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悖论(一)
2019-2020学年福州高级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考试试题及答案解析
2019-2020学年福州高级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考试试题及答案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及理念，颇有可取之处。
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
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
孔子答复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
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面教员。
还有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
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
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
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
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
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
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
《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
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
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
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
另外，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子为父隐”的道德悖论及其解决尝试
本 文 从 “ 为 父 隐 ” 典 悖 子 的 对
可能产生 的影响 ， 分析选择更加符合道德标准的那个结论 ，Ｌ 孑 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 ， 就是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关怀 ， 从这 个角度看 ，孔 子在这里表 面上是保全 了儿子对父亲 的孝而舍 弃 了对社会的义 ， 事实上 ， 孔子在更高 的层 面了保全 了对社会 的义 。 如果这样理解 ， 那么这个悖论就在另一个更高原则 的介
引文中就父亲偷羊一 事 ，叶公认 为儿子 出来指证是正直
的 ，孑 子认 为 儿 子 为 父 亲 隐 瞒是 正 直 的 。单 纯 就 以上 引文 来 Ｌ
上面所做 的分析是 对一个特殊 事件 的典 型案例分析 ， 选
择 了 事 件 对社 会 危 害 小 的一 面 进 行 分 析 的 。 当“ 为父 隐 ” 子 的 事 件 不 是 偷羊 这 样 的对 社 会 危 害 性 小 的行 为 ，而 是 对 社 会 的
社会 里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道 德 选 择 的 问 题 ，更 是 一 种 道 德 上 的 服
表述父子相隐的道德判 断的时候是针对 “ 其父攘 羊” 这样一件
事 ， 这 里 显 然 是 不 能得 出 孔 子 把 “ 为 子 隐 ” 从 父 的道 德 要 求 作 为普 遍 的道 德 原则 ， 然 不是 作 为一 种 普 遍 的道 德 原 则 ， 么 既 那
ＵＴＥ ＲＡＲ Ｙ Ｔ ＨＥｏＲＹ
文 艺 理 论
文 化
研
究
‘ 为父隐’ ‘ 子 ’ 的道德悖 论及 其解决尝试
程 飞
（ 湖北大学 哲 学学院， 湖北 武汉 ４ ０ ６ ） ３ ０２
摘 要：子 为父隐” “ 是一 个传统的道德话题 ， 文章从其原初意义入 手 ， 逐步分析 了其 中蕴含 的道德悖论 ， 并简
儒家文化的核心悖论
儒家文化的核心悖论管理视角看国学（126）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穆译：先生说:“回呀！其心能三月不违离于仁了。
余人只是每日每月来至于仁就罢了。
”仁是儒教的内功心法，是为学的趋向，是为政的基础，是礼乐文化的内在根据。
从《论语》中散见的孔子的言论看，怎么强调仁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择不处仁，焉得知。
”，但另一方面，仁又是一般人所很难企及的境界，不说其他人，就是孔子的亲炙弟子，颜回是最为孔子所赏识的门生，也只是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他弟子则只能是“日月至焉”（偶尔达到），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难题或悖论，儒教的基础是仁人君子人格的培养，但仁的人格培养又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那么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体系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空中楼阁甚至海市蜃楼。
而且，仁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文化体系如此重要的基础概念，千百年来却没有人能够完全说的清楚，这或许正是中国文化所面临困境的原因所在。
