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键词】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分析
一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静态分析
由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较短的时期内为避免社会动荡、经济波动很少对制度作较大的变动，因而制度的静态分析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文将从制度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品质等，而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大都内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多以思想的形式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思想又引导和指挥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思想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曾有人提出“思想也是生产”的论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复杂，对于每一项交易，人们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此时他们可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直接采取行动，因而减少了社会效率的损失；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正式约束中的执行费用。比如，法律的强制执行费用和法院费用的减少，可以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
2．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正式约束中的一些制度就是界定人们在分工中的“责任”，因此制度在促使分工和专业化有序进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另外，正式约束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如“度量衡”制度、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约束在克服“外部性”使社会资源更充分有效利用方面作用巨大。如“专利法”的颁布实施在克服“外部性”促进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实施机制是使正式约束能顺利有效执行的保障。由于它能促使制度更完善、更健全、实施更有效，因而能有效规范经济个体的行为，使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有效，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是假定其他两方面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促进机理的探讨。若三方
面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它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更加巨大。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的若干时点考虑，尤其是对某一种制度存在前后进行比较，即在动态中，可看出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二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
在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与其伴随的制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中的制度是怎样促进经济增长的呢？我们把制度的变化过程看作是制度的创新过程，因而制度的动态分析可以看作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理分析。这里的制度创新的具体含义是把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效率的规则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规则，包括产权制度、竞争规则、科技政策、政治制度等各种主要的正规规则的变革和新性质的交易组织的产生。在这里制度的效率主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有效率的制度促使资源高效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产出增长率；而低效制度则与此相反。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激励机制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和报酬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好的激励机制能够把个体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结合，在增进个体福利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而差的激励机制要么使报酬与努力程度脱节，要么使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脱节。各国长期增长绩效的差异就来自于不同制度设定的不同的激励机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落后国家缺乏有效率的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途径是制度创新，它通过把个人的努力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联系来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2．制度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来提高产出增长率新制度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提出了正交易费用假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现实经济活动中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交易费用就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它不仅包括那些签约和谈判成本，而且也包括度量和确定产权的成本、监督绩效的成本以及进行组织活动的成本等，即交易费用包括了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根据诺斯的测算，美国1970年的交易费用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由于交易费用主要用于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的协调，不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因而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效率。落后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制度不稳定，交易风险增加，机会主义盛行，无形中增加了交易费用，使人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减少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的增长。
浅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前，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认为制度因素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存在。然而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是表现在制度不均衡时，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对经济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关键词】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分析 一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静态分析 由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较短的时期内为避免社会动荡、经济波动很少对制度作较大的变动，因而制度的静态分析是有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下文将从制度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道德品质等，而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大都内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多以思想的形式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思想又引导和指挥着人们的行为，所以思想对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曾有人提出“思想也是生产”的论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成功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复杂，对于每一项交易，人们不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而此时他们可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直接采取行动，因而减少了社会效率的损失；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克服个人和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的克服可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从而使“看不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正式约束中的执行费用。比如，法律的强制执行费用和法院费用的减少，可以使更多的社会资源转移到生产领域。 2．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 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等。在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正式约束中的一些制度就是界定人们在分工中的“责任”，因此制度在促使分工和专业化有序进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另外，正式约束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如“度量衡”制度、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正式约束在克服“外部性”使社会资源更充分有效利用方面作用巨大。如“专利法”的颁布实施在克服“外部性”促进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实施机制是使正式约束能顺利有效执行的保障。由于它能促使制度更完善、更健全、实施更有效，因而能有效规范经济个体的行为，使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有效，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是假定其他两方面不变的前提下对经济增长促进机理的探讨。若三方
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变迁
