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

第十一章唐代古文运动

今天开始学习唐代的古文运动，将依次分析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在开始学习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将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古文”。

古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是中唐韩愈时才产生的。唐以前虽然有古文这个概念，但它的内涵与韩、柳等人所使用的古文完全不同，它分别指以下三种东西：一，指秦以前遗留下来的文字，这是古文的本义；二，司马迁又把古文用来指称古代的典籍文献，《太史公自序》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三，汉人常把所发现的“壁中书”称为古文，以区别于流行的今文。

韩柳的古文是同当时流行的骈文相对的概念，其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运用灵活，不像骈文那样要求对偶、辞藻、音韵和典故。因为这种新兴的文体恢复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它为古文。

第一节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散文自身发展的规律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而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又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变动的结果。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事实上已割据的状态，强藩名为王臣实为敌国，疆土、甲兵、政令、赋税各自为政，朝廷基本上失去了对各藩镇的控制。唐宪宗虽然取得了对藩镇用兵的暂时性胜利，但骄兵捍将的实力并未真正瓦解，不久河北藩镇变乱又起。晚唐人甚至认为“与其闭门作天子，九族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用使，终身宝贵无忧。”（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六）肃宗、代宗、德宗都是暗弱昏聩的君主，任其宦官、奸佞和各地藩帅暗中勾结，朝官也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纲纪混乱，政出多门。唐王朝统治下的人民更是“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卷一二三）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经济仍在不断地发展，刘晏理财使江南财富直抵关中，杨炎改用两税法使国库收大增，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是上下一致的要求。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些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积极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树起从尧舜、周公、孔子到汉以后的道统，他们首先要求在思想界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承一脉。因此，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学复兴思潮，是一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运动，很快得到了庶族士人的响应。大家明白，对儒学君臣父子社会秩序的动摇，对“夷夏之大防”种族界限的混淆，就意味着大唐帝国的瓦解与崩溃。韩愈写了《原道》等论文排斥释老，重申儒家之道，力图恢复以孔孟为正统的思想体系。大力宣传孔孟的儒家道统，六朝以来流行的骈文远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因而自然要求掀起一个以文风、文体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联系，就体现在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里。为了宣传儒学必须进行文风、文体改革，而文风文体改革又要以儒家之道作为指导思想。

（二）古文运动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内全面掌权的世俗地主阶级，对封建社会前期门阀贵族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的扬弃。中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折，世俗地方取代门阀贵族，日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统治地位。“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青门”（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世俗地方由初唐入盛大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跟六朝以来以玄学为其思想基础的文学艺术不同，以中唐文

学家、艺术家和诗人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后期文学艺术要求以儒家之道为哲学基础。他们在诗歌、散文、书法各个艺术领域内猛烈地抨击前期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认为诗歌诗歌“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愈《荐士诗》），“晋宋以还，得者盖寡。------至于梁陈间，卒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与元九书》）对“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骈文也心生厌恶，希望创造一种内容充实而又富于表现力的新文体，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规范的形式中，表达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表现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与他们逐渐讨厌王羲之父子那潇洒妩媚、婀娜多姿的草书，转而欣赏颜真卿“稳健而利民用”的浑厚刚健的楷书有着相同的心理根源。与书法要求稳健朴实而便于书写，诗歌要求“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相一致，散文创作也要求“文以载道”、“文从字顺”，以灵活的散行单句表现充实的内容。这是以世俗地方为核心以儒家道统为思想基础的新美学观念。

（三）古文运动的产生也是我国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散文由先秦两汉的质朴逐渐走向东汉六朝的华丽，由形式自由的单句发展为形式严整的排偶，本来是文学走向自觉的一种的进步，但到后来把形式美强调到了极端，成了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束缚。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又不断向骈文提出了挑战。

（四）韩柳以前不少人从创作和理论上为古文运动的兴起作了充分的准备。如初唐四杰、陈子昂，盛唐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新兴文体的出现作了可贵的探索。

第二节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

古文运动是中唐由韩、柳倡导的关于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宗旨在于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所以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这次运动在倡导者们系统明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古文运动的旗号虽然是复古，但它的实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散文进行改造和革新。

古文运动的理论包括文学和文体两个不同性质的组成部分，但对文学的见解通常是通过对文章的阐述表现出来的，对文体的理解要比对文学的理解深刻和丰富。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散文家的人格修养、创造新型文体的途径和方法、对文章语言要求。

