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陈寅恪与钱谦益的共鸣

在晚明最后的四年，钱谦益赋闲，精神状态介于道、儒之间。陈寅恪为他的入世情怀感动，同情于他的际遇，也因此为他辩护。陈寅恪自己是一个出世者，关注的是大概念的社会—人性或文化，他对钱谦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区别于那些喧嚣而行的斗士们。

一、人治与理治的辩证

《说剑篇》见于【初学集卷二十东山诗集（三）】，写在“起辛巳六月，尽十五年壬午”

壶公注：

辛巳年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这是大明朝最后的4年。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这一段历史都是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历史，这种关注更重要的是省悟，如同晨钟暮鼓。

《说剑篇》相关两篇：

其一、【燕誉堂秋夕】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阑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

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

其二、【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

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在这里，我们惊讶地看到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在《夜来》歌唱中，在洞房清夜秋灯里，居然不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而是感受着秋风飒飒的时局，议论着剑气吞吐的庄周论战。

从两诗的意境看，其一篇是以柳如是的口气写，浴罢、新妆、斗草、扇蝶，沉迷之际却又提醒自己新婚的夫君：飒飒秋风起矣，时局不宁。其二篇以钱谦益的口气写，东虏游魂、双鬓皤然、贳酒论兵、凉风细雨，勾画了当其时社会的内忧外

患与参与者的无边愁怆。作者叹到，多少英雄马革裹尸，我的人生也在磨蚀中进入了晚年。可是在这洞房花烛夜，清夜秋灯里，我们说的还只能是那些我们无法排解的苦难。

应该说明的是，《说剑篇》写的不是铸剑技巧、运剑方法，文章以剑为载体论述了关于力、势、道三个不同层面的战略思想。《说剑篇》与墨子的《非攻》一样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亮点。

当然，在基本点上仍然存在差别，例如墨子的非攻思想是平民主义的战争观，墨子以立于“天下”的高度论证，任何战争都是权力者的争权夺利，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孟子没有墨子式的平民倾向，但是他说：“春秋无义战。”而庄子则怒斥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的激愤源于其对于大道的理解和坚持，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的和坚持。当孙中山大书“天下为公”的时候，当中共坚持其旗帜的时候，我们当然能够明白庄子的“道”从三千前至于今天，至于今天仍然必须坚持。

应该注意到，陈寅恪读罢《说剑篇》相关的两篇他的心情受到两个层次的激动：

其一、新婚宴尔的钱谦益，不是在银釭斜照、黼帐高张之时，撤粧流盼，怜此佳人，却在为国事担忧。尤其是柳如是，一个刚刚脱离风尘的女流，《夜来》曲后居然和夫君进入庄周《说剑篇》的讨论—中国史上能够进入这一层面讨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其二、关于“道”，笔者在【《三国》的启发】中曾经谈到司马懿先生。笔者写到：

“曹操在赤壁战中有‘三笑’，笑一次败一次，最后仅仅靠关羽的怜悯而以身免。曹操也算是一世枭雄了，可惜也只限于知‘力’、知‘势’而已。司马懿听腻了曹操的笑话，于是就打瞌睡。曹操最后不得不屈尊就教，司马懿最后不能不告诉他：你说的什么也不是，赤壁兵败的原因在于‘道’。”陈寅恪先生是中国中、近代史学的权威学者，对于魏晋往事了如指掌。在《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中陈寅恪讨论了当其时中国的阶级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角逐发生在皇室贵族、世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之间。刘备以兴汉为意，侈谈仁义，代表皇室贵族；曹操籍权术蔑视陈腐朝廷，代表非儒家的寒族；而司马懿代表的世家豪族，其志在道与术的统一。中国的封建史与欧洲的封建史并不相同，基本上是世家豪族的游戏—谁来坐庄。旧的应该去了，寒族的胜算

却太少，司马懿胜在合理，更胜在合度，合理、合度即为道。

正是庄子的说剑--道的演绎，陈寅恪在【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里读到了知音。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能够感觉到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具有世家豪族的特色，重于道而轻于治，这一点也体现在钱谦益的学生顾炎武的那一节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

