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第23卷　第2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3　No.2 2003年4月Jour nal of Baoj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ocial Scien ces)Apr.2003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1

萧　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5)

[摘　要]中国民俗文化因其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原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这种民俗文化特征在民间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关键词]民俗;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3)02-0024-10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它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农业的特点,从岁时节日到人生礼仪的诸民俗事象中无不或隐或显地具有这一品质。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而且在今天的国土上还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样,中国民俗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气质。当然,这是就中国民俗的一般品质而言。具体说来,中国民俗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性与复合性

中国民俗因为民族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性格特征。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夏族与东部夷人、南部的三苗、西北的羌戎成为华夏共同体的最早成员。夏商之后,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不断地汲纳着异民族的生命机体与文化成分: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等族统一于秦;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归并于汉;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交流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与汉族杂处,胡风戎习流行;隋唐宋元明清又不断地融进边地民族,从而形成今天五十六民族共处的统一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在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这不仅使中国民俗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而且有利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

从语言民俗看,在我国众多民族中,有五十三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些民族语言中,又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习,因此具有独特的民俗资源,并且其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1](P28-29)

1[收稿日期]2002-12-05

[作者简介]萧　放(1960-),男,湖北英山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亦表现在民族礼俗中。婚礼是人生的重要仪礼之一,它在各个民族中都有突出表现。如汉族婚礼,一般遵循周公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为六道婚礼程序,民间虽然繁简不一,但一般不离这一婚俗模式。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因环境与传统的关系,他们的婚俗别有情趣,行歌坐月,以对歌交游的方式自择配偶。表现了他们不守汉族礼俗的民族特性。

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不同习俗上,而且还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共存上。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与此相适应的民俗生活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发达地区很早进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异常活跃,都市生活丰富多采,都市民俗兴起。在广大乡村,农民耕织自给,农业民俗世代传承。在边远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有刀耕火种、渔猎采集的风习,他们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的民俗生活形态。这样在中国统一的地域空间内共存着不同性质的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

自然,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俗多元性特点时,不能忘记中国民俗的另一特性即复合性,多元性与复合性紧密相关。中华文化向以包容四方的气象著称于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伟。自古及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层面的接纳,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却影响深远。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无不具有民俗复合内容。民俗无论胡汉,只要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均能为民众习染沿用,使中国民俗体系内多种成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与融汇,形成了程度不一的民俗勾连。后世汉俗中复合了不少这些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俗,只不过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俗影响。如年节习俗,使用中原历法的民族基本上与汉族有着一致的节庆时间,过节的内容也有同有异。

民族民俗的复合还表现在民族口承文化的融汇上,“特别是那些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著”[2](P39)。例如汉民族的一些著名故事,如牛郎

织女神话、孟姜女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都相当广泛地被收进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汉族民歌中的某些常见的形式如四句头山歌等,也被一些兄弟民族所采用。问活佛型故事现在流传于汉、藏各民族间,但从它的来源看,大概早期是流传于藏地的。有些口承文化的体裁与样式,已经成为若干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如西北数省流行的“花儿”和花儿会。

正是这些民族基层文化的交融复合,使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民俗因之也取得了整体的特性,中国人的民俗情感、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中国人的饮食好尚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风格。苗族的跳月和芦笙会欢快热烈但和吉卜赛人的民间舞蹈风格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朝圣进香,其虔诚程度不亚于中世纪教会的信徒,但是和西方的教堂活动又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民族的生活土壤、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不同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俗都是民族的,超民族的民俗是没有的。[1](P27)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与复合性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性,它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东方民俗大国的风貌,而且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奥秘。

二、阶层性与地方性

中国民俗总体而言具有全民族的通俗性格,在一些重要的民俗事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性,体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25第2期萧　放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26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头的区域文化,在区域文化的聚合中,地方的文化特色并没有被抹煞;同时中国又很早进入了等级社会,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等级与阶层不断地得到确立与强化,因而在民俗文化上也显现出阶层性特点。

