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精读3课文翻译

Unit 2 Fruitful Questions

詹姆斯·索利斯克描述了他是如何因他的孩子们能用新方法看事物而认清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的。

获益匪浅的问题詹姆斯·索利斯克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餐桌旁，我的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9岁、6岁和4岁--暂时停止争抢食物，腾出时间教我认识什么是范式变换、什么是线性思考的局限以及如何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在玩自己那套只动嘴的“哪个不是同一类？”的芝麻街游戏。本来玩这游戏时，孩子们要看三张画并挑出那张不属同一类的画。我说：“来吧，哪个不是同一类，桔子，西红柿，还是草莓？”老大很快就说出了自以为非常得意的答案：“西红柿，因为其他两种是水果。”我承认这是正确答案，尽管有些纯粹主义者坚决认为西红柿是一种水果。对我们这些从小就被迫吃拌在色拉里的西红柿的人来说，西红柿永远是蔬菜。我正准备再出一道三种东西为一组的题目时，我4岁的孩子说：“正确答案是草莓，因为另外两种是圆的，草莓却不圆。”我怎么能驳斥这种论点呢？

接着，我6岁的孩子说：“不属同一类的是桔子，因为另外两种是红色的。”9岁的孩子不想让弟妹占上风，说道：“不是同一类的也可以是桔子，因为其他两种长在藤上。”

老二把这看作对他发出的挑战。“可以是草莓，因为只有草莓会放在冰淇淋上。”

毫无疑问，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儿。这事儿比争抢食物还乱，比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重要得多。哥白尼把太阳视为宇宙中心，重新调整了地心说这一长达数世纪的范式，我的孩子们正做着哥白尼当年做的事。鲁宾·马修斯把他的布朗克斯冰淇淋改名为哈根达斯，在不改变产品的情况下提高了价格，我的孩子们正做着鲁宾·马修斯做过的事。爱德华·詹纳放弃了寻找治疗天花的特效药，从而发现了能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我的孩子们正做着爱德华·詹纳做过的事。

他不去研究得了天花的患者，而去研究接触天花却从未染上此病的人。他发现他们都患了一种类似天花但比较轻微的疾病：牛痘；牛痘使他们得以防止染上致命的天花。

他们在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他们在重新认识他们的问题。他们在重新表述他们的问题。总之，据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言，他们正做着历史上有过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都曾做过的事：他们在改变旧的范式。

但假若我们的游戏是学校里做在作业本上的练习，那么没有把西红柿圈出来的孩子全都会被批为答错。凡是没有把问题解读为“哪个不是水果”的孩子都是错的。也许这种情形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中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时是不及格的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他也许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范式改变者。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学校评头品足。天知道，发一通议论太容易了。这样说，不过是想提醒大家信息的价值实在是有限的。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似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人人都大声要求得到更多的技术，大声要求即刻享用不断增多的信息。

学生们必须联机。你们家必须用数码与环球信息网连通。企业必须能即时下载大量资料。但是，除非我们改变范式、重新看待相关的各种因素，否则，信息高速公路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无论是现在还是最近，我们都不缺信息。试想我们拥有的信息比四百年前的哥白尼多了多少。但他作出了足以震撼地球的（权作双关语）惊人之举，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他作出此举不是靠发现更多的信息，而是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大家都看到过的信息。爱德华·詹纳不是靠积累信息发明预防药物，而是靠重新表述问题。

当我们开始驶入信息高速公路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看信息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像我的孩子所做的那样，去发现有一个以上的正确答案、有一个以上正确的问题、有一个以上看一堆信息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当你只有一把锤子时，你往往把每个问题都看作钉子。

Unit 5 The Day Mother Cried

从失败的一刻中，母亲和儿子收获了他们从成功中不曾收获到的。母亲永不放弃的精神给他此后的人生以很大的勇气。

妈哭的那天杰拉尔德·默尔

在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天，我放学回家，心中充满了期待。我腋下夹着一期新的我最爱看的体育杂志，再者，家里没有别人打扰我。爸爸在上班，妹妹不在家。妈妈刚找到新工作，还得过一个小时才下班。我跳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嗒一声打开电灯。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妈妈双手捂着脸，身子紧缩成一团，坐在长沙发的那一端哭泣着。我看见妈妈哭这还是第一次。

我小心翼翼地向她走去，轻轻拍她的肩膀。“妈妈，”我说，“怎么啦?”

