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作业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作业

一、名词解释：

1、为政以德：是指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它代表了孔子的为政的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2、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黄帝四经》等，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

二、简答题：

1、简述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说的主要内容

答：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后王立法，将《春秋》推祟倍至，视其为治国理民的法典，依照《春秋》的理论和精神解决政治法律疑难问题。其春秋法统说有以下内容：①《春秋》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主要指要求统一，并以君主为绝对权威。②从秦弊政中吸取教训，提出“更化论”。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调整治国策略，进行“更化”，制定出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长远利益的政策。③“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总的说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西汉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2、试论述明法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法治理论

答：黄宗羲从民主主义的要求出发论述了“天下之法”的具体要求，提出了确立新型“法治”的改革蓝图，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批判封建法律制度，“更法改图”。龚自珍猛烈抨击清王朝政治的衰败腐朽，揭露封建统治存在的深刻危机：①以“不可破之例”束缚包括司法官吏在内的各级官吏；②刑狱黑暗，司法官吏残暴地迫害人民。这种批判能激起人们对封建专制的愤恨、有进步作用。魏自珍主张仿古法而行之，以“更法改图”但并不要求对清朝政治法律制度作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认为改革“不可以骤”，以免人民对旧制度冲击得太厉害，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 (2)国家、刑法、礼乐起源于“农”说。龚由珍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而人的这种欲望应平均地得到满足，社会危机的原因是贫富不

均。他在《农宗篇》中首先提出了国、刑法、礼乐起源于“农”的理论。 (3)不拘一格降人材。他认为造成清朝官僚集团无能的重要原因是腐朽的科举制度，希望在用人问题上进行改进。 (4)禁绝鸦片、宜用重典。他认为“刑乱邦应用重典”。用法律手段禁绝鸦片。道：道本义是路、途径，引申为规律、道理。在《老子》书中，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宇宙观、人生观的角度，指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规律、常以“天道”相称；一是从统治方术方面、指统治者制驭天下的最高原则和根本策略，又称“人君南面之术”：老子之“道”，就是自然之道。“道”是万物的本原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韩愈的性三品说：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认为统治者生来具有上品的“善性”，劳动人民具有下品的“恶性”，中间阶层的性则是中品，可以“导而上下”，即可上可下。这种性三品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为统治阶级的严刑竣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性三品说同时也可以用来反对佛教。

三、论述题

1、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答：（1）、则天顺时，法自君出

由董仲舒奠基的作为官学的神学目的论，公开鼓吹天子是上天之子，人间的君主是上天的代表。法律上对犯罪的惩罚，是君主“顺天行诛”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法自君出”的概念。所谓“君者出令者也”（12）。皇帝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三尺法”的最高主宰。举凡“诏”、“令”、“敕”、“格”、“式”、“例”等等都得由皇帝发布或批准。法律既经制定，原则上君主虽然也应遵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君主总是任意“钦定”法律，也往往任意破坏法律；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而臣下则“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封建皇帝“奉天承运”的这种至尊地位，使法律对于任何侵犯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大逆不道的罪行而规定最严厉的处罚。

（2）、礼律结合，法有差等

封建社会的儒学，由于西汉中期以后地位的变化而受到历代统治集团的重视，被认为是“致王道”之本。就它和法的关系而言，则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分工各异而目的相同；礼的阶级内容虽然和奴隶社会有了不同，但它“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面差外内、远近、新故之极”的作用，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据认为，用庆赏刑罚、劝善惩恶，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体现着“仁义恩厚”的礼，足以“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它的重要作用是更不应当忽视的。董仲舒以后，礼和法渐趋结合；只不过作为礼的具体表现的封建伦理道德，被赋予神秘主义色彩，使之似乎更加具有真理性的权威罢了。所以在汉代，不但有关礼的某些原理原则，逐渐融入法典当中，而且有关礼的某些具体规章制度，也纳入了法典。例如赵禹所定《朝律》（或称《朝会正见律》），便是以礼仪入律；所谓“朝觐家庙之仪，吉凶丧葬之典，后世以之入礼者，而汉时

多属律也”。等到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所谓“进论五经异同”的“白虎观会议”以后，统治者们更在《白虎通义》一书中，把董仲舒的神学伦理观点系统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它是永恒性的道德规范，并使之成为封建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

（3）、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行仁者王”。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以德、礼作为主要手段，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德刑关系上的这种“德主刑辅”的原则，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在德刑关系问题上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德的主导作用。贾谊曾指出：治国的途径，或道之以德教，或欧（同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气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即主张文武并用，刑德兼施，而重点却在于道德教化，强调先德后刑。董仲舒把这种思想纳入他的神学目的论范畴，借阴阳清暖之说来阐释德主刑辅的关系。他认为上天好仁恶戾，贵阳贱阴，也就是“大德而小刑之意”。同时，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是“任德不任刑”的。总之，德主刑辅，有天理和阴阳、寒暑的道理作为根据，是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他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了系统的理论。

