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第一丶二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和外部性，换句话说不存在我偷吃了你的奶酪你不知道，和我抽烟不会让你抽二手烟这两种情况，市场竞争实现的分配是帕雷托最优的，也就是这个社会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满意而不伤害别人的利益。

在我讨论那些前提是否成立之前，我之想指出，除了这些提到的前提，这个定理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别的条件，有一个技术性的条件是一个人不可能感到自己的状况好到了极点，即使上帝来也不能让一切变得更好了。

如果说，经济学家对市场迷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定理的存在。

因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也就是帕雷托最优。

当然这个定理成立需要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1.充分竞争; 2.没有信息不对称; 3.没有外部性。

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啊，所以管制啊，壁垒啊，垄断啊等等等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

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和人民大众是站在一起的。

竞争对老百姓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

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

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

因此，很多经济学家会主张一个小政府，因为政府需要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需要它的领域。

但是，究竟在哪些领域市场失灵，失灵的程度有多大，是一个可以辩论的话题。

但是总的说来，很多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第一定理假设的世界，因此他们的政策建议就会是努力像那个方向努力，反垄断，明晰产权等等等等。

第一定理的一个重大漏洞是，帕雷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可以是极度不均的。

我拿10000万，你挣1000块可以是帕雷托最优的。

第二定理的目的就是要修复这个漏洞。

第二定理说的是通过合理的总量税调解，任何帕雷托最优的分配都可以通过上述的竞争性市场来实现。

第二定理的成立条件，在数学上比第一定理要强，它要求人们不是那种追求极端的人，不是赌徒或者偏执狂。

我想这个假设，大概对于大多数人都是成立的。

第二定理主要的信息是，如果你希望整个社会达到某种理想的分配状况，你不需要让政府事无巨细的进行分配，每人一套房子，每个月30斤肉之类的，那样是很麻烦的，而且很可能是没有效率的。

如果需要更平均的最终分配，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给穷人发钱，找富人收税，然后让市场去分配那成千上万的商品和服务。

同时，这个税必须是总量税，换言之，也就是人头税。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让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成了一个市场至上者。

因为它们的结论是强大的。

经济学家不是不关心公平，市场也不是自然就会让贫富分化。

分左派和右派，以后请不要再以是否支持自由市场作为区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批判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们将回到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讨论上。

在本章中，我将指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有缺陷的。

该定理认为竞争性经济是有效率的。

与该定理描述的恰恰相反，竞争性经济几乎都是无效率的(下文将作详细论述)。

下一章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做了类似的批判性分析。

在这两章中，我将着重讨论由完全信息和完备市场体系的假设而引发的问题。

其他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例如由缺乏内生性技术变动的假设而引发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每一个竞争性经济都具有帕累托效率。

这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提出的一种现代说法：人们总是需要同胞的帮助，然而一个人只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恩惠却是徒劳的。

如果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人的私利联系起来，并告诉他人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应为此人做些什么那他要达到目的将会容易得多。

……我们并不是靠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吃饭，而是他们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这些人才会给我们食物。

我们告诫自己，他们只有私利而没有仁慈，不要和他们谈论我们所需要的，而只谈他们的私利。

斯密继续描述私利是如何导致社会商品的：一个人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会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进而导致了一种非他本意的结局。

对于社会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有害。

他追逐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其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给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提供了理论基础。

像其他定理一样，它的结论则取决于假设条件的有效性。

然而，进一步研究它则会发现，该定理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竞争性市场效率的格林沃德一斯蒂格利茨定理⑵留意作者所强调的假设条件，并标注“条件A．1……A．10”，同时注意作者有意或无意隐藏的假设条件都是非常有趣的事。

例如，每个模型中都有不言而喻的条件，有的条件则被一笔带过，似乎它的作用仅限于提醒一些传统的用法；有的条件则暗含在基本定义之中。

例如，人们认为供求相等是市场均衡的特点，这种观点作为均衡定义中的一部分在标准竞争性模型中被提出了。

如果供求不等，那么就会出现交换的力量，因此这种状况就不能算做均衡⑶。

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不完全信息的最新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竞争性⑷市场均衡状态下可以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如斯蒂格利茨和韦斯在1981年提出的信用配给模型)，也可以存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如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提出的效率工资的失业模型⑸。

相似的是，标准竞争模型也开始于对线性价格体系(购买单位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的暗含假设，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不完全信息的竞争性市场是非线性价格体系，例如数量折扣⑹，即买的越多，单位商品价格越低。

由此可见，零利润竞争性均衡的标准假设条件对于不完全信息模型来说是无效的。

信息假设的重要性当完全信息的严格假设条件不适用于一般情况时，许多标准；结果就不能有效地使用了。

直至今日，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竞争性均衡中信息假设的重要性。

对隐含条件的重视与评价组织经济的不同方式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假设完全信息的存在，确切地说，就是信息是既定不变的，特别是不受任何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受任何价格的影响，也不受市场上不同个体的共同行为变化的影响即是说存在一套完整的风险市场体系。