首先看阶层性,这是就社会民俗的纵向分布而言。一般说来,民俗之“民”是指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3](P15-16)他们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创制、享用、传承着民俗文化。而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虽然他们在政治文化属性上属于特殊阶级,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生活习俗,由于他们遵循民族通俗习惯,而且社会上层的许多人因科考或军功等方式由中下层上升而来,因此他们公务之外的生活行为与心理意识也属于民俗范围。但毕竟社会各层面成员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同,生活的需要与趣味也不一致,因此民俗呈现出阶层性特点。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他们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了他们的认识与思想要求,具有较强的民间性特点。特别是在口承文化方面,民众通过谚语、笑话、歌谣、故事、小戏表达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思想观念。乡村小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但对大多数乡民来说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小戏的艺术性,他们更注重小戏演绎的故事内容与情节,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情感,如定县秧歌戏中的《丁郎寻夫》与《双锁柜》等,前者表达了对贪官的怨恨,后者是对嫌贫爱富、违反民众道义原则行为的辛辣嘲讽。[4](P9-14)不仅中、下层社会相较于上层社会有着层位的差别,就是中、下层社会内部亦有着民俗差异。农民与手工业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处境艰难,他们一日不耕,一日无食;一日不织,一日无衣,因此形成了淳朴、节俭、勤劳的民俗本色。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原因,乡民邻里之间有着较亲密的互助关系。民间的伦理观念中对此着意予以强调,民谚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很多民俗活动围绕着这一观念展开,如民间自我服务的神会、钱会、锄社、互助会等,有的还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地方文化传统。

而属于中层社会的商人与城市平民,他们的经济地位优于农人和手工业者,但其政治、文化地位又不及上层,因此他们的民俗观念与民俗行为有着自己的层位特色。城市生活紧张而热烈,在行业的竞争与酬对中,他们逐渐养成铺张、浮靡、好新慕异的风尚。从《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开封饮食习俗中可见都市民俗之一斑。娱乐民俗更能体现市民阶层的特点,除了勾栏瓦肆的说书讲唱外,赌博性的游戏盛行,斗鸡、斗蟋蟀、斗花鸟虫鱼,以争奇斗胜为能事。这既是市民休闲生活的需要,也是其个性展现的机会,它由市民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们拥有明显区别于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方式,因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一般说来,上层社会生活有两种倾向:一是礼仪化;一是精制化。因俗制礼是社会上层的一贯作法,他们为了规范等级秩序,也为了协调内部关系,将日常习俗礼仪化,这一点在节日习俗中表现得比较典型。如寒食改火习俗,本出于民众弃旧图新的原始观念,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5](P525-554)在汉魏时期一度受到官府的干涉,但唐代却十分推重寒食,将寒食禁火列入规条,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禁火结束后,由皇帝向王公贵族颁赐新火。禁火与赐火成为显示皇家恩威的礼俗,与初始的民间习俗大异其趣。上层社会强调雅趣,一般民俗活动到他们那里总是弄得十分精细,以适应贵族的生活需要。如上祀节水边驱邪之饮,在六朝贵族那里变为“曲水流觞”的文人游戏。而奔马射箭的民间竞技,在上层社会被弄成雍容儒雅的投壶娱乐。文质彬彬的上层社会与生动活泼的乡野庶民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趣味。

当然,在传统社会中,

他们脱胎于同一原始文化母体;第二,社会上、下层之间虽然层位分明,但其成员常处在流动之中。并且社会上层常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向下推行纲常名教及其他好尚;第三,他们共同以农耕社会为生活基础,社会各层或强或弱地受到农耕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因此,我们谈到民俗的阶层性特点时不可忘记他们的共性。

其次是地方性,这是就民俗的区位性特点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类型复杂,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生存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

文化小传统。这种文化小传统主要就表现为民俗文化——“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6](P143)。乡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还有一种说法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这是较概略的区分。总之,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民俗的地方性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在地区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地方民俗,“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礼记·王制》)这在文化的萌生期尤其如此,那时因环境的隔离,族群之间很少交流,人们一般固守着传袭的生活方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周秦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制订了完整的礼法制度,但地方的文化特性依旧鲜明,荆楚、吴越、燕赵、三秦、三晋、齐鲁、巴蜀、岭南诸区域文化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大交流,其民俗性格尚未发生明显改变,燕赵的悲歌慷慨、荆楚的巫鬼淫祀、吴越的断发纹身等仍然是地方民俗的特出标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对此有专门的分区记述。汉魏之后,区域文化传统因经济、文化及政治一体化趋势增强而弱化,但地域民俗特色并没有消失,如楚地尚巫重道的民俗信仰,直到今天仍在局部地区发生影响。

