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

题目：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世界和平与发展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专业：汽车服务工程

学生姓名：董磊

日期： 2011年5月 24日

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史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本文仅介绍“驼峰航线”和“乒乓外交”。

驼峰航线

1942年5月，日寇占领了缅甸，继而入侵中国云南怒江以西，滇缅公路完全中断。为了保证国际援华抗战物资顺利运进中国，保证抗战生命补给线的畅通，中美两国空军开辟了中印航线。中印航线是从昆明等其它机场到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等机场，沿途须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南段，穿过状似骆驼峰背的山峰，故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艰险的航线，航线经过的区域当时被称为飞行禁区。这条航线所经过的喜马拉雅山南段，海拔在5000米以上，群峰耸立，飞行中，稍不留意，就会发生飞机撞山事件，特别是雷雨季节的浓雾天气使空中能见度降到很低，这样的天气，造成更多的飞机撞山事件发生。其次为恶劣的气候，驼峰航线上风云变幻无常，经常会遇到强气流突袭，此时，飞机在一瞬间就被迫升降几十米或几百米，险象横生；甚至有时还会遇上时速达200公里的狂风，这个时候，逆风而行会使飞机不能前行而空耗燃油，当燃油被消耗到不够航程用油时，空难随之而来；有时冷空气的突袭，在航线上形成大范围的“冰幕”，将飞机包围而使其难以突破，导致空难发生；还有：由于导航保障设备简陋，延绵于中缅边界的“野人山”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没有无线电定向台的引导和明显地标，保证安全飞行难度很大。除了上述飞行条件的恶劣之外，还有日机的中途拦截。

1944年12月28日，驼峰飞行员沃尔特·格尔弗和他的机组人员共4人，驾机从印度飞返昆明，途中因导航设备发生故障而偏离航线，深夜在云南镇雄县山区跳伞，坠落在山林中。4人得到了当地两位农民的营救和精心关照，并帮助他们安全回到昆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沃尔特始终难以忘怀营救过他们的救命恩人。1988年在云南省政协委员会和镇雄县政协的全力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两位镇雄农民陈光明、陈锡之（已故）。沃尔特闻讯后，组织了“驼峰中国旅行团”一行共49人，其成员包括驼峰航线美国飞行员及其夫人子女，他们来到昆明后，在省政协会议室里，当沃尔特看到44年前的救命恩人陈光明老人时，热泪夺眶而出，和中国亲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驼峰航线飞行从1942年5月开始，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8月结束，历时3年多时间，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工作。3年多时间的驼峰航线飞行，作出的牺牲和代价是巨大的，所作出的奉献也同样是巨大的。据相关历史资料载，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投入2000多架飞机，往来运输各种军需物资80余万吨，运送军事人员4.3万余人（其中有赴美受训的空军人员和赴印的中国远征军两个师）。此外，还有千余架作战飞机经驼峰航线进入中国抗日战场，驼峰航线的飞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驼峰航线和驼峰航线的飞行是世界上航空、空运史上的首创和壮举。驼峰航线和驼峰飞行的根在云南，驼峰飞行的故土在云南，驼峰航线和驼峰飞行的主要基地在昆明。长期以来，驼峰飞行员对云南及昆明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因为他们曾经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和最美丽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这片热土。

为了纪念驼峰航线和驼峰飞行以及中美两国军民反法西斯并肩战斗的友谊，启迪后人，缅怀先烈，保卫世界永久和平，1991年，由中国北京航空联谊会、昆明航空联谊会、中国航空界知名人士发起倡议，在昆明修建驼峰飞行纪念碑。5月11日，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典礼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大洋彼岸美国的100多位美国驼峰飞行员及其家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有的美国飞行员身上还穿着当年背上印有汉字的皮夹克，他们的出现，成了媒体的头条新闻。

乒乓外交

指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要求访华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再未参加国际赛事。这次重返国际体坛，也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决策下，克服国内国际重重阻力才实现的。只不过当时连他们也没想到，这次比赛会催生出如此有利于中美关系改善的成果。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发生转机

然而，已成定局的事情，转瞬间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事情的起因，源于4月4日中美两国乒乓球手的一次偶遇：美国队员科恩不知怎么登上了中国队的车，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致意并赠送礼品……我从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阿姨那里得知，当她为外公念《参考资料》有关此事的报道时，老人眼睛一亮，不但让她把这则花絮再念一遍，还说了一句：“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我也知道外公这句话。虽然，庄则栋后来一直在干他的老本行体育，并未涉足外交，但是，这位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对于中美接触所做的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中美乒乓球队员接触后给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公会突然转而做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

