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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中国化
论佛教中国化文/杨爽佛教中国化历程漫长，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佛教的某些话语解为汉地人士所掌握并大众化。
佛教的思维模式及取向也深深内化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心理倾向。
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实现，充满了对儒家魔法信仰的怀疑与消解，对盲目信仰的批判。
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理性化以及性格塑造有积极意义。
同时，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文化的影响。
佛教讲究“业报”，“业”，一般而言，分为身、口、意三业。
我们可以发现，“业”在大乘有宗看来主要是在思的作用下产生的，并由此而赋予“业”以形而上学的色彩，来解释宇宙、人生中的因果缘起。
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以业感缘起作为其理论基础，业及缘起学说内化为普通信众的心理倾向。
业感论的生命整体理解模式仍旧与气论的神秘色彩共存于当今人们的思维与信念世界中。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要以‘道’的概念加以阐发的，这种概念在儒家以及大多数其他学派中都是共同的，要么是儒生那样以世俗的方式‘适应’社会领域里的世界秩序，要么就是道教徒那样的玄妙深思的离尘脱俗的态度。
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同样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大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佛教的佛学中国化的代表是禅宗。
这最能突出中国化佛学的思维批判之特色。
在中国传统思维中 ,诸如体、用、能、所、天、人、阴、阳等等一些术语的对立组合模式已渗入到民族心理的积淀中去，形神论争不过是在佛学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时所激起的思维上的一朵浪花而已。
佛教精神的反本质主义，是对反对自我、事物乃至对世界的本质探求。
如果有人认为有本质的存在，便会陷入两种困境中去，一是进入神秘主义，另一个就是可能对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导致伦理的虚无化。
因为佛教文化自身也有问题，有学者指出“对宇宙人生之苦的感受与说教，一方面确实曲折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则仍然重复着佛教的基本教义。
基于人生之苦的解脱论引导禅僧追求虚幻的精神自由，造成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玄奘与鸠摩罗什两位传世佛教大师
玄奘与鸠摩罗什两位传世佛教大师佛教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传世大师，其中玄奘和鸠摩罗什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对佛教的发展与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从他们的生平、学识造诣以及影响等方面来探讨玄奘和鸠摩罗什两位佛教大师。
一、玄奘的生平与贡献玄奘（602年-664年）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大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壮丽的事迹。
玄奘出生于陕西长安，早年出家修行，并对印度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深入学习佛教经典，玄奘不顾艰险，于629年开始踏上了西行取经的旅程。
他历经艰险，历时17年，穿越沙漠、山川，终于抵达印度的寺庙，学习了大量经典。
玄奘的贡献不仅仅是将大量的佛教经典带回了中国，更重要的是，他将多种梵文佛经翻译成中文，为后世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他以身作则，高度重视佛教的文化交流，曾多次前往宫廷陈述佛教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他还亲自创建了一系列寺庙和文化机构，为佛教的传播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鸠摩罗什的生平与贡献鸠摩罗什（344年-413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的佛教传教士。
他生性聪明才智过人，16岁便舍家出家，并深入研究佛法。
鸠摩罗什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翻译能力而闻名于世。
鸠摩罗什的一生几乎都在佛教翻译工作上度过，他所翻译的经典数量庞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还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教义体系，对后来的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两位大师的学识造诣玄奘和鸠摩罗什都是佛教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佛教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玄奘的学识极其广博，他不仅熟悉佛教经典，还对历史、文学、天文等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在印度期间，深入学习了多种语言、文化，为佛教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鸠摩罗什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精通多个语言，擅长翻译印度佛经。
他的翻译成果以准确、通顺、易于理解著称，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杨玲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3年第07期【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佛经翻译与文化交流发展关系，探讨佛经翻译对汉语言、汉文学和中国哲学方面的影响。
认为佛经的圆融精神促使了传统的儒家和合精神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佛经翻译；中国文化；汉语言；汉文学；中国哲学一、引言佛经的汉译使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带来了佛学的研究风潮，不仅开创了中国宗派蓬勃发展的新面貌，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佛教翻译如此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翻译理论中学习和了解它尤为重要。
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转换符号的过程，更是一种承载语码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而来，进而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和融合。
对于佛经的翻译亦是如此，回顾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由佛经翻译表现出来的“圆融”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更包容性的特点。
二、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从佛经翻译看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回顾中国的翻译文学，曾经出现过三次大高潮：第一次是在汉唐时期，这一阶段的翻译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道安、鸠摩罗什及玄奘等；第二次是在明末清初，主要以翻译各类经书为主，如利玛窦对《圣经》的翻译等；第三次则是在中国近代，此时多种文体的翻译相继出现，翻译的种类也逐渐开始增多。
由此可知，佛经翻译从掀起第一次翻译高潮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究其原因不仅受到了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更是由于佛教“圆通”思想起着关键的作用。
《辞源》中解释“圆融”一词为：“圆融，佛教语。
破除偏执，圆满融通。
