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经学为什么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
经学为什么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说文》：“经，织也。
”经字本义是丝织物的纵线,跟纬线相对,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从先秦开始，经字延伸出了很多社会性的含义.比如《尔雅》里说：基，经也。
基，墙下土也。
又诂为始做事，谋始必经纶也。
这样经就有了初始的含义。
又说：典，经也。
这里的经已经有前代留下的典籍文献的意思了。
即《尚书多士》所谓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经”因此又有常言、常法、常理之义。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叔向日：礼，王之大经也。
服虔注释的时候就说：经，常也，常所当行也。
因此，先秦的经就是指那些初始的包含常理，即论述天地万物的、经久不变的先代文献，也就是古人说的“圣哲彝训”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多指孔子修订编制的六艺之书：《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些书，其实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传承多年。
人们称这些文献为“经书”，并有“六经”之说。
如《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但先秦时期却没有出现“经学”一词，经学的概念的出现在汉代。
如《汉书.儒林传》：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汉书.宣帝纪》：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
”当然这里的经学，是指称以儒家经典为诵习和传承对象的学问，或解经之学。
并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学术概念，也没有后来的神圣性。
站在近代科学的立场上看，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思维，强调对传统认识的批判与质疑。
但是古代的经学不是这样的，他是官方的意思形态，是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
经学不是一般的学问，但是在先秦经学还没有获得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属性。
六经的权威性，神圣性，不可批判性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步形成的，并且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这就是今天我为啥说经学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的原因。
首先，在先秦时代，六经是诸子百家的通学，而不是儒家独自的垄断的。
汉朝的文化教育经学音乐与书法的培养与传承
汉朝的文化教育经学音乐与书法的培养与传承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在文化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汉朝期间，文化教育得到了高度重视，经学、音乐与书法成为主要的培养和传承内容。
一、经学的培养与传承经学在汉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学问，被列为官方教育的重点内容。
朝廷设立了许多官学，如太学和郡国学，专门培养人才。
学生在官学中学习经典著作，掌握礼制、音乐、历法以及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知识。
为了鼓励学生的学习，汉武帝还下令为优秀学子提供奖学金，以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汉朝还注重经学的传承，将经典的著作收录编纂成《五经》和《十三经》等重要文化典籍。
同时，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还发明了石韵来记忆歌谱和乐器的音律，使音乐与经学相结合，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方式。
二、音乐的培养与传承汉朝的音乐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不仅在宫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在民间流传。
朝廷设立了乐府，负责创作音乐作品，同时还成立乐官，负责维护和传承音乐的文化。
在汉朝的音乐教育中，培养乐师是一项重要任务。
乐师通过学习乐理和乐曲演奏技巧，成为宫廷和民间的音乐家。
同时，汉朝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改革，将古代雅乐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汉朝的音乐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
许多音乐作品被收录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作品通过口头传承和书写传承方式，一直延续到后世。
汉朝的音乐对后世的音乐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代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书法的培养与传承在汉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成为了国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廷对书法的培养和传承非常重视，选派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在宫廷中担任官职，负责刻石铭文和书写史书。
为了促进书法的传承，汉朝还制定了《帝王世纪法帖》和《虞参考法帖》等法帖，供后来的书法家学习和模仿。
这些法帖成为了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素材，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孝文帝还下令要求官员的文书必须规范、整洁，提倡行书的书写方式，以确保文书的质量和美观。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作者：朱凯悦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3期摘要：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
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关键词：汉代经学今古文经之争阶段性特征一、汉代经学发展概述先秦时期，经学已萌芽并开始逐步发展。
但经籍的传布在秦汉之际遭受两次厄运：其一为秦始皇焚书（见《史记·秦始皇本紀》），其二为项羽焚烧秦宫室所藏图书。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
经学从此步入一个全面发展并臻于极盛的历史时期。
在汉代，经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经学重建阶段经学重建阶段为汉初至景帝时期。
这一时期，诸经复出，经学开始重建。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 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以来之“挟书律”，经籍复出。
《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
” 由此可见汉初传经之特征为各守门户，统系分明，进一步形成西汉经学重视“师法”与“家法”的特点。
（二）今文经学极盛阶段今文经学极盛阶段为西汉武帝至成帝时期。
这一时期，儒术独尊，今文经学极盛。
《汉书·武帝纪》：“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 汉武帝采纳赵人董仲舒之意见，表彰儒家经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七家，标志着汉代经学繁荣阶段的开始。
汉宣帝时增立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尚书》各一家，谷梁《春秋》一家；分《礼》为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分《易》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分公羊《春秋》为严（彭祖）、颜（安乐）二家。
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2011年5月山东社会科学SHANDONG SOCIAL SCIENCES·语言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11－05－26作者简介：王爱青（1967—），女，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馆员，讲师，研究方向为图书管理与经济管理。
浅论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王爱青（淄博职业学院图书馆，山东淄博255000）［摘要］两汉经学的确立、发展、衰微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学虽被立为官学，但仍逃脱不了由昌盛到衰落的历史规律性。