（4）、应经合义，论心定罪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社会上造成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结果，使儒家经学跟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礼和律的相互渗透，德和刑的相互为用，又使律和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以至律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和经学并称，受到了官方的同等重视。汉时选举、取士、任官，既要求“明经”，也要求“明律”、“明经”与“善律”、“通律”常相并举。因而不但许多名公巨卿如肖何、赵禹、公孙弘、于定国、路温舒、丙吉等人都以曾为狱吏、“明晓文法”而致位御史、廷尉或丞相，而且一些诸侯王如赵王刘彭祖、淮阳王刘钦和广陵王刘荆等，也都以“通法律”、“善文法”而著称于时。当时要图仕进的一般儒生固然必须研习文法，就是许多经师大儒，也都穷经而兼治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经义是指导一切的最高准则。这在“白虎观会议”以后，尤其显得突出。这样，便造成了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两汉时期律学空前兴盛的情况。就经学和律学的具体关系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据经解律。汉代经学的发展，促进了注释之风的盛行。许多经学大师特别是东汉时期如许慎、马融、赵歧、郑玄、何休诸人，都以治经和注经著闻于世。有的更注经而兼注律，或者引律说经，或者引经解律，许慎甚至引律解字，使经、律相互为用。如郑兴、郑众父子和郑玄的注释《周礼》，何休的注释《春秋公羊》，就都常引《汉律》以为说。至于《汉律》的注疏或章句，据《后汉书·陈宠传》：“汉兴以来，

三百二年，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晋书·刑法志》：“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所以，当时不仅已确有《汉律》的注解，而且注家蜂起，各自形成门户，律学著作之多，至使人们无所适从，不得不由天子下令规定一个统一的注本。显然这些注解全都是以儒家经义为说的。另一方面是引经决狱。“应经合义”，不仅是对于立法和法律注释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于司法实践的要求。这就是要求在法律规定之外，引据儒家经义决狱。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经典，主要的是《春秋公羊》。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依据《春秋公羊》决狱。如董仲舒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他所特别强调的就是“法不远义”，“和不远礼”，“法之所罚，义之所去”，“和之所赏，礼之所取”。吕步舒为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儿宽善决案，廷尉张汤“以宽为秦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其他大臣论事，也多以经义为依据。所谓“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原因即在于此。《盐铁论·刑德》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后汉书·霍谞传》所谓“原情定过赦事诛意”，已成了汉以后魏、晋、六朝封建司法的惯例。

2、试述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答：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阴阳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创造了一种新儒学。在法律思想方面，他倡导的“三纲”成为后来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他主张的“德主刑辅”被奉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董仲舒对“三纲”和“德主刑辅”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力图说明它们都符合“天意”，同时把它们绝对化、永恒化，终于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维护皇权的《春秋》法统说。董仲舒把《春秋》看成治国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他都从《春秋》中找到答案，并按照《春秋》精神，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董仲舒的“一统’，就是“一统乎天子”，也就是要实行君主集权。为了维护和发展当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局面，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要求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由于西汉神权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董仲舒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维护根据统一的大一统思想，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2）“君权神受”，法自君出。董仲舒为了论证“君权神受”，他创造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识是与天相适应的。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体现，君主必须秉承天意来行事。董仲舒的“君权神受’等说教，实际上是人间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的影子在天上的曲折的反映，

是大一统专制下“神圣”君权的反映。

（3）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根据人间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思想，以及“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他认为“三纲”是天意的体现。“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是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只要统治者用仁、义、礼、智、信区教化人民，就能得到天和鬼神保佑。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是围绕维护和巩固君主的权利而展开的。它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它在当时对巩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其本质看，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治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

（4）“阳德阴刑”，德主刑辅。董仲舒总结秦朝骤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汉朝必须以秦为鉴，改弦易辙，实行“更化”并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则，用儒家的仁德代替法家的严刑。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是由天道引申出来的。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他虽然主张德治，强调礼乐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视刑罚。在实施德和刑时，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性”而各有侧重。为此，董仲舒发挥儒家的人性论，创造了“性三品”说。董仲舒在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理论，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其影响深远。但由于这种理论包含有重教化、省刑罚，反对统治者昏庸残暴和用繁法严刑来镇压人民等内容，因此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春秋》决狱，“原心论罪”。董仲舒是引经断狱，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董仲舒在判案过程中，既强调犯罪事实，又强调行为者的动机。融合违反《春秋》的精神就是犯罪，即使未成，也要定罪。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心论罪”说。这种动机论在司法实践中是有害的，它既可以任意将有罪说成无罪，为剥削者开脱；也可以把无罪说成有罪，肆意残害劳动人民。当然，董仲舒引经决狱在客观上也有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刑罚的一面。综上所述，董仲舒的政治法律思想，完全适应和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在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董仲舒为汉代创制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既有反对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消极、反动的一面日益显露出来。他为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提供的一套理论，成为长期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清除董仲舒法律思想中的封建思想遗毒，仍是我们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