改变决策

为了探究外公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的转变过程，2005年年底外公诞辰112周年之际，我专门请教了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同我谈起那天的情况：4月6日晚上，外公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时多，吴旭君陪同他吃晚饭。饭后，发现老人已经困倦，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突然，他又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

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这是外公的嘱咐，也是中央定的一条规矩。如此重大的事情，外公当天又刚刚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吴旭君是知道的。她不敢做主。“怎么办？我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吴旭君说。看她没动静，外公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

吴旭君故意说自己刚才在吃饭，没听清。外公信以为真，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这回听清楚了，真是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外公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外公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接到吴旭君电话，我第一个反应：报告总理！

1972年7月24日，外公在一次与总理等人谈中德建交问题时，提到了临时决定“接球”一事。他说：“那个文件（注：即不邀请美国队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到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8日，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了上来，总理兴奋地在上面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第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巧布座席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世界舆论为之瞩目。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加拿大、英格兰、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及美国共5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总理为安排座席煞费苦心，我对此记忆犹新。美国代表团无疑是这5个国家代表团中最受世人关注的。而如何把握代表团之间，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不使每个代表团有失落和充当陪衬之感，则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总理提出一种全新的座席安排方案，即在每个代表团中间设置主座，总理谈完一处，再去下一处继续谈。这样一来，等于既集体会见了5个代表团，又逐一会见了每个代表团，而且还与每个代表团逐一合影，客人皆大欢喜。用现在的话说，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总理这样设身处地为客人考虑，平等待人，不辞辛苦地抓住每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

总理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与周总理1971年4月14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像准备发给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放宽美国货币方面的控制之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小小银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二十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国际舆论将此称为“乒乓外交”。

二，世界和平与发展

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

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1．战争根源探究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

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

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世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间题或者说发展间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可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反映世界基本趋势，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本质特征。辨析与认识世界主题，不但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政治运作与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

回望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主导世界形势的两大基本特征。19世纪末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冲突进人总的暴发阶段，于是战争频仍，兵炙不断。尤其是，1914年一1919年和1939年一1945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劫难，战争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主题。此外，在全球尺度上革命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继而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共产党在巧个国家掌握了政权，亚非拉”13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出现重大转变:一方面，虽然发生了美苏间的对峙和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虽然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但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却不断增长，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另一方面，革命的势头出现了高潮突降，除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外，再无新的进访履;东欧的共产党阵营也分崩离析，风流云散。在此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相反，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战争的起源与恶果，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迅速成长。阻遏新的大战爆发，阻遏核武器的扩散，成了世界性的话语。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民康乐则成了主要追求目标。一句话，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方面，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1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均希望休养生息，图谋发展，而不希望发生战争。再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摧患了战争的痛苦与磨难后，和平的意愿空前强烈，因而积极推展和平运动、驱策当局铸剑为犁、堰武修文。

其次，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显著减少。(1)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逐渐加强，经济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载体，因而毋需通过武力占领国外领土，争夺势力范围。

(2)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战争策源地，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性，他们之间的战争因素已基本排除。(3)核武器在对全球造成威胁的同时，也使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彼此间谨慎从事，不敢贸然动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提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

深，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间题。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调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也都承认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当代世界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对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理顺国内政策有重大意义。自上世纪刃年代中期始，国际上就对世界局势新动向提出了种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实际决策上，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违反了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最优化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对外援助上过于强调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脱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实际。中国长期反帝又反修，两条战线作战，反使自己受夹击之势。政策上的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最主要的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确立以后，理顺了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使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投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要在我国深人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因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行为与语言中仍时不时地流露出战争意识与革命思维。革命、战争似乎仍是一种主流话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我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键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压力，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导世界潮流的两主题，使我们没有陷人军事冲突和沉重的军备泥潭中，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第二，发展这一主题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小平同志一开始认为发展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在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且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后不久，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这时的发展就不单单是经济的增长问题，还应包括社会文化的进步、人权的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注意同代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兼顾后代人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应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指数的增长。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普遍接受的观念。

总之，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不会轻易改变和扭转，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