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
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
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主义翻译王尔德戏剧女性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
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
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
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
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
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
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
中西方翻译史及一些详解中国翻译简史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
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二、隋-唐-宋时期；三、明清时期；四、五四时期；五、新中国成立至今。
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
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
中国真正称得上是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
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
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
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
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
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
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
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
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
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
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
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
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
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
当时的佛经《�@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
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
甘于寂寞 永不满足——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出新。以谢莉西蒙 、 戈达尔德等为代表人物的女性主 义 译 者要 求 在翻译 的实 践过 程 中 “ 对 文本 进行 女 性
主义创 造” ＿ １
一
二、 女 性主义 翻译理 论
翻译为女性探索与处理其特殊的位置打开 了一
条新 道路 ，为不 同文 化 和政治 背 景 的女 性 提供 了一 个 连接 彼此 世界 的桥梁 。 ｝ ２ Ｊ （ 黼 ） 古 巴女作家 Ｊ ｉ ｌ ｌ Ｉ ￣ｖ ｉ ｎ ｅ
第 １ ６卷 ・ 第 ２期
２ ０ １ ３年 ４月
宿 州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Ｊｏ Ｕｒ ｎ ａ１ ０ ｆ ＳＵ Ｚ ｈ ｏＵ Ｅ ｄ Ｕｃ ａ ｔ１ ｏ ｎ Ｉ ｎ Ｓ ｔ１ ｔ ｕ ｔｅ
Ｖｏ １ ． １ ６， Ｎｏ． ２ Ａｐ ｒ ． ２ ０ １ ３
甘于寂寞
— —
永不满足
女 性 主义 视 角下 的翻译 研 究
赵 蕾 （ 广 西师范学院外 国语学院Fra bibliotek 广 西・ 南宁
５ ３ ０ ０ ０ １ ）
【 摘 要】 在女权主义运动影响下， 女性主义开始进入翻译研究领域 ， 随后形成 了独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
杨苡翻译风格探究
杨苡翻译风格探究作者：王海婷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8年第10期【摘要】杨苡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性翻译家之一，她的翻译质量高，也是她首次将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Wuthering Heights译为了《呼啸山庄》。
但是目前国内对杨苡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呼啸山庄》的分析，未有学者对杨苡的翻译风格及特征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比原文与译文的语言形式、文化特色词的翻译以及杨苡和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发现杨苡的翻译属于“异化”翻译，尊重原文的语言特色，重原文作者。
【关键词】杨苡；语言形式；文化特色词；写作风格；“异化”翻译【作者简介】王海婷（1993.8-），女，河南郑州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引言杨苡，原名杨静如，曾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一九四四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译作有《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呼啸山庄》等。
其中，《呼啸山庄》旧版由梁实秋翻译，书名译为《咆哮山庄》，杨苡将“咆哮”二字改为“呼啸”，沿用至今，杨苡版《呼啸山庄》曾获南京市文联金陵文学翻译奖，至今已再版数十次，被列为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天真与经验之歌》于二零零七年获江苏省作家协会“紫金山文学奖”之文学翻译奖。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翻译家，杨苡文学翻译质量高，为我国翻译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大多数人只熟知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对杨苡却不甚了解。
本文试图通过杨苡的译作《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总结出杨苡的翻译思想及其策略。
二、杨苡翻译风格分析1.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语言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杨苡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遵循于原文的语言特色。
在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I am the Only时，诗中有这样一节：First melted off the hope of youth. 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Then Fancy’s rainbow fast withdrew. 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And then experience told me truth. 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In mortal bosoms never grew. 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五四翻译与明清翻译对比
五四时期翻译与明清时期翻译之对比研究作者简介：张松炎（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助教，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翻译。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影响较为深远的翻译活动。
一方面，这两次翻译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两者在译者的构成、翻译材料的选择、语体格局、翻译思想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却表现出迥异之处。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以期对这两次翻译活动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译者的构成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多由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