(一）首先确立了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以明道”。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是古文理论的基本前提。韩愈反复申述自己关于文与道的观点：“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文道兼备而道为主宰，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文章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规定的话，那么，韩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韩愈虽然在理论上把道解释为传统的儒家之道，但在具体阐述时却将道规定为封建等级和伦理，尽管他的创作常常冲破这种陈腐的见解，可是作为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不能不影响运动的成就。当然，文以明道的进步意义是明显的，强调充实的文章内容，反对浮艳雕琢的末流，这个口号对于大多数世俗地方文人来说肯定是有号召力的。

（二）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这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强化内容决定形式的主张，认为文章形式是作家人格气质的外化。韩愈认为：“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竣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柳宗元在《送豆卢秀才南游序》中也讲到修养问题：“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韩愈还强调作家创作时要有气势和力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三）在主张文以载道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文章应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认为文章必须“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不能为文造情无病呻吟，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命题，同时他还认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四）认为创造新型文体的途径在于广泛地学习先秦两汉丰富的文学经验和高度的写作技巧。韩愈的《进学解》一文反映了他广泛的师承：“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也认为应从古代的丰富遗产中汲取创作经验：“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都应广泛地涉猎的细心地品味。

（五）要求作家从词汇和语言两方面进行文学语言的改革。词汇应该“惟陈言之务去”——语言必须新颖生动，语法应该“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句必须准确流畅。这两方面是相互补充有机统一的，语言要生动形象具有个性，又要符合散文的语言规则。总之，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而又有表现力的语言，并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一种自由、流畅、散行单句的散文形式，这是文体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古文运动的主要成就。

第三节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

韩愈字退之，原藉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由于父亲在外地作官的关系，他可能出生在今天的南京市。至于他常自称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人是指郡望而言，昌黎韩姓为海内望族。

他父亲韩仲卿曾官铜鞮（di）县（今山西省沁县）县尉，安史之乱时调任武昌县令，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说，促卿是一个贤明能干而又有政声的地方官吏。仲卿有三个儿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季子韩愈。次子早夭，韩会是当时德才兼务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韩愈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靠韩会兄嫂抚养成人。韩会受到政治牵累贬官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两年后韩会也逝世，韩会在嫂郑夫人的带领下读书求学，他在中年时曾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以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贞元二年十九岁的韩愈去长安应试，连考三次都名落孙三，在长安考进士的五年期间，他为生活所迫写了不少阿谀奉承的文章。贞元八年才以第十三名中进士。后来韩愈广泛结交文坛上的新秀，倡导了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

他在哲学上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来排斥给当时社会构成危害的道教和佛教，自己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居。不过他的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比较粗糙贫乏，其思辩力远比不上他运用语言的出色本领，宋代的进学家曾批评他“因文害道”。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是散文家和语言大师活在人们心中的。苏轼对他的散文成就、承续道统、忠君爱国等历史功绩和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但苏轼对韩愈的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严谨却不以为然：“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认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其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理学家朱熹甚至说他“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朱子语类》）清人田北湖更说“事理不辨，学理不精，发为文章，已弗能达，况根柢浅薄，有文无质哉？”（《与某生论韩文书》）当然田氏又说得太过了。

韩愈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晚年曾孤身去镇州叛军王迁凑军中，向叛军陈说统一的大义；他僻佛、道的勇气也令人敬佩，元和十四年谏宪宗迎佛骨险些掉了老袋，他在《左迁至蓝关

示侄孙湘》一诗中说：“一封朝奏上九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害，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文的艺术风格

过去有人以“韩潮苏海”喻韩文和苏文，意谓韩文气势澎湃，苏文汪洋浩瀚。自唐至清都有人把韩文比为江河，唐皇浦湜说韩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渝业》）宋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清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这些评论都肯定韩文的气势很盛。

如果说意境是中国诗论的核心，那么，文气则是中国文章之所以为文章的内在本质。许多历史著作、学术论文、书信、奏章等，都被人们当作文学散文来读，其关键就是这些文章有气势，韩愈大多数散文也是应用文，不少代表作品甚至是没有任何形象的议论文，之所以为人称道也主要在于其“气”。

