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阿来小说《尘埃落定》经典语录 精品

阿来小说《尘埃落定》经典语录篇一：《尘埃落定》中的经典句子1、一个傻子，往往不爱不恨，因为只看到基本事实。

这样一来，容易受伤的心灵也因此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2、生平第一次感到有种东西从生活里消失，而且在再也不会出现。

在此之前，我还以为什么东西生来就在那里，而且永远在那里。

以为它一旦出现就不消失。

3、就是以一个傻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你不要它，它就好好地在那里，保持着它的完整，它的纯粹，一旦到了手中，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全部得到。

4、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

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5、如果一个人非得怕什么才算是活着，我就怕这个。

6奇迹不会发生两次。

7、一切都会过去的。

篇二：傻眼看世幻语写史_评阿来的长篇小说_尘埃落定_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傻眼看世幻语写史—评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韦器阂(佛山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仪”)摘要阿来是文坛上新近崛起的藏族青年作家。

在《尘埃落定》这部代表作里，阿来借助傻子“我”的奇特视角，以麦其土司一家为中心，讲述了康巴土司由盛至衰的历史，透过“我”的傻眼，深刻地展示了历史转型时期的世道人心，同时也十分生动的展示了康巴藏民族性情的另一面真诚的野性、对情和义的笃诚，面对生死的从容。

小说的情节带有一抹荒诞魔幻的色彩，而作者正是利用故事的荒诞性来凸显小说的历史寓言性质。

关健词阿来;《尘埃落定》;人性;荒诞;历史寓言中图分类号理425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7一1792(2()2)02一1排以对于世纪末的中国文坛，阿来的出现显得有些突然。

1998年3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面世，并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几乎一夜之间，阿来成了一个为大家熟悉的名字。

20世纪90年代以前，阿来曾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日年的血迹》和诗集《梭磨河》，但影响不大。

2(刃年10月20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揭晓和《尘埃落定》的获奖，使阿来这位四川籍藏族作家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中心。

《尘埃落定》是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该小说借助麦其土司的傻儿子“我”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以麦其土司一家为中心，讲述了康巴土司由盛至衰过程中爱恨情仇的故事。

傻子“我”作为阿来塑造的一个人物，在小说中充当叙述者的角色。

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借助他的视角，或通过他的叙述表达出来的。

小说随他的讲述而开始，又以他的缄默(被杀)而告结束。

然而，世界呈现在“我”这个傻子眼里的始终是一幅幅乱像本应无尘世荣辱杂念的活佛、喇嘛却在麦其土司面前争宠，土司们为种植鸦片而互相杀戮，哥哥因为害怕弟弟继承土司王位而睡了弟弟的妻子。

父亲麦其土司为情欲而迷狂杀了忠诚于自己的头人查查，夺了他漂亮的妻子央宗，然后，“每天，太阳刚一升起，这一对男女就从各自居住的石头建筑中出发了。

会面后就相拥着进人了疯狂生长的婴粟地里。

”野合的欢叫穿过婴粟地“传进宫寨”引来了一场杀戮、一场大火和一桩不解的世仇。

是一场地震使麦其土司从情欲的浪尖上落下，如梦初醒。

除却了情欲，麦其土司和大儿子旦真贡布为领地、权力而奔忙。

借助黄特派员的帮助，麦其土司靠种鸦片而大发横财，富甲一方;拥有一支装备现代枪械的军队，打赢了几乎所有的边界战争，成为康巴地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土司。

这一切使麦其土司产生了与拉萨和南京比大的念头，渴望借此将土司职位世代传承下去。

在傻子“我”的眼里，这种种乱象正是土司制度毁灭的征兆，麦其土司试图在土司中称王，以世代保持土司王位的努力都是无谓的挣扎。

作者简介韦器阂(1965一)，男，佛山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以一个傻子的面目出现的，但“我”日常生活中的弱智与“我”对历史趋势的深刻把握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超越具体的爱恨情仇，通透历史的见识无疑代表着作者对世事和历史的观念，这使得“傻眼看世”具有深刻的含义。