妈妈深深吸了一口气，强作微笑。“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我这份新工作要丢了。我字打得不够快。”

“可你上班才三天，”我说。“你会熟练起来的。”我这是在重复她讲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或做一件与自己关系重大的事情而遇到困难时，她总是这样跟我说的。

“不成，”妈妈黯然神伤地说。“过去我总是讲，只要我下决心，什么事都能干成。现在我仍然认为大多数的事我都能做。但打字这件事我干不了。”

我感到无能为力，而且十分尴尬。我虽然十六岁了，但仍然以为妈妈什么都能干。几年前，当我们卖掉农场，搬到城里住的时候，妈妈决定开办日托所。她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她写信要求参加幼托函授课程，学习了六个月就正式获得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格。不久她的日托所招生额满，而且还有不少小孩登记等着入托呢。我觉得凭妈妈的能力，办成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无论是托儿所或是我父母后来购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收入供我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就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妈妈拼命想办法积蓄钱。很清楚，爸爸已尽了最大努力--除了一份全日工作之外，还耕种了八十英亩地。

我们卖了汽车旅馆没几个月，妈妈搬回来一台旧打字机。这架打字机有时会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吃晚饭时，我把这台机器说成是“废物一件”。

“我们只买得起这样旧的，”妈妈说。“学打字用是够可以的了。”从那天起，餐桌一收拾，盘子一洗，妈妈马上到她的缝纫间去练习。有几天，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听说妈妈在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我一点也不惊奇，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妈妈却欣喜万分。

星期一，妈妈第一天上班回来，我发觉妈妈的高兴劲儿已经烟消云散。妈妈绷着脸，看上去很疲劳，我没对她作任何表示。

星期二，爸爸做晚饭，收拾厨房。妈妈呆在缝纫间练习打字。“妈妈还好吗?”我问爸爸。

“妈妈打字碰到点困难，”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多帮一点忙，她会很感激的。”“我已经做得不少了，”我马上警觉起来，说道。

“我知道你做得不少，”爸爸心平气和地说。“说不定你还得再多干一点。你要记住，她现在工作主要是为了能供你上大学。”

老实说，上不上大学我并不在乎。我真希望妈妈一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星期三，当发现妈妈哭时我所感到的震惊和窘迫，完全表明了我对妈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不理解。我坐在她的身旁，慢慢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们都不免有失败的时候，”妈妈平静地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也感觉到她在极力抑制着由于我闯进来而被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突然，我心里一酸，伸开双臂，把妈妈搂在怀里。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贴着我的肩膀，抽泣着。我紧紧抱着她，没有说话。我明白我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和我所能做的，这就够了。妈妈非常激动，我感到她的背在颤抖。就在那一时刻，我第一次明白妈妈也有弱点。她还是我的妈妈，但又不仅如此：她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会害怕，会受到伤害，会遭遇失败。我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像我千百次在她怀里寻求安慰时，她感到我的痛苦一样。

一周过后，妈妈找到一个卖纺织品的工作，工资只有原先电台的一半。“这是一个我能胜任的工作，”她简单地说道。但在晚上，她继续在那台绿色的旧打字机上练习。那时，每当我在夜晚走过她的房门前，听着她那一刻不停的嗒、嗒的打字声时，我的感情与过去迥然不同了。我深知，在那个房间里进行着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在学习打字。

两年后我上大学时，妈妈找到一份薪金比原来高但责任也比原来重的办公室工作。使我不得不相信的是，妈妈不可思议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竟与我所学到的一样多。因为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自豪地受聘担任报纸记者时，她已在我们家乡的报社里当了六个月的记者了。

那台绿色旧打字机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修理过。它是一件纪念品。但它所勾起的我的回忆与妈妈的不尽相同。每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或是自叹不走运时，我就往那台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像妈妈当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打着。这时，我回忆起的不是妈妈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她那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