说到文气，在五四运动以前被文论家们说得有些玄乎神秘。因为文章的气势神韵只有凭感受印象才能把握，古人对文章气势神韵的感受比我们细腻些，读惯了现代散文的青年，已经很难领会文章的气势神韵了。今天我们只把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小品文称作文学作品，史书、书信、论文和其他应用文都属非文学作品，原因是它们缺乏形象。既然形象成了判别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标准，我们读散文就不需要诵读而只宜默读了。默读比诵读更容易感受形象性，而且现代散文的节奏感也不强，即使诵读也缺乏音乐美。古人以文气作为文学散文的准绳，文章的气势只有在诵读时才能领会，清朝桐城派散文家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尺牍·与陈硕士书》）

为什么要“放声疾读，又缓读”，才能领会文气呢？因为文章的气势不是通过形象而是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所以桐城派古文家主张因声求气：“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张裕钊《答吴至甫书》）文章的“声”又是在字词中体现的，所以要分析“声”就须进而分析字词。我们先分析虚词的运用。

（一）虚词

汉语中的虚词与英语中的虚词不同，后者重在表达意义和语法结构，前者虽然也表达意义和语法结构，但重点是表达文章的语气。古诗中的抑扬通过平仄来表现，古文中声调的抑扬则通过虚词来表现。近人刘淇在《助词辨略自序》中说：“构文之道，不过虚字实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盖文以代言，取肖神理，抗坠之际，轩轾异情，虚字一乖，判于吴越。”古人写文章不分段不标点。只靠感情的起伏来组织结构，虚字在表达感情抑扬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以《杂说》之四为例来谈韩愈散文的文气：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篇文章通过一则历史典故，抒写作者怀才不遇的委曲和沦落不偶的感伤，对英雄和天才被社会埋没和扼杀提出强烈的控诉。作者的感情虽然悲切哀怨，文章却气盛词壮，矫健挺拔。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然后”不是转折而是顺承而下，语气很轻。课本上用分号是不妥的。如果把四句放在一句内，语意就正好相互反对。“然后”不是指时间的前后关系，而是指逻辑的前后关系，伯乐是千里马产生的充分条件——有伯乐才能有千里马。清李刚己

说：“将通篇主意一笔揭明。”姚鼐也评说：“一句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字作连词用时可以顺接也可以逆接，此处是逆接，通过转折掀起波澜，语气重。）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故”——因为，承接上说，“虽”表示让步，退一步说，“只”肯定唯一的结果，“也”表示否定句判断句。这几句仔细陈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原因，连用四个虚词使语意很慢、很缓、很轻。李刚己评说：“此段反对起句，言无伯乐则无千里马，意较浅，笔较轻。”首句从正面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接着又从反面进行论证：无伯乐则无千里马。）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马之千里者”即千里马，之------者，使用权句子语气拖宕，使语气纡缓，“或”，或然，也许，表示其数目不是绝对的多少，语气缓而轻，“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句子很绵长，语气也很纡缓，“也”在此只表示一般说明性的判断，说明原因，句子绵长，语气和缓、轻徐。这几句是抑，也即为感情的扬——爆发蓄势，可以说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是”在经过感情的压抑、语调的轻缓之后，重笔提起；“是------也”把对千里马的同情和赞叹突显出来，“虽”字“折笔以取遒劲之势”；连用三个“不”字奔腾而下，三个句子都短峭，语气转急，“且欲”又在上句“虽”的基础上更折入转进一层，加深了“不可得”的感慨；“安------也”将这一长句的意思一齐收尽，强烈的反问语气沉着痛快，语气急、重；句末不用疑问词“乎”而用偏于肯定语气的“也”表示反问，更加重了论辩的力量。李刚己评此段说：“此段发明无伯乐则无千里马之故，意较深，笔较重。”）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不以”、“不能”、“不能”，三个句型相同的否定排比句式，“纯用逆笔喷薄而出”（李刚己语），也就是从反面突然爆发，陡然而来，感情又急又陡；“而------之”中的“而”用作连词，连接两个动作，“之”此处用作批示代词，代指千里马，用“而”字连接两个动作，语气快、急，“天下无马”没有用语气词“也”，这是个判断句，根据古代汉语的要求，本应在句末加“也”字，作者之所以只用光秃秃的四个字，活画出了鞭打马者的简单、愚昧、颟顸和无知的神情，语调含讥带讽。）鸣呼！其真无马邪？（“鸣呼”用轻轻摇曳之笔表达出哀惋、叹息之情，“其------邪”是一种感叹、拖宕的语调，既有惋惜之情又有讥讽之意，语气缓而轻。李刚己说：“前文语气过于峻急，故用宕漾之笔以疏其气。”前几句语气过于陡急奔腾，如果一味地又快又急，到后来就会因疲倦而失去力量，所以又用感叹摇曳之笔，将感情的怒涛轻轻压一下，为下一次感情的高潮到来蓄势。）其真不知马也！（“也”在此表示肯定的判断，对所肯定的事不容置疑，毫无商量的余地，斩钉截铁，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笔力千钧。此句既反驳上句又收尽全篇，语气狠重。“也”字的这种用法在先秦两汉散文中常见，如《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然“也”字的常见用法是解释原因。重复地使用“其”字，前者表示反诘，后者表示肯定，一问一答，排比整齐，简劲有力。）第三段进一步申论无伯乐则无千里马，写愚民对千里马的扼杀和践踏，语气愤激狠重。

