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赏析

一、作者与创作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1960年五岁时在家乡上小学，1966年11岁小学毕业后因家庭成分是富农又因得罪了一个农民代表，莫言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只能回家务农。

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历经波折加入解放军。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主要写乡土题材，其成名作为《红高粱家族》，以内容新颖奇妙，风格大胆泼辣，叙事独到丰满，感情激烈昂扬震动文坛；1997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中国有史以来奖金额最高的“大家文学奖”；随后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却惹来不少争议。

有《莫言文集》五卷。

莫言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受到好评。

次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产生很大反响。

随后，他又写了与《红高粱》在故事背景、人物等有连续关系的几个中篇，它们后来结集为《红高粱家族》。

这些小说，主要以对小说中的故乡高密的记忆为背景展开。

《红高粱》系列，以及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丰乳肥臀》，是作者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

显然，他也要如福克纳那样，不断叙述他所建造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

这些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像。

他把笔伸向“历史”，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述先人在过去年代的生活，他们(“我爷爷”“我奶奶”)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

另一些小说，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

如《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

这两部分作品似乎构成一种对比，而暗含着对生活于其中的后代的怯懦、孱弱的批判。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富于感性化的风格。

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过分的观念结构所形成的文体模式，是一次冲击。

他采用一种不受控制的、重视感觉的叙述态度。

在描述中，心理的跳跃、流动、联想，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而创造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

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对于带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不过，有的小说也会由于对感觉过分倚重，表现出控制不够、刻意追求暧昧意象的倾向。

二、生命的颂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

《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

洋溢着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纵与风流。

她16岁出嫁，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消除孤寂”，谁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单扁郎，因为单家富甲一方，生命刚刚结出花蕾，就面临凋零。

这时“爷爷”出场了，“奶奶”的美丽“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他劫走了三日后回娘家的“奶奶”，俩人以原始炽烈的生命热情，在红高粱地里翻云覆雨，共享生命的欢乐与灿烂，共播生命的种子。

一切不复存在，只有赤裸的生命在疯狂，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本能与情欲。

“爷爷”杀了单家父子，终于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从此“奶奶”像鲜花一样饱满地开放了。

日本人来了，他们的生命又和抗战联系在一起。

管家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奶奶”和她家的财产被日本人剥皮杀害，“奶奶”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已经成为民间武装（或曰土匪）司令的“爷爷”（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

战争是悲壮然而热烈的，“爷爷”带着儿子豆官（“我父亲”），扛着土炮，在日本兵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厮杀。

“奶奶”最终牺牲在战场上，临终前她仰望天空，为自己这样激情地走过一生而感谢上苍。

在小说中“奶奶”“爷爷”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为了理想信念，为了国家民族去战斗去献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去生活、恋爱、繁殖、杀人、越货、抗日、牺牲。

他们为解放生命而活，又为生命解放而死，无“是”无“非”（在抗日这一民族大义上不含糊），敢做敢为，他们可以说是生命意识层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前献词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激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

伏惟尚飨!尚飨!”他是为已经丧失原始、粗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着的人们而羞愧吧！莫言小说有着丰富的主题内涵。

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与反叛，对封建伦理观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对由于社会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人性缺失和种族退化的感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生命意识的弘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国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故乡，着力营造“高密东北乡”这个艺术世界。

他从主观体验出发，用自己的想像激活历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创造出有声有色的生活图景。

在《红高粱家族》《老枪》《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物，刻画了余占鳌、戴凤莲、罗汉大爷等形象。

这些人物是高密东北乡日月孕育的精华；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风流俊俏；他们嗜杀成性又视死如归，杀人越货又精忠报国；他们是自然生命的化身，体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本能。

他们敢恨敢爱，敢于直面生死荣辱；爱起来在高粱地里狂热野合，受到压抑时则啸聚山林，扯旗造反。

这是一群朴野人性的代表，在他们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中，人类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宣泄与抒发。

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构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

作者在几代人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了对生命之力的崇敬、赞美和对种族退化的深深忧虑。

三、民间的战争视角《红高粱》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它以民间的角度，审视抗日战争。

在小说中，重点描写的不是带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间的普通大众：农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装，也有共产党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说具有某种正统的英雄意味）。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琐蝼蚁偷生，突然来了日本鬼子，于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抗战的时代洪流中，英勇着、战斗着、献身着，呈现一种原生态的悲壮和豪迈。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

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

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

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显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

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

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

概括地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悍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

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

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

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地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

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