所以司马迁也评价儒家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我觉得，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作为儒家的一个纲要，从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其问题在于，儒家试图依靠特出的个人的天赋和能力来完成这个链条，随着社会的发展，复杂度的提升，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而儒家所推崇的上古圣王时代，社会相对简单，如尧舜禹等一些卓越的个人或可相对的能够完整穿起整个链条，越往后世，随着社会复杂度的提升，个人的有限生命里要做到“首出庶物”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更需要一种时间纬度上的知识积累和空间纬度上的团队合作，个人成为圣人乃至“内圣外王”则变成了一种空悬的理想。
但中国文化缺少一种可传承的知识体系，而更多的强调个人的体悟，所以宋儒提出天理是对的，但是如何观察、总结、概括、积累、系统化天理上的方法论是有问题的，这种方法论现在来看最好的就是科学，所以我比较认可牟宗三等新儒家提出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的改造路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接纳科学，大学八条目中的起点格物致知也才能落实，后面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才有源头和根基。
中国古代政治学上的著名悖论
中国古代政治学上的著名悖论悖论是很有趣的。
比如在欧洲，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上帝是万能的。
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接受这个观点一般没有问题。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于是反问道：“上帝能够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拿不动的石头吗？”如果上帝造不出来，当然不是万能的，可是如果上帝能造出来，那么拿不动，同样不是万能的，所以，综合起来说，上帝不可能是万能的。
在中国的古代，也有人采用这种方式来论证或宽解一些事情。
比如在战国时代，齐国曾经伐灭燕国，但是后来由于齐国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政治做法，燕人又反叛了。
齐王很是自责，觉得自己水平不够。
他的臣下为他解心宽，就对古人普遍认为的周公高水平的仁而且智的政治才能提出了质疑。
他说，周公曾派管叔去监督商纣王的儿子，结果管叔却和商纣王的儿子一起发动叛乱，那么周公预见到了管叔会叛乱吗？如果预见到，还派他去，不就是想找借口杀掉管叔吗，所以这是不仁。
如果没有预见到，那么这就是不智。
综合起来说，在管叔这件事情上，周公要么不仁，要么不智，周公做不到仁智双全。
齐王听了，连周公都如此，那自己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以上是悖论的两个有趣的例子，但本文所要讲的中国古代政治学上的著名悖论则是由对汤武革命的评价引起的。
在汉景帝的时候，黄老刑名之学比较受到朝庭的推崇，特别是那个有名的窦太后。
当然景帝也有许多儒学出身的博士。
在天子的宫廷，当着汉景帝的面，一个叫做黄生的人和一个叫做辕固生的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辕固生是齐人，以研究《诗经》而闻名，是一位儒生。
黄生则是研究黄老之学的。
争论的焦点是汤武革命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研究黄老之学的黄生说：“汤武的革命行动并不是承受天命，而是以下犯上的弑君行为。
”研究儒学的辕固生说：“你的观点我不能同意，桀纣虐乱，天下的人都支持汤武，汤武的革命行动是正义的，不是承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举了一个例子，接着反驳道：“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
桀纣虽然无道，可他们是君主，汤武虽然贤圣，可他们是臣下，他们的行动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辕固生也举了一个例子，继续说道：“如果象你这样说，那么高祖皇帝代秦而有天下，践天子之位，是错误的了。
孔子的对与错
孔子的对与错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便一步步走向神坛。
宋代诗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子推到一个新高度。
然而，孔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历来褒贬不一，反差极大。
孔子在世时，顶礼膜拜者，尊其为“天纵之圣”、“天职木铎”；亦有人贬之为“丧家之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至于后世，有人尊奉“至圣”、“至圣先师”、“无冕皇帝”；亦有人贬之为“孔老二”，还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有人讽刺曰：“怪哉，孔子之前，人们只能炳烛而行”！尊重孔子的人，认为孔子说出了万古不易的真理。
批评孔子的人，认为孔子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矮化了中国人的人格。
那么，孔子究竟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为什么人们对他亦爱亦恨呢？首先，孔子说对了什么？孔子的理论核心是“仁”和“礼”。
如果用八个字表述，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如果再引申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及“仁义礼智信”。
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把人类最原始的血缘关系，理论化、系统化、标准化，形成宗法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以夫妻关系为轴心，上推四辈，下推四辈，左推四级，右推四级，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服”网络化，固定化。