Unit 6 A Day’s Wait

小男孩的病似乎并不太重。但他显然在为什么事忧心忡忡。究竟是什么事呢？

一天的等待欧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床上去睡。”

“不，我没啥病。”

“你先去睡。我穿好衣服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9岁的男孩，看上去病得厉害，一副可怜的模样。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到楼上去睡，”我说，“你病了。”

“我没有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102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丸，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药退烧，另一种润肠、通便，还有一种是去酸。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生存。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不引起肺炎，就无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并记下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

“要不要让我读点书给你听?”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然置之。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不在听。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的脚端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药丸。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的脚端，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 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这事令你烦恼的话。”

“没有什么可烦恼的。”

“不，我是说，要是这事终将给你带来烦恼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就像那光秃秃的树木，那灌木丛，那砍下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的。我带着我那条幼小的爱尔兰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平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摔倒了两次，都是挺重的。一次猎枪也摔丢了，在冰上滑出去老远。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快要从堤岸上消失时，我击落了两只。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散了，钻进了灌木丛。你得在这些被冰裹着的树丛上跳上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惊起。当你在这些既滑又有弹性的树丛上摇摇晃晃尚未立稳之际，它们却飞了出来，使你很难射中。我击落了两只，却让它们逃掉了五只。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面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的另一端。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102度4分。

“原先是102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啥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吞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到我死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102度。”

“人发烧发到102度是不会死的。你这是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说，烧发到44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102度了。”

原来自上午9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哦，可怜的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量，37度是正常的体温。用这种温度计量，正常体温是98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他那凝视着床的脚端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和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

Unit 8 Daydream a Little

白日梦的名声一向不好，但现在科学研究已揭示，白日做梦也许真能增进心理健康和提高创造力，白日

做梦甚至可帮助你实现你渴望达到的目标。

做点白日梦尤金·罗德塞普

“又在白日做梦啦，巴勃? 你要是老这样消磨时间，你将一事无成! 难道你就不能找点有益的事做吗?”

许多年轻人都听到他们的父母讲过类似的话。直到最近，这种对白日做梦的敌视态度仍是人们最常见的态度。白日做梦被视为浪费时间，或被看成是逃避现实生活及其责任的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但现在有人对此持一种新的见解。有些人认为，白日做梦或许是一件十分有益于健康的事情。

人们对白日做梦的态度正在改变，这与人们对夜间做梦的看法的变化有非常相似之处。人们曾一度以为夜间做梦干扰我们所需的休息。后来，研究人员设法打断睡眠者的梦。他们获悉不让睡眠者做梦，他们反而得不到有益的休息。这些人变得紧张不安，烦躁易怒。他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他们会暂时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要恢复健康，就得让他们做梦。

如今研究人员正发现白日做梦对人的精神可能也有重要的影响。他们说，白日做梦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其好处还不止于此。一些心理学家已经进行过试验，并得出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

琼·T·弗赖伯格博士得出结论说，白日做梦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她说，白日做梦还能使人更加专注，延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并改善与别人相处的能力。在对上学的儿童进行的一项试验中，这位研究人员还发现白日做梦使孩子们更加注意细节。他们的精神更加愉快。他们相互间合作得更好。另一名研究人员报告说，白日做梦似乎能改善自我克制力与创造力。

但这些仅是一部分情况。有关白日做梦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或许是它在按我们自己的意愿创造未来生活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工业家亨利·J·凯泽相信，他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积极利用白日做梦。他坚持说:“你尽可以想象自己的未来。”佛洛伦斯·南丁格尔曾梦想成为护士。年轻的托马斯·爱迪生也曾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发明家。对这些著名的成功者来说，似乎他们的白日梦统统变成了现实。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博士相信，我们想象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结果往往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劝告说:“在你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你自己的形象……，这样，你就会向这个形象靠拢。倘使你把自己惟妙惟肖地想象成一个失败者，单这一点就会使胜利化为泡影。你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胜利者，这将对你的成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你心目中没有一个确立的形象，你就会随波逐流……”