这些士大夫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中华才士”李之藻，数学家华蘅芳等。
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葡萄牙人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华蘅芳与玛高温、傅兰雅合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
正是通过中西合译的方式，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希望以变法图自强，介绍西学为其途径之一。
“这一时期译者多为政论家，他们独立译书，不再依靠西人合译”[1]。
严复和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代表。
严复曾留学英国，精通英文，古文功底亦是甚为深厚。
受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影响，他回国后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学社会书籍，如《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
梁启超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开民智，虽译作不多，却是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受过良好外语教育的生力军担当。
这些文学翻译者大都接触过新思想，都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其中有一批是留学生出身，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刘半农、梁实秋等。
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未兴起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虽然所学专业不同，但出于学习外语的需要，接触了大量本色的外国文学。
由于西方思潮的鼓荡，要借文学来启蒙，或出于良好的文史功底和浓厚的文学兴趣，他们早早便开始了翻译。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时期，也是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被引进和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四时期的翻译界以鲁迅、李益、萧红等著名文学家为代表，他们的翻译成就与当时的儿童文学发展密切相关。
他们在翻译中注重表现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在传递外国作品的同时也更好地传达了中华文化。
在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领域，最有影响的当属鲁迅所翻译的《神笔马良》和萧红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
这两本作品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力推广和普及起到了关键作用。
《神笔马良》是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它与《安徒生童话》一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鲁迅通过对这本书的翻译，不仅是将一部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带入了中国，更是激发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热情。
另外，萧红所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更是成为了中国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汇集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故事，经过翻译后传到了中国儿童的身边，让他们开启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翻译家们不仅注重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注重在传递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传达中国文化的精髓。
在五四时期，翻译界注重翻译的质量，而不是翻译的数量，这种翻译理念对于当今的翻译事业也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总之，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时期的翻译家们不仅民族大义得到了体现，更为国内外儿童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儿童文学作为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体现形式，其翻译在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女性主义视角下诗歌的翻译研究
2532020年43期总第535期ENGLISH ON CAMPUS女性主义视角下诗歌的翻译研究文/魏宏珍女性主义，是以社会性别(差异)论为理论基础的。
五四时期，Feminism始传中国，其在中国的译法经历了由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到 20世纪 80 年代的“女性主义”的变迁，这一变迁透露了时代背景。
前者注重男女平权的政治意识，后者注重性别差异及文化意识。
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20世纪80年代后，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立场进行阐发的，而且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女性主义视角，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发展同解构主义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文化学派翻译观等翻译理论相互促进，对这些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女性主义翻译与中国诗歌翻译下面我们将运用对比和例证分析法，即比较女性翻译与男性翻译，并通过总结不同女性翻译的作品来找出女性翻译诗歌的特点。
我们选取冰心、杨绛、张爱玲和赵萝蕤四位女性翻译家带有女性主义翻译色彩的翻译案例进行分析，并与一些男性翻译家的译文进行比较，以探究女性主义翻译家诗歌翻译的风格和策略。
1.女性翻译家诗歌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1935年，赵萝蕤应邀翻译了艾略特(Eliot)的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 )，后来又倾尽12年心血翻译了美国诗人惠特曼(Whitman)的代表作《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
为了表彰其卓越贡献，芝加哥大学在百年校庆之际颁发给她“专业成就奖”。
《致一个普通妓女》的最后一句，赵萝蕤翻译为：“到时候再见，现在我对你用含有深义的一瞥表示敬意，以便你不会忘记我。
”楚图南译本为：“直到再见的时候，我以意味深长的一瞥向你致敬，因为你没有把我忘记。
”赵先生采用的“对”“以便”和楚先生的“以”“因为”分别显示了诗人的主动和妓女的主动， 赵先生的译文更显诗人对妓女的尊敬。
女性翻译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的关系
•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解放运动直接相 关。 •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席卷欧美的 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 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
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阳物批评”阶段，主 要揭露男权社会和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 表现出强烈的生物差别意识。 II. 70年代中期：表现为从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 品，是基于语言文学的批评，黑人女性文学批 评以及女性同性恋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发展 起来。 III. 8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为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文 学研究，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 “女性诗学”。 I.