制度经济学 理论基础 扩展、提升篇(二)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思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诺思（2005，P。170）“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institutions”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 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三个基石性问题，即（1）人类合作（2）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3）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的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ruism）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 诺思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tructs）来处理信息各辨别环境的，因而这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诺思还深刻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信息时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原因）。 “人的这种心智能力与辨别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存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诺思说“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理解一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他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解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解 前沿视角 FrontierPerspective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解 李晓杰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 厦门361005) 摘要文章通过总结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现有观点和反思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认为制 度和文化是当前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教育可以传承与创新文化，提高制度变迁绩效，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关键词教育制度文化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ANewOpinion on theFunctionofEducationtoEconomicGrowth LI Xiaoiie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on (Physical Abstract EducationDiamenepartmentofX on Bysummarizingtheexistingeducation’seffecteconomicgrowthpoint，andthroughthereflection the
icgrowdeterminantsofeconomicgrowiningeconomth．th，WeknowthatsystemandcultureisthekeyfactordetermEducation can 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on，improvetheperformanceofinstitutionalchange，so asto promote economicgrowth．ordsKeyw education；institution；cultural；economicgrowth 1旧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控制人口增长及提高人口素 质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劳动力，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终都 是通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各种专业人才发生作用的；①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与经济 相互密切联系的媒介是劳动力，一国劳动者的勤奋及其素质将决定该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 发展，而教育能通过规范劳动力行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善劳动力配置结构来推动经济 增长；@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智力基础、生产熟练的劳动力、实现生 产管理现代化和促进生产资料的规模的扩大和效能的提高，对社会经济与生产发展产生了 长足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作用，归根到底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实现的。@ 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洞识基本尘埃落定。大致 观点如下：教育不仅可以通过促进投资、生产劳动力和提高管理水平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传承和创新科学知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社会发展来间接 影响经济发展。 2反思 第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资本、 劳动力质量、制度和技术。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 C诺斯对这些主要因素在决定 经济绩效的作用方面进行了质疑，即在当前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较强，大部分 技术都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在考察了 经济史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变迁之后，诺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清晰的排他性产权的 建立、内在于市场机制中完善的法律框架的构建以及民主的代议制宪政体制的实施。换言之，是制度差异制约了当今时代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均等发展趋向，是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下转第37页)
制度与经济发展
制度与经济发展 案例1：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的农村土地是由公社来使用的。60年代初，安徽省农民开始要求改革公社体制，使得家庭收入可以与劳动挂上钩。当地的领导人开始进行试验，允许一些农户签订小块土地承包合同，由于示范效应，其他许多农户也签订了承包合同。农业土地承包导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地政府和领导人正式批准了实行这种制度。当时中央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后来由于中央政府不同意这种做法，土地承包制度曾被部分地恢复到原来的制度。1978年，安徽省一场严重的旱灾导致了该省出现粮荒。省政府领导允许农民们种植农村生产队无法耕作的任何土地。附近的村庄纷纷效仿。 图一凤阳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契约” 在历经将近20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开始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中央政府官员正式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家庭可以与生产队长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以他们“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农作物。在一个村子之中，土地的分配原则是一样的，不过村与村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土地从集体所有制转为个人使用和更为正式的使用权的过程中，社会因素和生产率因素决定着土地的分配。不过，土地承包合同并不能保证农民有非常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虽然原则上签订合同之后，土地使用权应当有若干年时间，但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做法是，根据农民的收成情况，时不时地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中国农民和官员们对于社会因素和效率因素的考虑从来是不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对农民的调查发现，农民希望得到更安全的土地使用权，但也有很多人赞成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中国农民表示，如果他们的生计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的话，他们是赞成不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调整的政策的。由于在何种制度框架能够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并没有取得共识，这可能导致了在实施土地承包制度上进展缓慢。 图二凤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使用权频繁的进行调整在某些条件下还反映出，一些地方干部希望发挥影响力，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对土地的控制力依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各地关于土地使用期限和做法的土地制度大不相同。虽然中央政府同意土地使用年限为15~30年，但这一点从未实施过，实地调查研究显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县级和省级官员，其兴趣更有可能与农民相一致，而不是与当地的官员保持一致。 图三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解释了制度改革的一些重要教训： 1．试点是制度改革的关键。在本例中，地方政府的试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中央政府在承认一项成功的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制度改革需要时间。随着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支持性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土地制度将会继续发生变化。 3．在制度改革的不同阶段，地方领导人和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可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4．在改变现有的规则时，政府需要了解制度在影响公平与效率上的双重作用。社会因素影响着改革的步伐，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进行制度改革。