这赋予了佛教特有的性质—开放和包容。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既能保持自己的特性，又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相互沟通和交流，例如，用顺应融会的态度对待儒道学说，并效仿其譬如淑世化民的正面的社会作用。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其形式多样并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但其不变的“和”的精神内核却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受到了一致的推崇，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扬。
中国翻译史简介
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 保持原作的风貌，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 十分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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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互生
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 号秋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 1898
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
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 的《几何原理》等书。虚心吸取别国的长处，为我所 用，以超越前人。徐光启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 以及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
清代的林纾（琴南）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84种西 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最著名的有《巴黎茶 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 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 （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 等。因不懂外文，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甚多。 但是林纾的翻译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郭沫若、 鲁迅等都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
清朝的林纾(字琴南)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 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 文学译品甚多，字数达1200万，有《巴黎茶 花 女 遗 事 》 《 块 肉 余 生 述 》(David Copperfield), 王 子 复 仇 记 》(Hamlet), 《 撒 克 逊 劫 后 英 雄 略 》(Ivanho) 、 《 黑 奴 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等。
年11月22日)，逝于1948年8月12日， 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战士。 原籍浙江绍兴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
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 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 “扬州人”。 他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
第一讲 中国翻译简史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 备五也。 （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
❖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 备六也。 （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
❖ 译德、译才，德才兼备，方为合格的译者。 也就是说 既包含人格修养，又包含学识修养 八备把译经活动同译者主体的道德风尚、学 识修养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 八备开创了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的先河。
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 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 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 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 个时期。
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 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 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 尾声了(马祖毅，2004：19)。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
❖ 支谦 三国时佛经翻译家。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 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 权赏识。
❖ 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 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 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
❖ 其译文：文质调和。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 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 摩罗什、真谛、彦琮。
❖ 道安
东晋僧人。形貌奇丑，博闻强记。东晋时被
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 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 ❖ 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 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 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 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 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 之说。 ❖ 五失本(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指 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 文与原文不一致： ❖ “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 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
鸠摩罗什和他的翻译思想