一些运动员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例如，前撑杆跳冠军约翰·尤尔塞斯每次比赛前都使用白日做梦的技术。他想象自己赢得胜利。他逼真地想象自己在某一高度是怎样越过横竿的。他会把所有的细节一一地在脑海里审察一遍。他会想象到体育场和观众的情景。他甚至想象出草坪和泥土发出的气味。他说，这种想像力的运用在脑子里留下记忆痕。这些记忆痕将有助于他的临场发挥。

为什么脑子里的一个成功形象会有助于取得实际的成功?身为外科医生兼作家的马克斯韦尔·莫尔茨博士是这样解释的：“你的精神系统不能区别想象的经历和实际的经历。无论哪种情况，它都自动地对你给的信息作出反应……它对你信以为真或想象为实的情况做出恰当的反应。”

他相信，有目的的白日做梦在脑子里建立起新的“记忆”。这些积极的记忆可以改善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而自我形象对一个人的行动和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

你会利用有意识的白日做梦来创造自己的前程吗?你不妨试一试。下面是那些相信白日做梦的创造性的人推荐的方法。选一个你能独自一人不受打扰的时间。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想像力更加自由地翱翔。许多人发现，如果假想自己坐在一个大的屏幕前，则可以获得最佳效果。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理想的形象放映到这个屏幕上。

现在你就来尽可能生动地按你所希望的那样想象一下你自己吧。记住将你想达到的目标想象成似乎你已达到了。仔细琢磨一番这一图像的全部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得清楚、明晰。将这些细节深深地刻印在你的记忆里。这样生成的记忆痕，据信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它们将帮助把你引向你要达到的目标。当然，白日做梦绝不能代替艰苦的努力。如果你要在运动上有所成就，你还得进行大量的练习。你得努力提高技术。如果你要学业优异，你绝不能忽视学习。单是白日做梦不能使你功成名就，如愿以偿。但与较为通常的自我提高的方法结合起来，它就有可能起关键性的作用。是仅仅干得好一些，还是成为冠军，其差别往往在此一举。

假如研究人员所说是真，那么没有想入非非、白日做梦的生活就不可能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就的。因此研究人员建议每天留出几分钟用于白日做梦。这样做，可以改善你的身心健康。每天放上10分钟或15

分钟的“假”，到想象的王国里去遨游一番，可以为你的生活增添许多兴奋和乐趣。说不定你真的会见到你的白日梦成为现实呢。

Unit 9 Song of Defiance

他们用他们的唯一武器——歌喉——与纳粹对抗。

反抗之歌弗格斯·博德威奇

当你行走在捷克共和国特雷津的雾气笼罩的铺着石子的街道上的时候，心里便会充满着这座村子的六十年前的景象，当时那里是一座塞满了绝望的奄奄一息的犹太人的纳粹集中营。然而，特雷津并非仅仅是个遭受苦难的地方，它还是个赢得胜利的场所。

特雷津曾经是处有点反常的展示橱窗。与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等灭绝人的集中营不同，纳粹将这座位于布拉格附近的村镇刻意打扮以欺骗世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时间里，纳粹的宣传机器宣传犹太人在那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甚至利用被抓捕的犹太制片人杜撰情节拍摄了一部电影，展示“愉快的”犹太人在听讲座和在晒太阳。而现实却是迥然不同。这座原本只能容纳7千人的小镇如今却挤着5万8千个犹太人。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设施，床上到处爬满虱子等害虫，厕所里污水外溢。曾在特雷津待过的15万人中，3万5千人死在那里，多数死于疾病和饥饿。

出于宣传目的，集中营方面也做过一些让步。党卫队只在城堡的外面设岗，营内日常活动由一个犹太人“长老委员会”监管。只要关押在里面的人的言行不引起纳粹的注意，该委员会装着视而不见。

于是，在弥漫着死亡的氛围中，作家勉强还能写，画家勉强还能画，作曲家勉强还能作曲。其中，有位名叫拉斐尔·沙克特的年约三十五、六的音乐指挥。他长得相貌堂堂，一头乌黑鬈发，显得很有魅力。在战前布拉格的浓浓的多元文化氛围中他刚崭露头角。纳粹逮捕他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他是犹太人。他在集中营里关了经年累月，眼见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消失在东运的纳粹车辆中，沙克特对抓捕他的人的愤怒与日俱增。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用一句话向他的室友吐露了他的想法：“我们可以用歌声向纳粹表达我们无法向他们直接说的话。”

