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一把 翻盘人生

赌一把翻盘人生作者：来源：《英才》2008年第11期7位商界英才的岔路选择人生如棋局局新。

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对结果不确定的事情，或工作，或生活；或放弃，或接受。

面对这些不确定，向左走，可能是一种激情澎湃的人生，向右走，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海阔天空的境界。

因此，当面对人生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尤为关键。

是盲目跟从、是冒险一搏，是乐在其中，还是胸有成竹？通过一次次的博弈，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又将影响其未来。

为启迪读者，《英才》此次专访了七位商界英才，讲述自己当年一件具有冒险性的事。

虽然事件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面对人生的不确定，如何选择都没有错，都各有各的道理。

重要的是在作出选择之后，不能后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证明自己的选择，将梦想变为现实。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照此逻辑，冒险应该是成功的前提。

挑战、冒险、赌博……也许在你的人生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

那么，此刻你是不是可以仔细回忆——面对这些不确定，你冒险了吗？“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和老公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

王秋杨希望它能眷顾我口述|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王秋杨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2003年，中国登山队和业余登山队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

每天一到实况转播的时间，我就准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

当看到他们登顶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峰”，这样的梦想在心中萌生了。

几个月后，我攀登了人生中的第一座大山——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从此开始了我的登山之旅。

之后，我的每一次攀登都是在为梦想中的珠峰之巅做着准备。

2006年10月，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后，我觉得自己这四年的积累已经够了。

2007年4月，我们登山队的一行人来到拉萨，准备攀登珠峰。

就在我向着心中的梦想发起冲击的关键时刻，我却感冒了，还咳嗽。

这种状况在高海拔地区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我也感觉越来越难受。

有时候，我会很沮丧，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感冒过了，这次却持续了一个多月。

但我依然没有放弃。

我想，假如我最终成功了，就写本书叫《我登上了珠峰》，如果没能成功登顶，就写本书叫《我没登上珠峰》。

在发起最后的登顶前，我望着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的珠峰，给老公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打了个电话。

因为珠峰8844米的海拔以及过往十分之一的死亡率，让我心里不是太有底。

但冒险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天性。

我从小跟随父亲的部队生活在山里，整天和男孩子爬山、骑马，向往那种四处游走的生活，别人看琼瑶的书，我读的书确是三毛。

我和老公说：“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

他当时可能很忙，又加上身处竞争激烈的商业氛围，和我不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以没有完全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心中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

我下定决心，即使倒下也要向前趴，而不是向后倒。

当我终于到达珠峰顶端，心中除了激动、兴奋之外，还充满了特别多的感谢——感谢那些爱我、恨我的人。

因为还从来没有人写过攀登珠峰的日记，我就把这作为我的一项任务。

从第一天到达拉萨开始，我就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无论条件多艰苦，也要记下当天的所观所感，和自己对话。

有时候实在太累，我也会在第二天补上前一天的日记，绝不会拖到第三天。

在攀登珠峰的前后53天中，我整整写了三大本。

回北京后，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修改，直接出版了《只为与你相遇：王秋杨的珠峰日记》。

有人和我说，怎么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都是快乐的事情，这会让人误解，以为登山一点儿都不危险、不辛苦。

其实不仅是珠峰，攀登每一座山都是危险的。

有一次，在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因为高山缺氧，我出现了幻觉，觉得老公和两个儿子在面前冲着我笑。

我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在天寒地冻的山顶上。

所以，我一直对山有一种敬畏感，每次去登山不是想去征服，而是试图去亲近，希望它能眷顾我。

登山需要很专注、有耐心。

我以前经常丢三落四，但在登山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整装备，我们俗称为“系统重装”，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带错一双袜子都可能造成截肢这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因为喜欢登山这种冒险的事情，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非常注意安全：过马路我一定会先看红绿灯；走在一座大厦的下面，我会下意识地朝上看一眼，防止被花盆等高空坠物击中。

（采访|本刊记者王颖）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

陈晓薇非刻意生活口述|第九城市总裁陈晓薇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步跳跃，在别人看来都是一种冒险。

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回了一趟国，走了很多地方，萌生了到云南做乡村女教师的念头。

第二年，我在美国读生物化学博士后时，正赶上CCTV-9要开播，缺少会英语的记者。

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做乡村教师只能影响几十个孩子，做记者却能影响更多的人。

”就这样，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临时工”。

作出这样的选择，父母还有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他们觉得生物化学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未来会有不错的前景。

但我明白，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生物专业，因为它不能和人打交道，只是成天待在实验室里，这需要很强的毅力和耐心。

传媒行业倒一直是我向往的。

曾经，我很希望自己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

但阴差阳错，我15岁那年，正赶上中国科技大学招生，妈妈让我去试一下，结果就考取了。

以后，我就一直沿着生物这条路，从本科读到博士。

在中央电视台，我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650元钱。

两个月后，领导说：“晓薇好像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博士吧，算是特殊人才，一个月多给她发200元钱吧。

