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以中学语文教育经典名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以中学语文教育经典名著为中心的考察古与今、过去与未来是互通互融的，“今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1］。
民国写作教学可谓是传统与现代写作教学的交接处，二者相互“隐藏”，相互激荡，如同泾渭交流。
对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写作教学解构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现代写作教学建构的过程和内容。
有关这一问题，历来不乏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多偏重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偏少，因而有必要对民国写作教学作一个整体的审视。
历史事件的解释和意义，永远是基于现代视角的，“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
［2］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后世认可的研究才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蕴含了现代因素，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向。
基于此，笔者遴选了民国时期八本中学写作教学研究的著作（见表1），试图整体反映民国学人对写作教学的认知与水准。
筛选基于以下标准：经典性，即依然能对当下写作教学有启益；教学性，即侧重于写作教学法而非纯粹作文作法；涵盖性，即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新文化”运动以来每个单位都涵盖。
写作教学要探讨的，无非是“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得如何”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目的、内容、过程和评价。
［3］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内容和过程不好切分，因而将二者合并。
此外，探讨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的关系也是民国学人的一个重要话题，因而在文章最后予以专门论述。
一、写作教学目的观考察八本著作，其中七本对写作教学目的有明表1八本民国语文教育经典名著黎锦熙梁启超夏丏尊、刘熏宇王森然阮真权伯华蒋伯潜叶圣陶、朱自清《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民国十三年）《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5（民国十四年）《文章作法》，开明出版社，1926（民国十五年）《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民国十八年）《中学作文教学研究》，民智书局，1929（民国十八年）《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中华书局，1932（民国二十一年）《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41（民国三十年）《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民国三十四年）2019.07612019.07确的论述。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04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全面搜集
深入图书馆、档案馆、博 物馆等，全面收集民国时 期的旧体文学作品和相关 文献资料。
精细整理
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 系统的整理、分类和编目 ，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可 靠的史料基础。
版本考证
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进 行比对和考证，以确定最 接近原貌的版本。
02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建构的理论与方法
01
02
03
历史实证法
通过收集和考证相关历史 文献，还原民国旧体文学 的发展历程。
美学批评法
从美学角度对民国旧体文 学作品进行解读，揭示其 审美价值。
文化研究法
将民国旧体文学置于特定 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 ，挖掘其文化内涵。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分期与特点
这些特质有助于全面理解其文学价值。
拓展研究领域，挖掘新的研究话题
要点一
民国旧体文学的地域性研究
关注不同地域的民国旧体文学发展状况，探讨地域文 化与民国旧体文学的相互关系，揭示其地域性特色。
要点二
民国旧体文学与其他文学现象 的交互研究
将民国旧体文学与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其他文学现 象进行对比与对话，挖掘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 。
文化传承意义
继承传统文化
民国旧体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和传承民国旧体文学，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 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递历史文化信息
民国旧体文学作品蕴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 重要价值。
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填补文学史研究空白
民国旧体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 时期，对于完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有助于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 白。
民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文化建设
民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文化建设初探民国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文化建设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
这一时期内，中国历经战乱、政治动荡、外国入侵等多种变革，对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思潮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1. 四大名著的诞生与传世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便拥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四大名著的诞生和传世，对于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大名著，分别是《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它们不仅仅是民间故事和传说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四部作品在民国时期经过整理和修订，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精华之一。
2. 鲁迅与“现代文学”鲁迅作为中国文学界的巨匠，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思潮影响尤为深远。