这篇只有一百五十一字的短文，行文像潮水一样波涛起伏，忽抑忽扬，笔力健举，气壮词盛。它的抑扬之气当然是通过多种因素来实现的，但虚词起子很大的作用，古文在骈文之后重新又恢复了虚词表达语气的功能。在论证方式上取其逆势，也就是说正面提出问题，从反面进行论证，（有A则有B，无A则无B，A是B的充分必要条件，论证时则说：没有A 则没有B，没有前提则没有结果）所以行文用峭折之笔，以逆笔取势，恰好表现了作者的愤激之情，加之否定性的排比句喷薄而出，增加了文章的波澜气势。

接下来再讲一篇他的代表文章《师说》：

议论正大文气浩瀚——析韩愈《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之学者必有师”中插一“必”字，语气斩绝不可移易，这是统摄全文的中心论点，下文都是从正反两方面围绕它展开的。“古之学者”不仅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有志于学问的成年人。那么师是什么东西呢？“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师”这一主语后面加语气词“者”表示提顿，然后再在谓语后用语气词“也”表示判断，这是古代判断句的典型结构，“所以”的“所”字为指示代词，“以”是介词，指代介词所介绍的对象，意思是：行为所发生的处所、赖以实现的工具、手段和方式方法，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以及与行为有关的人物。如“彼兵者，所以禁暴徐害也”。这一句指出师的作用和性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一句承“解惑”说，因为人人有惑，所以离不开“师”，“者”为语气词，“其”为指示代词，原意是“那，那些”的意思，这里指那些疑惑的问题。“生乎吾前，------师之所存也。”这一句承“传道”说。“道之所存”中的“所”字是代词，通常用在一个及物动词前面表示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表示“所------的人”或者“所------的对象”，指代的是行为的对象。由于它与动词结合带有名词性，所以能被定语修饰，如“须臾之所学”、“群之所为”、“道之所存”等。

这一段是提出论点，并从正面进行论述。文章的气势很盛，如长江狂潮一气直下。在语言技巧上使用“顶针”的修辞方法，“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这种句法像快马注坡不可抑止。大量排比句和对偶句的使用，如“生乎吾前------生乎吾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文气充沛旺盛。

第二大段以“嗟呼！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领起，使文思陡转急下。它在文中像一座陡立的奇峰，将上文的狂潮拦住，使文章掀起一道波澜。这一声唱叹又使一二段转接无痕。“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一连两个长句，文气浑灏流转。语气词“也”字的运用，使全句顿宕咏叹。接着分三层对照来写。第一层用“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对比，以至贵者形今人之不从师；第二层用为自己的子弟请师而自己本人不愿从师对比，以不从师者自己行为的矛盾来指出不从师的荒谬；第三层又用巫医乐师与“士大夫之族”对比，以至贱者形今之人不从师。文中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对偶句式，在重重对比之中展开论证，对比手法让是非黑白分明，使句式整饬庄重，给文章带来了力度，但对比排偶多了又容易造成句子的呆板滞重，为避免这种情况，作者每一个对比的语言形式都有变化，第一层对比最后以委婉的问句结尾：“其皆出于此乎？”“其------乎”结构的疑问句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第二层对比的结尾是一个判断句：“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把话说得斩钉截铁；第三层对比结尾则以感叹句作结：“今其智乃不及此，其可怪也欤！”不仅表露了作者的不满情绪，而且对论敌表示了鄙夷蔑视。从委婉的疑问、肯定、感叹，一次比一次肯定，加强了文章论辨的逻辑力量。又如第三层对比上下句都是散句，间以“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骈句，既收束上文形成警策，又逼出下文“呜呼”的嗟叹，随势再以散句泻出贵不及贱“其可怪也欤”的感叹，文气淋漓酣畅。骈句在这一层起了凝结的作用，形成放——收——放的节奏，它在文中像狭口，上游的奔腾激流至此一束，然后再破狭口而出，造成文章的浩然之气。

