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性矛盾
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及对策
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及对策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及可能的对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1. 结构性矛盾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例如，工业化进程相对过剩、城乡差距明显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等问题。
这些矛盾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2. 减缓外部需求中国是世界工厂，过去几十年来，大量外部需求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全球经济增长趋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出口面临困境，外部需求减缓也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
3. 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优势减弱。
这导致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退出，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压力。
4. 结构性改革滞后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未完全实现转型升级，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金融体系改革不彻底、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仍然存在。
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发挥。
二、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对策1.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市场化机制建设，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2.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鼓励居民消费，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消费升级。
同时，加大农村地区改革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市场需求。
3. 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4. 加强外贸合作，拓宽市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进一步拓宽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
当代世界经济性质矛盾结构和运行特征.doc
当代世界经济性质矛盾结构和运行特征当代世界经济作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高度开放、激烈竞争和有机组合的全球化巨型综合经济集成系统，形成了统一的世界生产组织体系和特殊的世界社会再生产过程。
它内在具有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三位一体的特殊性质和矛盾，产生了统一的世界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有机体制、规则和秩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运动规律体系和作用机制系统.它们直接支配着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全过程，规范着各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调节着各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行为，协调着各国经济利益之间的国际均衡，决定着世界经济有机整体的发展和效率。
因此，从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三位一体的角度，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经济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机理，对于我们“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加快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解决好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征程中所长期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推进人类社会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世界经济是三位一体的世界生产组织体系和再生产系统世界经济作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巨型经济综合集成系统，是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全球经济有机总体。
因此，世界经济通常被定义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国民经济通过各种经济纽带紧密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
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产业部门及其活动组成的总和。
各个产业部门的总和构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统一的社会生产组织体系，形成了一体化社会再生产系统。
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结合，在形式上是各国各个产业部门的国际结合，在内容上是各国社会生产组织体系的国际结合。
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
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
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一、对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简要归纳结构性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既定的增长格局和经济运行的方向与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之间出现的背离或扭曲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有四个结构现象，我们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服务业比重偏低。
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过低，甚至出现服务业比重下降的现象。
1998年与1990年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到5 5.60%，其中工业的比重由37%上升到51%，增长的幅度之大是罕见的。
进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目前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低收入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最近，世界银行经济家E.C.HUA做了一次很好的研究，他发现即使在通货紧缩之中，第三产业的价格还在不断上升，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民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增长空问。
服务业为什么出现滞后的现象呢?第一，制度性的垄断，包括单一或有限的供给商结构，包括各种进入的壁皇、排斥竞争的价格政策、对国有部门所有制的盲目性等等。
第二，目前对服务业存在着不正确的歧视和偏见，“无工不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
这种歧视和偏见是自足经济或者封建意识，而不是分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逆市场化的。
(二)城乡人口比例失调。
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二个明显矛盾是城乡人口的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
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超过50%，而城市化率只有30%，这20个百分点的差别导致了一系列的扭曲，一方面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的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狭窄，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仅服务于占人口30%的城市市场，目前中国真正有效的市场空间仅以2亿多人口为基数。
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什么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指的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协调所带来的矛盾。
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等。
结构性矛盾涉及多个领域。
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例如中国经济发展快速，但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未根本解决。
这就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二是经济结构内部。
投资、消费、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内需严重不足也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这些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
中国的结构性矛盾产能过剩问题在大部分工业行业普遍存在，已经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蔓延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