还有一些与地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相关的民俗,虽然没有传袭久远的文化传统那样引人注目,但它鲜明地体现着民俗的地方性特色。如村落民居形态的南北差异,北方的围墙庭院,南方的天井照壁;饮食民俗的地方好尚,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交通民俗的区域选择,所谓“南船北马”;生产、服务行业中的地域行帮组织。信仰民俗的地方性同样有突出表现,从神灵崇拜看,各地有不同的方神,如动物神,北方多崇奉狐狸大仙,江南多拜蛇神、蛙神;农作物神北方有苗神,南方为谷神;人格神各地更是多种多样,北方一般祭祀将军、大王,南方多拜祖师、仙姑。神灵的地方性反映出神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民俗的地方性另一种表现是通行习俗的地方化。中国有许多民俗具有全民性特征,为国人普遍享用,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决定的,但是在一般民俗扩布到全国的过程中,往往因各种原因出现地方变异,一定区域的民众在接受某一民俗事象时,大都或多或少地依据自己拥有的地方知识或情感好恶对其作适应性的改变,以融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就年节习俗来说,农历年节为广大汉族地区及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沿用,但各地过节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端午节很早就成为全国通俗,其主旨是避邪驱疫,但具体项目各有不同,南方水乡食粽、划船、插艾,其中龙舟赛最喧闹。北方缺水,龙船自然难以划动,人们一般是插艾、悬符、饮菖蒲酒、佩五色丝、亲友往来贺节。通俗的地方差异在节日民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正由于民俗有着十分鲜明的地方性,所以观风问俗成为人们进入地方社会的首要要求,“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地方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集中表现,无论是治政者,还是旅行者,只有把握了地方的民俗特性,27第2期萧　放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28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感到不便与困难。

民俗作为直接服务于民众的生活文化,它的生成与发展受制于民众所处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如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等,所以我们在对中国民俗总体特性的把握时,既要注意中国民俗的整体性,又要看到民俗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表现,阶层性与地方性的民俗特征就是针对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适应性差异而言。只有如此,中国民俗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

三、神秘性与实用性

神秘与实用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性,这是就民俗事象本身性质来说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的实用目的,大多依靠神秘的民俗行为来促成,神秘性事象无论怎样复杂,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

首先看中国民俗的神秘性。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这与中国人所经历的独特的历史道路相关,中国文化传袭数千年,虽然文化人中很早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传统,但在民间却传承着大量的古老风习,“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依然浓烈,民俗事象大多蒙上了神秘色彩。佛、道二教的传播与流行,尤其是道教对民俗生活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民俗的神秘色彩更为浓厚。当然,民俗的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众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变,人们尚无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因此信奉神秘力量,使用神秘法术以缓解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的民俗必然会大量存在。

民俗的神秘性大致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人们在从事某项民俗活动时带有一种神秘心理。认为习俗之所以如此进行是因为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如巫术信仰、动物崇拜、图腾与祖先崇拜等等,都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有些民俗活动本身表现出一种神秘气氛。[1](P39)如各种驱邪赶鬼的神秘仪式等。当然神秘心理与神秘行为在民俗事象中往往是不可分离的。

神秘性在巫术民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巫术民俗源于某种神秘观念,它的施行也大多依赖某种神秘行为,如鄂西“扛神”的法事活动就是一例。某家灾祸频仍,或家人久病不愈,人们就要请端公做法事,名为“扛神”。端公在堂中陈列各种法器,叫“扎坛”。一般法事有四堂:(1)开坛;