他的创作不仅带有讽刺、反对和控诉的色彩，更是通过现实主义刻画出了新一代人的先锋形象，尤其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鲁迅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他的作品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并透露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思考和判断。
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呐喊》、《阿Q正传》等，都是最早的现代文学佳作，对于当时热衷于国际潮流的爱新觉罗族的贵族，以及面临革命挑战的国民党新士族和共产党新士族，在思想、人物塑造和文学手法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启示。
3. 革命文学的崛起在民国时期，中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思潮，就是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是中国文学与时俱进的标志，不论是对于政治局势的反映，还是对于文化民族自觉的表达，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种文学思潮的崛起，与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
革命文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它让文学具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革命文学中，文学家以文艺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成为了反抗殖民主义、保卫民族文化的有力策略。
话体批评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创构
话体批评与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创构◎杨瑞峰内容提要 在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书写范式的建构进程中，诗话、词话、文话等话体批评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文”与“文学”观念含混不清、文话在史述实践方面早着先鞭、早期文学史作者对各类“学堂章程”的误读等影响，文话与早期文学史多有重合之处。
早期文学史的“话体”特质主要显现于其微观叙述结构，但早期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有其独特性：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史包含批评史，这为文学史的“话体”特质向批评史“平移”奠定了观念基础；另一方面，部分批评史“话体”特质的生成与其撰述者“述而不作”的批评史观密切相关。
话体批评影响早期文学史与批评史书写的本体优势主要体现为：首先，二者在叙事性层面更具亲缘性；其次，话体批评体类庞大，是民国古典文学研究无法逾越的“头号资料库”；再次，对现代“史观”的共同探索也为二者之间的交叉提供了条件。
反思话体批评对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的影响，有助于辨析早期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源流，开辟理解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类著作的新路径。
关键词 话体批评 民国古典文学研究 文学史 文学批评史 史述范式〔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９－００４０－１２ 在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谱牒中，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史述类著作无疑占据了重要位置。
其中，因“草创”而面目各异、褒贬不一的早期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更因其多元范式而备受瞩目。
传统解释中国早期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书写范式的创构，多以西学（日本）影响为主要依归，黄人、林传甲、谢无量、胡适、陈钟凡、郭绍虞等先哲的史述实践也因此被赋予了垂范意义。
但与此同时，早期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又因为携带文苑传、诗文评以及诗话、词话、文话等传统文论印记而时常招致“落后”的骂名。
更有甚者，彼时大量带有鲜明史述性质的单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论文，连同大量点明早期文学史与批评史著作中“传统”质素的理论类文章，也被遮蔽于相关研究的主流视界之外，从而影响了我们对民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述范式建构路径的全面理解。
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世说新语》书写
第35卷 第6期 天中学刊 Vol. 35 No. 62020年12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Dec. 2020收稿日期：2019-10-1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243）作者简介：王雪婷（1998―），女，吉林舒兰人，硕士研究生；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 78 ·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世说新语》书写王雪婷，陈文新（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摘 要：民国时期数十年的学术争论和文学史书写确立了《世说新语》的文学史地位，推进了《世说新语》一书的经典化。
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不同文学观念（包括小说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以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确立的书写典范，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些历史的合力，在各自的语境中从不同的方面形塑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中的面貌。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史；文学；小说；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20)06–0078–07从1904年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开始到1949年前夕，44年间，国人编纂了百余部文学通史。
总体来说，《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史书到小说，从简单列举到深入研读的过程，几经沉浮，才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本文拟在梳理民国年间中国文学史中《世说新语》书写概况的基础上，具体考察《世说新语》书写的各种变化和变化原因，以期对其经典化历程做出较有深度的描述和阐释。
一、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 的《世说新语》书写概况“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由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共有六部，分别是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窦警凡《历朝文学史》、许指严《中国文学史讲义》、张德瀛《中国文学史》和来裕恂《中国文学史》。
这六部中国文学史，大体呈现出文字、文学和学术不分的状态，《世说新语》一书未能进入其书写范围。
