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三制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论“三三制”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作者：胡盛仪、陶欢英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它对于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共谋大业，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三三制”政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在政权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当时国情出发创建新型国家的第一次完整的实践。

一、“三三制”政权的建立

1．“三三制”政策的提出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大举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且决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发展为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民主政权，成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参议会。1937年下半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边区议会民主制初具规模。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共产党凭着较高的威望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拥护，以至初期选举中中共党员比例过大，甚至出现清一色党员掌权现象。另一方面，少数地方由于旧势力影响较大，基层政权被豪绅地主所把持，从而不利于团结所有愿意抗日的人进入统一战线，也不利于根据地政权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加强和改善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首先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强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执行，不能敷衍塞责。”并明确指出，“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1940年7月，在纪念抗战爆发三周年时，毛泽东又在《团结到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

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1[1]

“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创造。这种政权机构由三部分组成：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民意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设立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参议员由群众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政府、法院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因此，选举产生各级政权机构，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2．“三三制“政权的建立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党组织和行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指示，在全边区实施了“三三制”建政。同年7月7日，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如期召开。7月29日，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体，欢迎一切抗日党派阶层与进步人士参加政权工作。7月30日，选举出共产党参议员申伯纯为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刑肇棠为副议长，邓小平等十五人为驻会委员。7月31日，由参议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正式成立，受到了各界代表的赞扬。年逾70、曾当过第一届国会议员的国民党老前辈宋维周先生激动地说：“三三制政权是最公平的”，“这样可以使政见不同的党派得以竞选的方法在广大群众面前，拿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来，看谁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赞同，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胜利”2[2]。驻会议员石璜先生民国初年也当过省议员，在中共民族团结政策感召下，也以70余岁高龄积极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并“号召国民党同志在抗日民主充分自由之根据地里，公开的热烈的参加选举与竞选，共同坚持敌后抗战”3[3]。因而，感动了不少对共产党有成见的人，反映了“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真正体现了全民抗战精神。

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当时发表社论，称“这不仅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成就，而且对全国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它将不仅使边区在“民主政治上有进一步的建树”，成为“抗日民主的堡垒”和日益走向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而且还将成为“华北乃至全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机”。在它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纷纷建立。

二、“三三制”政权的性质

“三三制”建政思想，是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上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首先，“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这种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它既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政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工农大众的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这些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创建的。

其次，“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这种政权之下，“一切不反对抗日的中国人，都有同等的人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任何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安全地享有自己的财产。抗日根据地上的民主政府，仅仅干涉在抗日根据地内真正实行阴谋活动破坏抗战的分子，其余则一律不加干涉。”4[4] 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保障各个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是“三三制”政权的内涵。实施民主政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因为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5[5]各抗日根据地在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时，不仅注意在组织形式上保证党外人士参政的数额，控制党内同志参政的比例，更是本着党的统一战线原则，真实地照顾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制订《统一累进税税则》时最为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因为税率累进问题直接关系到各阶层的负担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为此边区政府从1941年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逐步实践、多次修改后，确定税率累进采取抛物线上升办法，使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承担纳税义务，而不是将负担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税则草案拟定后，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审查。邓小平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直到1943年4月，边区政府才正式颁布实行。邓小平总结说：统一累进税办法,“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6[6]这一办法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再次，”三三制”政权实行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中人员分配上的三三制与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两方面的统一。不能把政权机构中人员分配上的三三制看成是由法律规定的制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共产党约束自身的政策，主要体现对非共产党人士的一种让步。“三三制”是党关于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政权中组织成分的一种指导性规定，它的最后实现与否还要取决于民主选举。虽然共产党在选举过程中加强了有关的宣传和指导，但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普选中，要想百分之百地实现不大可能。不过尽管如此，“三三制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它使党在普选中有明确方向，可以预防并纠正党员在政权方面排斥非党干部的关门主义倾向，便于争取非党人士与我们合作。三三制虽不可能普遍严格实现，但大体实现是可能的。”7[7]周恩来也曾明确指出:

“‘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个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8[8]可见,“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并非仅仅着眼于政权内部人员组成的比例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真正体现政权的民主性质。

民主是人民政权建设的最高原则。抗战的特定历史环境，各党派、各阶层、各抗日民主人士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诚如李公朴先生所说的“抗日”、“民主”两台烽火9[9]。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10[10]。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1[11]。民主和抗日“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12[12]。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当前，尤其要在根据地把民主政权建设好，因为这“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13[13]。

但是，这种类型的民主既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也就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民主。

三、“三三制”政权建设对于抗战胜利的作用

“三三制”政权建立以后，不仅成为“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14[14]，而且成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15[15]。这种政权对于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1．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与政权建设能力

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对政权的领导是绝对的、丝毫不能动摇的，三三制政权“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16[16]。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里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党对政权的领导，不是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而应该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只有开展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在“三三制”政权中

取得真正的优势。因此，“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17[17]。为了充分保证“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质，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政权民主施政的关系问题。