两汉时经学极盛，作为官方哲学的经学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术思想现象，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传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经学；儒学；确立；衰微［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专辑－0005－02经学是两汉主流的学术思潮。
既然是学术思潮就具有时代性，就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以及衰落的过程。
与先秦的原始儒学大不相同的是，两汉的儒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呈现于世。
孔孟荀论道则从合理的生活方式、合理的治国方式两个方面，为经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两汉经学的兴起两汉经学是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随着其自身思想的积极演进而发展成为的儒家经学。
儒家学说在汉代以经学的形式出现，这与先秦原始儒学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首先，从内在理论上说，经典，顾名思义，其作者的身份和地位必须具有不容置疑性，尤其表现在“五经”即《诗经》、《尚书》、《礼》、《易经》、《春秋》。
这些都是上古三代的政治、历史、文学、宗教、制度等文献资料汇编，是儒家继承和弘扬上古三代的价值理想和完整价值观的系统理论存在形式，儒家思想就是随着整理和解释上古三代文献而产生的。
经典内容还具有真理性和社会生活的指导性。
儒家经典不是简单的文字资料，而是中华民族发展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先秦诸子时代思想家们将自己投身于国家政治当中，力图使自己所在地国家国富民强，使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作用于现实社会。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简体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简体中国古代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遗产。
今古文评议，旨在探讨两汉经学在今日的价值与影响。
一、两汉经学的历史地位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孔子学说、法家学说、道家学说等不同学派在这一时期相互碰撞、融合。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学发展，而道家、法家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
二、儒家经学的今古评议儒家经学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巅峰，其核心思想主张仁爱、礼乐、忠恕等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今日，儒家经学以其强调人伦关系、弘扬中庸之道的理念，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思想基石。
三、道家经学的今古评议道家强调“道”和“无为而治”，主张追求超越尘世的境界，倡导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今日社会仍然有启示。
在现代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道家的宁静、淡泊、随遇而安的理念有助于指导人们更好地面对挑战，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安宁。
四、法家经学的今古评议法家学说在两汉时期崭露头角，主张法治思想，注重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今日，法家学说的法治理念仍然对建设法治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强调法制和治理的法家思想，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
五、经学的传承与创新今日，两汉经学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与创新。
不仅有学者通过研究经典文献继承传统，更有一系列现代注解和解读使得经学焕发新的生命力。
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使古代智慧在今日焕发出新的光彩。
六、结语两汉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承载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今日，我们在传承经学的同时，更要在现代语境中理解、借鉴，并通过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两汉经学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代社会的宝贵财富。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
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
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货殖列传》”。
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
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
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
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
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
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
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
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思想史两汉经学问题总结
思想史两汉经学问题总结思想史是研究人类思想发展过程的学科，它涵盖了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
而中国的思想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两汉经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学是汉代文人士人所学习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于两汉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于两汉经学问题的总结。
首先，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
西汉时期的经学以孔子的儒学为主体，强调学习经典书籍，尤其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西汉时期的学者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诠释这些经典来理解儒家思想，并且致力于将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融入到社会生活中。
而东汉时期的经学则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东汉时期的学者主要是通过注释经典来阐发儒家思想，并且根据当前的社会环境提出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建议。
其次，两汉经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经义学。
经义指的是对经典的解释和理解，它是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两汉时期，经义学成为了儒家学者争论的焦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例如，东汉末年的王充提出了"自然"的观点，主张从自然中寻找道德和价值的根源，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而另一位东汉学者郭象则主张对经典进行字词的考证和研究，以求真正还原原始的经典意义。
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提供了思想交锋的舞台，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第三，经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和影响也是两汉经学的重要问题。
两汉时期，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发展兴起并与儒家经学产生了交汇和对话。