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企业制度创新存在的必要性 2010-04-14 清华领导力培训无忧论文网企业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民营企业为了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视企业自主创新，但是，存在着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导致企业发展出现了人员不稳、速度不快、寿命不长等不良现象。因此，民营企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种更有效的约束本企业职员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产生过程，为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实施和过程管理提供支撑和保障。它通过激发企业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从而推动企业进步。企业之间的制度及相关知识基础的差异，使得企业很不容易模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民营企业为了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视企业自主创新，但是，存在着重技术轻制度的倾向，导致企业发展出现了人员不稳、速度不快、规模不大、创新不足、寿命不长等不良现象。因此，民营企业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一、企业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综述创新概念自1912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被首次提出之后，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主要包括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开辟原材料新来源、实现工业新组织等多个方面”。由此可见，创新理论是一个被纳入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经济行为的分析和研究领域。创新理论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目前已形成两大主要分支：一是创新与技术经济的结合，形成以索洛、阿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创新与产权制度的结合，形成以科斯、若思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 熊彼特首开技术创新研究之先河，包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内，虽然对企业制度创新有一定的意义，但早期对创新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技术创新领域，如熊彼特关于创新的定义，主要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对创新进行类型划分的；此外，希克斯将创新分为“节约劳动型”、“节约资本型”和“中性”三大类；门茨则将创新划分为“基础创新”和“二次创新”两大类(常修泽，1994)[5]。由此可见，他们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技术创新，对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是很有限的。 二、企业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综述 (一)企业制度创新理论发展概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尽管仍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已用效用最大化替代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各种约束作出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二是认识到按传统理论的观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与组织受“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样实际上是假定了市场的运作不存在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交易费用。事实上，任何一项交易的完成，都需要进行合约的议定、对合约进行监督和讨价还价等，因而必然存在交易费用，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产生了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不同制度安排；三是完全竞争模型要求完全界定私产制度，认为这样是最有效率的，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期望，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现实生活中产权结构的多重特征也证明了这一点。基于这些认识，产权学派企图揭示产权制度的功能及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并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因素以及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等多个方面。 (二)关于制度的研究 兰斯·戴维斯(，，1971)和道格拉斯·c.诺思(，1989)率先在制度创新领域展开了实质性的研究，根据诺思的定义，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务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具体包括企业的组织方式、产权结构、管理体制及市场规则等；.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和某些服务的供给者，是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的，需求的不同也会导致制度安排的不同；林毅夫认为，人之所以需要制度，是因为一个理性人能力的有限性，他在做出决策时要支付信息费用，以及人生活环境与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方面是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摘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由此可见，投资是国民经济增民经济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是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一方面经济增长又是扩大投资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投资起决定作用。 关键词：投资经济增长 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含义。投资就是资本的使用和配置，它是一个变量运动和增值的过程。投资时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垫付货币和其他资源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为了强调投资与资本的联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对投资进行了定义：“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总是指实际资本的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增长是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经济学家对此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关于“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产出（GNP）的增加”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做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指提供给居民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的技术和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上。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的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即投资需求效应和投资供给效应来实现的。在投资过程中和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运用资金，购买生产资料如电力、水泥、钢材、电力等，从而导致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大量需求，引起国民经济中需求总量的增加，推动相应行业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投资的供给效应表现为投资项目建成后投入使用，会扩大社会的生产能力，从而给社会生产处更多的产品，导致国民经济供给总量的增加，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既有供给效应，又有需求效应，既会促进经济增长，又会诱发经济波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投资应服从和服务于消费，消费产生需求，投资产生供给，投资像细线能拉不能推。我们在处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既要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又不能盲目扩大投资：既要重视投资的需求效应，也要重视投资的供给效应。投资的项目或形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增长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二是长期的供给效应，也就是从供给方面来说，投资可以形成新的后续生产能力，并且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投资不但创造了当年国民经济总需求而且增加了下一年国民收入的总供给。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均表明，要想持续扩大社会再生产，必须增加固定资产、改善劳动手段和提高技术水平。我国的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通过近年来的投资率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表明：我国投资率80年代前期34.1%,后期增加到36.8%,90年代的平均水平为38.6%,2001年投资贡献率为46%左右，2002年提高到70%，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我国经济增长已离不开投资的贡献。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只有经济增长才能给扩大投资提供坚实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投资就成了无源之水。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使投资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现实中必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盲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及采取合理途径从而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首先，现阶段我国的众多小型企业以及个人为了盈利投资的方式呈现出不科学性和盲目性导致经济的不正常发展，所以解决投资的盲目性从而保持适度投资规模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现阶段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避免经济的剧烈波