他们的武器便是威尔第的《安魂曲》。

沙克特想要说的话统统被掩饰在以上帝的愤懑和人类的解放为主题的《安魂曲》的拉丁词语中了。沙克特仅有的乐器只是从垃圾堆中找来的一架簧风琴，除此而外，他便只好靠人的嗓子了。为实施这一计划他全身心都投入了，他设法招募到150名歌手。

其中有一位是生着一对棕色眼睛的名叫马里安卡·梅的十多岁的少女。她每天得工作12小时，从擦窗户到为德军士兵制作烟荷包，什么都得干。然而晚上她常溜去参加合唱队，在那里，威尔第的音乐和沙克特的激情使她受到鼓舞。“没有拉斐尔·沙克特，我们不会活下来，”梅说。她是少数几位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合唱队成员之一。“他用音乐拯救了我们。”

沙克特在簧风琴上强有力地奏出威尔第的崇高主题时，女高音和男声最高音歌手们，男高音和男低音歌手们，强忍饥饿的折磨，均各就各位。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份乐谱，歌手们只得强行记住自已那部分的用拉丁文谱写的乐曲，而懂得拉丁文的，除沙克特外就很少有人了。

当他们排练被称之为“愤怒之日”的最主要的一章时，沙克特解释说，这意味着上帝将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裁判所有的人——包括纳粹们，他们终将要为他们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我们正在他们面前树立一面镜子，”他说，“他们逃脱不了末日的来临。”

尽管德国人在关押的人中安插了奸细，沙克特还是设法将合唱团排练的真正意图掩盖了起来。然而集中营的犹太長老们依然十分不安。“德国人会把合唱团的人统统放逐并绞死你们的，”他们在一次争论得异常激烈的会议上告诫沙克特说。

那天晚上，沙克特对合唱团的人说道：“我们在干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哪位想走，请自便。”

没有一个人离开。

终于在1943年的秋天一切都准备就绪。在从前的一所健身房里，他们为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们演出了第一场。有人找来一架缺了一条腿的旧钢琴，用一只板条箱支撑着。演出时，一位技师用一把钳子调音。

威尔第的音乐像电一般顷刻燃遍听众。许多人迄今仍记得那是他们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有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安魂曲》如同放在人们面前的佳肴，饥饿使得他们拚命地啃噬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安魂曲》反复上演了数次，以便让更多的关在集中营的人们看到。

随后，沙克特接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安排一场专场演出的命令。这场演出是为了欢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们的，他们被纳粹愚弄竟胡说什么犹太人在特雷津日子过得很舒适。来看的还有纳粹的高官们，其中一位是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的党卫队的陆军中校。于是演出便成了无畏的犹太人与操纵灭绝犹太人计划者之间的一场面对面的对抗。

尽管作了最大努力，沙克特只能召集到60名合唱歌手。骨瘦如柴的他们聚集在小小的舞台上，艾希曼身着纳粹的全副戎装坐在前排。犹太人的目光直逼纳粹们，他们越唱越激昂：

愤怒之日到来之际必将这世界化为灰烬……审判来到之时颤栗吧……有仇必报。

演出结束，没有任何掌声。纳粹们默默地起身离座。艾希曼临走时，有人听到他得意地笑着说：“他们在给自己唱挽歌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犹太人是在给他唱挽歌呢。

演出后不久，沙克特和合唱团的几乎全体团员便被装载进去奧斯威辛方问的车厢，没有人再看见过他。马里安卡·梅是盟军到达特雷津后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个。“在那个集中营我什么都不相信，”梅说道，她眼神中呈现出的既有那弥漫着死亡的特雷津的街道也有如今所住的纽约州北部舒展的山丘。“那时我常对自己说，…上帝在哪儿？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他怎么会让这些孩子死去？?沙克特不是一个教徒，可是他通过音乐给予我们的不是上帝又是什么。