理论研究
• 伴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介，对女性 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在中国学界铺 开，主要包括廖七一，葛校琴，蒋骁华等 等。 • 2002年，廖七一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 与翻译研究》2003年葛校琴的《女性主义 翻译之本质》
实践研究
• 在理论研究之外，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女 性主义翻译实践作品的探索性研究。在这 方面的主要代表有刘亚儒、王晓元、陈琳 等。 • 2001年，刘亚儒的《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对加拿大女权主义 翻译者苏珊妮的《双语人》一书中女性主 义翻译方式和翻译观点做了详尽的分析。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四大部分
• 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由来（三大思潮） •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的关系 • 三.西方女性翻译理论观 • 四.女性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现状Leabharlann 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由来
•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也曾被称为女权主义翻 译研究。 • 女权主义代表了早期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平 权斗争的意识，而女性主义则更注重性别 差异及文化意识。 • 鉴于翻译研究中现状所通用的术语，本文 采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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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研究[摘要]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新青年》刊行的薛琪瑛译作《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分析女性译者从文本选材，加写序言和翻译策略上女性意识的凸起，以及在男女平等、新式婚姻观和新女性形象上女性主见的张扬。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主义翻译王尔德戏剧女性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政治诉求在新兴的翻译理论中引人瞩目，性别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目前我国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停留在梳理和介绍阶段。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促进，对中国新文化思想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女性译者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文化转型时期，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和强国保种紧密相连。
女性译者作为新时期女性的代表，突破传统对女性的禁忌，从家庭生活，走向公共生活领域。
奥斯卡、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文学唯美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四部戏剧皆以英国上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为背景，他对世俗社会的反叛精神，他对自由不断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大胆的抨击，适应了五四思想的需要。
他的戏剧多涉及爱情，婚姻，家庭及伦理道德等，这与五四启蒙话语关注的问题一致，他戏剧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恰恰正与五四时期试图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一致。
她们把王尔德戏剧的翻译当做是争取女性平等和独立人格的手段。
在以男性为主的戏剧汉译中，王尔德戏剧翻译出现了两位女性译者，薛琪瑛的《意中人》和沈性仁的《遗扇记》。
一、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崛起五四时期在救亡和启蒙的大潮中，女性被推向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她们被赋予了强国保种和振兴民族的双重历史责任。
当时男性启蒙思想家认为，女性文化知识的缺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更是强调：女子者，国之母也。
欲新中国，比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
救国和拯救女性相辅相成。
突破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的观念，冲破了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中国的女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
五四运动的爆发，随着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观念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女性的崛起。
西学东渐的热潮，救亡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女留学生的日渐增多，女性积极参与具有“强国第一要义”的翻译活动中成为历史的必然。
她们和男性译者一起，积极参与文学翻译，署上自己名字的译作，通过报刊和出版社，迅速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
她们在翻译作品中引进新的文学形式，传播现代观念，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解读两性关系，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新女性形象，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启蒙思想运动中，她们也是硕果累累。
二、王尔德戏剧与五四女性译者王尔德戏剧主题多涉及爱情、婚姻、道德和家庭，这与五四启蒙话语所关注的问题一致。
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上，王尔德戏剧中的女性也不再是模式化的两级形象一要么纯洁善良，要么邪恶淫荡，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能区分他笔下的女性类型。
Joseph在对《莎乐美》的评价中指出：“王尔德戏剧中展示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善恶道德标准。
”《理想丈夫》中的齐弗雷夫人(Mrs.Cheverley)，《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尔林夫人(Mrs.Erlynne)，她们大都与传统道德中女性中的叛逆者，但是他们身上往往又展示出可贵的美德。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传统婚姻和道德作为批判目标，王尔德戏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寻找的依托。
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具有个性和某种翻译目的的个体译者来实施的，因此翻译与译者身处的政治、经济或个人境况有密切的联系(Luise V on Flotow,2001)。
