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中国历史上的“官商”李宝柱在我国历史上，官员个人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而经商（简称为“官商”）的现象，衍续了两千多年。

这一悠远的历史现象，赖以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它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考察一下这些问题，认识“官商”的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危害，是有一定意义的。

历史上的“官商”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历史上的官商，自两汉迄于明、清，始终是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的。

官僚经商全是凭借其封建特权，概莫能外。

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曾将蜀郡铜山铁矿收益权赐给宠臣邓通。

汉武帝时曾一度取消了这种特权，下令严厉禁止官员经商，在他去世后，霍光当政，官僚经商的特权又东山再起。

霍光之子霍禹即率先经商，私营屠宰业并兼售酒业。

至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近臣，多私自贩卖。

成帝时，丞相张禹就是个内殖货财的大官僚兼大商人。

东汉时期，对官僚经商从未加以限制。

政府官员仍享有经商特权，追逐商利之风在官场极为盛行。

降及两晋南北朝，官僚经商仍属合法。

东晋以后，又赋予其免税特权。

因此，官员于商利所在，更是趋之若鹜。

上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余者“渐冉相仿，莫以为耻”。

唐、宋以至明、清，历朝虽曾屡颁官僚经商的禁令，但都很不彻底。

例如：唐朝因官僚经商积重难返，遂下令一律依百姓例差科，实际上是默许其合法性；明初，所禁经商者仅是四品以上的大官；清初，亦只禁地方官“恃势贸易”。

在通常情况下，官僚经商实际是一种特许的权利。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看出，官商所以绵延不绝，主要是靠了历代朝廷赐予或默许的封建特权。

官商之所以根深蒂固，又在于它常与皇权串通一气。

历史上皇帝、皇族、外戚直接利用皇权经商者，也大有人在。

南朝宋孝武帝诸皇子、公主、后妃皆置邸舍，追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时，太子拓跋晃亦贩酤市廛，与民争利。

北齐后主亦曾置穷儿之市，躬自交易。

唐朝诸王、公主置邸店贩鬻者，亦颇为不少。

明朝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

正德年间，他于京师繁华之处强拆民居建店，或以官店改易，或强夺权贵之店，作为皇店。

这些皇店拿着皇帝的敕书，打着皇帝的招牌，拦截商贾，横敛多科，肆行勒索，而莫敢谁何。

皇帝、太子、公主、后妃及宗室诸王纷纷经商，对官僚经商形成一种世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官商如虎添翼，益发有恃无恐，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历代的官商，也正是倚仗着以皇权为后盾的封建特权，几乎垄断了所有最能赚钱的行当。

汉代的辜榷，即独揽某项生意的专利，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开设邸店，搞囤积居奇，自南北朝至明、清，也一直是官商独占鳌头；可坐收倍乘之息的高利贷业，最主要的经营者也是贵戚官僚。

凡属新出的最赚钱的行当，如清代的票号、钱庄，咸为官员捷足先占。

有时，官商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别创捞钱新花招。

如明代的贩盐业，名义上是由政府垄断的，贩运者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盐引（即准许贩盐若干的批件）。

而当政府发放盐引之时，内外权豪势要遍持书札，预托抚臣，诡名包占。

抚臣畏惧权豪们的势力而不敢违抗，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与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权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

一些近臣则直接向皇帝奏乞，常得数十万引。

因此，权贵势要遂将贩盐业的国家垄断化为私人垄断。

一般商人欲想贩盐，必须从权贵之家购买盐引。

于是，倒卖盐引成了权贵们捞钱的一个新门径。

当时，权贵之家每占盐一引，足不出户，即可坐收六钱之息，千引则可坐收六百两，万引则可得六千两，数十万引则可得银几十万两。

由于上述原因，使历代官商常致暴富。

譬如，萧梁时，益州刺史萧纪在蜀十七年，收商利得黄金万斤，银五万斤。

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牟商利获银无数，惧人偷盗，乃以每千两铸为一球，称之为“没奈何”。

明朝礼部尚书董份放债，年得息钱数百万，以此富冠三吴。

清朝乾隆的宠臣和珅经商的本钱就有七千多万两白银，其家产折银约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乾隆中二十年财政总收入，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八倍。

如果不是利用封建特权经商，就不可能有其敌国之富。

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官商，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也不是封建主义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冲击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

它根本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的产物，更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转换物，而是封建特权的产物。

历史上的“官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我国历史上的官商，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

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它只能是把商业同封建经济和封建特权结合起来。

这是它不同于近代欧洲官商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建立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的官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首先，历代官僚经商，不论是搞辜榷，还是开设邸店，或是放高利贷，都与生产领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它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以不等价交换方式，靠侵占和欺诈手段，贱买贵卖，来攫取暴利，官商的盛行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也不能促进社会的一般经济的发展。

其次，官僚经商凭借封建特权，在经营中采取各种超经济的非法手段，势必会破坏市场规则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

