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兰的说服艺术研究
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属中的应用

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属中的应用1. 引言1.1 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简介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纳德·霍夫兰提出的一种社会影响力理论。
该理论主要探讨了在人际交往中,如何通过说服和影响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霍夫兰认为,说服是一种社交过程,需要双方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同时也受到双方之间的关系、情境和沟通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主要包括说服的三个基本元素:说服者、被说服者和说服内容。
说服者是指试图影响他人的人,他需要具备一定的说服能力和技巧。
被说服者是指被说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接收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
说服内容是指说服者传递给被说服者的信息和论据,需要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和说服效果。
通过对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属中的应用,可以更有效地沟通和交流,提高家属的理解和支持精神病患者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帮助家属更好地处理冲突和危机,建立信任和理解,提供支持和资源,从而提高家属对精神病患者的影响和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
2. 正文2.1 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属中的应用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提供了有效的沟通策略和技巧,可以帮助家属更好地与精神病患者进行交流和互动。
在住院精神病患者家属中,这种理论的应用尤为重要。
家属们往往扮演着支持者和照顾者的角色,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患者的康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属的态度可以直接影响患者的情绪和行为。
通过应用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家属可以学会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理解患者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
在处理冲突和危机干预时,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提供了实用的指导。
家属可以借助这一理论,学会如何平和地解决问题,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保护患者的安全。
建立信任与理解也是霍夫兰的说服模式理论在家属中的重要应用。
家属需要努力建立起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和理解,通过倾听和支持,让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霍夫兰德说服模型名词解释

霍夫兰德说服模型名词解释霍夫兰德( hov l and)是美国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940年出版了《语言行为》一书。
该书第三章提到的“霍夫兰德说服模型”就是其著名的研究结果之一。
霍夫兰德说服模型由两部分构成:一个被称为“目标指向”的中介系统;另外还有几种能够影响对方观点形成或改变的情境因素。
1、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霍夫兰德的说服模式?霍夫兰德说服模型由四部分组成:目标—相关因素—策略—反馈这些环节中,每个环节都包括一套中间过程以及它所引发的不同感觉体验,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把整个说服模型表示如下图: 2、接着让我们进入更详细地讲解霍夫兰德的说服模型!8、霍夫兰德信息论认为,大多数人只愿意听取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立场相悖的信息。
9、然后再来谈谈霍夫兰德信息论中最重要的概念:逆反心理。
10、从字面上看,逆反即违背。
11、举例来说明吧,假设你喜欢玩游戏,但是你妈妈强烈禁止你去打游戏机。
12、于是乎,你开始尝试各种办法逃避妈妈,直至你突然灵光乍现,创造了一个新鲜事物来代替游戏机。
13、这时候,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猜测,但你却获得了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快乐。
14、根据霍夫兰德信息论,我们可以推断出,通常情况下,当某件事或者某个东西令我们厌恶甚至憎恨的时候,也正好说明我们需要这个事物,并且渴望拥有它。
15、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永远存在一批爱屋及乌的人,虽然他们自身本无权利去主宰别人的思维方式,但是依旧很享受控制他人行动的快感。
16、霍夫兰德曾经总结过许多成功运用信息论的案例,比如詹姆斯·迪林厄姆的作品,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士兵所使用的GPS定位器等等。
17、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充斥着大量诸如此类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是如何产生的呢?18、按照霍夫兰德信息论的原则,我们应该像孔雀般善于捕捉眼前稍纵即逝的瞬间,才能随时掌握住命运。
19、遗憾的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越是急切想达到某种目的,越容易导致失败。
传播学大神之卡尔·霍夫兰