二、罗什开设译场 1）背景 罗什入华时，正是佛教在南北中国大面积推广之时，随着 佛教信徒的增加，规范佛经翻译已经成了社会的一种必需。 罗什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他在长安逍遥园与长安 大寺设立译场，率弟子八千余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开 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从而为以后译场制度的形 成奠定了基础。 2）罗什所做出的贡献 培养翻译人才：罗什不但翻译，而且讲授，使翻译与讲习 培养翻译人才：罗什不但翻译，而且讲授，使翻译与讲习 相结合。培养了许多造诣很深、名冠华夏的僧人，其中著 名的有僧睿、僧肇、慧观、道融、昙影等。 他使得佛经翻译由个人行为或少数人行为变成一种近乎大 众的行为,开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这不仅避免 众的行为,开创了中国集体翻译佛经的先河。这不仅避免 了少数人翻译在技术上存在的不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所译佛经的信誉度，使伪经市场大大缩水。 他坚持以梵文本佛经为翻译原本。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 “重译”带来的衍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 重译”带来的衍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佛经翻译的标准 本或者说是范本。 或者说是范本。 他利用国家政权的介入，确立佛经译本的权威性。后秦皇 他利用国家政权的介入，确立佛经译本的权威性。后秦皇 帝姚兴不仅对罗什优宠有加，而且还乐此不疲地参与到罗 什的译经事业中来。从鸠摩罗什译场的成立开始，中国佛 经翻译的性质上升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了“官译” 经翻译的性质上升为国家的文化事业，进入了“官译”的 历史阶段。这种翻译力量与机制的重新整合取得了前所未
开设译场(1) 开设译场(1)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一、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Workshop） 1）翻译培训派创立翻译培训班的前提：归根到底，就是能否 进行文学翻译教学的问题。 耶鲁大学的策德内斯（Jonans Zdanys）在《 耶鲁大学的策德内斯（Jonans Zdanys）在《翻译教学： 翻译教材结构的几点说明》 1987）一书对此做了论述。 翻译教材结构的几点说明》（1987）一书对此做了论述。 最初他对文学翻译教学也持怀疑态度，通过实践，策德 内斯打消了疑虑，认为翻译确实可以进行教学，并希望 能吸引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一起“ 能吸引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一起“探讨诗歌翻译的理论与 实践” Zdanys，1987：10）。他说： 实践”（Zdanys，1987：10）。他说： 虽然我仍坚持创作不宜教学的观点，但我确实认为认真 讨论不同理论的文章，仔细研读原诗，对翻译的反复推 敲以及对翻译各方面的探索会使每一个参加培训班的人 更深刻地了解翻译的动态过程…..对文学的复杂性肯定 更深刻地了解翻译的动态过程…..对文学的复杂性肯定 会有更深的理解。（Zdanys，1987：11） 会有更深的理解。（Zdanys，1987：11） 2）翻译培训派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人物应首推哈佛大学的里查 兹（I. 兹（I. A. Richards）。 Richard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里查兹在哈佛大学创办了阅读培训 班。这实际上是以后创办创作培训班及翻译培训班的前 奏。里查兹的真正目的是要创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法， 用来“充分地理解” 用来“充分地理解”文本，以求得正确而统一的反应。 在里查兹所办的培训班里，里查兹企图就交流问题 （communication）寻求某种统一的答案。为此他制定 communication）寻求某种统一的答案。为此他制定 了一些规定和条款，他说：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作者：包布赫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12期1.玄奘的翻译观玄奘主张应该注意原文风格，认为原文如果简单平实，译文就不应该做文字修饰。
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是对佛经中一些内容音译制定的规则，这表明玄奘不完全同意意译。
所以他属于“厥中”派，对于直译和意译是根据文本内容和风格而寻求方法，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
“五不翻”音译原则分别是：第一个是“为秘密故”，原文中一些词语，如果难揣测出其义，则不能意译;第二个是“含多义故”，原文中有些词汇意思多，不能选择其中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第三个是“此无故”，原文词语中土没有;第四个是“顺古故”，有些专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使用，只需沿用无需另译;第五个是“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够唤起人的尊重之心，而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轻贱它们。
2.从翻译因素论角度分析玄奘的佛经翻译许钧在《翻译论》（2014）一书中提出翻译因素论，他提出影响译者“译什么”和“怎么译”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在唐朝时期，唐朝帝王认为自己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代，所以在唐朝道教除武后时期，大部分都是在佛教之上的。
社会对佛教的需求，迫使帝王重新重视佛教的地位。
也正因为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也促使佛经翻译的兴盛和发展。
“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而言，翻译界真正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
”（许钧，2014：150）在玄奘的佛经翻译中，确实受到了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十一个译场司职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就是监护大使。
之所以会有帝王派官员参与译场翻译，正是因为帝王需要对佛经整个翻译流程及翻译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以免不利于朝廷的内容流传到民众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
论玄奘的佛经翻译原则
论玄奘的佛经翻译原则作者：马逸超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15期摘要：翻译作为一门学问，讲究技巧和方法。
玄奘在进行佛经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时，提出了“五不翻”原则。
“五不翻”原则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在对佛经的翻译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也在后世的其他翻译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关键词：“五不翻”；原则；音译引言：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然而提出明确的翻译原则，形成翻译理论的人在古代并不多。
玄奘在进行佛经翻译时，明确提出“五不翻”原则。
而如今，随着世界各地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交流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
于现世翻译而言，玄奘的翻译原则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五不翻”提出背景我国翻译的真正发展起源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自印度传入中国后，我国的翻译活动开始兴起，翻译的规模不断扩大。
因而，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也在逐渐形成。
支谶、支亮、支谦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其中支谦作为“文质之争”文派的代表人物，强调佛经翻译应注重文采修饰，易于读者理解。
随后，文派和质派各有发展，文派的鸠摩罗什开意译之风，而质派的释道安则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文质之争”进一步延续。
玄奘在结合前人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后，提出了“五不翻”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均不做意译，而采用音譯。
玄奘对“文”和“质”进行了融合，使得翻译效果更佳。