再以“五服”为基础，继续扩散，形成一个个庞大的谱系，即家谱。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又一个家谱链接。
有家才有国，所以称国家。
比如，他说，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
长幼有序，夫妻有别，父子有亲，朋友有信，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而维系等级的法宝是仁和礼。
这不是孔子的发明和创造。
这是人类演化的必然，也是客观存在，是最基础、最原始、最简单、最真实的存在关系。
不仅中国，凡是有人的地方，血亲关系就存在。
不仅过去正确，现在正确，将来同样正确。
不管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这种血亲关系难以颠覆。
即便在西方社会，同样存在血亲关系，同样有依恋、关爱、尊重、长幼等，家族情感。
基督教讲的也是爱，且是大爱。
即使没有形成像儒家一样的理论体系，依然客观存在。
悖论（一）
悖论（一）悖论是什么？悖论”是英语词'paradox'的中译，后者源自于希腊词'mapasota'以及拉丁词'paradoxa'，其中前缀'para.”表示“超过，超越，与…相反等”，后缀'-doxa'表示“信念、意见、看法等”。
从字面上说，悖论是指与公认的信念或看法相反的命题，或自相矛盾的命题，或荒谬的理论等。
最早的悖论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克里特岛人埃匹门尼德（Epi-menides），他提出了说谎者悖论的最初形式：“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
”若他的话为真，由于他也是克里特岛人之一，则他也说谎，故他的话为假。
若他的话为假，则有的克里特岛人不说谎，他可能是这些不说谎的克里特岛人之一，故他说的可能是真话。
这被载入《圣经·新约》的《提多书》中，因而在西方世俗社会和学术界都很有影响。
此后，对悖论的研究一直绵延不绝，至少经历了两个高峰期，一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悖论的研究，一是从19世纪末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悖论研究。
在中国先秦时期，庄子提出的“吊诡”一说，仍被某些中国学者用作“悖论”的代名词：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
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庄子·齐物论》）这段话是隐士长梧子对瞿鹊子所说的，意思是说：人生无常，如梦如幻。
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祸临门，一场痛哭。
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
做梦时不知是在做梦。
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还是吉。
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只是梦啊。
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的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
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
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艾畦长期以来，几乎所有教科书、辞典、百科全书中都讲：孔子打破官学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之风。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化人士，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一定要说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打破官学垄断、才有了私人教育，这恐怕不是历史事实。
我国自古就有极为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孔子之前，教育之普及、文化水平之高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礼记•学记》中讲：“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孟子也讲：“设为库序以教民，库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
”（《滕文公上》）我们都熟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子产比孔子约长三十岁，是同一时期人，可见孔子时代“乡校”是很普及的。
“乡”的规模，有解释为一万二千五百家，有解释为三千六百家。
如果连“乡”都普遍有“校”的话，那就很难说是“官学垄断”了。
陈来教授在《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一文中，对“儒”的源流及孔子之前的教育状况论之甚详，文中也讲：“总合所有上述职官的功能所构成的西周行政教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的来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孔子以前就有的‘儒教’的一部分。
‘师德’既然是致仕贤者教授乡里子弟的人，则这种职业教化就亦不待王官失守而已有之。
”孔子自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
既然“少也贱”的孔子都可以受到良好教育，那就很难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是自孔子始。
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又讲：“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是乐于、善于向别人学习的。