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战争频繁，政治风云变幻。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新文学却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化现象之一。
本文将探讨民国时期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重点分析其中的几位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第一章：新文学兴起的背景在19世纪末，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教育、经济的停滞，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
中国开始尝试接纳西方文化，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逐渐渗入到中国人的意识中。
与此同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
这个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也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新文学应运而生。
第二章：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新文学主张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倡导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推崇思想解放和创新。
新文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注重西方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其实现形式丰富多样，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
其中，小说尤为重要。
第三章：鲁迅——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是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其批判现实的作品成为新文学的先驱者。
主要代表作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
这些作品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并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相冲突的矛盾。
第四章：胡适与魏巍——新文学的主要代表胡适和魏巍是民国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均在文学领域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
胡适主要创作“五四”运动前的自然主义作品，而魏巍则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小说。
他们的作品给中国文学带来新风貌，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章：新文学的意义与影响新文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趋势和人们思想解放的态度。
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使中国文学逐步走向现代，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认可。
第六章：结语民国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在短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
论民国旧体文学大系的编纂与意义
论民国旧体文学大系的编纂与意义曹辛华【摘要】民国旧体文学大系的编纂是将相关文献按一定标准与体例汇在一起,并用导言系连起来,形成文学史论与作品选结合的宏大体系.该大系将以民国旧体文学为中心,兼顾域外的旧体文学、民国旧体文学期刊与社团刊物以及实用文章,并将文学理论集扩编成各种话体批评、序跋批评、论文、选本、学术著作等五项.编纂民国旧体文学大系,需要对民国旧体文学文献作宏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判断和汰选,形成一个有创意、有新意、有机的、切实可行的框架体系,还必须借力近代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献学等学科团队和编辑出版专家.该大系的编纂不仅对纠正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偏差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文学学术研究方法与学术态势也具有校正意义,还对全面认识民国社会、历史、文化等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期刊名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49)005【总页数】7页(P65-71)【关键词】民国;旧体文学;文学大系;现代文学【作者】曹辛华【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6时至今日，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已被提上日程，方兴未艾。
2012年，笔者在北京香山参加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理事会会议时曾撰写过《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于文中提出了“民国旧体文学史”的概念和民国分体文学史(如民国诗史、民国词史、民国曲史、民国赋史、民国骈文史、民国文言小说、民国文言散文、民国文言戏剧史)等多方面的构想。
时至今日，就当前的研究态势来论，笔者以为编纂民国旧体文学大系当是首要问题。
于此阐述构想与意义，以有利于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民国旧体文学的定义，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说明。
所谓“旧体”实际就是区别于白话文学、新文学文体(新诗、小说、新式戏剧、白话散文)的传统文言文体。
自然，民国旧体文学主要指由这些传统的诗、词、曲、赋、剧、联、小说、文言文章或散文等文体形成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活动以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邓心强内容提要 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迅疾进入民国各类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中，为民国学者高度关注和研究，这是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再次走向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国主要文论家聚焦桐城派，在书写内容、书写角度、书写方法等方面皆有创获，并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
他们重视清代学术思潮、文学作品和桐城派批评之间的关联，初步奠定了桐城派书写的内容与框架。
在学科开创之初，民国学者格外注重对桐城派材料的搜集与整理，能娴熟运用比较法、文本细读法展开论析，具有鲜明的书写特点和治学特色。
在个性追求、语体使用、延续传统、重视整体感悟、不断修订从而打造精品等方面，独具风貌、自成特色，值得今人重新审视并弘扬。
当下对其进行学术反思有助于深入把握桐城派发展和演进的范式脉络，管窥众多名家书写桐城派的学理逻辑。
关键词 民国 桐城派 文学理论批评史 书写特色 当代启迪〔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０３－０９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①、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