中国思想自魏晋后逐渐摆脱“人治”而走向“理治”。所谓“理”，朱熹以“性即理”论之，也就是说“理治”是文化之治，是共识之治。

从“人治”走向“理治”，这是中国走出类西方中世纪的历程，尽管这一演变过程极其缓慢，但是在民族精英的层面上这一观念却是明白的，不仅仅表达于晚明的钱谦益，晚清的曾国藩思想亦是—读其《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讨粤匪檄》篇可知--《敬》章是满酋咸丰“怒掷于地”的奏折。而梁启超同样有此理解，在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已经为“天下”与“匹夫”建立了自然的联系--“匹夫”即不期待救世主，更无需受制于救世主。精于魏晋之学、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于此具有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他从钱谦益的诗中读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共鸣。这一点正好说明此四人受到社

会种种误解的原因。

二、隐与仕的辩证

以“道”的高度来看待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态势，可谓经纬分明，胜负在算、信心十足。不幸的是，钱、柳不能，陈寅恪也不能，他们只能愁怆地面对中国文化的陨落，面对中国政治的混乱，这一切毕竟不是个人的问题。经过民国衰败，处于东正教影响巨大的时代，陈寅恪当然能够理解钱谦益。因于“道”的理解，陈寅恪具有钱、柳同样的、博大的视野，但是他也和钱、柳一样处于一种尴尬中，例如被他的弟子李慎之解释为西奴派。

所谓道，它是一个自然形态，明末人物种种，“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更多地表达了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而钱谦益的另外一些子弟如归庄、顾炎武、黄宗羲等则陷于父辈的苦难或狭隘的思维中无法自拔，演绎了一场从激昂到衰竭的悲剧。

钱谦益的思想有儒、道二重性，即入仕、出世的矛盾人格。有博友不能认同我对钱谦益的评价，认为可以肯定的应该是明宗室朱耷。朱耷是明宁王朱权后裔，但是明亡过程中他没

有投入纷争，后削发为僧，又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其人擅书画、书法、诗文。

壶公评论回复：

当然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朱耷并没有不对，当其时这类人多了去，我看过被满清查禁的书就有360多种，陈寅恪先生也说“早岁偷窥禁锢编”，朱耷却是一篇不见。亡国大夫不可言智，即便晚明那些慷慨激昂的义士们也没有得到后人的些许赞扬，颜习斋评之：“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的评价。但是担当社会的志士仁人与逃避现实的隐者道客毕竟有人格上的高下之别，朱耷是一个出世者，作为明宗室，在家国危难之际选择了逃避，与钱谦益的毁家纾难当然是两种境界。

事实上，钱谦益也犹豫过，他完全能够隐避于世外，【有学集卷十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一】】中，钱牧斋有一个自嘲：

儒流什部空闲身，酒户生疏药市亲。未肯掉头抛白发，也容折角岸乌巾。

国殇急鼓多新鬼，庙社灵旗半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讶，天公

也有辟顽民。

作为赋闲者的钱牧斋有几分侥幸，如果在朝，以自己的性格必然因“国殇急鼓”而作“新鬼”，能够成为“庙社灵旗半故人”实在是“天公”庇护了他这个“顽民”。

东林党魁首钱谦益是一个“顽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从晚明的奸人温体仁、满清酋长乾隆以及当代的满清遗民的视角看。

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里钱谦益就是一个不合潮流的“顽民”。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161 0年）一甲三名进士，但是，他虽然臣服了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朱由检等四个皇帝，他真正的政治生涯只是在朱由检时代。应该说，是朱由校一朝把钱谦益锻炼成一个成熟的东林党领袖，即包括明天启初期朱由校对东林党人的重用，也包括后期魏忠贤之乱对东林党人的迫害。

钱谦益逃过了魏忠贤血腥的谋杀，但是他仍然无法逃脱其后愈演愈烈的党争。尽管明思宗朱由检就位就给予魏忠贤团伙以沉重打击，却没有走上合理、合度的路径，朱由检或者有年轻人的激切，却少有成年人的深刻，这是中国朝代演变中