传播学大神之卡尔·霍夫兰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
二战期间和战后,霍夫兰和一批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实验,对态度与说服进行了细致研究,提出了众多影响颇大的理论,为“可说服性”这个当代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奠定了基础。
他们形成了“耶鲁学派”。
霍夫兰对传播学突出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否定了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
说服性传播研究“说服性传播”研究,也称为传播的说服效果,指的是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纯效果”。
说服性研究背景第一阶段研究: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及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
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第二阶段研究:战争结束后,霍夫兰等人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辩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
”这两类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建设作出过某些有趣的贡献,而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则构成了态度改革研究的开端。
说服性研究三大影响一、高可信度的信源在传播行为之后会立刻导致较多的态度变化,但是,某种潜伏的效果也会发生,在这里,信源在一段时期后会被遗忘;二.比起强烈的恐惧呼吁,温和的恐惧呼吁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
宣传者经常使用恐惧呼吁。
霍夫兰关于诸如此类的呼吁的效果的证据表明,一个信源在适用恐惧呼吁方面,应该谨慎,因为强烈的恐惧信息可能干扰意图中的说服尝试;三.对于教育程度或智商低的受众来说,一面理的信息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而对于教育程度高或智商高的受众来说,两面理的信息会引起更多的态度变化。
探析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

推进创新理论探索创新实践O N G N A N CH U A N BO学术平台——理论学说探析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王雅琴(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摘要: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卡尔霍夫兰,毕生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并在说服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
本文介绍了霍夫兰从事说服研究理论的过程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对传播学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说服态度效果传播心理一、霍夫兰之前和同时代他人的说服研究(一)亚里士多德的说服研究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
马克思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1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肩负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来到雅典。
(二)多温卡特赖特的说服研究20世纪40到60年代,对传播的说服效果研究即考察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首先涉足这一研究课题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是卡特赖特。
他曾对1941—1945年美国扎伊尔战争公债的宣传活动作了研究,发现要想说服有效必须遵守以下基本原则:(1,信息必须引人注目,具有易于为受众接近的鲜明特点:②应促使信息转化为易于被受众接受和理解的:,3一应使受众认识到信息对其有利无害,尽量让受众认识到接受传者的信息可以达到很多有益的目标:④受众在接受信息后所采取的行动的途径要简单、具体、直接。
2二、卡尔霍夫兰从事说服研究的背量及其生平(一)研究背景1941年12月7日,美国惊愕地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军飞机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的报道,美国被激怒了。
因为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美日双方仍在举行谈判,美国本希望以谈判换取和平,但由于珍珠港事件的出现,25年的和平成为泡影。
霍夫兰《说服与传播》

霍夫兰《传播与说服》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许多有名望的美国社会科学家都进行着传播学研究。
霍夫兰作为当时最令人敬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开始涉足传播学。
霍夫兰首先在第一章介绍中说出了传播学在当时的美国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对有效交流的研究成为人际关系研究中最有意思的课题,这引起了学者的兴趣。
这个现象归功于大众传播在经济、政治、现代社会的社区机构方面的作用,以及先进的技术使民众依赖大众媒介传播信息。
接下来介绍了本研究有这样三个特质:第一,本研究是参考理论文献和基本研究,是一篇进展报告。
第二,本研究是跨学科的,来自多个来源。
第三,本研究运用了设置对照组,控制变量的方法。
之后霍夫兰探究了意见改变的本质和说服性交流的本质,这包括对意见,态度,现实的区别,以及导致意见改变的刺激性因素。
在这之后,霍夫兰把研究大致可以分类为传播者、传播讯息、阅听人以及阅听人的反应四个方面。
在第一章介绍中,霍夫兰大致的介绍了这四个方面,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描写并得出结论。
这四个方面相似于熟知的理论,谁对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影响(who says what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传播者。
霍夫兰提出引发交流的人或团体对有效交流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谈话的可靠性,目的性,以及与信息来源的关系。
但是大部分日常生活的说服性交流,会作为一种刺激来诱导受众改变意见。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会影响阅听者对这些刺激的反应。
霍夫兰要研究的是传播者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专业性对接受者对演说的评估和对见解的拥护的影响。
传播讯息。
霍夫兰从两个角度研究,激发呼吁和说服性争论的结构。
具有刺激性的传播讯息能引起阅听人的情感共鸣或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刺激,能让阅听人接受新的意见或者放弃原有的意见。
争论的种类、结构会影响阅听人的接受力。
阅听人。
他也是从两个方面研究,小组遵从的动机和个人个性的因素。
传播者及其传播的内容对个人的影响与个人所依附的小组有关。
说服及传播(霍夫兰)