我国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我国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国企改革之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在宏观上是要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通过改革要使国有企业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同时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企业改革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有力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阶段的改革曾被戏称为“婆婆要松绑，媳妇要自强”。当农村改革起步之时，在城市同步进行的是经济改革是我试点工作，国企改革时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并不仍被认为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计划部门决定。原料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利润全部上交国家，用钱必须再向国家申请。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靠自觉。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6个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7月，国务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后，下达了以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为核心的5个文件，以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为首，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国营企业早期改革并没有从体制层面上触动计划二字，而是围绕“放权让利”这一核心展开，无论是开始的利润留成，后来的承包制，以及中间尝试的利改税，都是这一思路的不同表现形式。从放权让利开始，中国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旅程。因此从1978年试点一直到90年代初，这个改革并不是把国有企业塑造成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是着重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不用说改革初期，即使是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旧体制的缺陷只是过度集中而已，通过企业放权让利就可以解决问题，未能完全认识到国企改革的艰难程度。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1，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缝后来回到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开了一家裁缝铺，经营日益扩大。后来担任了海盐衬衫总厂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的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的严格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此后步鑫生一时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楷模。作为改革典型的步鑫生自主权较大，但此后不久海盐衬衫总厂就陷入了困境，步鑫生几经努力，却无力回天。显然国营企业改革绝不是靠“放权让利”就能够结决的。国营企业制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中国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 【价格】0 元【摘要】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制度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具体分析了中国制度模式，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中国政治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了三种经济制度模式：主要是五项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制度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加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的结果。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财政体制，恢复了扩大了个人和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自由权、自主权、选择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的形成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民主和产权保护的法治基础。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所有制度创新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实惠和利益，和未来中国制度模式建设的若干思考。【关键词】中国/制度模式/经济增长【正文】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极其深刻地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是否还存在一个中国制度模式？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影响中国进一步经济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那么，什么是中国制度模式，它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后还应当从哪些方面改进完善？对此笔者谈点看法。 一、制度模式与经济增长功能 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是由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的，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激励结构。通常地说，制度的功能主要有：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等。什么是制度模式？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结合的一种方式。所谓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是指系统演化过程和动因。体制是演化的出发点和结果，机制是演化的路径。体制和机制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结构，推动着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和动态演化而形成一种方式。 在制度模式中，经济增长制度模式是根本的制度模式，决定和影响着政治制度模式和其他制度模式。道格拉斯.诺思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太原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 太原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撰稿人：高海燕、孙秀玲、文歆 核稿人：李拥权 审稿人：李拥权 二O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太原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人口数据分析城乡居民人口特征，以居民收入和GDP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太原市城乡收入差距现状，然后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视角对太原市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居民收入、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2000年以来，太原市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太原市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增长，使城乡居民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太原市城乡居民人口特征 (一)人口再生产方式实现“三高”到“三低”的根本转变 建国60多年来，太原市的人口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人口再生产方式经历了由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三高”传统型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较高自然增长的过渡型，然后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三低”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图 1）。 图1 太原市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 ‰ 表1 1965-2010年太原市人口增长情况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6532.477.1225.35 197026.13 6.2719.86 197517.76 5.3012.46 198012.75 4.648.11 198515.83 4.4811.35 199017.09 5.0412.05 199512.68 4.188.50 200012.77 3.099.68 20058.71 4.44 4.27 20109.12 3.47 5.65
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作者：唐未兵彭涛《光明日报》（2015年06月03日 15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把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同经济新阶段新特征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确立了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福祉共享。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深化改革、谋划发展的大逻辑。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仍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有效投资，需要树立投资新理念，正确处理好6种关系，既发挥对稳增长、强基础的支撑作用，又发挥对调结构、惠民生的带动作用。 处理好总量、质量和均量的关系 发展不充分、不全面、不持续，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不唯GDP不等于不要GDP，而是需要内涵增长、集约高效的GDP。因此，在不断扩大投资总量、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投资的质量和均量。所谓质量，就是需要高效的投资，切实提高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所谓均量，就是投资要与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相适应，用更优质、更均衡的投资，带动更有质量的增长。 处理好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要协同发展，发挥互相促进的作用。“十二五”以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5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当前，不管是国家正加快推进的中西部铁路、重大粮食水利工程建设，还是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发展，都需要通过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但同时要看到，投资兼具供给和需求双重属性。现实中，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投资的需求属性，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这种需求决定供给的模式，容易导致反应滞后造成产品短缺。