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
②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
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精品文档6页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近年来，出于学科的发展需要，“民国文学史”被提出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一个热点命题。
随着研讨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建议，因而有关“民国文学史”概念的理论维度也就亟待厘清，而对此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需要加以审视和反思，意在促进现代文学史编写更好的发展。
一、“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民国文学史”这一学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学术界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和分析。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框架以及价值评估等等，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结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居高不下，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下，张福贵、秦弓、丁帆、等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和热烈讨论，大声呼吁建构“民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是，部分问题依然处于一种搁置争议的状态，没有最终形成彼此都完全认同的结论。
其实，“民国文学史”概念在大陆很早就被提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国文学”的概念即被提出并运用在研究中，出现了《中国民国文学史》等著述。
[1]1999年，陈福康借助史学界的概念，建议中国文学的现代/当代之名不妨“退休”，代之以中华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之谓。
[2]但概念在提出的当初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注意。
2003年，张福贵指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意在“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
他认为，“文学史的命名，不同于文学评论，也不同于文学史本身，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种存在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因为尽量淡化命名的倾向性，而突出中间性。
时间概念又具有中间性，不包含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时空的边界。
”因而，他建议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还原于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辨析，把 1949 年以前的文学称“中华民国文学”，1949 年以后的文学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211007287_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自从近代西方新式学堂引入、新式的大学课程开始设置，人们对文学史的编撰就未间断过，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种文学史已近2900部。
〔1〕遍检各种断代文学史，却少了“民国旧体文学史”一项，这与文学史编撰的兴盛局面不大相符。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既有专门为旧体文学入史呼吁者，也有以撰写行动亲自实践者。
如孔范今、黄修己、袁进等学者的论著即将民国旧体文学纳入所著文学史中；特别是近几年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分体史研究已有多项成果。
如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吴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张振国的《晚清民国志怪传奇研究》、刘梦芙的《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马大勇的《二十世纪诗词史》、王达敏所从事的民国旧体散文史研究以及笔者所从事的民国旧体文学研究（含民国词史、民国诗词学）等均属此列。
但是，关于民国这一时期旧体文学总体研究的课题、名目与观念等仍未有人提出，这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上的憾事。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与弥补当前文学史研究中的不足，笔者于2016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摘要］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
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
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
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关键词］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研究方式；创新意义［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81）；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重点创新团队项目［作者简介］曹辛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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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收稿日期：2014-10-27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文学文化研究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郭建鹏（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GUO Jian-peng(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
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
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
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
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
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50-个难以破解的命题。
选择1912-1917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南社作为民国文学史建构与书写的对象，是因为在现有的多部文学史中（如《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史》《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等）对其文学现象的书写基本处在一个刚刚被触动的荒原地带，即使有些研究者对其进行探讨、研究，也只是将当时影响深远的作品作为一个“填充数”，并没有深入地探讨此时的文学现象。