库存过剩也成为中国结构性问题，连续多年房地产的高投资带来库存的不断增加，加大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过剩产能、过剩库存、过高杠杆的形成，是中国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既是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更是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期间提出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改革发力的主要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给平衡向高水平供给平衡的跃升。
破解结构性矛盾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高级分工的高级形态发展，形成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
否则产能过剩、环境污染、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解决不了，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必须要着眼于中长期经济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去产能必须重点突出，依法迅速处置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行业中的“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地减少过剩产能，使各类宝贵的市场要素重新回归到有效市场中去。
去库存一方面要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帮助广大农民在城市落户，另一方面则需要基础税制的变革来降低房价。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如何解决与推进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如何解决与推进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这种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方面。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并推进经济发展。
首先，中国需要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有效利用和保护。
当前，中国仍然面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并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支持。
此外，还应加强对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次，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对薄弱。
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中国应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淘汰和优化升级。
同时，还应加快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
另外，中国需要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内需拉动力不足。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应该加大对消费的支持力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居民消费升级。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应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另外，中国应该加强区域发展均衡。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欠发达。
为了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中国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应加强区域合作，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互动和协同发展。
在解决结构性失衡的同时，中国还应加强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中国可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推进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调整资源配置、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加强区域发展均衡和加强对外开放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对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对策引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是结构性问题。
这些问题将会在本文中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一些对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这种增长模式无法永远持续。
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中国的出口市场也受到了影响。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成本也在上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老百姓说的“供给侧改革”被提出，主要都是针对当前生产力和供给结构中的突出问题，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能布局、推进技术创新、完善公共服务、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促进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更实现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二、产业升级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要求我国的经济必须向创新型经济升级。
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市场已经开始从规模扩展阶段向效益优化阶段转化，这其中发挥了市场调节作用和创新动力的支撑。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我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另外，政府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帮助这些企业更好地融入市场。
三、消费动能持续释放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消费占比较低。
消费动能的释放，可以促使经济发展从过度投资和过度产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另外，消费也是一个有效的削峰填谷方式，促进供求平衡，培育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因此，加大消费领域的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深化国企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企在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国企的改革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关乎政府的调控。
目前，国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规模过大、效率不高，而且受政府干预过多的影响。
因此，需要深化国企改革，实现国企的市场化经营和效益最大化。
化解农业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的措施
化解农业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的措施一、引言二、背景与问题分析1.结构性矛盾的特征2.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3.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措施三、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措施分析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2.提高农业科技水平3.优化农业生产方式4.完善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5.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四、案例分析1.江苏苏州农业供给侧改革案例2.湖南长沙农业供给侧改革案例3.山西临汾农业供给侧改革案例4.广西南宁农业供给侧改革案例5.辽宁大连农业供给侧改革案例五、总结六、参考文献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流向城市，农业产值的增长和农村的财富增长不成正比。
尤其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农业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化解这一问题，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步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背景与问题分析1. 结构性矛盾的特征结构性矛盾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同位置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压力，而是因为产业结构、资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因素导致的。
这种矛盾凸显在农业经济发展中。
2. 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呈现出小而散、重农轻手工、粗放型的特征。
这种生产结构导致了资源浪费和产值低下的问题。
（2）土地资源利用率低。
我国农业生产中，土地利用率低且环境污染严重。
（3）劳动力流失。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劳动力空洞化现象严重，使得农业生产受阻。
（4）市场需求缺失。
缺乏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引导，使得农业生产受制于市场需求。
（5）技术水平滞后。
我国农业技术水平较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导致劳动力利用率低。
3.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措施为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需要采取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三产”协调发展。