诚如如梁启超所言：“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二、“五不翻”具体内容一，“秘密故”不翻是指有秘密含义的采用音译，如咒语“陀罗尼”，如果采用意译就会失去其特殊意义；二，“含多义故”不翻，有多种含义的专业术语不意译，如梵语“薄伽梵”一词具有6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因而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等义词，故采用音译；三，“此无故”不翻，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物的不意译，比如“阎浮树”只产于印度，中国无此树，所以采用音译；四，“顺古故”不翻，约定俗称的事物便采用一直沿用的翻译，不作新译，例如“阿耨菩提”虽可再译，但易造成混乱，因此最好照用古人的翻译；五，“生善故”不翻，即减轻愿意分量的不可采用意译，例如“般若”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若”意义高于“智慧”，更能使人心生敬意，若将“般若”译作“智慧”，略显轻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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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整理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
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来看佛经翻译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引言
1.1 背景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时期，衰于宋代。
虽然佛教是外来传入的，但“儒释道”却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至今，而其中的“释”指的就是佛教。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由一个外来文化变成了中国的核心文化之一。
说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得不提的就是佛经翻译者。
正因为有他们所译的佛经，佛教的教义及精神才能更为迅速、广泛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
从佛教传入初期到佛教兴盛，经过许多佛教传教僧侣以及佛经翻译者的努力，佛教文化由外来文化走到了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之一的地位。
这期间有许多的著名佛经翻译者，诸如安世高，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
而其中鸠摩罗什与玄奘则可以被称为分水岭式的人物，因为在佛经翻译中，人们将鸠摩罗什之前的翻译称为“古译”，而自鸠摩罗什起至玄奘的佛经翻译称为“旧译”，自玄奘起的佛经翻译则被称为“新译”。
因此，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佛经翻译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1.2 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关于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经以及译经对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已经很多，也有许多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过这一问题 xxx 。
早在1984年，苑艺就在《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一文中提到过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而在20xx和20xx年，赵文敏和杨小华也分别在她们的文章《鸠摩罗什译经特点及影响》和《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
思想、特点及其影响》中提到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推动作用。
而对于玄奘的佛经翻译，许多人对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价值作了研究，而在20xx年，陈洁在《玄奘佛经翻译观》一文中间接提到了玄奘的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的作用已经受到人们的xx，并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研究，但是鲜少有研究将鸠摩罗什和玄奘的佛经翻译放到一起研究这些翻译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
而本论文运用分类描述法和分析综合法，将二人的佛经翻译放到一起，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两人的佛经翻译在佛教中国化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章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及其作用
2.1 背景及主要成就
鸠摩罗什所在的时代正是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时候佛教已经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在佛教传入伊始，中国的宗教信仰还是以道教为主，所以佛教并未一下子就成为人民大规模信奉的宗教。
但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连年混战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因此宣扬因果报应以及轮回的佛教成为了人们精神的寄托之一。
而佛教教义及精神的传播却离不开佛教僧侣们孜孜不倦地翻译佛经。
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佛经翻译者便是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与玄奘、义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
父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xxxx库车）。
博通大乘小乘。
后秦弘始三年入长安，至十一年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
译经总数《出三藏记集》作35部294卷，《开元释教录》作74部384卷。
鸠摩罗什所译的经论影响很大，其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三论宗主要依据;
《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主要依据;《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
2.2 鸠摩罗什的翻译观及译经特点
对于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鸠摩罗什开创了佛经的“旧译”时代。
因为在鸠摩罗什之前的佛经翻译是偏向于以直译、硬译为主，所以汉译的佛经数量虽然不少，但是译文却多有“滞文格义......不与梵本相应”。
[1]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鸠摩罗什之前的汉译佛经因其翻译的策略以及其语言的应用而使得汉译佛经有晦涩难懂的地方。
罗什认为：“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
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2]因此鸠摩罗什一改之前的硬译、直译的方法，而变为以意译为主，他的译文不拘泥于形式，旨在正确通顺地表达原文所传递的意义。
而从上面这段罗什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鸠摩罗什认为梵语的佛经是可以配以音乐加以颂唱的，但一旦被翻译成了汉文以后，原来佛经中的音乐性就不见了。
所以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文虽然以意译为主，但是他的译文却有同时兼顾了形式与语言，具有音乐性。
因此罗什的语言非常优美流畅，不晦涩难懂。
如在罗什著名译作《金刚经》第三十二品中“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3];《妙法莲华经授记品第六》中“世尊甚稀有，难可得值遇，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4]，这些译文短小精巧，生动凝炼，读起来朗朗上口，既能看得懂其意思，也很有韵律感。
2.3 鸠摩罗什译经对佛教中国化的作用
鸠摩罗什的佛经译文既能注重遵循原文的意思，又能在传达原意的过程中不忘原文文体所具有的音乐特点。
而能让罗什这样翻译佛经的原因，不仅在于他博览群书，通晓梵语与汉语，身为龟兹人却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译经态度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