仅以明朝为例，皇帝、贵戚官僚的店铺，其开设往往就是靠强占民房，其经营亦多是强买强卖，稍有不从，辄加凌辱。

王店和皇店，害民尤甚。

明朝万历中，福王开设店铺，强令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其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

皇店榷商贾舟车，微至担负之利，亦皆有税，负贩小物，无不索钱。

权贵们野蛮经商的直接后果，一是排挤了民营商业，如贩盐业由于权贵势要的垄断，使民商资本微细者，敛迹退避，不敢营运；二是造成了物价飞涨的严重社会问题。

正德中皇店建立不久，明人石天柱即指出：“数年来，皇店之设，商贾苦于苛索，小民艰于贸易，以故诸货不至，物价腾踊。

”由此可见，官商是商业、市场、社会经济秩序和商品经济的破坏因素。

官商作为封建特权的产物，其归宿只能是封建主义，它只能在商业中助长封建主义。

就官商资本的出路看，官僚经商所聚集的财富，除了其自身挥霍享受及继续用于经商、放高利贷之外，其余主要是用来购置土地，搞封建剥削。

因为在封建社会，土地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的主要保障，又是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

所以历代官商都不遗余力地抢购土地，实行对土地的兼并。

官商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的结合，造成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不仅冲销了官商在商业上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且进一步钳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官僚经商的影响下，民间商业资本纷纷向官场投资，大搞行贿、买官、买权、买靠山。

在封建社会，商人如能与官府、官僚贵戚相结托，以封建势力为靠山，就能为自己经商带来极大的便利。

因此，历代富商大贾不惜重金行贿，钻营勾结官府与官僚。

西汉时期，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

唐代，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

元稹《估客乐》诗说：“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

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

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

”即是商人勾结权贵的生动写照。

明、清时期，富商巨贾为“蔑祸而固福”，亦必须“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

同时，富商大贾并不满足于结托权贵，更希望自己跻身于官僚之列，买官也是商业资本的重要投资之一。

而古代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为富商大贾进入官场提供了一条方便途径。

自西汉惠帝卖爵、文帝“入粟拜爵”的制度一出，历代沿袭，直至清朝末年，捐官买爵始终是富商大贾凭财力溷迹官场的捷径。

富商大贾由此夤缘并进，尽居缨冕之流，“大者上污公卿，小者下辱州县”，造成了无商不官的局面。

在为官经商、官商勾结、以商致官这三者的协同作用之下，整个商业即在更大的程度上陷入了封建主义的牢笼。

历史证明，官商的存在，并不能促进民间商业的发展，而只能是扼杀民间商业或将其导向封建主义。

封建社会不可能杜绝“官商”尽管官僚经商在封建社会往往是朝廷赐予或默许的一种特权，但如果允许官商滥用这种特权，“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败坏吏治，助长奢侈之风，也必然会加剧封建统治的腐朽，加速封建王朝的的覆灭。

所以，即使在封建社会，当一个王朝的统治还比较清明的时候，为了长治久安，也要对官僚经商加以严格限制，甚至明令禁止。

西汉武帝时，即曾明令食禄之家不得兼取小民之利，严禁官商勾结分利。

唐太宗时，亦曾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后又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信在市兴贩及开设邸店沽卖。

玄宗时，又令清资官不得干商利，已置店铺者，必须转让出卖。

代宗时，复禁王公百官置邸铺贩鬻，并委御史台纠察。

后因禁而难止，遂下令一律课税，不许享有免税特权。

穆宗、武宗、宣宗时，又一再重申官僚经商要依百姓例差科。

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严格限制权贵经商。

明宪宗、孝宗时，又两次下令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

权贵经商受到制裁者，在明朝不乏其人。

如洪武中，驸马都尉欧阳伦遣家奴贩茶出境，事发后，伦被赐死，家奴伏诛。

景泰中，驸马都尉石璟因遣家奴以官船货贩私盐，为十三道交劾，免官为民。

天顺中，都指挥孙显宗家奴私置店房，邀截商货，逼勒取利，遭弹劾后，充军贵州。

清初，亦曾多次颁布各种禁令，如有违者即重治其罪。

综观历朝对官僚经商的限制，不可谓不周；对违禁经商的惩治，亦不可谓不严。

然而，在靠一系列封建特权来维系统治的封建社会，仅凭几道禁令，是不能彻底阻止官僚经商的。

因为，周密的限制与严厉的惩治，都没触到问题的根本。

而且，随着封建王朝的腐败没落，那些限制、打击官商的政策又必然弛废。

因而历代限制官僚经商的诏令，虽陈陈相因，但官商却屡禁不止。

以上说明，我国历史上的官商从来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火箭，从未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

官商存在两千多年，始终也未换来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将允许官商的存在，视为是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惩治官员经商，根绝官商劣迹，对于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决无任何损害，只会大有益处。

（原载198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现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