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左传》的文学特点

谈《左传》的文学特点

摘要：《左传》是史传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以年为单位的编年体史书，书中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描述的故事情节完整，语言简练，内含丰富。

关键词：左传；人物；编年体；史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相传作者是战国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一书，丰富多彩。其主要内容是记载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及言论。另外，关于天文、鬼神、灾祥、占卜等方面，也有记载。《左传》本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它从文学角度看有着显著特点。

《左传》则是第一部为后人所称道的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既然为传释《春秋》而作，那么它与《公羊传》、《穀梁传》一样都采取编年体的方式就是采取了最自然、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是承袭，却也并不是毫无自家意图的被动承袭。时间对古代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没有了线性时间，农事和以农事为核心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都将失去依据和参照。例如《左传》在相当多的年份记载了许多“城城”之事，因为“城城”对确保战争的胜利和邦国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线性时间为序列的编年体很自然以“年”为单位，但事件的生成与发展永远不会以这样的时间限度为起止，以时间为叙述模块的编年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节的分散与割裂，于是《左传》很自然发明出一种能够有效勾连事件的“锁链式”结构。此处的“锁链式”结构意指其上年与下年之间情节上的环环相扣，因其相互连结状如锁链，故名之。而在这种锁链式结构之中，上年的内容一般都会起到伏笔和预叙的作用，下年事是顺承之“承”，是递进之“进”，是因果之“果”，是转折之“折”，是一种因势力导的有意识的结构安排。《左传》“锁链”中最显在的一种形式就是上年的最后一条传文与下年的第一条传文说的是同一件事，必须二年连读方能弄清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两年的史实也借助这一事件勾连在一起。

《左传》与《春秋》分列可见《左传》虽然继承了《春秋》的编年体书写方式，却实在有其自成一格的特征，而情节更为丰富、叙事更为详尽当是其显在的因素。记叙历史事件时不是平铺直叙，毫无选择，而是抓住事件中的重要环节着力描写，使所叙之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如“赵盾弑君”事件是由情节异常紧张、变化莫测的小故事串联而成，使所叙之事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传奇的色彩。

《左传》中人物个性鲜明。《左传》特别注重人物的描写，这些人物几乎都是以鲜明的面目出现，或善良、或正直、或阴险、或邪恶，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采取随事写人的方法，将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随着叙事的展开，通过细节、场面、对话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首先，左传作者充分认识到要表现一个人物，必须把他放到事件中去刻画，在事件中刻画人物，所以，《左传》的作者善于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表现作者的人物性格特点。在描写晋文公重耳的时候，为了表现他的各种性格特点，作者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典型事例来对他进行描写的。其次，左传的作者注重在人物描写中刻画人物个性，通过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他在即位前的争强

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对一个人物性格的变化的描写，很好的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作为叙事文学，《左传》能够使人看到完整的情节、生动的形象和欹丽跳荡的姿态，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它所采用的多种叙述方法。这些叙述方法是《左传》文字展现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表现，使《左传》并不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叙述层面上，而是使之跨越过去未来，将现实和思想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使叙述从多个维度以细针密线的方式展开，呈现出极大的立体延展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传文全叙陈敬仲之事，顺叙其自陈奔齐及与齐侯的亲密相处，补叙其娶妻之时的趣闻和少年时父亲请周史为其占卜命运的旧事，并预叙其子孙得政于陈。短短五百余字中，其家族变迁娓娓而出，不能不说是多种叙述方法综合运用的妙处。《左传》多种叙述方式的并用，不但勾连了相关情节，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剪裁能力和精到的构思之法，行文中更是以虚实、张弛展现了伏应之法，强化了文章演进过程中的节奏感。

《左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善于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写军事斗争，而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外交联系起来写，并且能够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写得千姿百态，绝少雷同。如：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鄢陵之战、吴楚柏举之战等，不仅以委屈尽致的笔调来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和场面，而且能够写出战争的性质和成败关键。全书记载了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有380多起，当时的许多著名战役，都是通过它的周详记载和生动描写，才得以流传下来，成为军事史上的重要战例资料

《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辞令十分优美，运笔灵活，变化万千，语言简括，却含义丰富。特别是其中选择性地收录了不少外交官精彩的外交语言，也为它增添了光彩，前人将《左传》这个特点称之为“行人辞令之美”。《左传》行人辞令中的委婉语是当时社会交际所必需,是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产物。作为重整乾坤的外交工具,这些专对之辞不能像日常言语那样随心所欲、保持其原生素朴的形态,它们要与出使目的、外交场合氛围、礼仪惯例等相协调,行人必须调动相关的知识存储,从称谓选词、句式语气等方面都要慎重选择,务求恰如其分,合乎礼仪。如：晋军在安之战中打败齐军后,晋军主帅克提出要以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做人质,并要求齐国将境内所有的田埂修成东西向。针对晋人的无理要求,齐顷公派宾媚人做出了上述答复。宾媚人从情理的角度指出晋人的要求是违反先王之命的,实属不义,且严重背离了孝道,必将失去诸侯的拥护。采用的固定结构“无乃……乎”,在使用揣测语气的同时还用了疑问语气,更加强了委婉的意味。

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春秋以后的时期，“君子”都是人们膜拜的对象和精神投奔的方向，他们是人群中的博学者、清醒者、冷静者、智慧者，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是人们思想层面的灯塔与路标。于是《左传》创立了独特的“君子曰”的言说模式，从而实现对史事充满激情的评价和对后人思想行为的引导。“君子曰”是《左传》行文中显在的形式特征之一，所以人们读《左传》必论“君子曰”，但却不是所有人都会首先认清“君子”的身份。春秋以至《左传》成书的时代君子需要具备的至少是丰富的学识、全面的能力、高尚的道德、内在的智慧和得体的言行。宣公十二年，晋楚有战，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车和车右摄叔一起单车向晋人挑战。许伯驾车飞快地向前冲，车上的旌旗都因车速极快而斜倒，直冲到对方营垒前才掉转车头；乐伯以箭射敌并代替许伯执辔，让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