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播州土司文化看贵州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

从遵义播州土司文化看贵州民族文化的发

展变迁

一个对遵义古代播州统治长达 725 年，承袭 29 代，历经多次改朝换代而久盛不衰的杨氏土司，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是土司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反映了中央王朝在这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和政策，反映了土司制度从起源、形成、发展、完善到最后消亡的整个过程，其价值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们今天传承民族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播州;遵义;民族文化；土司文化

我国的土司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既保证国家统一的集权管理，又保留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而严格意义上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宋，形成于元朝，完善于明朝，衰落于清朝。作为封建王朝特殊政策的土司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祖国边防，发展边疆生产，稳定民族地区秩序，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土司制度下的土司文化有着非常丰富、深广的内涵，它包括制度形态的土司文化、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精

神形态的土司文化、民俗文化等。因此，对土司文化价值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才能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

一、遵义土司文化

遵义古称播州，唐贞观十三年(639 年)，在遵义这片土地置播州，播州之名一直延续到 1600 年的平播战争，共延续了 961 年。

公元 876 年，杨端自西北入据播州，设置播州宣慰使，从而开始了播州土司文化时期。杨氏土司自入据播州以来，大力推行汉文化，大量纳收汉族文人儒士，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留下了技艺精湛的石刻装饰“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杨粲墓、“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屯、“三街六巷九狮子”播州城等许多独特的文化遗迹。目前发现的播州土司文化遗存主要有:土司墓葬、古建筑、古关隘、摩崖、碑刻、文物葬品等。这些独特的土司文化遗存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关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们今天传承民族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比较下的播州与中原

文化比较方法是文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方法之一，这种在古典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方法，在19世纪成为支配着学术界的一种观念与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比较学派”。19世纪的“比较学派”的理论基于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制度的发展视为与有机体相类似的法则进行，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进化也是由简单混乱而走向复杂协调的过程，认为各种民族虽然在地理分布上有所不同，但是文化上与制度上必然是类似的和平行的。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于当前研究播州考古民族文化意义重大，因为作为历史上相对封闭落后的播州地域，其文化的生成发展必然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多或少改变着播州民族文化的样态。此外，播州历史留存的文字资料较少，仅有的多为经过官方加工过的第二手、且带有王朝本位主义的色彩，对播州历史文化的记载的客观性不足。而当下的海龙屯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播州民族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资料并没有达到可供研究的丰富程度，且出土的文化资料本身并不会说话，其反映的历史信息需要我们通过比较的方式，即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文物遗存进行跨文化的比较，这样我们才能理解

海龙屯文物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价值，深化对播州民族文化的认识。

民族之间的相互渗融和影响，形成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性。在播州地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中，播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播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特色分明，关系密切。播州地处西南，地形多山险峻，气候湿热多雨。由于大山的阻隔，平地的缺少且分散，丰富的水热使得天然植被繁茂，开发条件和难度较大，在历史上开发程度有限，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为游耕的方式。中原地区，平原为主，四季分明，光照充分，土壤肥厚，水利灌溉便利，生产方式为灌溉型的农耕生产方式。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中原地区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传统汉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政治经济文化一度发达，成为传统文化的中心，以此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开拓辐射。而播州地域属于传统的华夏边缘，以分散落后的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在相互隔绝的多山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中央集权性质的分散的地域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原文化显示出强劲的开拓力，不断向周边拓展辐射，影响到了播州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开始交流，不同的文化在趋同化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仍保持者各自的魅力和

特色。由于播州地域文化同中原文化基于农业文化上的共同性，也即是说，播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间的差异程度要小于中原地区与其北方的草原游牧社会，这种相对同质性且力量悬殊的文化互动的结果，使得播州地域文化逐渐失去自身特色，融入更多中原文化的因素，最终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成为华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原文化与播州文化博弈的结果，即播州文化总体上融入中原文化，其中机制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所分析的那样:许多世纪以来，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中国不但抵御外来的侵略，也限制自己的人民向外发展。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分离。相反地，在南方，无论怎样发展，汉族都不会与中国分离，而只能为中国增加新的土地，并逐渐同化吸收当地的居民。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在云南、贵州等省，特殊民族仍然很多，他们的经济与社会表现出趋向汉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但他们仍保持其固有的语言和某些独立的部落。所以，拉铁摩尔认为中国南方是一个开阔并有无限深度的边疆，而北方则是一个想要关闭却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

三、播州土司墓体现的文化特点

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墓葬群也体现了以上中原风水思想“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观念。高坪镇坐落在遵

义县北约35公里的川黔公路上，枫香塘河自西北流经这里。东岸峰峦叠嶂，西岸土地平旷，田畴交错，播州杨氏墓葬即分布在田野西边珍珠山北麓的地瓜堡、衙院两道山梁上。播州第28代土司杨烈墓亦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的风水取向。杨烈墓位于遵义县新文公社洪江桥东侧，西距遵义市区约17公里。该墓后靠官坟大山，面向熊家岩，前临官坟河，风水俱佳。

播州土司墓葬中的雕刻壁画艺术亦反映出播州杨氏对中原文化的模仿与吸收。如遵义杨粲墓男女两室平面结构基本相同，均可分为墓门、前室、后室、两室间过道四个部分。除前室外，其余部分，均有雕刻，全墓共有190幅。其中包括人物雕像28尊，仿木建筑物、动物、花草和几何图案雕刻162 幅，其中与河南禹县一号宋墓壁画中共有的“半身童子启门形象”可揭示中原文化对播州地方的影响。其实这种也存在于宋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辽、金墓葬中，其共同含义正如学者推测的那样，开门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了这两扇门的时间性意义。同一主题形象在南北不同地域的出现，说明了文化碰撞与交流的频繁性，播州地方民族文化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亦不断深化发展。