第三大段又以圣人的言行为例，论述“古之学者必有师”，圣人所从为师者都不及圣人，但孔子仍然师事他们，文章就此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最后一段交待作文之由，但重要的是一方面树立一个“不拘于时”的榜样，与“今之众人”形成对照，一方面点明“嘉其能行古道”，又与篇首“古之学者”相应。更可注意的是两次提到“余”，公开犯众忌抗颜为师，拔俗超群以开宗立派者自居，自有一种倔强傲兀意

态在。文气至末未尝稍衰。文章的中心论题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又围绕这一点推演出第二层“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以这二点为总纲，先以事理上正面阐述“学必有师”的道理，再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批驳在师道这一点上三种错误态度，采用对比论证的方式，层层剥笋，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最后又通过历史上圣人的实例，论证“古之学者必有师”连圣人就从师，古之学者谁还没有师呢？论述的过程是正——反——正。

（二）句型与节奏

骈文的句型与节奏都是固定的，后来的骈文句型凝固为四六句，全文由四字句和六字句交叉组成，如王勃的《滕王阁序》：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雾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这种整齐的句型极尽汉语的声色之美，而且它对平仄的讲究，更使骈文富于音乐美，但这种固定句型和节奏，毫无变化地重复多了也会让人产生单调厌倦感，韩愈将骈文称为俗下文字，他主张用单句来代替骈句，使散文恢复到先秦两汉的样子，因为骈文过于造作和僵化，不能自如地表情达意。当然，韩的散文与先秦的散文决非一模一样，他的散文是在继承的口号下的一种创新，自然韩愈的散文更不同于今天的白话散文。今天的白话散文通常情况下节奏感很差，我们来看一段周作人的名作《北京的茶食》开头几句：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在分不出各自的味道来。”

我们再比较一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第一段：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

吾知其必有合也。董事长生勉励乎哉！”

韩文与先秦散文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韩吸收了骈文的成果，句型变化灵活而又富于节奏感。他在《与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我们现在从句型和节奏两方面分析一下形成韩愈文章气盛的原因。前面我们说过，“气”是很模糊也很虚幻的东西，只有从语言的各种形式中才能把握它，上节课学了从虚词来领会气，这节课则从句型和节奏来感受它。刘大槐在《论文偶记》中说：“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韩愈十分注重句型的设计，骈文的句式整齐，音节和谐，但由于不断地重复同一种固定的句型，使全文既缺少变化又没有气势。韩愈吸收了骈文句式和音节的许多优点，同时又加进古文的自由变化、疏宕流动的特点，交替地运用各种排比句、对偶句和重复句型让文章骈散相间，奇偶相生，韩文既变化灵活，句子时长时短，时偶时厅，这样文章自然就显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了。如《原毁》的第一二段以“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与“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遇己也廉”对比成文，中间用了大量的对偶句。第三段深挖“毁”人者的心理动因，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行文：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悦于言，懦者必悦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此段指出诽谤的根源是怠与忌，“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下文专就忌者说而不说怠者，是因为怠便不能修，不能修便畏人修，畏人修便毁人修，怠便忌，忌便毁。段中的语言大多排比成文，连用“不然”、“不然”、“不若是”，使文章气势充沛。

又如《进学解》的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的结尾分别用“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不人，可谓成矣”，使句式显得既疏宕又整齐，在层层向前推进中文气就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又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也是连用“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为”、“大丈夫不遇于遇时者之所为”和“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之所为排比而下，真的像排山倒海，波澜壮阔。苏洵说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如烟海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实在是既准确又形象。韩愈常常在浑灏流转的长句中穿插许多短句，他的语言既短峭有力又波澜浩荡，如《柳子厚墓志铭》的第四段：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三）结构布局