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长期原因主要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创新投资，就要更多关注投资的供给属性，更加重视通过投资来带动消费，衍生需求、创造出口。平板电脑、4G网络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类产品出现前，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需求，但是新的产品创造出来，迅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消费和出口。因此，加强对潜在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的研究，通过消费、出口来倒推投资，能有效把握先机，抢占市场，创造新的增长热点。 处理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需要更进一步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 一是改善现代农业物质技术条件。整合各项支农投入，创新农业投资机制，以优惠的政策吸引个人、集体、外资等各类经济主体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中低产田改造，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平，实施新增百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努力构筑强大的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中文摘要:一国对外贸易能否促进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一直是经济界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改茧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 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究竟是如何呢?本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的分析万法，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了 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文章还针对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状，结合 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有效提高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多人开来已经是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了。的确，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经济与经济增长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1978年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伴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而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2年的25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猛增至104790.6亿元，增长了约28.9倍，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4.6%。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79元猛增至8184元，增长了约21.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9%。同期，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年，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到了2002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49.0%，提高了约五倍。这些数值反映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支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外贸易的形式与特点也发生了变化。由建国初的机械产品进口和初级产品进口逐渐升级为改革开放初的加工贸易也补偿贸易为主再到新世纪以来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形式。可以说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引领者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依据。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与相关的统计数字。对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重点理论依据有马克思提出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交换与生产的关系”。马克思说：“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与结构决定的。可见，交换就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由生产直接决定。”从本质意义上讲，生产决定交换，但如果从再生产过程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交换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交换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有时会对生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生产与交换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和影响，一直他们被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的动态生产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问题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是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其“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对外贸易为一国提供了利用过去未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力机会，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而且，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比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的本国需要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大为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并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的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转移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化倾向，促使经济增长。以上是近代几位经济学家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几种论证。分别站在生产与交换；生产力提高与剩余产品出口；资本积累与边际成本的角度论证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分析。而现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更多的站在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罗伯逊的发动机命题也纷争。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额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的带动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是d h 罗伯逊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命题。20世纪50年代，r 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他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①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了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他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②出口的增长趋向于使有关国家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的领域，即他们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劳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韦森)
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摘要：本文部分选改自笔者为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新中译本所写的代译序。第一节对诺斯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第二节对《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结构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第三节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制度研究和制度变迁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尤其是对诺斯的最新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和他与一些合作者的新作“解释有记载人类历史的一种概念框架”长文中的一些观点做了一些解读、评论和商榷。从诺斯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近文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越来越注重研究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变迁内在关联机制，且越来越重视研究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非个人化交换心智构念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人类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 ——一译“诺思”）以及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许多人目前应该说都比较熟悉了。