(2)放兵;(3)观灯;(4)迭筛盘。[7](P128)从灯布、咒语、蚂蚱、鸡血等项目中,我们会感受到其中的原始与神秘气息。

咒语是巫术中最为神秘的部分之一,它依据的是一种语言魔力的信仰。在任何的巫术仪式中,施术者都离不开咒语,只要念动咒语,似乎就有魔力发生。《西游记》中唐僧的紧箍咒就是这一类咒术的夸张描写。民间巫术中使用咒语的现象十分普遍,捕鱼者有捕鱼的咒语;狩猎者有狩猎咒语,现存最早的狩猎咒语是古老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农耕者的咒词早在殷商卜辞中就已有记录,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就是一首祈雨的咒词。[8](P182)此外,医者、工匠、术士各有行业咒语,其中医家的咒禁还是古代治病的方术之一。语言的神秘观念又导致另一结果,即谶语的产生。谶语具有兆验性,属于预知巫术,它基于人们相信语言与事件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心理。谶语在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中曾起过重要的舆论作用,新进者往往利用谶语论证自己的崛起的合乎神意。

神秘性在禁忌民俗中也多有表现,当然,

关的禁忌其神秘性强,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禁忌,其神秘性较弱,因此只是作为俗信,自觉遵循,如吃年饭不能喝汤,小孩不能吃鸡爪等,这些民俗虽都隐含着一种神秘心理,但缺少其他巫

术信仰所具有的威慑力。中国民俗中的神秘性与民众的原始性心理是密切关联的,一方面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仍有局限,原始神灵观念仍未消失,因此,中国民俗的神秘性虽较以前大为淡化,但在社会底层或偏远乡村仍能切实可感。

其次,实用性。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中国民俗门类繁多、形态各异,但其最基本的特性是实用,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结成相互关系,人们依赖民俗开展生产,人们依赖民俗繁衍后代,人们依赖民俗寻求精神愉快,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了民众。民俗是最基本的文化样式,它直接适应了民众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无论民俗表现得多么神秘、多么奇异,实用是其根本目的。

民俗在形成之初多为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不自觉适应和协调,后来逐渐渗进了自觉意识。如巫术信仰,就是人们希望利用神秘力量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具有积极自觉状态。民间信仰没有正统宗教的那种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体验,追求的是世俗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愉畅,因此民间对神格、神灵族属谱系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是神灵能否给人们带来吉祥,能否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所以无论山精水怪、狐仙鬼魅,还是观音大士、玉皇大帝、现世英灵,“有灵则行”。人们在各色神灵前祷告、祈求、供奉,以各种“媚神”的方式,包括演戏、宰牲、烧钱、上酒等,以求取神佑,消灾祛病。对一些长期不显神灵的偶像,民间不仅不供奉,还采取责问拷比的方式,或者使用一些厌胜法术,来“胁迫”其为民众服务。所以说在民间信仰中人与神并不总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平面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们为自己的需要

造神,民俗信仰中的这种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当然,中国民俗的实用性,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心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俗活动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生着切实的效用,有着实用价值。民俗服务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物质生产活动上看,民俗活动有助于生产的组织与安排,有助于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的保持与传承,以增产增收。手工业中有各种俗规,如在技术传承方面,行业民俗中规定得十分严格,“艺不轻传”,必得拜师方可传技,“不经一师,不长一艺”。师徒关系一旦确定,就得终生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约。经过品质磨砺后,师傅觉得传艺人可靠后,才会传授“真经”。这种传艺方式,虽然严苛,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对技艺的世代传承起着相当的保障作用。围绕着生产活动而展开的各项生产民俗,虽然或多或少地与神秘观念相连,有浓厚的保守、落后成分,但总的说来,生产民俗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实际效用,它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而且

以特有的形式协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从民众生活来看,民俗具有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重要功能。民俗本来就是生活文化,民俗在民众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

民俗在物质生活中的实用性。物质生活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为了保障这一需要的满足,形成了种种民俗。如饮食民俗,人们对口味的要求及对某种食物的依赖,既是一种文化需要,也是一种生理需要。在潮湿、寒冷地区,人们一般嗜好辣味、麻味,因为麻、辣食物有助于祛除体内湿气,平衡人体机能。再如南北主食的差异,29第2期萧　放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30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因此有了北方面食、南方米食的分别。这本来是一种文化选择,但后来逐渐内化为生理习惯,形成了南北居民对米、面的不同嗜好。居住、交通民俗同样基于实用的需要,都是人们在适应自然中的一种主动创造,满足了人们的行旅需要。由此可见,民众的物质生活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物质生活的民俗形态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是人们与自然协调的产物。其实用价值不言自明。