韩愈行文很讲究章法，仅就开头而言，或者以重笔陡然而起，文章显得壁立千仞，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开头，《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群马遂空”开头；或者在结构上层层深入，如《原道》开头从仁、义、道、德四个范畴的定义立论，然后一层层说开去，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儒家的道统，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韩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一生力去陈言，一方面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一方面又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了不少新颖生动的语汇，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成语中有几百个是韩愈创造的，它们仍然富于表现力，如“坐井观天”、“入主出奴”（《原道》）、“摇尾乞怜”、“俯首帖耳”（《应科目时与人书》）、“面目可憎”、“垂头丧气”（《送穷文》）、“动辄得咎”、“佶屈聱牙”（《进学解》）等。

第四节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柳宗元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因柳家世代在外做官，便在长安营置了住宅和产业，柳宗元于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在长安家中。宗元的父亲是一名中下级官吏，他小时在家随母亲学习辞赋和写作，十十三岁便父亲柳镇到湖北、湖南、江西一带游历，二十一岁在长安考中进士，同年父亲去世，二十六岁又考取博学宏词科，之后的五六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央朝廷工作，年青的柳宗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你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中荐誉之。”不久他成为王叔文、王丕集团的中坚，积极推行在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同年进士刘禹锡，以及韦执谊、陆淳、吕温、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由于改革触犯了许多当权者的利益，

很快支持改革的顺宗就在旧权贵的胁迫下让位给宪宗李纯，二王被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文学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他的许多优秀哲学论文、山水游记、学术著作都产生于这个十年，如“永州八记”、《封建论》、《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三戒》都写于此。

元和十年（公元815）正月，他忽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诏他进京，他希望自己能重新为国家效力，长期忧郁的心情为之振奋，《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说：“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没想到这次回京带给他的是更远的贬谪——他很快又赴任柳州刺史。当时与柳宗元一同遭受贬的还有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柳宗元到达柳州后曾有一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于元和四年柳宗元在柳州任上逝世。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由于柳长期贬窜南荒，远文坛的中心，又由于他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不敢像韩愈那样与文学青年建立师生关系，没有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作家群体，因而他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如韩愈那么大，但是他对古文的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散文创作也有韩愈所不及的地方。《旧唐书》卷一六0论当时的文坛说：“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晋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慎，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旧唐书》的作者刘昫尽管不赞成柳宗元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出处，但肯定他是一代文宗，其文学才华高于韩愈。这一点宋代的晏殊也完全赞同，宋陈善《扪虱新谈》下集卷三引晏殊的话说：“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矣。”明代胡应麟则将他与李白并列：“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雄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七）

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大致相近，但在文章的抒情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又有些不同。首先，韩比较偏于感情的强烈渲泻，主张作家应“不平则鸣”，柳则倾向于抒情表意的含蓄蕴藉，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述其为文经验说：“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就是不能让感情一览无余地倾泄，作者要让自己的感情在胸中蕴蓄再从容含蓄地表现出来。因而韩文以力度和气势取胜，而柳文则以隽永含蓄见长；其次，韩愈在创作中比较注意语言和形式上的革新，而柳宗元重视内在情意的表达，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这有点像苏轼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一般来说不喜欢刻意在语言形式上求新出奇，而注重表情达意的畅适，因而他的文风隽永流畅。人们常将韩柳进行对比，清刘熙载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韩文气势充沛，柳文峻峭幽深。柳文的语言向以“峻洁”著称，既简洁有力又含蓄自然。

柳宗元的散文各体都有佳作。他的议论文以思想的深刻和思维的严密著称，朱熹也认为韩愈持论“不如柳子厚精密”，宋人大多认为他十分“雄辩”，如《封建论》是难得的体大思精之作，苏轼对此篇赞不绝口：“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