的通病。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晚明政治混乱而党争不息，与当权者的不成熟密切相关。笔者在现状评论中有“治政在治恶，不能治恶即纵恶。”一说，此言固然有现实的感受，也同时是对晚明政治认识的引伸。

钱谦益的感受当然比壶公评论深刻一些。崇祯元年(1628年)冬，朱由检决定增补内阁阁员，蜇伏已久的钱谦益自然把它看成一抒胸襟的的机会，他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活动吏部，把呼声颇高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排斥在增补人员之外。但是钱、周之争却为刚刚擢升的礼部尚书温体仁提供了机会，温体仁资历浅薄、声望不高，但是并不影响他展露自己的野心，在会推过程中温体仁发难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与周延儒一起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

温体仁是以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及其同党，并且误导明思宗相信了党争。钱谦益被罢官了，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晚明，温体仁把党争推向高潮，所打击的包括辽东巡抚袁崇焕，支持钱谦益和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还包括之后的首辅周延儒。小人玩弄党争必然导致政事荒谬、人心涣散，其影响如此恶劣，崇祯皇帝后来愤而自杀的原因关键的是丧失了自信心，而毁灭

崇祯信心的正是党争。

在这样的时候钱谦益又能够做什么？

作为在野闲人的陈寅恪当然理解钱谦益的心态，他在读牧斋“庄周说剑篇”后感赋一律：

早岁偷窥禁锢编。白头重读倍凄然。夕阳芳草要离家，东海南山下巽田。

又说明，牧斋有学集壹参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磅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

巽方，巽田应当是东南之田。在【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九】中钱牧斋有律也说到了自己的所在：

词场稂莠递相仍，嗤点前贤莽自矜。北斗文章谁比并？南山诗句敢凭陵。

昔年蛟鳄犹知避，今日蚍蜉恐未胜。梦里孟郊还拊手，千秋丹篆尚飞腾。

这首七律很能说明钱牧斋的归隐心态。

首联，是作者对当时文化场的厌倦，这是隐士产生的外在条件；

颔联，表达作者自视高洁的心态，这是隐士产生的内在条件颈联，是对自己平生多厄的概述；

尾联，则已经是作者退隐世外心态的表达。孟郊有“诗囚”之称，与贾岛齐名而称“郊寒岛瘦”，《旧唐书》称其“少隐嵩山，称处士。”四十六岁中进士，诗作《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出任下僚，又不能展其抱负，遂放迹林泉间，徘徊赋诗，与道学创始人韩愈相得，韩诗曰：“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丹篆：道家符箓。

仕与隐，入世与出世之别，常常决定于各人的际遇，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隐”或出世常常只是一类无奈的选择，如孟郊《登科后》所表达的。正是两者间的徘徊决定了钱谦益的命运，可为之一叹。

义宁陈氏在江西，与钱谦益的“江左”之地同属于中国的东南区域，在这里说“东海南山下巽田”是很有几分感同身受的，于是陈寅恪为钱牧斋辩。一般认为陈寅恪之辩是慷慨激昂之论，这是没有认真读【柳如是别传】而又急切的愤激派

的观点，实际上陈寅恪之辩有推心置腹的特点，绝不超乎人性，这一点决定了壶公评论对【柳如是别传】的兴趣。

立足当代回观百年中国，不能不说种种厄运与社会心态的急切有关，这一点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而同时受辱于西方的直接反应。台湾学者李敖在【纠正人们对“五四”的错误认识】文中写到：

戊戌政变时期与康有为同为投身于大变革的王照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

李敖评论：王照这种迂腐之论。

有王照之论，有康有为之论，而后来康有为也成了迂腐派，胡适成了迂腐派，李敖也难逃迂腐派之评，因为中国后来更

进一步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轰轰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引发人们防止激进的思考。

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种种文章总是冒着功利主义的硝烟，而【柳如是别传】类的平心静气而逻辑缜密的文章是极难见到的，只有陈寅恪--这样一些参透世事的人们能够明白社会根本性的需要。