这主要是因为，诺斯的几本主要著作——包括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前都有过数种中译本，以至于诺斯本人的一些理论洞见，业已成了许多高校的经济学教师、经济学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们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另外，除诺斯本人的文著大都有了中译文本之外，自1995年以来，诺斯教授也曾多次来过中国，并曾在北大、复旦、清华等高等学校做过讲演，宣讲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包括笔者自己，见汪丁丁，1992；姚洋，2002；韦森，1999a, 1999b，2001，Li, 2003）也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诺斯的理论做了一些介绍和评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前些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尤其是在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于1993年获（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诺斯的一些理论发现比较快地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因而诺斯本人也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于1920年11月5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父亲是一个城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少年时期，诺斯曾随父母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加拿大的渥太华、瑞士的洛桑以及纽约居住过，并在这些城市和地方读过小学和中学。后来，诺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在此期间成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笃信者”（a convinced Marxist）。1942年，诺斯从加州大学获学士学位。据诺斯自己讲，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a triple major）。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诺斯加入了美国海军（U.S. Merchant Marine），曾作为导航指挥官（Instructor of Celo-Navigation）到过澳大利亚和一些太平洋岛国。在此期间，诺斯开始喜欢上摄影，并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随之逐渐确立了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志向。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52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有关美国人寿保险史方面的研究。毕业后，诺斯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校任教，之后在1950年转到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执教，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60年升任为教授。1959年至1961年期间，诺斯曾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1979年秋，诺斯转教于美国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81年至1982年，诺斯曾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美国制度研究Pitt讲座教授（the 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1983年，诺斯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该大学经济系法律、自由和经济史Luce讲座教授。1984年，诺斯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创建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并在其后的6年中一直担任该中心主任。自1996起，诺斯荣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艺术和科学Spencer T. Olin讲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曾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7－1988），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Bartllett Burnap高级研究员（1997－现在）。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North，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
浅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
浅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 摘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来进行的,一是通过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二是通过投资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推动经济增长;三是通过投资促使知识存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作用 一、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指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缩小投资需求,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对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作系统研究的凯恩斯,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供给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按其定义来说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但自从库兹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结论:19世纪至20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回归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发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为了将分析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方程式对“发展模式”进行复合,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摘要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跃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如今我国的经济面临了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命题，也就是要寻找一条兼顾当代经济与后代子孙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中所言的“要素”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创新”更能引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提供很好的保障。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目录 摘要 (1) 目录 (2) 第1章前言 (3)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3) 1.2 创新理论综述 (3) 第2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5) 2.1 技术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5) 2.2 制度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 (6) 2.3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比较 (6) 第3章中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比较分析 (8) 3.1 中美创新基础比较 (8) 3.2 对中国的启示 (9) 第4章结论 (10) 参考文献 (11)
第1章前言 1.1课题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了日本[1]，正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的竞争版图中，地位也是越来越高。然而取得了经济上的重大成就的中国，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主要有：1. 能源紧张；2.产业结构亟需调整；3.社会经济分配不均衡；4.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合理的增长也成为了新世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因素进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且带有十分复杂的相互耦合关系。而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课题，但主要还是取决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而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又依托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制度上的革新。因此，本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研究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对比中美两个经济大国在这两方面的异同，着重研究中国应该从中吸取到的宝贵经验。希望能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初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将来要走的方向，为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1.2 创新理论综述 创新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关于经济革新的动态理论，在这套理论中，熊彼特强调要素在各种创新活动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并革新了熊彼特创新理论[2]，并主要发展成了两大分支：以技术创新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以制度创新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理论”。 1)技术创新理论 门施与熊彼特的观点相似，将技术创新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还使用相关的统计资料证明了熊彼特的观点。但是，门施也指出了熊彼特理论的不足之处，认为熊彼特理论只是强调企业的技术革新，而没有涉及创新环境这一因素。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虽然也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作用，但他们也提出了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和体制也是对技术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卡曼、曼斯菲尔德、海纳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理论[3]，通过研究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规模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企业的竞争程度、企业的垄断力量和企业的规模是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