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有感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本书由学者陆键东所著，为陈寅恪先生后半生的传记。

陆先生本着学术原则，极力不带个人情感，但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对文化大师陈寅恪的崇敬之情。

同时，又流露出对文化大师晚年凄凉境遇的悲愤。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的史学思想中既有对传统史学优点的融会与继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吸收了近现代史学的诸多积极因素,是这一学术转型时期的典范。

读完本书，我深深的被陈先生对历史的执着和求真所折服，我敬佩他历史的博识和学人风骨，更慨叹陈先生那可歌可泣的人生。

然而，该书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学原则的写照，正如陈寅恪先生亲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展示了陈先生的傲骨与气节。

1953年，陈先生拒绝了出任中央历史研究所中古所所长一职，尽管先生的原助手兼徒弟——汪笺再三南下劝陈先生北返任职，陈先生还是毅然地拒绝了，并为此与汪笺断绝了使徒关系。

先生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气度让我折服。

陈寅恪先生还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而面对冼玉清的劝说，陈先生倔强地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

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这是陈寅恪先生在诱惑面前的最真实的回应，表现出了他对学术自由的执着追求，而这也恰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傲、倔强气质最鲜明的体现。

在陈寅恪先生晚年的生涯中出现了对其影响极深的女性——冼玉清。

这位奇女子在“检讨”风潮中，自承：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向往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化。

她被迫离开政坛后在香港力邀她重返讲台之良机时，她却毫不犹豫的向党请示并因此放弃。

正所谓志趣相投吧，不过陈寅恪的气质与冼玉清的也有不同。

陈寅恪先生的坚持自由，几乎坚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向盛情邀他入京的中央体提绝无可能的要求，书稿送检勃然大怒，即使大悖时事也断不肯改之一字，如此种种，所以说他是“不屈的陈寅恪”。

他的固执，他的硬脾气，与冼玉清的忠肝义胆一样，不觉让人有泣下之心痛。

而陈寅恪先生最看不得，听不得别人对他进行人格侮辱。

如“误人子弟”，陈愤然不再开课；再如“享受特权”“侮辱护士”等等，让陈先生在家中大发雷霆。

这些虽说是时代与陈寅恪思想不相容的遗憾与悲愤，又何尝不是陈先生对自由的向往和傲人气骨的体现。

时代的不平，一代人的感奋，陈寅恪先生悲喜交加的故事，仍感震动，思绪难平。

而陈先生也一直活在自以为已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

他的自由思想与精神也感动了许多人。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云：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是啊，陈先生才华学问又有几个历史学者能比及的。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云：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

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

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

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

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从众多学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更清晰的认识了一代伟人
陈寅恪的精神和他为历史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看出了众多学者对陈先生坎坷遭遇的悲悯和伟大学者逝去的惋惜。

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的晚年，有教学，有著书，而占本书最重要部分的，是他的精神，是他自由的精神。

他的精神世界，是关系到他晚年一些言行和思想，没有改变的则是他的治学方法。

而最能概述我对陈寅恪先生的崇敬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虽大师已去，但大师的精神仍在激励着我们在历史的长流中不断前进，我们更要努力学习奋进，因为我们的时代也在呼唤着新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