当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市场不会实现限制性的怕累托效率，亦即政府干预可以带来明显的福利改善。

政府干预同样要考虑到对影响私有经济的市场、信息费用(以及市场费用)进行限制。

尽管政府使用的干预措施是有限的，例如仅限于使用简单的(线性)价格手段和统一的总量手段⑻，但实际上，政府干预的作用是有益的。

除此之外，这种有益干预的性质(甚至范围)都与明显的市场参数有关，例如不同群体对工资和价格的变化将作何反应。

⑼在某种程度上讲，阿罗和德布鲁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发现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中，几乎只有唯一一套假设条件是正确的⑽。

当然也存在市场可能限制帕累托效率的其他情况。

例如，如果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并且都面临着同样的冲击，那么有无风险市场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风险市场，也没有人会在其中交易⑾；或者说，如果所有个人消费商品的数量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存在道德风险的经济体系将限制帕累托效率⑿。

(普里斯科特与唐森在1980年详细研究了存在道德风险的福利经济学。

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结果与普里斯科特和唐森的研究结果有差异，这是因为后者着重研究了一个特殊情况，斯蒂格利茨，阿诺特以及格林沃德均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是有效的。

）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的外部效应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的重要发现在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时，个人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外部效应，该效应是其他人所无法预料的。

(外部效应一般类似于“大气的”外部效应，它的大小取决于所有个体行为的总和。

)下面的一些例子有助于说明该问题：1．不完备的风险市场假设在诸多自然状态下，苹果树是唯一的风险性财产。

苹果树的种植数量(随机地)决定次年苹果的产量，它的收益决定价格和在任意自然状态下拥有苹果树的收益率。

当个人种植更多的苹果树时，种苹果树的收益的概率分布就会发生变化，由于苹果树被定义为唯一的风险投资，因此这种情况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财产(原始的概率分布)被一种新的财产所替代。

尽管在种植更多苹果时，概率分布发生变化，但是投资者只获得收益概率分布中他应得的那一份。

个人的行为对概率分布的影响可以被视为外部性。

[13]2．不同的劳动者素质(逆向选择)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有关劳动者素质的不完全信息问题。

厂商可以知道招聘会所提供的劳动者的平均素质。

他们甚至可以知道工资是如何影响劳动者平均素质的。

⒁厂商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变量。

另一方面，无论素质高低，每个工人都没考虑到他们对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会对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有何影响(相应地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

实际上，如果低素质劳动者决定提供较多的劳动，则在任何给定的工资水平上都将会降低厂商的利润。

他们的行为对厂商将起到外部性影响。

同样的道理，政府可以轻易地影响劳动力综合素质，例如对低素质和高素质个体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同影响的商品进行征税或给予补贴。

[15]3．激励(道德风险)问题人们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想抗拒风险。

但保险并不意味着投保人可以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

因此他们避免被保险事件发生的动机减弱了，因为个人可以从中获得保险赔偿。

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掉以轻心，那么被保险事件将会更频繁发生．保险金的数额也将增加。

这个例子同时也表明政府是如何影响帕累托改善的。

通过对多种商品征税或补贴，政府可以鼓励人们对某些事件更加重视。

假设投保事物毁于火灾，而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床上吸烟。

在床上吸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喝了很多酒之后。

原则上讲，一个人可以想到保险契约上要求不要酒后在床上吸烟，但这并不能被强制执行。

(保险公司可以在每间卧室都装上电视监控器，但某些人认为这是侵犯个人隐私。

)但是通过对香烟和酒精饮料征税，政府可以劝阻人们吸烟、饮酒，同时作为一个副效应，酒后在床上吸烟的情况同样会减少。

至少可以通过征税使由减少“道德风险”而获得的福利收益足以抵销由征税带来的消费形式变化(额外净损失)所引起的福利损失。

很明显，征税和补贴应引导人们去调节自己的行为，例如对提请人们注意的补充商品进行补贴。

而对其替代商品进行征税〔l6〕。

最优税率应设置在这样一个边际上，即人们行为结果所带来的收益和边际额外净损失的均衡。

这两点均可以与经验的、明显的尺度相关联(例如需求补偿的[占有和交叉]价格0></a>弹性，以及与各种价格相关的“人们更加重视”的弹性)。

政府和私人的保险公司缺乏必要的信息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它们不能直接控制行为。

只是政府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来减轻道德风险以及使用该手段所需信息带来的影响。

[17]政府职能上面的例子还可用于说明政府具备而私人不具备的职能。

“无名氏定理”[18](如果它是真实的，确实可称为无名氏定理)指出，政府可以做到的任何事，私人都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