民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人类的活动是群体的活动,民俗在维系氏族、部族或家庭的世系中起着巩固和强化作用。民俗增强氏族观念、祖宗观念和家庭意识。如图腾崇拜,就是维系氏族的纽带。祖先崇拜和祭祖活动的周期举行,是强化族系观念不可缺少的民俗活动。人生仪礼习俗,如婚俗、丧俗在缔结家庭关系、巩固家庭结构乃至亲属关系等方面,作用也相当明显。[1](P42)人们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加强群体的凝聚力,除了婚丧大事中的互帮互助外,人们利用多种多样的民俗活动加强家族成员、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如节日期间的往来、礼拜,民间社团的集体活动及乡村各式表演娱乐等,无不密切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家族、社区的认同感。亲戚之间、乡邻之间在日常民俗事象中建立的这种互助的利益关系,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俗在整合地方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效用。

民俗在精神生活中的实用性。人们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和人际交往的社会需求外,还有怡情悦志的精神需求。人们利用民间戏曲、游艺及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传递民众的精神产品,人们在参予创作和观赏民间文艺活动的同时,既愉悦了自己的情志,又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诉求。民众的精神生活因而获得充实和提高。人们通过故事、笑话、歌谣、传说等形式扬善抑恶、褒贬正邪,传播着民间伦理文化。

正因为民俗具有上述实用价值,所以繁多的民俗事象才得以传承下来,在社会基础无大变化的时代,人们极便利地沿用着传统的生活模式,民俗尽着它的实用功能。也由于民俗的实用性,一旦出现根本的社会变革传统,民俗无所施用时,它也就需要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新的形式服务与规范民众生活。

四、稳定性与变异性

民俗文化因其传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袭,代相传,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但民俗作为一种基础文化,它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发生变异,形成了与稳定性相联系的变异性特征。

稳定性,是中国民俗性格突出表现之一。正如钟敬文所说:“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色。这种特色是通过我国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比起世界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民俗文化的稳定性,主要是农业小生产制度的产物。”[3](P13)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虽然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的王朝更迭的战争,但农业社会的基础并未动摇,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农业宗法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由此围绕着农耕社会所形成的大农业民俗得到相对稳定的传承。这种稳定性主要有以下体现:

家族观念的稳定性。宗法制度确立于周朝,宗法制度的基本社会单元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家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传袭千年,家族制度的传承与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息息相关,人们长期居留一地,即便迁动也是“举族而迁”。“家”既是民众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民众“生活的世界”。因此,

亲一家人”的血亲原则与家系内“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人们利用种种民俗活动强化家族意识,维持家族的稳定,沿袭家族传统。祖先崇拜是支撑家族的精神支柱,人们通过各种祭祖活动,不断地增强“念祖追宗”的认同感。在周期性的年节民俗中,祭祖先是一重要节俗项目。元日为一年之始,返本追宗,自然首先要祭奠先人。元日祭祖习俗起源甚早,在东汉的《四民月令》中就有记载:“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这种习俗一直传承于民间,春节期间一定要在祖宗牌位前上香、叩拜,“每逢岁首‘元日’各家男女均黎明即起,吃扁食,拜神祭祖”[9](P208)。目前乡村仍保持着这一祭祀习俗。清明是强化家族认同意识的重要节日。清明祭祀祖先活动有庙祭和墓祭二种。庙祭是以家庙祠堂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从宋代复兴祖宗意识开始,祠堂就成为家族活动的中心,一年两度的春秋祭仪均在祠堂举行。清末至民国时期庙祭依然是家族生活中的大事,时至今日,福建安溪仍在特定的时节里举办盛大的仪式,让家族成员重温家族历史,感受家族亲情,稳固家族联系,人们在叩拜、分食祭肉时分享家族的荣誉、责任与义务。墓祭在唐代即已出现,当时没有祠堂、家庙的小户人家以墓祭为主,清明祭墓之俗历代相沿。周期性的祭祖活动既是家族观念的体现,同时它又是对家族观念的传承与强化。