说服传播霍夫兰对传播与说服、说服能力与说服方法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否定了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
他的代表作有《传播与说服》、《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等。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
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
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
耶鲁研究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的传播。
少数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
当时的研究学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
霍夫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类为传播者、传播讯息、阅听人以及阅听人的反应四个方面。
在传播者方面,研究发现阅听人认为可信度低的消息来源较偏颇和不正常,但是,可信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因为阅听人已经忘记了来源的身份,除非其身份再次被强调。
就整体而言,态度的改变多是短期的效果。
态度不难在接受信息后立即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回到原位。
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对于研究公众态度改变很有启发。
霍夫兰认为人的态度的改变主要取决于说服者的条件、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及问题的排列技巧。
说服者的条件为了验证说服者的作用,霍夫兰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将一群被试者分为三个级,然后让三个人分别在各个小组就一个少年犯的题目进行演说。
这三位演说人分别被主持人介绍为“法官”、“普通听众”和“品行低劣之人”。
演讲结束后,三组听众开始分别给演说者打分。
结果,“法官”得了“正”分,“普通听众”得了“中”分,而“品行低劣之人”却得了“负”分。
三种不同的身份和同一题目的演说,即形成了三种大不相同的影响力。
基于霍夫兰德态度改变-说服模型的卫生监督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基于霍夫兰德态度改变-说服模型的卫生监督网络舆情引导策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了卫生监督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舆情的引导和管理对于卫生监督网络工作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基于霍夫兰德态度改变-说服模型,探讨卫生监督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一、认识霍夫兰德态度改变-说服模型霍夫兰德态度改变-说服模型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德(Hovland)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种心理学说服理论。
该模型认为,改变他人观念,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说服过程:认知、情感和行为。
认知阶段是指通过传递信息,引起接受者对信息的认知和理解。
情感阶段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引发接受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行为阶段是在认知和情感的基础上,引导接受者采取实际行动。
二、卫生监督网络舆情引导策略1. 认知阶段:传递权威信息在舆情引导的认知阶段,首先需要传递权威的信息。
卫生监督部门可以利用自身权威和专业性,制定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内容,如卫生知识、预防措施等,通过各种网络媒体进行广泛传播。
可以借助专业媒体合作,发布权威专家的观点和解读,提高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增强受众的认知。
还可以利用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呈现事实真相,为受众提供客观准确的信息。
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信息的说服力,也能增强受众对卫生监督工作的认知,为后续情感和行为阶段的引导奠定基础。
2. 情感阶段:情感共鸣在认知阶段的基础上,卫生监督部门需要引发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可以通过用户关系管理系统、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情感化沟通,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增强情感共鸣。
在疫情防控期间,可以通过感人的情感故事、患者康复经历等方式,引发受众对抗疫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还可以利用情感化设计、情感化营销等手段,塑造正面的品牌形象,提升卫生监督部门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增强情感共鸣。
通过情感共鸣,可以让受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卫生监督网络舆情引导中来。
3. 行为阶段:激发行动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卫生监督部门需要引导受众采取实际行动。
霍夫兰的说服效果研究——关于态度变化的研究