遵义杨氏墓葬中的铜鼓等器物从某种程度上揭示播州作为西南地域民族文化的独特意义，可以说，铜

鼓文化是远古时代在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到东南亚的广阔地区的一种典型文化代表，依照汉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其视为古越民族的代表性器物文化，作为早期出现的铜鼓，主要是作为乐器使用，且兼作炊具。后来，又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礼器使用，象征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威，甚至用作葬具。规模大、制作精的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重大。播州地区的铜鼓文化亦颇具代表性。

四、海龙屯体现的播州民族文化

海龙屯始建于南宋，它承载了丰厚的历史信息，见证了播州土司的兴衰。从海龙屯遗址包括其选址、格局、重点遗存、建筑形式、建筑技术、装饰细节等方面，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宋代建筑形制的对比考察，可发现一些关联。如近期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海龙屯遗址考古挖掘中，出土的瓷器和古钱币可以反映出播州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土钱币主要有有开元通宝、万历通宝、崇祯通宝、弘光通宝、隆武通宝、永历通宝、康熙通宝等，均出在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南明钱最多，达上百枚。其中的永历通宝有大小两种，大者直径4.5厘米，背有“壹分”字样。遗址出土的瓷器和钱币中的中原文化因素，说明播州土司时期与中原交流互动的频繁性，这种交流

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交流，如明朝官窑青花瓷器的流入播州;有政治的交流，如采用中央王朝的通行钱币，中央王朝钱币在播州地域的流通，说明播州政治上对中原的认同与归顺;更有文化及思想的交流和吸收，如播州本地的瓷器装饰图案中的牡丹、鸳鸯、仙鹤、八仙等，这些代表中原人群文化意向和价值观念的形象，在播州的出现，亦说明在深层次的文化及精神层面，播州地域对中原社会的认同。

在2015年7月4日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打包组成的“中国土司文化遗产”申遗项目申遗成功。海龙屯土司遗址是最具特色的土司文化遗存，杨氏土司对播州的统治以平播战争而结束，平播战争是明朝万历年间朝廷的三大征战之一，是播州迄今规模最大的战争，海龙屯也因为这场战争而闻名，它见证了杨氏家族统治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对于研究中世纪的政治、军事、技术、工艺等颇具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播州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土司制度的重要历史资料。海龙屯是杨氏土司的军事大本营，关堡相结合的山城体系，它利用地形，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组成要素，形成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层层设关，关关相卫的防御工程。海龙屯的

军事防御体系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是贵州最大的露天战争博物馆，是西南土司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堡遗址。被称之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城堡”。播州杨氏家族在借鉴传统汉文化风水思想、选址修建海龙屯城堡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海龙囤的选址充分体现了两个交融:一是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一是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是山地生态文明的杰作。

五、海龙屯的旅游开发价值

海龙屯群山环峙、孤峰挺立，是贵州境内仅有的合二为一的大型军事防御与离宫别辕为一体的的中国南方土司遗址，共有 9 关，屯东侧山下设三关:铁柱关、铜柱关、飞虎关及“天梯”形成前沿防御体系;屯上设三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屯后又设三关:万安关、西关、后关。层层设关，寓攻于防，现存 9 关均较完好，仍可见当年的雄姿。屯上有三道城墙环绕，关墙重重叠叠，其沿山蜿蜒的雄姿，酷似万里长城。这里是著名的“平播之役”的主战场，海龙屯现有的断壁残垣，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凄美的历史画卷和凄凉婉转的故事。海龙屯作为土司文化的景区，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特点，贵州最大的战争博物馆，中世纪最大的军事堡垒、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的确是难

得的旅游资源，对它进行合理的开发，让人们来观光旅游，回顾土司制度下的播州历史，有很高的现实教育意义，但是，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要重视对这一不多得的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明确观光的目地是为了传承，进而发展地方经济，构建和谐遵义。

通过播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跨文化的比较，总体认为播州土司尽管保留自身许多非汉文化的成分，但由于自身地理环境决定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其游耕的生产方式与定居农耕的生产方式有诸多共同的地方，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交往互动中，播州民族文化逐渐受到中原强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意识的影响，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影响，使得随着历史的演进，播州地方社会逐渐认同于华夏主流文化。这种认同的趋势在播州土司历史文化遗存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种认同趋势不以播州上层精英分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说尽管播州土司杨应龙以所谓固若金汤、“飞鸟腾猿，不能逾者”的海龙屯据守，雄心壮志地做起天子梦，所谓“养马城中，百万雄狮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但在以强大中原文化为广阔根基的大明一统王朝的军事压力下终归破灭。伴随着播州杨氏土司的覆灭，播州民族文化格局亦发

生了根本的变迁，正如李化龙在《播地善后事宜疏》中所言:“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后，为贼用力者，芟夷蕴崇，已无遗种。”播州非汉人口的减少，再加上之后播州改土归流，汉人的大量融入，所谓“平播改流，为时无几，遂入国朝。乱后儒家来填土满，宦游侨寓”，在此情形下，播州民族文化上的非汉特色逐渐减小，进一步融入汉文化之中。对遵义土司文化的研究，就像一个文化的宝库一样，里面还有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从而去揭开那些隐藏数百年的历史，更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交流下的古代播州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人民生活，提供历史佐证和历史借鉴，进而去研究土司文化中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社会观，启发我们今天如何进一步发展民族区域文化经济、传承民族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