《庄子》、《礼记》、《史记》中均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中讲“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
那么，老子等人属于官学呢还是私学呢？孔子拥有众多弟子，这的确是很突出的。
但任何现象都不会是突然出现、孤立存在的。
如果说少正卯聚徒讲学、与孔子争夺弟子事属虚妄的话，那郑国的邓析实有其人，只比孔子年轻几岁，自编“竹刑”，还帮人打官司。
苏格拉底谎言与孔子谎言
苏格拉底谎言与孔子谎言早在 2500年前，西方出了一个哲人叫苏格拉底。
东方出了一个圣人叫孔子。
这两个人都是被西方和东方的人们各自称之为有智慧的人。
早在2500年前，东方有一个相传是孔子老师的哲人叫老子，他根据孔子的表现归纳出：智慧出有大伪.据此，我们不禁想到了苏格拉底与孔子这两个有智慧的人，是不是也有大伪呢？西方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有一句千古流传的话语：“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这句话被现代哲学界称之为“苏格拉底悖论”而著名。
所谓悖论，就是逻辑与逻辑之间，逻辑与证据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发生了相互冲突、或对立、或相互否定的立论。
据说，在哲学界有一个共识：建立在悖论上的一切立论都是谬论。
什么是谬论？通俗地说就是谎言!而苏格拉底悖论，就是这样的一个谎言!论证：苏格拉底到底是知道一件事？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苏格拉底还知道一件事，那么，怎么能自称说什么也不知道呢？如果苏格拉底自称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自称至少知道一件事呢？这种在语言表达上的逻辑冲突，就证明了苏格拉底在说谎。
既然，人们在2500年前就已经知道苏格拉底悖论是说谎，经过了2500年了，现代的人们为什么还不能戳穿这个谎言呢？反而在哲学界却倍受推崇？论证：如果从爱戴、尊重、拥护和敬仰苏格拉底的人们的角度来说，不戳穿苏格拉底的谎言，这是情有可原的。
情嘛，感情的取向，当然不会戳穿苏格拉底的谎言。
但，为什么那些仇恨、贬低、反对和咒骂苏格拉底的人们也不戳穿苏格拉底的谎言呢？从情理上说不过去的。
所以，从情理上找原因，将会永远找不到原因的。
嘿嘿。
所以，我们只能抛开情理，从哲理上去找原因吧：1、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只知道一件事，也不会什么都不知道。
根据这个人人皆知的证据，我们就可以证明苏格拉底悖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所共知的弥天大谎!2、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谎言被戳穿，那么谎言背后的真象就会大白于天下。
从爱戴、尊重、拥护和敬仰苏格拉底的人们的角度来说，谁都知道苏格拉底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伟大哲人，苏格拉底悖论中深蕴藏极其深奥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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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悖论(一)
金秋10月,为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建国后的首次官方祭孔,规模恢宏,
轰动朝野。孔子——这位中国文化的先贤,伦理道德的楷模,在国人,尤其
是历代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特殊,褒贬不一,且不说中古、近代对他的争论,
单就五四运动和“文革”的批孔,以及为什么再利害的强权也打不倒他而
言,是令人们深思的。那么,孔子究竟应有怎样的地位呢?欢迎大家踊跃
来稿,参与争鸣。
——编者
从夏朝至西周,中国的帝王普遍以天的名义说话,将天当作自己行动合
法性的依据。以天的名义决定人事是这些言说的范式,天授人权则是言
说者的共同信念。人行动的合法性源于天,在当时可谓绝对的主流意识。
现在看来,这类言说既没有提及天授人权的缘由和具体机制,又缺乏对
于天本身的正面陈述,因而还仅仅是朴素的信念,其合法性本身还有待
证明。
孔子在有意识地建构中国文化时,已经不能回避天授人权的合法性问题。
面对这个必须完成的课题,他有三个选择:1、将天神圣化为全知、全能、
全善的上帝,以上帝为决定人间事务的绝对尺度,通过观照超越性的彼
岸世界来设计人生活的世界,这便是西方文化在用上帝代替诸神时走的
路数;2、把合法性问题理解为人的内部事务,视人为自己命运的主宰;3、
既不否定天的存在,又突出人的选择的意义。孔子无疑选择了第三条道
路,在明确表示敬畏天命的同时,对天本身持不言说的态度。不言说天在
他看来乃是对天的真正效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论语·阳货》)天不言说自身,所以,人也不应该言说天;不言说天恰
是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利,此乃孔子的基本思路。不言说天实际上是将天
悬搁起来,将特定语境中的人推升为自我造就者:“仁远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论语·述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如此
一来,夏至西周以问天、事天、听命于天为主导的生存意向已然退隐,
生活和文化的中心开始转向现世。孔子的思路被大部分后世儒家所继
承,自汉代起被意识形态化,而后长期深深地影响支配着中国文化和中
国人的生活。
孔子所开创的思路被后世称为儒家人文主义。类似的转折在西方是从
文艺复兴时期才全面开始的。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早熟,指的就是这层意
思。可是梁漱溟对此早熟的欠缺缺乏足够的估价。西方近代人文主义
的主旨是立个体,以个体的平等、独立、自由为绝对不可违背的价值理
念,个体因此成为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在立个体的同时西方人文主义