党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当时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传统的影响及共产党内民主意识的缺乏，导致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和锻炼，错误理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误解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得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找共产党，要粮的找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了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形式上保持了党政机构分开和领导人不兼职，但实际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十分严重。这种错误倾向，在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依然存在。

毛泽东对这种党政不分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批评了那种“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错误做法，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8[18]建设三三制政权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19]要想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20[20]。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指示》中说：“关于三三制的实施，必须利用纲领之上条文对党内进行深刻的教育。因为党员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为现实我党的最严重问题，不能解决此问题，我们党就难以领导全国革命胜利”21[21]。同时，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22[22]他还说：“为了执行这一原则，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事合作的狭隘性，提供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事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事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23[23]。“三三制”是一个民主、开放的政权，吸引了大批爱国而又有才干的党外人士，这给共产党员以极大的压力与考验，客观刺激了在政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去加强学习和研究，提高自身

素质与工作能力，于是，不仅将许多共产党员造就为优秀的革命家，而且还造就为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三三制”政权为共产党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锻炼了党领导政权的能力。

总之，“三三制”政权确实是“锻炼了我们的党员、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体抗日人民、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成为引导他们走向胜利之路的领路人的必须的途径”24[24]。三三制政权建设大大加强和改善了党对政权的领导。

2．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提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个统一战线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而国共两党的合作是统一战线能否维持的关键所在。

通过实施三三制政权，最大限度地从形式上维护了国共合作。毛泽东曾经指出，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就“三三制”政权而言，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来谋利益，而不只是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因此，三三制政权不仅是抗日的政权、民主的政权，而且是符合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基本原则的政权。可见，共产党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积极实践者，通过将三三制原则贯彻到政权建设中，成功地将国民党的中间派及抗日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其基本信条的。因此，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国民党顽固派任何制造反共摩擦，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三民主义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从而在最大限度内从形式上维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其次，通过实施“三三制”政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包括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向背往往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在“三三制”原则中规定了政权中有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这对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和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青年党，在抗战初期反共，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皖南事变后态度有所改变，逐步减少对共产党的猜疑和恐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不做国民党大反共工具。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摩擦时，广大中间势力对共产党表示了同情与支持，对蒋介石破坏国内团结的行为极为不满。如上海的中华教育社、基督教派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中间派对皖南事变“均表示非常愤恨”25[25]。

第三，通过实施“三三制”政权，使共产党赢得了各界群众的信赖与支持。三三制政权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共合作，而且使各阶层、各界别人民都有充分行使参与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从而赢得了各界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是广大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与中共一起度过抗战难关。“没有民主，群众就不能起来，没有组织，群众就没有力量。群众有没有力量，这是胜负的关键，环境越困难，斗争越残酷，群众越感到需要抗日政权来维护本身利益，因而他们要求参加民主及参加政权就更加积极。”26[26] 正是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使党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领导及民主建政方面有了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民主与平等、各党派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根据地建设，成为全国人民景仰的抗日堡垒，使之与国统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正因为如此，众多著名抗日民主人士、爱国知识分子等纷纷奔赴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汇合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客观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最大限度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路线保证。

3．有效动员了根据地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

“三三制”政权本质上是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权，因此它能够有效地动员根据地的人力、财力与智力投入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去。

首先，三三制政权能够有效动员人力资源投入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之中。战争的主体是人，兵民是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能否有效地动员群众参加与支援战争，是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华策略发生重大改变，敌后战场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民逐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于是，能否有效动员根据地的人民参军参战是共产党能否坚持并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由于它充分维护了抗日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选择共产党，参加根据地抗日战争的热情。“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是这种热情的最为生动的写照。在抗日根据地，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人充满激情，与国统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在黑暗与光明的抉择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可以从国民党的有关档案中找到旁证：1944年11月，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兵1100万，实际到战场者不及5000万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主力部队发展到120

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自卫队1200多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员参军参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资源。

其次，三三制政权能够有效动员根据地的力量发展生产。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各边区则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根据地政府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边区政府积极号召根据地的全体军民积极投身到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边区军民积极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通过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了财政困难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到了1943年，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在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2年10月举行参议会正式选举，还通过《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提案》等法令。大会闭幕以后，行政公署立即行动，将所有通过的议案付诸执行。于是，根据地反“蚕食”的斗争热烈展开，生产建设也成为更加热烈的运动。这种军民团结所产生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不仅使边区战胜了经济困难，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三三政权能够有效动员根据地军民贡献其智慧。边区政权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民意机关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从而确保了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在政权中的地位，使得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为根据地政权的各项事业贡献其聪明才智。1941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提出了一项关于财政问题的议案，建议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之经济紊乱现象。这一议案立即被参议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看到后亲自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良药。”27[27]随之，党中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于1941年向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不顾年届花甲带头上山开荒，并倡议广种棉花。边区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仅兴县就种植棉花数千亩，生产皮棉六、七十万斤。边区政权所具有的广纳言路、集思广益的能力，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智力支持

总之，陕甘宁等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之所以巩固，依赖于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人士成为一条心。”28[28]“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有效提高了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提高了根据地的动员能力、最大限度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得抗日根据地战胜了相持阶段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而且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人财物等方面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