霍夫兰的说服效果研究——关于态度变化的研究05广电白莫菊周琛嫣李劭婷态度变化是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中心环节之一。
但是,态度又实在是有点模糊不清的概念。
人们只能从谈话与叙述、行动与表情诸方面去分析态度的内涵及其作用。
大众传播学家构建了一些理论,设计了不少方法,以研究态度变化。
关于态度的定义和理论很多:1960年,拉姆斯戴恩(A.A.Lumsdaine)和霍夫兰(C.L.Hovland)提出态度有三个组成部分:感情成分(对某事务的评价或感情)。
认知成分(信念的认知反应或口头表述),行为成分(公开的行动)。
这种看法对态度作了结构分析,揭示了态度的基本构成要素。
但是,他们的缺点是有可能模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界限。
1978年,弗里德曼•希尔斯和卡尔•史密斯改进了拉姆斯戴恩和霍夫兰的态度定义:“态度对任何给定的客观对象、思想或人,都具有认识的成分、表达感情的成分和行为倾向之持续不断的系统。
”总而言之,态度是一种心理和生理诸因素综合而成的感情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特赖特从劝服的角度对美国推销战争公债运动进行了重点研究。
后来,心理学家霍夫兰及其助手进行了第一个有关劝服(改变态度)的著名研究。
霍夫兰所主持的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意义,影响深远,被人称为“现代态度改变研究最杰出的创举”。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空前广泛地利用电影、广播及其他大众传媒,以训练和鼓动美国士兵。
其时,社会科学家已经掌握相当复杂的实验、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
因此,美国陆军部情报和教育研究所成立了特别实验小组,以研究大众传媒和美国士兵的关系。
该实验由霍夫兰领导,他们进行了两种基本类型研究:和。
他们利用系列战争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战争前奏》、《纳粹的进攻》、《分裂和征服》、《不列颠之战》等四部影片作为研究效果的材料。
调查的主要问题:电影在提供士兵真实信息和改变他们的思想观点方面的效果。
为此,他们提出了以下6个问题:1)、影片是否使你坚定了我们是为正义而战的信念;2)、影片是否使你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是一项艰巨任务;3)、影片是否使你坚信我们自己的同志和领导人有能力去完成我们该做的工作;4)、影片是否使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盟军的团结和战斗力;5)、影片是否使你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产生对迫使我们与之打仗的敌人的憎恨;6)、影片是否使你相信只有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才能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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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兰的说服艺术研究2011年11月15日20:46:21
最早对说服艺术展开系统研究并颇有影响的,是以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霍夫兰学派为首的耶鲁学派。
耶鲁的研究宗旨是“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辨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
”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主要致力于理论性探讨与基础研究;第二、从心理学及相关学科引申出理论上的创建;第三、强调通过控制性试验来测试一些命题。
耶鲁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实验:一是传播来源,二是传播方式,三是传播对象。
从传播来源看劝服。
从传播来源方面可以区分出三种变量,即传播来源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动机。
这三者对说服的效果起制约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可信度高的传播者比可信度低的传播者更能说服人,更能使传播奏效。
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实验对象对传播来源的印象逐渐变淡,而保留下来的记忆只有传播内容本身;知名度高的传播来源比知名度低的传播来源更具有劝服的优势;当劝服者的动机同他本人的利益相反时,他的劝服力量才最大。
从传播方式看劝服。
耶鲁研究从传播方式上探讨劝服艺术可以归纳为四个命题:第一个是一面之词与两面之词哪个传播效果更好一些,对此,霍夫兰及其助手们的研究得出了四个结论:
第一,如果受众一开始就倾向于反对传播者的观点,那么把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提出来比谈一面之词更为见效;如果受众原理就倾向于传播者的观点,那么只
讲正面就比正反两面都讲更好;对教育程度较高的受众,应将正反两面的意见一并陈述;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受众,最好是只说一面之词。
总之,只说一面之词,还是两面之词,主要的看受众方面的情况而定。
第二,对于先说后说孰更有利的问题。
首因效应应指对开头的记忆较牢,近因效应应指对结果的印象较深。
由此看来,放在前面的观点容易引起注意,而放在后面的观点容易得到记忆。
第三,明白优于含蓄。
传播者把结论直截了当地告诉受众,要比让他们自己去猜出结论更为有效。
不过,结论由受众自己得出也并非一无可取。
相反,这样做有时效果更佳。
第四,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奏效。
当然,如果把理智和情感综合在一起,那么劝服的效果就比单纯的理智或情感要大得多。
从传播对象看劝服。
其中主要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听从性。
决定受众听从性大小的,或者说决定他们耳朵根软硬的,是对自己的主观评价;二是恐惧诉求,在宣传一种主张时,轻微的恐惧比强烈的恐惧能取得更佳的效果。
而提出与他们相反结论的,是社会心理学家霍华德·利文撒尔等人,他们认为最强的恐惧最有效。
也就是说受众受到的惊吓越大,态度改变的可能和幅度越大;三是耶鲁学派的威廉·麦奎尔提出的接种免疫论,这一理论是站在受众立场,着眼于如何抵消传播者的宣传与劝服,如何保持原有态度。
接种免疫论是用适当的反面教育,即有意识地向受众灌输一些反面信息,使他们的思想先对这类反面信息产生抵抗性,这样一旦他当们真正面临信息的大规模侵袭时,便不会轻易发生动摇。
以上都是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在劝服艺术上的讨论,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节选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