家族互助与家族规范是增强家族观念的又一民俗。亲族之内强调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相互扶持,一人有难,全家相助;一家有难,合族共济。在民间的婚丧礼俗中,家族成员除了帮忙应酬、增添热闹气氛外,还多以礼金的形式予以资助。添丁进口同样是家族大事,本家人等也必然上门恭贺。家族伦理原则就通过这样的日常生活传承于民间。民间还以家规庭训的形式规范家族成员。民间族谱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族规家训,苏洵在苏氏族谱中告诫族人:“患必恤,喜必贺”。通过家族内部亲爱与惩戒的教化与约束,家族观念日益牢固,直到今天,家族在乡村生活中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节俗传统的稳定性。依照农业生产活动的规律,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岁时节俗传统。周秦时期节俗开始萌芽,随着天文历法知识的进步,与天象、物候、人事相合的系统化的岁时节令逐渐走向成熟,汉魏时期中国节俗的主干模式已经形成。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就是当时节俗的完整记录。除中秋一节外,其他主要节日都已具备,固定的节期、确定的节日主旨为历代所沿用。虽然具体节俗各时代、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与调整,但总体上看,没有脱传统节俗的范围。传统节俗有两个中心内容,一是祭神,一是娱人。祭神是为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娱人是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二者都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以放松身心。在传统社会中,节俗中的神异色彩较浓,人们常以神人共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节日活动虽以祭神为主,但它是民众心理的一种投射,服务现实才是其真正目的。这种祭祀与民众休闲结合的传统贯穿在年节系列中,并传袭千年。如上元张灯,社日聚饮,清明祭墓与踏青,端午驱疫与竞渡,七夕祭星与乞巧,中秋拜月与赏月,重阳避灾与登高,除夕祭祖与团聚等,很多节俗至今仍在民间传承,并

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人生仪礼习俗的稳定性。人生仪礼是伴随着人生历程的通过仪式,它一般集中在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上,它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与丧礼等。人生仪礼是社会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仪式的程式与象征意义看,它表达了民众的心理期待与文化人格的要求。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十分看重仪礼民俗,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生仪礼的民俗惯制,这种民俗惯制贯穿着农业——宗法社会的理念,仪礼观念与仪礼形式在传统社会中紧密结合、长期传承。如诞生礼。添丁进口在传统社会属家族大事,因为人丁的兴旺是家族发达的标志,31第2期萧　放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

32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际需要。所以男孩的诞生礼十分隆重。成年礼,古称冠礼。《仪礼·士冠礼》记载了古代贵族男子的冠礼情况,成年男子在冠礼之后,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弃尔幼志,顺尔成德”;还由此获得娶妻生子的资格。后世很多地方冠婚合一,将冠礼浓缩成婚礼的一部分,有的以婚礼代冠礼。婚礼是人生大礼,向来极受重视。“周公六礼”的婚俗模式,基本上为后世袭用。后代婚俗程序无论名称如何变化,都大致不离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道仪式。婚前繁复的仪式是为了婚后婚姻关系的牢固。丧礼是礼敬亡者的重要仪式,传统民俗中对丧礼十分看重,生人怀着对亡人的敬与畏,谨慎而隆重地处理安顿亡人。古代礼仪制度中对此有细致的规定,据《仪礼·士丧礼》记载,有停尸、招魂、报丧、吊丧、入殓、祭奠、安葬等程序。人们对亡人的依恋与对灵魂的信仰,决定了人们对死者的态度,因此葬礼中禁忌甚多,后世大致沿用了古代丧葬礼仪程序。传统社会中的人生仪礼以家族为依托,个人的生死与家族生活密不可分,它既是加强家族联系的日常事件,也是体现家族力量的时机。因此,自古及今人生仪礼总是办得隆重而热烈。

自然,中国民俗性格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顾炎武语)。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在事物中只存在着变化程度大小、变化速度快慢的区别。我们在讨论民俗的稳定特性时更应强调其变异的特性。