作为傻子，“我”“往往不爱不恨，因而只看到基本事实”。

作者正是基于此而借助“傻眼”力图客观地展示历史转型过程中的世道人心。

如傻子“我”与哥哥旦真贡布、父亲麦其土司的关系就很能表现这一方面。

最初，“我”口流诞水，说话冒傻气时，“哥哥对我很好，因为他无须像前辈们兄弟之间那样，为了未来的权力而彼此防备。

哥哥因我是傻子而爱我”。

待到后来，“我”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并且在北方边界取得巨大成功时，不仅哥哥不再爱“我”，就连父亲也防着“我”。

当“我”带着银子和珍宝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回到麦其土司的官寨，并带来奇迹时，哥哥害怕“我”，父亲为“我”而“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所有这些怪异的关系和举动都缘于土司的继承权。

权力使人性扭曲，权力使人由亲变疏，由爱变仇。

与其说这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世道人心，不如说这是人性的共同弱点。

小说除了借助“傻眼”客观展示了人们对权力和钱财的迷恋这些人性的弱点外，也展示了藏民族人性的另一面笃情、笃义、笃死。

真诚的野性、对情和义的笃诚、面对生死的从容，这些精神是现代人所缺乏的，是现代文明所遗缺的人类的宝贵品质，是康巴土司文化未遭现代文明侵蚀前令人心醉的方面。

以今天的眼光，康巴土司制度和文化无疑是落后和野蛮的，如活埋女麻风;将家奴的孩子当作“牲口”，“(土司的儿子)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土司掌握着普通人的生杀大权，任意驱使行刑人对他们滥用刑罚等等。

对于这种制度和文化，作简单的道德批判是幼稚的。

在小说中，阿来借助“我”的“傻眼”。

近乎客观地展示了这种制度和文化有违人性的方面。

作为“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的傻子“我”，迷恋于土司时代的浪漫和纯真，同时又理性地意识到土司制度与人道、民主精神的悖离，其灭亡是必然的。

作为历史的感应者和土司制度的终结者，“我”只好给土司制度和文化唱一曲深情的挽歌，目送这种制度和文化随历史化为落定的尘埃。

长篇小说不是历史读本，但优秀的长篇小说不能不具备历史感。

康巴土司的争斗、战争，土司权力的更叠，集镇的创建和兴盛等等都是极具历史意味的内容。

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强调，使得读者普遍将《尘埃落定》看成一部再现康巴土司历史的小说。

但是，《尘埃落定》不是传统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不追求对历史本体的客观再现，所描写的既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一个家族(麦其家族)的历史。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相同的是《尘埃落定》将“家族的颓败和人的毁灭死亡”作为小说主要的描写内容，并通过家族颓败故事和人的毁灭死亡中蕴含的历史感和命运感来凸现小说的历史意义。

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看成是“现代与过去的对话”①，因此，新历史小说“要从历史中突出自我与个人的存在，在叙述角度和方式上，使我们永远意识到一个现代叙述者或隐或现的面影’，②。

不同的是，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尽力隐匿自己，有意避讳使用今天的词汇刻意模仿几十年前的藏民族视角和词汇(如称共产党为“红色汉人”等)，将讲述故引自王彪选评的《新历史小说选·导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卯3年2月第1版。

王彪《新历史小说选·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卯3年第1版。

①③141事的年代消融于故事发生的年代。

阿来不寻求通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来表现历史，不寻求对历史的“现时性观照”，而力图用带一抹荒诞的描写来表现麦其土司家族的颓败史，用故事的荒诞性来凸显小说的历史寓言性质。