”因为收入低，我就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

那个同学是个男生，出国了，我和他太太合住在一套房子里。

他们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没收我的房租。

那是一套在顶楼的房子。

记得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楼顶漏雨，雨水正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已经把我的被子打湿了。

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巨大的生活落差，因为当时我的心态放得比较平，只是想回国体验一种新生活。

倒是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会让我沮丧。

因为我很早就到美国去了，自己的个性也比较率真，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居然要学会处理基本的人事关系。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做了一条包括戴姆勒-奔驰等跨国公司的驻京老总缅怀他的新闻，结果恰巧被当时的央视副台长看到，于是我幸运地成为“香港回归”的主持人。

后来，我到麦肯锡工作，再一头扎进互联网，加盟中华网，现在又成为九城的CEO。

其实，到了九城以后，我也面临过一次“风险”。

8月12日，九城的股价忽然跌了20%。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是因为一个分析师发布了一条错误的信息。

但是整整一天，朱俊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到了晚上，我按捺不住，主动给朱俊打了个电话。

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

我说：“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他平静地说：“我是最大的股东，也是董事长。

你本来压力已经够大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施加压力，会容易让你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这样对公司不好。

”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

事实证明，朱俊放权很彻底，他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心胸开阔的老板。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很有水平。

（采访|本刊记者王颖）仅仅3分钱，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当时，我已做好走人、睡广州火车站的准备了。

花荣砸破铁饭碗口述|股市知名职业投资人花荣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在股市上，我是坚定的“赌博”反对派，反对“赌”的做法。

我做任何事情，都只做有把握的。

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不做。

所以，在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为冒险的事情，大概就要算1994年—1995年间，刚刚毕业没几年的我，主动“砸”了铁饭碗，跑到广州去“下海”。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冒险的成分非常大。

那时候，我在郑州一家隶属于银行系统的国营证券公司当证券交易员，也就是俗称的操盘手，是个铁饭碗。

作为一名证券交易员，要定期参加上交所给“红马甲”（证券交易员的代称）组织的培训。

有一家在广州办公的、具有港资背景的民营房地产公司要开展证券业务，于是，他们就到培训班来挖人。

当时，这家公司看中了我，想挖我去他们公司，并开出优厚的条件。

在待遇方面，对方承诺，在他们公司干一个月，薪水相当于我在国营单位一年的收入。

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

而且，对方还给我分析了形势。

当时，广州、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他们判断：不久的将来，全国都会学习广州、深圳，向这两个城市一样改革，“下海”是大势所趋。

当时，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判断还是很有道理，事实就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铁饭碗的思想还是很严重的。

面对这个选择，我慎重想了两三天，才下了决心。

我出身于一个桥梁工人的家庭，父母都是长年在外流动工作，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自己决定的性格。

再加上当时也年轻，做事从来都是先干起来再说，根本没有考虑十年后会怎样，将来会怎样？当时给我带来困惑的，倒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如档案怎么办？对方招聘我，是真是假？但后来一旦想通了，这些也就不成问题了。

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打破铁饭碗的，其实是我对证券行业的喜爱和痴迷。

中国最早的股民中，有一批是从集邮圈中“倒腾”邮票的邮民发展而来的。

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也算浅涉集邮圈。

看到别人炒股，自己也就跟着开了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证券业放开限制，曾经有一次，股票普涨570%。

这个数字深深刺激了我，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改变命运的道路。

由此我走上了证券之路。

但是，在原来的国营单位工作，基本没有个人的发挥余地，都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这种工作方式十分压抑我对这个行业的激情。

而这家公司在一开始招聘的时候就讲明，可以放开手脚，可以施展自身的能力与才华。

因此，对行业的激情和对更大舞台的向往，影响了我当时的价值取向。

果然，到新公司后，我自己可以直接支配的资金量，远远超过在原来的国营公司。

但是，压力也相伴而至。

此外，对改革桥头堡商业氛围的憧憬，也是我南下广州的动力。

当时，全国尤其是北方人，对南方都有一种憧憬和向往，我也成了这股潮流中的一员。

但是，理想与现实毕竟有差距。

到了新公司之后，一次意外差点儿让我把饭碗丢了。

如果这个工作没有了，很可能找不到第二份工作，我将直接面临没有生活来源、找不到住处的窘境。

那一次，我们操作的是“内蒙华电”这只股票，结果遇到了系统风险。

公司领导说得很明确：如果这只股票跌倒2.2元，我们操盘组的三名成员都要被开除。

好在，这只股票在2.23元的时候止住了下跌的势头，我这才得以保住饭碗。

仅仅三分钱的差别，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那几天，我已经做好了走人的准备。

要是被开除，我就真要睡广州火车站了。

那次，公司一共调动了3000万的资金操作“内蒙华电”。

即使曾经把这3000万亏掉了近一半，但由开始到结束，我们共给公司赚了将近90%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