变异性。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鲜明特征之一。民俗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民俗的变异性从总的方面看,它与历史性、地方性相关联,同类民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都会有各自的特点。民俗是民众的生活文化,民众的生活条件变化了,民俗的形态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异(有的属历史传统影响变化较为隐晦)。如饮食民俗。上古社会,民众原始、朴野,茹毛饮血。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知道了用火,于是变生食为熟食,学会了制陶,就变干食为煮食,饮食民俗就这样随着人们生存能力的提高而变化。中古以后,农业发展,农牧产品多样化,人们的饮食生活更加繁琐和精细,逐渐形成了日常食品、节令食品与礼仪食品的民俗区别。还不断地汲纳异域的饮食风习,如胡饼、胡饭、胡羹、葡萄酒等在汉魏隋唐时期风行一时,丰富了中国食俗。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力度的增大,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西式饮食在城市乃至发达乡村渐有影响,传统食俗正在出现新的变化。饮食民俗的时代变化说明了民俗在纵向传承中发生变异的历史性特点。

民俗的变异性还表现在横向的地域扩布中。我们在论述民俗地方性特征时已涉及到民俗的地方变异问题。同一种民俗事象,在各地会出现不同形态,有的是因为发生的基础不同,有的是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特别是口耳相传的口承民俗,情节大致类似,但人名、地名或表达的观念会因流传的地方与人群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如端午节的传说,楚地说与屈原有关,而吴越地区认为与伍子胥或勾践有关,两地民众都有自己的解释。还有的民俗是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如紫姑信仰是起源早、流传久的一种,仅在湖北就有紫姑、戚姑、七姑等不同的称呼,有的还称为“七星仙女”。

民俗的变异性,一般说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民俗表现形式的变化。例如,同样是拜年,旧时是一定要下拜的,现在只要口头说声“拜年”就可以了。一种是民俗性质的变异。如端午竞渡,在上古时期竞渡主要是为了驱疫,祭祀水神;中古时渗入了伦理因素,凭吊屈原成为节日主题;近代以后龙舟竞渡日渐成为重要的娱乐项目,信仰的因素淡化,时至今日竞渡则是纯粹的体育竞赛项目。竞渡的民俗形式虽未改变,但性质则古今迥然有异。

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一些不适应人生的习俗,会逐渐走向消亡。如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寒食节,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崇火心理淡化,对寒食禁火给生活带来的不便感受愈益强烈,因此逐渐将其废止(个别地方除外)。还有大家所熟知的缠足陋俗,同样亦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民国初年被完全革除。民俗的变异性特征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学理的依据,人们可以依据民俗变异的规律,“化民易俗”,删繁就简,推陈出新,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服务。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民族众多的泱泱大国,由于历史的与民族的原因,中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民俗资源异常丰富,从中心腹地到荒僻山原,可以看到民俗发展的纵向序列。目前中国民俗呈现出古今杂陈、中西交错的状态。民俗仍然具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复杂性格。当然,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中国民俗性格必然出现要素的改变和重组,“移风易俗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达

到更高层次的、民族民俗文化的稳定形态,这就是历史文化进步的法则。”

[3](P13-14)[参考文献]

[1]　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　钟敬文.新的驿程[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4]　[美]欧达伟.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思想观念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5]　裘锡圭.寒食与改火[A ].裘氏.古代文史新探[Z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6]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7]　廖康清.鄂西民俗[J].江汉论坛,1993,专刊.

[8]　张紫晨.中国巫术[M ].上海:三联书店,1990.

[9]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Z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责任编辑　民间)

On the Features of China 's Folk Cultur e

XIAO Fang

(T he Dept .of Chinese Lang ua ge and Liter ature ,Beij ing N or ma l University ,Beij ing 100875)

Abstr act :China's folk culture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culture featur es because of China's particular regional economy and national historical culture.Its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multiplicity and complexity ;orderliness and locality ;myster iousness and pr acticality;and stableness and variability.This kind of folk cultural features is still in existence to different extents.

Key wor ds :folk custom ;culture ;features 33第2期萧　放　中国民俗文化特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