Unit 10 The Fantastic Spurt in Technology

阿尔文·托夫拉写道，今天技术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得多。技术的象征已不再是工厂的大烟囱抑或流水装配线了。在我们奔向未来之时，发展的速度将会更快。

工艺技术上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A·托夫勒

对大多数人来说，“技术”这个词往往使人联想到浓烟滚滚的钢铁厂或是轰隆作响的机器。或许，技术的经典代表仍然是半个世纪之前亨利·福特首创的流水装配线。在电影《摩登时代》里，查理·卓别林则将流水装配线变成现代社会的象征。然而，这一象征并不完善，且易引起误解，因为技术从来就不仅仅是工厂和机器。中世纪发明的马轭导致了耕种方法的重大变革，它与几世纪后发明的贝西默鼓风炉一样是重大的技术进步。再者，除机器外，技术还包括技艺，即制作方法，而这些技艺、方法的运用并不一定都要机器。技术包括促成化学反应的方法，包括养鱼、造林、剧院照明、选票统计以及历史教学的方法等等。到了今天，旧的技术象征更会引起误解，因为当今最先进的工艺流程是在远离流水装配线和鼓风炉的地方进行的。实际上，在电子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大部分新兴工业中，安静和清洁的环境是其特色——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而流水装配线——组织大批的人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已经过时。现在该是更换我们的技术象征的时候了——以便赶上技术本身越来越快的变化。

简要地回顾一下交通发展史，工艺技术的这种加速变化往往便可得到生动形象的说明。譬如，有人指出，在公元前6千年的时候，人类远距离交通的最快手段是骆驼运输队，平均每小时8英里。直到公元前大约1千6百年双轮马拉战车的发明，才将最高速度提高到每小时20英里。

双轮马拉战车是一项非常突出的发明，要超过它的最高速度实在困难。过了将近3千5百年，到了公元1784年，第一辆邮车在英国运行，其时速平均只有10英里。1825年问世的第一辆蒸汽机车，最高时速仅为13英里，而当时的大帆船仅以不到火车一半的速度在海上慢慢颠簸。大概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类借助一种更为先进的蒸汽机车，才达到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达到这一记录，人类花了数百万年的时间。

然而，此后只用58年，就把这一速度提高到原先的4倍。到1938年，人们乘坐飞机旅行，时速超过400英里。后来，只用了20年瞬息功夫，这个速度就又翻了一番。到了20世纪60年代，火箭飞机的时速接近4千英里，而人们乘坐宇宙飞船则以1万8千英里的时速绕地球运行。

我们无论是考察旅行的距离，达到的高度，还是考察矿产的开采，这样一种加速的趋向都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以及其它上千种的系统的统计资料里，都明白无误地呈现出这种模式。数千年过去了，然后，到了我们的时代，一切极限突然统统被打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突飞猛进。

这一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在于技术自身的扶植作用。现有的技术使得更多的技术得以实现。只要我们稍许看一看革新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技术革新包含三个阶段，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首先是一个创造性的可行的想法。其二是它的实际应用。第三，是它在社会上的推广。

当体现这一新思想的技术推广反过来帮助产生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时候，这一过程就完成了，这个循环也

就结束了。今天，有证据表明，这一循环的每一个步骤之间的时间已经缩短了。

因此，正如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千真万确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新的科学发现现在天天都有。这些新的思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快的应用。这一循环过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即想法和应用之间——的时间已大大缩短。这一点是我们和我们祖先之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差别。这不是说我们比祖先更急于求成或较少懒惰，而是由于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发明了各种社会手段来加速这一进程。

但是如果说，将新思想投入市场应用的时间缩短了的话，那么，它在全社会推广的时间也缩短了。举例说吧，在美国，电冰箱在192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但是直到30多年之后，它的生产才达到高峰。然而到1950年的时候——只经过几年时间——电视已从实验室的一件新玩意儿发展成娱乐业的最大的组成部分了。所以这一循环过程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即应用和推广之间——的间隔也同样缩短了，而推广的进程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进行。

发明、应用、推广的加速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速了整个循环过程。因为新的机器、新的技术不仅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思维的产物，而且是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