仲麻吕。

晁衡于717年(开元五年)来到中国求学,改姓名为晁衡。卒业后长期留居中国,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753年(天宝十二年)冬,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以唐朝使者的身份随日本访华的使者藤原清河等人分乘四船回国,在琉球附近遇风暴,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当时误传晁衡遇难,其实他漂流到安南驩州(治所在今越

南荣市)一带,遇海盗,同船死者一百七十余人,独晁衡与藤原于755年(天宝十四年)辗转回到长安。当时误传晁衡已溺死,李白便写下这首诗来悼念他。

4、在铭文中明确记载周武王伐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青铜器是利簋(gui,音轨),又名武王征商簋,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迄今所见最早西周青铜器。

5、为《三国志》作注的学者是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6、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是《农桑辑要》。

中国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书。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其时元已灭金,尚未并宋。正值黄河流域多年战乱、生产凋敝之际,此书编成后颁发各地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7、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道士中,参与编纂《崇祯历书》的是汤若望。

中国明代崇祯年间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全书共46种﹑137 卷(内有星图一折和恒星屏障一架)。编撰工作由专设的历局负责。全书主编是徐光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主持)。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九月成立历局﹐开始编撰。到崇祯七年十一月全书完成。参加翻译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有耶稣会士汤若望(日耳曼人)﹑罗雅谷(葡萄牙人)。在他们之前还有邓玉函(瑞士人)﹑龙华民(意大利人)等参加过短期编制。

8、辅佐商汤灭夏的是伊尹。

伊尹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中华厨祖。

9、东汉末年发动黄巾起义的民间教派是太平道。

张角以黄天为至上神,认为黄神开天辟地,创造出人类。又信奉黄帝和老子,认为黄帝时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类最美好的事情。在这个太平世界里,既无剥削压迫,也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础上,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这也是太平道的基本教义和宗教理想。

10、宋代民谚“苏湖熟,天下足”中的“苏湖”指的是今天的苏州和湖州。

11、元朝派驻路府州县的监临官称为:达鲁花赤。

12、编著《明儒学案》并创立案体史学体裁的学者是:黄宗羲。

篇三:中国古代史专题

一、古代中国的选官制度

1

二、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2、转型及成熟时期——隋唐至清朝

2

三、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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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隋唐时期

特征: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原因:①国家统一,强盛②交通发达,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③统治者对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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