2）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动技术创新。
3）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推进精细化农业管理。
当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影响及建议
当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影响及建议作者：李楠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8年第33期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上升、生产成本攀高和利润下降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日益趋紧，企业“弃实投虚”和资本“脱实向虚”现象逐步凸显，甚至出现了“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的片面说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脱节”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之一。
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失衡的主要表现一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利润失衡。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利润空间有限且投资周期较长，导致社会资本热衷于短期性的“以钱炒钱”和“资本运作”。
二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配置失衡。
一方面货币发行量大幅增长，截至2018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虽同比增速下降1.1个百分点，但仍是上半年GDP的四倍以上，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严重缺乏资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问题突出，同时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2018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虽有回落，仍让高达23.84万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9.63万亿元，同比增长24.1%，增速较2017年末上升7个百分点。
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机制失衡。
与虚拟经济相比，由于相关政策改革滞后，当前实体经济领域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信用信心传递机制和价值价格发现机制，导致不少企业热衷于“敛浮财”，耐心专注、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随之减退。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失衡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
一是削弱我国长期发展根基。
实体经济持续萎缩，虚拟经济聚集过多资源，势必会降低生产要素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削弱长期增长动力基础，并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釜底抽薪”的后果，最终导致我国“后发赶超”动力不足、优势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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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性矛盾
8月的宏观经济数据，不算太出乎市场预料，而结构问题更令人担忧。
虽然有专家表示，8月的CPI同比上涨2.0%，未能完全反映物价变动水平，真实度值得怀疑。
但这已不重要。
即便CPI再增加零点几个百分点，达到2.5%左右，使其更加准确、可靠地反映价格的变动情况，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央行这一段时间以来频繁采用逆回购的方式代替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已说明2%足以能让央行在政策调整方面更加理智、更加谨慎。
倒是PPI仍处于下降通道，且降幅始终居高不下，对此，需要有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该降的不降，不该降的却继续在降，这样的矛盾格局，确实很让人纠结，让人担忧，让管理层左右为难。
原本以为，经过一段不算短时期的调整，CPI可以进入平稳下降或相对稳定的阶段，从而为货币政策的下一步调整打下良好基础。
而且有分析认为，CPI若要反弹，也要看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看PPI的传导，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大小。
但刚刚进入“1”时代，就迅速返回到“2”时代，且未能真实反映价格的变动情况，还是有些始料未及。
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政手段，谁也无法保证，今年后几个月，CPI不会继续运行在逐步反弹的通道之中。
如果CPI继续出现反弹，且反弹的速度超过预期，那么，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控手段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7、8两个月连续上涨、国内各种稳增长的措施连续发力的情况下，PPI却毫无企稳迹象，这确实十分反常。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依然处于十分艰难的境遇中。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日前联合发布的8月中国制造业PMI数据为49.2%，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年内首次低于荣枯线。
其中，新订单指数为48.7%，比上月继续下降了0.3个百分点；生产指数也继续回落，为50.9%，比上月又下降了0.9个百分点。
而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程度的硬指标之一——8月的月发电量、日均发电量、日最大负荷、日均最大负荷等，与7月的情况相比，也均出现了环比下降。
显然，PPI跌幅的持续扩大，反映了内需疲弱的局面仍未改善，企业去库存化之路还很艰难，那种中国经济迈入了去库存化尾期的判断已不攻自破。
另外，这还反映了诸多领域产能全面过剩的困境，加剧了工业品生产领域潜存的通缩隐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减轻。
没有订单，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投资，最终，PPI就只能继续运行在下行通道。
这应视为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并不认为PPI涨幅大就是好事，毕竟，PPI过快上涨，对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价格的稳定也是有害的。
但PPI始终处于下行通道，则绝非好事。
至少，它表明经济很不景气，实体经济步履维艰。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地方都在采取各种各样的“稳增长”措施。
特别是9月5日、6日两天，国家发改委一下子批复了上万亿的投资项目。
而所批复的项
目，全部是能够对经济产生快速拉动效应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设施项目，比4万亿投资的政府性还要强。
如果这些项目得以实施，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起到十分明显的效应。
关键在于，虽然这些项目能对部分行业，如水泥、钢材、道路机构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实体产业和制造业的复苏。
但是，如果其他实体企业和制造业仍无法有效复苏，其作用也是比较有限的，弄不好，会留下许多新的“后遗症”。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批准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资金从哪里来，是一个很现实、很严峻、很重要的问题。
在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十分沉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依靠负债来建设和完成这些项目，将未来的钱过度地拿到今天来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就是矛盾，也是困局。
眼前的问题不能不去解决，未来的问题又不能不去考虑。
理想的做法是，无论是新批准的政府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还是早就批准的同类项目，都必须把吸引社会资本当作最主要的手段，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政府负债。
政府固然可以再增加一些负债，但这些新增的负债只能用来与吸引社会资本相配套，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只有这样，这些项目的负面影响才可能降到最低程度。
在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拉动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特别关注实体企业和制造业的处境，全力帮助实体企业和制造业走出困境。
当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切实实地减税，而不能再光打雷、不下雨。
因为，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多数地方都没有很好地落实减税政策。
在有些地方，结构性减税变成了加税；在有些地方，不仅不减税，反而还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而想方设法突击征税。
这样的势头，必须尽快纠正，坚决刹住。
如若不然，实体企业和制造业将何以为继？
8月的经济数据，既很矛盾，很纠结，也很现实。
越是在这种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把控就越该谨慎、小心，严格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有节有制。
投资拉动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只考虑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设施投资，而应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生产性投资方面，进而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实体企业、民间资本等更多的支持和引导，力争使实体企业快速复苏，让民间资本能消除顾虑，激发出热情，主动参与到稳定经济增长的大潮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