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他的记叙文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勾画出了段秀实的个性和为人。他的寓言是中国寓言的里程碑，《三戒》中的《黔之驴》、《罴说》等篇，不仅想象奇特，语言精炼，寓意深刻，而且使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真正成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当然他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山水游记，他曾自负地说自己的文笔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他的山水游记将自己的个性、人格、心境、气质一并融化在山水中，山水成了他生命的对象化。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其面积不足一亩，为“唐氏之弃地”，长期“货而不售”，而其价“止四百”，然而小丘的形状奇特优美，丘上“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作者对这块被人抛弃的美丽小丘既喜爱又同情，“怜而售之”，在丘上“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从美而被弃的小丘自然让人想到高才被贬的作者，小丘就是作者的化身。他游记中的小石城山、愚溪、小石潭无一不是作者的对象化。难怪他在这些山水中“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了。现在我们来详细讲一讲《钴鉧潭西小丘记》：

《自负与自悲——析〈钴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三句流露了在短时期内连续发现奇山异水的喜悦，它为下文“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埋下伏笔。“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这句又与下文的溪流、水声相呼应。“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点出题中的丘字，生竹树又与下文“美竹露，奇石显”相应。这一段文字交待了本篇与前篇的联系，又交待了丘的具体位置，为后文埋下了许多伏笔。丘中最突出的是石，接着作者抓住其主要特点来写：“其石之突怒偃骞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突怒偃骞”形容石耸峙傲兀的神态，“负土而出”写石不甘沉埋的冲动，与命运抗争的力量，同时也暗含了它之所以名为丘的原因：上面有土覆盖。这一句把石完全拟人化了，不仅写出了它的外在形状，也写出了它那傲兀倔强的内在品格，它是作者人格的化身。上句写形与神，“殆不可数”写其数。既然奇状怪石多至不可数，只好撮其要者为代表了：“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这两句承石之“奇状”，是“奇状”的形象化。“相累”写出你争我挤冲下丘饮水的神态，“冲然角列”写你争我夺角撞角地向山顶冲去样子。用两个对偶句突出奇石一齐冲突的形状与气势。在“牛马饮于溪”和“熊罴登于山”之间加“之”字，使语言显得拗峭有力，就像盆景中的松柏，人们有意使之曲折盘挪一样，这样让人觉得有一种苍然遒劲的力量，语言太顺溜就容易失之柔弱平板。用长句和对偶句语言就显得健举峭厉。以上写发现小丘的时间、小丘的位置和形状。

第二段写买丘、辟丘和赏丘，写出了对于丘的珍爱，对于丘遭冷落遗弃的惋惜同情。“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上段点出“丘”字，这里点出“小”字，“不能一亩”写小未免太实，加一句“可以笼而有之”，经这一艺术的夸张处理，“小”就变得玲珑可爱了，于是化实为虚，化平淡为生动，“不能一亩”的实话是后文“可以笼而有之”的基础和艺术上的陪衬。“丘之小”中间加“之”，后一句双谓语句末又用“之”，语言峭劲。“问其主”到“出自意外”，这么美的地方竟然是个“弃地”，而且贱到连“四百”也“货而不售”。小丘这种可爱却可悲的情形激起了他的惋惜与同情，“怜而售之”是怜小丘也是怜自己。购得小丘后，马上就动手修整，“即”道出了作者迫切的心情，“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三个排比句如数家珍似的展示了小丘天然的风姿，语言峻洁省净。它在内容上又回应了第一段的“生竹树”、“争为奇状”等语，“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鱼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由其中望”同样也十分通畅，为什么要加一“以”字呢？

它同样是为了使语言拗峭有力。“则------下”是望的宾语，而这个宾语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山高、云浮------”中间都加“之”字，为的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使它们在形式上词组化，离了上下文意思就不完整。从“山”到“游”是这个句子的主语，“举熙熙然”句是谓语，“以效”是目的状语。这几句写小丘周围之景，在小丘上看得到的景象。从“枕席而卧”到“与心谋”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作者与小丘完全契合为一，他融化在这个小天地里，渊然而静，悠然面虚，身心两忘，主客俱灭。一连四个整饬的排比句表现了主人完全陶醉于小丘的喜悦。“异地者二”中间加一“者”字表示顿宕，加重感叹的语气，这个“者”是语气词不是用着代词，后面的“焉”字是指示代词，指代的事物常与处所、人物、情况有关。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则贵游之士争贾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这一句用假设复句来肯定小丘的价值之高，这是一种假定的情况；“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这是现实的可悲情况，美和价值都不能得到实现，它的美不能被人赏识，它的价值不能被认识，反而遭到鄙弃的命运。他同情小丘的命运，也是在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小丘的美而被弃与作者能而被贬，使他对小丘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与爱怜。“今弃是州也”，一个“也”字，一声顿宕，一腔怜爱。“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一个转折连词“而”加一个“独”字，道出了同病相怜之感。文章最后贺小丘之遭，也就是叹自己的不幸，人不如丘之意见于言外。