三、忠与奸的辩证

陈寅恪之辩如是，在上述说明之后，陈寅恪案二：

其一、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壹贰“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

其二、（阮吾山）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

壶公评论注意到陈寅恪对愤激者的反驳。阮吾山名葵生（1727—1789）字宝诚，清代淮安府山阳县人，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著《茶余客话》，“记前型，搜逸事，考证典物，多有未经人道者，”阮吾山是乾隆时期人，跟着乾隆哼哼“弍臣”论，也算是“亡天下”中人—不知自己为汉奸而以为他人为汉奸。

阮吾山很可怜的，他的观点与满清遗民刘声木的观点基本相似，这一点当然是极其有趣却极其有力的旁证。刘声木的《论钱谦益》（见于《苌楚斋》）：

祥符周叔畇都转星誉，跋常熟钱牧斋尚书谦益《历朝诗集》后云：

“旧藏是集独无序文，盖为人所删去，惟此本尚完好无恙。序文自云：‘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时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斋谬托于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已悖甚矣。至自六丁字之义，则曰：‘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盖是时残明遗孽，犹假号岭越间，江浙遗民，与海上之师互为影响，故牧斋自附于孤臣逸老，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其印章曰‘鸿朗籛龄，白头蒙叟’，鸿，大也，朗，明也，命意尤显然可见。至自悔不能早死，而侈然以野史亭自文，欲以此求谅于后世，呜呼，何谓也哉！”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评论常常是以“案”与诗组成的，陈寅恪赋诗曰：

谁使英雄休入彀（1），转悲遗逸得加年（2）。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

原注：

1、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

2、牧斋投笔集下后秋兴之十二云：“苦恨孤臣一死迟。”

壶公评论案：

一般以为是，这是陈寅恪对钱谦益的定性—至少是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人，而且可直接导出“伪名儒不如真名妓”的论断。笔者认为，这是对陈诗的误读，应该说此诗有一个递进的意思：

前阙，陈寅恪认为钱谦益在那样的时候投身政治不值得，本来就是赋闲之人，为一个丧失人心的朝廷赴汤蹈火，把自己搞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又何必呢？

后阙，是在说明，钱谦益在“转悲遗逸”之后应该隐身了，

即使柳如是衰老了毕竟还伴于身边，又何必重蹈是非之路。

这一首诗的诗眼在“柴桑”一词，“柴桑”有二解：

其一、钱谦益在《吴封君七十序》有：“指娄水为潯阳，即家园为庐阜，饮柴桑之酒，一觴独进；鼓少文之琴，众山皆响。”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在《次韵黄知县苦雨》中“陆沉共有神州痛，休问柴桑漉酒巾。”钱谦益的“柴桑之酒”陈三立“柴桑”之“酒”指的都是故乡之酒。“柴桑”都是故乡的意思。

其二、柴桑又是东汉末诸葛亮与孙权共图抗曹之地。

综述，以陈诗论，认为钱、柳应该知难而退，息影故里，何必效法孙、刘抵抗曹操。如此论，此诗的前、后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当然也论证此题：

以满清酋长乾隆为基准，阮吾山、刘声木可谓忠，而钱谦益与陈寅恪不能不为“弍”。

作为中国中、近代史的权威，陈寅恪当然通晓魏晋玄学、韩愈道学与宋理学，但是他并不如同后来成为中国经典哲学家的冯友兰或经典史学家钱穆一样把自己标明上理学家的身份。陈寅恪就是陈寅恪，一个崇尚“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

想”的学者，他的思想注定成为后来学者的研究，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

壶公评论在这里欣赏陈寅恪的思维，是在欣赏理学，欣赏理学的历程--始自魏晋玄学至当代的理学。而从陈寅恪的视角看，则是把钱谦益及于东林党作为理学实践者来看。理学是明文化的主流，明理学则是发生于中国的，类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它的成功和失败对于面临不可能规避的文化鼎革的现代中国人，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照。

（待续）

壶公评论2014/1/12写于东岩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