这种交流和对话不仅丰富了儒家经学的内涵，也为其他学派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例如，东汉时期的儒家经学对于道家思想的接纳和融合，加深了两个学派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同时，儒家经学对于法家和墨家等学派的批判和反思，也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和争议。
最后，两汉经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范围。
经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主流学问和思想流派，直到近现代才逐渐受到儒家以外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挑战。
《史记》与六经的传承
《史记》与六经的传承作者：姜海军来源：《博览群书》2015年第09期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实，它在中国经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尽管汉代班彪认为司马迁“离经叛道”，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也认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但这种说法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驳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马迁重视六经、孔子儒学，明人焦竑甚至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焦氏笔乘》卷二《史公权衡》。
）【推崇六经，重视儒学】实际上，司马迁的父亲注重黄老之学，而司马迁本人更重视六经、孔子儒家。
如朱熹就曾说：“先黄老而后六经，此是太史谈之学，若迁皆宗孔氏。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清冯班也说：“史迁极重仲尼，史谈乃重老子，父子异论。
”（《纯吟杂录》卷六）清人王鸣盛也说：“《太史公自序》叙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
”（《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氏父子异尚》）父子之别不仅是个人的思想旨趣，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司马迁对六经、孔子儒家的重视，深受其师董仲舒的影响之外，也是汉武帝时期文化政策转向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
董仲舒为了给汉武帝提供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对《春秋》进行解释，由此奠定了汉代经学诠释的新模式。
可以说，董仲舒是先秦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型的关键人物。
在这种情形下，司马迁无论是在史学编纂、历史叙事还是人物事件的评价方面，自然都认可儒学、经学的主导地位，并为之服务。
司马迁《史记》旨在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扬儒家经典及圣人之道，如其所谓“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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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JO U RN A L O F R EN M IN U N IV ERSIT Y OF CH IN ANo.1 2006[收稿日期] 2005-06-22[作者简介] 刘松来(1956-),江西铅山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刘松来(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27)[摘 要]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
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5史记6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0的5史记6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关键词] 司马迁;经学;历史观;天道观;话语垄断[中图分类号] K2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6)01-0144-065史记6的问世堪称汉代文化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一奇迹的产生自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缘,诸如前代文化学术的长期积淀,汉初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司马迁本人的禀赋和独特的人生经历,等等。
对此,古今学者论之甚详,无须赘述。
本文主要尝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5史记6与经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系统梳理。
笔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司马迁既受到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又表现出了超越经学禁锢的文化创造精神。
一、经学对司马迁创作5史记6的影响司马迁与汉代经学的关系十分微妙。
班固曾在5汉书#司马迁传6中严厉批评太史公:/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5六经6;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0东汉的范升也认为司马迁/违戾5五经6,谬孔子言0(5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6)。
由于班固和范升均为汉代著名经学家,所以他们的上述言论很容易使人们误认为司马迁与经学势不两立。
其实,就司马迁的思想和他创作5史记6的情况而言,经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崇拜孔子,服膺董仲舒,表现出了与汉代经学之士十分接近的文化价值取向。
班固指责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5六经60,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5史记#太史公自序6中照录了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5论六家之要指6,由此班固便得出了司马迁偏重黄老的结论。
这种推论是失之偏颇的。
尽管司马迁的思想的确受到了黄老之学的影响,但儒学在司马迁的思想和5史记6全书中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倘若司马迁果真是/先黄老而后5六经60,那么他在5史记6中就不可能把身为布衣的孔子列入5世家6,而把同样身份的老子归入5列传6。
事实上,司马迁对孔子是十分崇拜的,他不但在5孔子世家6的/论赞0中提出孔子的思想文化事业将永世长存,称其为/至圣0,而且在5太史公自序6中还借壶遂之口提出孔子/作5春秋6,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0。
这种见解与汉代经学之士的看法可谓如出一辙。
试举数例如下:孔子作5春秋6,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144)焉。
(5汉书#董仲舒传6)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
(贾逵: 5春秋序6)两汉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孔子都是非常推崇的。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尊孔子为/受命0的/素王0,后者尊孔子为/先师0。
可见孔子是汉代经学家公认的开山鼻祖。
既然司马迁像经学家一样承认孔子为/至圣0、/素王0,那就足以说明他与汉代经学家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文化价值取向的大致相同不但决定了司马迁与汉代经学家共同尊奉孔子为代天立道的精神权威,而且促成了他与经学大师董仲舒的一段师生因缘。
关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说,虽然在汉代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但古今学者论之甚详,兹引数例如下:仲舒此论(指董仲舒论孔子作5春秋6)见于5太史公自序6,其学粹矣。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
0则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
(真德秀:5文章正宗6卷一六)司马迁实当时5春秋6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5史记6,盖窃比5春秋6。
[1]当代已故著名学者吴汝煜先生综合前人观点,在5史记论稿6中系统列举了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三条理由: (1)从时间、地点上说,司马迁完全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