今仅就1912-1917这段历史时期以南社群体的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学理与实践上的探究，以补正文学史叙事之不足与现代性阐释的缺陷。
一人们论及南社，说它是革命的文学的文人的社团，说它是文人的，因为参加南社的1 180余人中，基本上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用文学创作来引领革命风潮。
也许南社群体并没有预料到，当1909年虎丘雅集宣告南社成立那一刻起，他们就卷入了政治的漩涡，虽然在成立宣言中宣告“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1]。
但在随后长达40余年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随政治风云变幻而沉浮人生。
武昌起义，就有南社人士加入行伍之中，民元始肇，在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组阁过程中，南社人士又官居要职。
（如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时，南社群体又操控着全国新闻报刊中心上海区域内的新闻报刊业（如《民立报》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叶楚伧等；《神州日报》王无生；《大共和报》汪东；《时报》包天笑；《天铎报》陈布雷、李叔同；《民权报》蒋著超、戴季陶；《民国日报》邵力子、成舍我、闻野鹤；《太平洋报》李叔同、陈陶遗、柳亚子、苏曼殊等）以致柳亚子说：“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2]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进而将屠刀举向革命志士，为实现帝王梦，将“民主”“共和”二字践踏得体无完肤。
南社陷入了欲哭无泪、漫天缟素的世界，先后遭袁世凯明捕暗杀的南社英烈有宋教仁、宁调元、陈英士、仇亮、姚勇忱、杨性恂、阮式、程家柽、周祥骏、范鸿仙等。
南社群体在政治上失意之际，南社内部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论争，我们暂且不讨论其论争的内容，究其论争的实质实为思想营垒分化的重要标志。
自袁世凯执政后，南社社友在政治上出现入仕（“朝成美新之文，夕上劝进之表。
”[3]被称为附逆群体）、隐世（“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4]文人规避政治的传统模式）、革命（“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5]）三种政治生活上的选择，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必然导致文学创作主题的裂变。
他们在南社之外又纷纷建立、参加“酒社”“消夏社”“消寒社”等社团活动，除了政治上的规避，更多的是作为末世文人思想上的迷茫与局限。
这种历史与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注定南社群体在继承晚清以来对“现代性”思考的前进步伐，其骨子里流露的“复古主义”又时时作蛊，当部分社友祭起“国粹主义”之大旗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酝酿萌发期，其落后于历史发展的节拍必遭致、成为新生事物存在、发展、立足所批判的靶子，这也是南社群体的文学创作活动长期被遮蔽、摒弃于新文学史大门之外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满清王朝在南社为其吹响的丧歌中走向灭亡，民国在南社群体的呼唤中迎来新生。
南社群体用诗文参与国家建构，通过诗文来抒发他们的心理世界。
南社群体的文学创作是政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缩影，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前进历程中的历史记载。
在民元前，南社还只是诗词的王国，民元后，南社转向了一个以小说创作为主体，翻译文学、戏剧文学多向发展的文学世界，同时他们并没有舍弃传统文学中的诗歌创作，在诗歌告别历史舞台之前将最后一抹彩霞挥舞得更加绚丽。
在这里还不能忽略的是：南社群体中的留学人员，他们的留学经历不仅使他们饱读西方文化，而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推动的作用，很多西方先进文学理念、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经他们之笔移植、嫁接、转化成本土文化。
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晚清以来传媒报刊业的发达，为其提供了流传的载体。
借助报刊之平台，完成了文化之间碰撞、占有、取缔之演变历程。
“清末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乃是报刊的副产品，这些报刊是一连串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引发的一种社会反应。
”[6]在民国初建（1912-1917）之际，报刊业的繁荣、文学创作之繁盛与南社群体参与国家建构、身体书写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民国报刊业在南社群体中张扬着国民的“文以载道”的政治气息，也传承、催熟了“现代性”在文学中的张力。
民国之前，历代文人都遭受着国家政治体制对其思想的束缚与文学创作主题的钳制。
民元后，国家政权的特殊性导致在思想上对国民压制的松禁。
首先是国家政权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建构；其次，本土之内“租借地”的出现，这也是历朝历代不曾有过的；再次，文化思想落后于世界，导致西学东渐，进而引发自上而下全方位的变革，虽然不彻底甚至未完成，但它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空隙和解放。
历史、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多样性、创作题材的丰富性、思想主题的发散性，为民国文学的建构与书写提供了一个多维的视野。
二按时间的发展为经，来连缀、勾勒民国文学史的脉郭建鹏：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51-络，1912-1917这段历史框架下的文学创作可谓是民国文学的发轫期。
从宏观上看，此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即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其显著特点是新旧杂糅。
从文体上说，小说创作出现高峰，其主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诗歌创作出现“旧瓶装新酒”的显像特征；戏曲方面，除了内容上的创新外，还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将西方的话剧（文明戏）搬上舞台；还有大量的政论文诞生，既类似与古代的檄文，又与之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论民初的小说，我们不能忽略南社群体与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史及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
经“诗界革命”、“文艺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洗礼，南社群体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带有不彻底性，“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化还占据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领域。
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展开拉锯式的对话和交流、异化与同化的话语实践过程，南社群体身临其境的异域感受使他们在迎接外来语境的冲击与交锋中转向小说创作，南社的翻译家、小说家用他们逐渐变化着的文学思想接受域外小说，并在其中碰撞出神奇的火花，使其创作获得后代作品难以企及的特殊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