文章一方面充分描绘小丘的美，刻划小丘的胜景：丘中石奇、竹美、木嘉；丘外山高、云浮、溪清、兽游、鸟乐，高度肯定小丘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极写小丘被遗弃、被贱视，它在人们眼中一钱不值的惨况。从这种处理方式中，表达了作者隐然自负，慨然自悲和愤然不平的情怀。

体物工妙传神，笔力简劲峭洁，文境孤峭幽遂。文中的小丘并不是一个冷漠的对象，而是作者个性、气质、命运的化身。林纾说：“此等托物面感遇，侯雪苑、魏叔子皆摹仿之矣。以山水之状态，会诸耳目心神，自是悟道有得之言。究之名心未尽，终以遭遇为言。丰、镐、雩、杜，朝廷也；贵游之士，执政也；争买者，置之门下也；言弃者，谪居也。”（《古文辞类纂》）（侯雪苑即侯方域，魏叔子即魏禧，号叔子，有《魏叔子文集》）

他山水游记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准确地把握对象的特征，写出山水各自独特的个性，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的描写：“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佁（yi第三声）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柳山水游记的第三个特点是汲取了骈文句式和音调上的某些长处，语言音调和谐，节奏明快，句子简短。这个特点大家读几篇他的游记就不难感受到。

参考书目

理论著作

（1）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詹瑛《文心雕龙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刘知几：《史通》，（清）清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3）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4）（宋）陈騤：《文则》，人民文学出版社。

（5）（宋）李涂：《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文则》与《文章精义》合刊本，“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选辑”丛书。

（6）（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7）（明）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文章辨体序说》合刊本，“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选辑”丛书。

（8）刘大槐：《论文偶记》。

（9）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10）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三书合刊本，1998年重印。

（11）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安徽省古籍办刊行本。

（1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说》、《论文杂记》，四书收入《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唐宋散文研究丛书

（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中下），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

（3）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

（4）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版，华师馆藏。

（5）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6）（清景云：《韩集点勘》，江苏书局重刊本，华师馆藏。

（7）（清）林云铭：《韩文起》，林云铭评注较精到，华师馆藏。

（8）钱基博：《韩愈文读》，上海商务印书馆。

（9）章士钊：《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上海文汇出版社有新排本。

（10）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1）林非主编：《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

唐宋散文文集、选集

1、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收入韩愈散文16卷，柳宗元12卷，欧阳修32卷，附《五代史钞》20卷，王安石16卷，曾巩10卷，苏洵10卷，苏轼28卷，苏辙20卷，共收散文164卷。有清代书坊刻本。

2、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又名《才子古文》），选先秦至唐宋15卷，计散文352篇，其中唐宋散文集5卷，文113篇。唐宋文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为主，评点见解独到而文笔生动。有湖北人民出版社《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安徽文艺出版社《天下才子必读书》。

3、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4、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先秦至清初古文辞赋700多篇，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类，卷首有《序目》，阐述各类文体的源流与特征，各卷正文有评点。入选取散文以唐宋八大家最多，共394篇，韩愈130篇、欧阳修64篇、王安石58篇、苏轼46篇。有岳鹿书社1987年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5、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该书分为甲乙编，甲编为散文，选唐文100篇，宋文78篇；乙编为骈文，选唐文46篇，宋文24篇。注释以详博谨严著称，文

中附有大量桐城派作家的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6、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7、童第德：《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8、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8年点校本。

9、欧阳修：《欧阳永叔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另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最近中华书局有新的排印本，此书我未买。

杜维沫、陈新：《欧阳修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0、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11、刘学锴、余恕诚：《王安石文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2、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

13、（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古代唯一的苏轼文章选本，60卷，共选散文498篇，其中赋2卷，论12卷，进策、策问9卷，丧、启4卷，奏议8卷，书、记15卷，杂著10卷。本书是目前最好的苏文选集，注释繁简适度，对文章背景的勾勒清晰明了。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校订本。此书中华书局可能很快要出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