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诘经对中国文人及其作品的影响

《维摩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产生于公元1至2世纪，为大乘经典之一，它用富于象征意义的谈话形式，显示出了大乘悟空思想。

中国文学受佛经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维摩诘经》本身又是一部被公认富有浓厚小说、戏剧意味的文学式佛教经典，自古即受到众多文人雅好。尤其因为《维摩诘经》的主人翁--维摩诘居士，调和世间与出世间的矛盾、圆融的人生态度，更是为中国文人开创出一个理想精神世界，故受到文人普遍倾心向往。在有关佛经的讲经变文中，《维摩诘经变文》可谓最富盛名，在文学史上亦享有相当地位。

文人与《维摩经》开始接触的契机，应属魏晋时代玄学的兴起与流行。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这说明《维摩经》在知识份子阶层受欢迎情形。

晋朝名僧支道林，名遁，深沐老庄玄风，但在佛学上，又是著名的般若学者──“即色论”一派代表。支遁虽是一介僧侣，但他与当时社会名流如王、谢等大族往来密切，并得到许多衣冠弟子依附，谢安、王羲之都很推崇他，《世说新语》也屡屡提到他，把他描绘成名僧兼名士的人物。

支遁善文又有诗才，余嘉锡曰：“支遁始有赞佛咏怀诸诗，慧远遂有念佛三昧之句。”在支遁以前，虽有佛教文字，但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支遁实有开创之功。

支遁现存有诗十余首、文二十余篇。在诗方面，支遁诗多说理，往往铺排玄佛，枯燥无味，写景也多堆砌雕饰，但他尝试融合玄言佛理于山水之中，其模山范水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文的方面，支遁写过十六篇赞佛文字，用的是铭赞体，这是散文中一种新体裁，值得一提的是《维摩诘赞》。他用玄言方式写出一个玄学化的在家居士形像。这篇赞体文字同时开创了后代中国文人推崇和描写维摩诘的先河。

其次谢灵运，他是东晋士族谢氏之后、谢玄之孙，一生好佛。谢灵运认为，儒释之间论及心性时，当推佛教为宗。

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素以山水诗享有盛名，但是谢的山水诗往往渗有宗教感情，清词丽句之中流露出世意味。例如他的《时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并不滥用佛家语汇，也不扯进佛教事典，却在描写中透露出世事无常情绪并发出感慨。其他如《登石门最高顶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都是把由自然美激发起的人生情趣与出世论相揉合；在构思上，往往于诗末加上几句严肃意味的字句，这显露出早期山水诗在描写与议论上尚不能完全相谐合。

谢灵运还有很多完全明佛的述作。例如《庐山慧远法师诔》，极力推扬慧远，写其为人风采与其谢世后后学的哀恸；另外还有《祇洹像赞》、《维摩经十譬赞》等。

谢灵运好《维摩经》，依《维摩经》中十喻求身不可得，说身无聚沫、泡合、如行等经文，写成八首赞语，可谓“譬喻文学”之一种。

《景德传灯录》卷四载鸟窠禅师对白居易说：

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俦也。

从以上引诗及文献记载，可见谢灵运必受到《维摩经》在家信佛很大影响，并留给后人深远印象。

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繁盛期，也是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融合并创造出新成果时期，因此佛教对于文人与文学也有更巨大的影响。

六朝时，文人们对佛教教理的了解多与玄学混淆，到了唐代，文人习佛已成风气，加上各宗派大师辈出，并与知识份子广泛交往，精深的佛学义理渐被文人容受，摄入意识之中，表现在他们身上，其中对《维摩经》或维摩诘居士较能深切契合者，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位是李善，第二位是王维，第三是白居易。这三人的代表性质各有不同──李善象征一般知识份子广涉佛典经论；王维则是信仰虔诚的佛教徒，心神安定，擅于将佛教教理汇入人生观，并以诗来表达内心的体验；至于白居易，他一生多处在与王维相反的环境，对他而言，文学活动具有社会意义，故被冠以“社会诗”派代表，他的作品，不似王维在清净恬淡中自然融入佛教，而是在社会诗色彩中散布佛教的影子。(注 24) 李、王、白三人可视为唐代文人学佛信佛的不同类型，不过相同之处均在于外服儒风、内修梵行。

李善作注曾广泛参考经律论，根据统计，《维摩经》被引用至注解中的回数（包括经文本身及鸠摩罗什、僧肇、竺道生注）最多。在以诗为中心的唐代文学中，常常会发现出自《维摩经》的语句，我们虽然不能断言这是因为受了李善注释的影响，不过，李善的注释至少告诉我们，对当时的文人而言，《维摩经》应是相当熟悉的一部书。

白居易中年开始习佛，晚年定居龙门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中唐时期，安史之乱毁败朝政，在黑暗不稳的政治环境下，文人仕途抑塞，要谋身自保，又要寻求精神安慰，佛教就成了唯一出路，士大夫热心佛说，白居易亦不例外。白居易对佛教的理解，未见严谨的立论，也未严守宗派体系，实践方面，他礼佛、敬佛、读经、参禅，却始终热心世事；更是以以维摩诘自居。《不二门》诗中道出他遁入释门苦衷：

亦曾登玉陛，举措多纰缪……行藏事两失，忧恼心交斗……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生救，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

白诗提到与《维摩经》有关者尚有：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

白居易对于佛经，似乎较偏好包括《维摩经》在内的八部大乘经典，认为佛法要旨毕集于八经之内。

唐代文人习佛的风气延至北宋时，佛教本身的发展已度过了它的极盛阶段。宋代以后，知识阶层中居士佛教大盛，这也是儒、释调和的表现。

苏轼，家学渊源，个人环境与苏轼学佛的关系很大。苏的父亲苏洵曾结交名僧，母亲与弟弟苏辙亦笃信佛教，家庭的宗教气氛浓厚，苏轼自青少年时期接触佛教，晚年浸染渐深，自称东坡居士。

苏轼直接和佛教产生关系，是在二十多岁初入仕途。对苏轼佛教信仰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件事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就更进一步积极追寻佛理，从其诗文引用佛经的情形看来，较常提到的有《维摩经》、《圆觉经》、《楞伽经》、《华严经》以及禅师语录等，苏轼并以维摩诘来称颂别人，如对前辈张安道之诗中有：……乐全居士全于天，维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饮今不饮，无琴不独今无弦，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此外，写给朋友文与可：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弹指末终千偈了，向人还道本无言。

这些诗颇有佛教空观概念，诗的情调虽有些消极感，但也包含著对人生的理智反省，既然一切都是梦幻，那么人生的痛苦，也不过是幻影罢了。

中国文人接受《维摩经》的过程，情况大体与中国佛教的发展相应合。纵观中国文人历朝历代的诗歌文学作品，广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不在少数，而以《维摩经》最为推崇，可见其影响力之深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