由于小说的寓言性，因此，在康巴土司制度兴衰历史的描写中，出现了许多魔幻，不可理喻的情节，如门巴喇嘛与汪波土司雇佣的神巫间的斗法;两次神秘的地震;紫色衣服(死囚穿过的衣服)推着杀手多吉罗布去找麦其土司报仇;无舌头书记官的重新说话和傻子“我”的超感觉等等。

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这些情节不再具有再现历史和展示人物性格的意义，而成为作者隐喻历史，将作者的想象幻变为文学现实的平台。

对它们的描写，成了作者将“故事往无限可能的方向发展进行的一个有力的探索”①。

与小说情节寓言性相对应的，傻子“我”是一个寓言性的人物。

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康巴土司兴衰的历史都是通过“我”而展开的，通过“我”的傻眼来描述的，因而“我”的历史便是康巴土司的历史，“我”经历的传奇喻指着土司历史的传奇性。

正是出于对小说寓言性的强调，所以，小说对傻子“我”的种种描写都带有魔幻的色彩。

“我”的一些不合常理的言行，对待生死的态度以及最后的归宿，都有明显的寓言性质。

当杀手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听从命运的召唤，任由杀手将刀子扎进“我”的肚皮，不作半点抵抗，这种不合情理的描写，反映了作者阿来对历史宿命的认同。

“我”的结局喻示着土司制度和土司们的历史命运和归宿。

由于寓言性的强调和荒诞、魔幻的描写，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我”成为一个似傻非傻，寓神奇、智慧与荒谬于一身的人物。

按照常理，无论决策还是办事，正常人与傻子孰优孰劣那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小说里，阿来却让“我”这个口流诞水，一开口就冒傻气的傻子在事关麦其家族兴衰的几件大事上创造神奇首先是决定种粮食还是种鸦片。

首种鸦片给麦其家族带来滚滚财富，但几年以后，周边土司领地里纷纷种上鸦片，造成了鸦片价格大跌。

开春时，麦其土司在到底是种婴粟还是种粮食的问题上，采纳了“我”因赌气而提出的建议，全部种上粮食。

其他土司因全部种婴粟使鸦片价格下跌，所获甚少而闹饥荒时，麦其土司的领地却因“我”的正确决定而粮食大丰收。

其二是，开辟康巴地区的第一市场。

“我”在北方边境上拆除堡垒建立了一个市场，靠与其他土司、汉人交换货物、粮食，获取了十倍利润，富甲一方。

其三是巧妙对付茸贡土司。

当茸贡土司为解决饥荒而求“我”卖粮时，“我”傻子般的任性和延宕竟成神来之笔，不经意的一纵一擒，让茸贡土司就范，娶上让哥哥垂诞的绝色女子塔娜。

其四是因“我”的出现让只有半截舌头的书记说话。

“我”一个“众人皆知的傻子”，却做出了聪明人做不出的事情来，与此相对照的是，那貌似聪明且处处想展示聪明，谋求麦其土司继承权的哥哥，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但在南方的战争中一败涂地，而且成了仇人的刀下冤鬼。

这样的情节安排体现了阿来对藏族民间“稚拙智慧”的推崇。

所谓“稚拙智慧”即“不是思想的思想，不是智慧的智慧”(阿来诗)。

傻子“我”身上正好体现了这种东西，“我”脑钝嘴拙，不识谋略，以常人看来十分笨拙的方式来待人处事，却屡屡化解危机，①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一与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获得胜利。

比如当家族的仇人多吉罗布出现时，“我”并没有听从拉雪巴土司的建议“去把那家伙抓来”，而且，当他在河边“把长长的双刃剑顶在了我的喉咙上”时，“我”非但不呼救，不求饶，而是笑着说“让我下来，这样不舒服”。

我对死亡的愚钝使杀手顿失动手的勇气，也从此打消了他杀“我”的念头。

“我”的“稚拙”使“我”转危为安，“稚拙”成了“我”无往不胜的利器，在《尘埃落定》之中，聪明与傻的界线已被抹掉，当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傻子“我”时，我们发现傻子“我”恰是一个大智若愚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