并未完全舍弃上帝,而是以人与上帝的对话取代了上帝的单边决定论。
这个逻辑在笛卡尔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晰。笛卡尔致思的起点是普遍
怀疑,怀疑的对象则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事物,但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怀
疑是思,所以,在思想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怀疑的,这个不可怀疑的理性
之思乃文化真正的出发点。在将文化的基础安置在个体身上后,笛卡尔
又从完满的观念推论出上帝即完满者/无限者的存在;不完满的个体时
刻向完满者/无限者开放,因此,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个体与完满者/无限者
的对话。个体的个体性和上帝的完满性都是绝对的,以这两个绝对的东
西为依据,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文主义自然就产生了立法的尺度,推演
出普遍的伦理律令。康德的三个绝对命令就是在上述语境中产生的。
绝对命令之为绝对命令,就在于它绝对不可抗拒。从现在的观点看,下面
的三个绝对命令确实是不可抗拒的:其一,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我能够
立定意志要我行动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其二,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
论是对你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他当作
工具。其三,个个有理性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康德之所以
能够推论出上述绝对命令和普遍法则,与他对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
魂不朽的信念有因果关系:对意志自由的信念使他以捍卫和实现个体的
个体性为基本原则,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信念则推动他建立一个完
善的伦理学体系,即使这个体系被视为空想也毫不动摇。
以笛卡尔和康德来反观孔子,我们就会发现他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困境:
其人文主义转折是在个体未立而天又被悬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
在建立自己的伦理体系和社会法则时既缺乏现世维度的绝对依据,又没
有超越性的真实指引。这个困境可以归结为:绝对尺度的缺席。由于缺
乏一种绝对的存在作为立法的尺度,《论语》难以建立起普遍的道德律
令和社会规则,使得那些具有普遍意味的道德律令和社会规则往往处于
自我消解的状态。在《论语》中唯一绝对不可怀疑的是君—臣和父—子
的等级秩序和宗亲结构,而君—臣和父—子是相对的人间关系,以君—臣
和父—子为绝对,更说明绝对者在《论语》中的实际退隐。以相对为绝
对只能消解普遍的伦理律令和社会准则,最终使普遍的伦理律令和社会
规则无法建立。
在《论语》中具有普遍意味的伦理律令和社会规则是仁。《中庸》如是
转述孔子对仁的解释:“仁者,人也。”朱熹在为《论语》做注时更说:“仁
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述而》)不管上述解释是否完全切合
孔子的愿意,但后世儒家将仁当作普遍的道德律令和内心品质则是无疑
的。仁是《论语》中的核心范畴,由仁又衍生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
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道德律令。如果说仁的核心是爱的
话,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爱
人的具体方式。孔子在言说爱时没有限定对象,因此,仁和相应的基本道
德律令在充分实现自身时应该具有普适性/绝对性。普适性的爱是博爱,
绝对的道德律令则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孔子对于君—臣和父—子关系的
尊崇却意味着这种普适性/绝对性无法实现。要使“己欲立而立人,已欲
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并进而使爱成
为博爱,就不能设定不能遵守道德律令的例外者,然而君—臣和父—子关
系恰恰以设定例外者为前提,所以,孔子的上述言说必然具有悖论式的
结构:1、君立自己为君,但却不允许别人动此念头,君想达到统治天下的
目的,就必然消除那些同样具有这个欲望的人,正如他不想被别人统治
却要统治别人一样。既然君时刻违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那么,他与仁就实际上处于对立状态,视君
—臣关系为绝对等于否定仁的原则本身。2、对于父权的无限制服从甚
至使得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以
父子相隐为正义不但意味着信的原则难以实现,而且使“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作为道德律令无法贯彻到底:我在未能遵守信的原则时是希望他
人对我诚实的,否则,我就无法判断他人对我的真实态度,所以在“为亲者
讳时”我实际上没有服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令;换句话说,那
个被“其父攘羊”的人肯定是不希望窃者之家“子为父隐”的,而当他的父
亲也犯类似错误时他却要尽“子为父隐”的家庭义务。因此,“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条道德律令与父—子关系本位是冲突乃至正相对立的。君
和父都有对于道德律令的豁免权,道德律令的绝对性自然无从谈起。既
然道德律令本身都要服从君—臣和父—子的等级秩序和宗亲关系,那么,
所谓的博爱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