王尔德的戏剧作品在1909年由周作人译介到中国后，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次译介高潮在中国。
《新青年》第1卷2号、3、4、6号和第2卷2号连续刊登了薛琪瑛译著《意中人》。
沈性仁的《遗扇记》分别连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第6卷第1、3号。
王尔德戏剧在中国的热译与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和女性译者的个人境况有密切的联系。
她们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很多人都接受过新式的女学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她们翻译王尔德戏剧是有明确目的和主动选择的行为。
她们是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译者，在五四时期“平等自由”的呼声中，借助王尔德戏剧中女性形象，向中国男女青年传递一种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争取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三、王尔德戏剧里的女性翻译观翻译是一种以语言为转换媒介的活动，与语言密不可分，女性翻译家把翻译当作争取实施语言变革，争取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女性翻译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有意识地政治行为。
Simon曾指出“她们通过翻译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信念”(Simon，1996：2)。
她们认为“女人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语言并从语言中得到解放”(Simon,1996：8)。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家，她们通过改写，加写前言和脚注，补充，劫持等翻译策略来操纵原文文本。
五四时期的女性翻译家虽然没有采取这些激进促使，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翻译家，但是在她们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女性意识的注入。
1、加写序言薛琪瑛在《意中人》所作的《译者识》中，首先阐述了自己对王尔德戏剧的评价，认为王尔德是“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得意之作”，这表明她在原文的选择上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的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传播西方文明，教育国人。
薛琪瑛同时还阐述了选择该剧的目的：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恨他人之过。
尤当因人过失而生冷爱心，谋扶掖之。
夫妇之间，亦应尔也。
特译之以饷吾青年男女同胞。
薛琪瑛有明确的翻译目的——传递婚姻男女平等、两性交往仁爱宽恕，并设定了译著的读者群“青年男女”，她试图推翻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倡导建立和谐，互助，平等的婚姻关系。
2、译文中女性形象的重塑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发挥出了体现在文本的选择，鲜明的翻译目的和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控外，还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明显的女性译者痕迹。
薛琪瑛在《意中人》中对少女美白儿的出场，译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解读了她的特立独行的勇气和鲜明的个性，对她的“骄横”，“任性”都进行了女性主义角度的美化。
原文：Mabel Chiher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ype ofprettiness.the apple-blossom tupe.She has all the fragrance andfreedom of a flower.There is ripple after ripple of sunlight in herhair，and the little mouth，with its parted lips，is expectant，likethe mouth of a child.She has the fascinatting tyranny of youth.and the astonishing courage of innocence.To sane people she isnot reminiscent of any work of art.But she is really like a Tanagrastatuette.and would be rather annoyed if she were told so.薛琪瑛译：国绝色美人之标本。
玉貌亭亭。
与香花并艳。
头上华发。
光洁映日。
樱唇小口。
绝类婴儿。
举动娇憨活泼。
毫不装腔作态。
明白者皆知其为天真烂漫可爱之人。
酷似塔拿格拉(古希腊城以发见多种造像著名)小像。
然彼不乐人道其如此也。
徐培仁译：绝色佳人，有闭月羞花之貌。
全身香气袭人。
金丝黄发，映照发光，樱口朱唇，无人不存亲其如孩童之小口也。
她非特有销魂荡魄之青春，且具惊人天真之勇毅。
在知礼之士观之，她的色艺固无可眷恋，然一人登徒子眼中，她实无异汤兰格之雕像。
(译者注：汤兰格Tanagra是希腊的地名。
)且不愿受人之称谀。
在薛琪瑛的译文中“举动娇憨活泼。
毫不装腔作态”弱化了原文中‘tyranny’，本是霸道蛮横之意，在她笔下却成了少女的“活泼，直率”可爱状，没有丝毫取悦于男性的矫揉造作。
而徐培仁译文中的“销魂荡魄”，“登徒子”都是从男性视角的描写。
3、再婚观五四时期，婚姻问题几乎成为社会上的“中心问题”，青年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婚姻“父母包办婚姻”，“女子三从四德”(the 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纷纷批判。
薛琪瑛在译文中巧妙的处理当时社会备受争议的“再婚”话题。
原文：Lady Chihern(advances towards Mrs，Cheveley with asweet smile.Then suddenly stops，and bows rather distantly.)I thinkMrs.Cheveley andI havemet before.I did not knowshehadmarrieda second time.Lady Markby(genially).Ah，nowadays people marry as oftenas they can.don’t they?It is most fashionable…译文：纪(面带笑容走向齐佛雷夫人忽然止步远立鞠躬介)我想齐佛雷夫人。
从前和我见过的。
不晓得她已经再嫁了。
麻嗄。
现在时代。
再婚的人岂不是很多吗。
这是最合时宜……中国传统婚姻中，女子再嫁已经触犯了传统礼教，更不用说随意多次再婚的发生。
原文中“nowadays people malty asoften as they can”本是讽刺当时人们把婚姻当作谋取名利的手段，但薛译本巧妙的译为“现在时代。
再婚的人岂不是很多吗”，意思是女性再婚已经是寻常的事情了，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的传统封建礼教。
在沈性仁《遗扇记》剧中对勃夫人(Duchess of Berwick)的描写上，我们同样发现她对离婚事件上比较先进的观点。
原文：A most attractive woman.and has such sensible views on life.Told me she entirely disapproved of people marrying more than once.so I feel quite safe about poor Augustus.沈性仁译：一个很惹人欢喜的女子，并且狠通达世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