董仲舒晚年举家迁居茂陵,正好与司马谈同居一地,其时司马迁十六七岁,正是受学的理想年龄。
(2)司马迁于当时公羊学者中,最推崇董仲舒。
5史记6不提当时治5公羊春秋6的公孙弘和胡毋生,而在5十二诸侯年表6序言中称:/上大夫董仲舒推5春秋6义,颇著文焉。
0(3)董仲舒对孔子作5春秋6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5史记6的指导思想之一。
通过上述学者的考证,司马迁与董仲舒之间的关系已大致明了。
即便不能百分之百地认定司马迁就是董仲舒的受业弟子,至少可以肯定司马迁服膺董仲舒。
鉴于董仲舒在汉代经学中所处的领袖地位,司马迁服膺董仲舒,也就意味着汉代经学不可能不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司马迁推崇5六经6,特别是5春秋6,有着与汉代经学家大致相同的文化学术渊源。
在汉代经学家眼中,相传经过孔子删订的5诗6、5书6、5礼6、5乐6、5易6、5春秋6,几乎构成了一个有关政治、道德、历史等人类社会生活法典的完备体系。
因此,推崇5六经6完全可以视为汉代今古文经学家们的共同特征。
匡衡在上疏中宣称:/臣闻5六经6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
故审5六艺6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0(5汉书#匡张孔马传6)班固也认为:/5六艺6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0(5汉书#儒林传6)与此相类似,司马迁对5六经6同样十分推崇,他说:/5易6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5礼6经纪人伦,故长于行; 5书6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5诗6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5乐6乐所以立,故长于和;5春秋6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0(5史记#太史公自序6)可见,在推崇5六经6这一点上,司马迁与汉代今古文经学家的见解可谓毫无二致。
笔者认为,在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中,5六经6中的5春秋6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例如,被班固誉为/儒者宗0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就将大量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融入5春秋公羊传6,从而建构起了以天人感应为基调的今文经学理论体系。
他的主要著作如5春秋决事比6、5春秋决疑6、5春秋繁露6、5举贤良对策6等,无不以5春秋6为理论依据。
无独有偶,在5六经6中,司马迁最为推崇的也是5春秋6。
他曾在5史记#太史公自序6中全面阐述5春秋6明道正义的作用:/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5春秋6,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5春秋6,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5春秋6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5春秋6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5春秋6者,礼义之大宗也。
0毫无疑问,无论是董仲舒或司马迁,他们推崇5春秋6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把这一典籍视为一种具有极强的现实政治功效的治世药方。
对此,司马迁在5史记#太史公自序6中说得十分明白: /夫5春秋6,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0正因为5春秋6在王道政治中具有其他儒家经典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5春秋60 (5史记#太史公自序6),所以在董仲舒和司马迁眼中, 5春秋6并不只是一种具有现实政治意味的历史著作,还是孔子直接干预政治的一种文化举措。
如果说董仲舒看重5春秋6是着眼于借助这一文化载体重建一种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伦常关系和政治制度,那么司马迁则主要是以5春秋6为准则,努力从历史的兴衰隆替中阐述兴亡成败之理。
前者重在政治实用性和正统性,后者则重在为政者的人格责任和民本性。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145)差异,但他们在着眼于5春秋6的现实政治功效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第三,经学观念对司马迁创作5史记6的影响。
任何一种学术都有自己赖以生长发育的文化渊源,且同一文化渊源滋生出的不同学术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性状相近的文化基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以5六经6,特别是其中的5春秋6作为自己创作5史记6的文化渊源,那么也就注定会与两汉经学结下不解之缘。
事实上,经学观念对这部文化巨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在此,我们只能择其要者分析如下:天人政治观的影响。
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在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一学说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君权神授。
/天0处于最高地位,由/天0指派天子统理万民,这是亘古不变之/道0。
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0(5汉书#董仲舒传6),讲的就是这层意思。
二是灾异谴告。
当君主的个人行为或颁行的政令引起社会不满,即将引发政治动乱时,/天出灾异以谴告之。
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0(5春秋繁露#必仁且智6)如果说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为了赋予君主以绝对权威,那么灾异谴告的观点则是试图在不损害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通过心理和道德压力约束君权。
两者是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
翻检5史记6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在5天官书6中,司马迁不但描写了天人交感的种种事例,以此为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0学说提供历史依据,而且明确地总结说:/此其荦荦大者。
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
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0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在政治领域的天人感应观同样表现在君权神授和灾异谴告这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体现在秦汉易代问题上。
司马迁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刘邦称帝是天意所致,如: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5史记#高祖本纪6)良数以5太公兵法6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良为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0故遂从之。
(5史记#留侯世家6)这些足以表明,在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中,出身泗水亭长的刘邦最终拥有天下,完全是上天意愿的体现。
至于灾异谴告,5史记6中也多有言及。
司马迁从天人感应的观念出发,认为灾异的隐现主要取决于人为。
为此,他一再强调:/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0(5史记#楚元王世家6)/然其(灾异)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
0(5史记#天官书6)应该指出,司马迁和董仲舒的灾异谴告学说都不能简单地归入一种神秘意志论,而应当视为一种具有较强现实作用的政治学说。
司马迁正是从灾异与政治俯仰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所主张的为政次序:/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0(5史记#天官书6)。
在这里,注重德教、勤政理民被视为最上等的政治;当政治出现弊病之后及时予以补救,改弦更张,仍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最无道的政治是上天降灾谴告之际,君主不反躬自省,修救补弊,反而寄希望于祭祀禳祈来消除灾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