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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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作者：杨莉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330013

刊名：

译林

英文刊名：TRANSLATIONS

年，卷(期)：2007(4)

被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9条)

1.止庵《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总序 2003

2.路吉阿诺斯;周作人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2003

3.安万侣;周作人古事记 2001

4.周作人苦口甘口 2002

5.止庵《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总序 2003

6.周作人知堂序跋 2004

7.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 1997

8.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 2004

9.钱理群周作人论 1991

引证文献(1条)

1.王芹浅析周作人的翻译人生及其翻译思想[期刊论文]-世界华商经济年鉴·高校教育研究 2008(15)本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042487040.html,/Periodical_yil200704017.aspx

林纾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钱锺书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

马丁_路德与现代德语

第28卷第2期2006年6月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 I V ERSI TY OF SHANGHA I FOR SC I ENCE AND TECHNOLOGY Vol 128No 12 Jun 12006 马丁?路德与现代德语侯素琴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093) 摘　要:152221545年,马丁?路德为推动宗教改革,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他的《圣经》德译本同时揭开了德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马丁?路德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翻译家。在《圣经》翻译中他汇聚丰富的德语词汇,尽可能排除方言土语的影响,切实可行地树立了一种统一、普遍而稳定的通行全德的民族共同书写语言,为日后现代德语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关键词:马丁?路德;《圣经》;翻译;德语统一;现代德语作者简介:侯素琴,讲师. 目前在中国已有相当多的德语学习爱好者,他们对德语在中国的推广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学术论著,期刊,还是网络,都可以看到有关德语学习、德国文化和国情的文字。随着中德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升温,德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现代德语是如何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是值得每一位德语学习爱好者思考和理解的问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发展。德语也不例外,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氏族语言(公元前),词汇少,用词简单;二、部落语言(纪元开始后),由一种或多种氏族语言发展而成,地区上分为东日尔曼语———哥特语和西日耳曼语;三、部落语言,形成于4-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时期。在几个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政治上形成集团的基础上产生,但不统一;四、统一的民族语言,它从发展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德语的这个演变阶段中,出生于15世纪的马丁?路德 (M atin Luther )通过翻译《圣经》对德语的统一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路德之前的日耳曼语言主要受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以拉丁语为主,各个地区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官方语言和方言。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日耳曼语言受到意大利语和法语的冲击,逐步在固定的社会阶层形成相对固定的语言形式,但拉丁语仍然占统治地位,例如中世纪非常盛行的骑士文化作品① 大部分都是由拉丁语写成,以文学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在宫廷中传播,语言优美,深得上层社会喜爱,但是这种语言仅限于统治阶层使用,根本无法传播到大众中去,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和农民仍使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的方言,这对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很大障碍。但是无论人们之间的语言有多大的差别,基督教却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文字载体也因此由神职人员以口述或其他形式传播于广大民众。同时,随着地区间的商业活动日益频繁,欧洲的资产阶级于14世纪萌芽并开始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并与当时的欧洲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贪得无厌的罗马教廷利用人们对《圣经》,对上帝的信奉,麻痹人们,出售“赎罪券”,宣称人生来有罪,只有花大笔款项购买赎罪券才能得救,大肆盘剥各地区的老百姓,骗取钱财。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威尔丁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表了《95条论纲》,驳斥教皇的作法,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以罗马教会为打击对象,抨击教会种种恶劣行径,路德指出,神职人员任意解释《圣经》,是出于愚弄人民和统治人们的需要,而不是真正地传播基督教,因此他认为每个普通教徒都应该自己阅读《圣经》,直接跟“上帝”对话。在路德之前已有各种《圣经》译本,但多为希腊语和拉丁语,虽然也有一些德语译本,但是由于理解或表达上的缺陷,包含很多曲解的内容。因此路德决心给广大教徒提供一本准确统一的普通语言的《圣经》德语译本,从而使生活在中下层的老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2006年6月安阳工学院学报 June .2006第3期(总第21期)Journal of Anyang I nstitute of Techno l o gy N o .3(Gen .No .21)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张道振(1977-),男,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张道振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520) 摘要: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对儿童概念的发现,而对这一观念起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他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譬如,译者应该有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翻译中应该调整作品的文体和句法特征以贴近儿童语言的思想,至今仍有鲜明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翻译思想中的儿童本位观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关键词: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06)03-0121-03 0 引言周作人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本人独自翻译也和别人共同翻译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似乎已经有论者对周作人作为翻译家的一面进行了很多的论述,但是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贡献却论述很少,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介绍和翻译,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却开了一代先河,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1 周作人和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浙江绍兴人,著名的现代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1901年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5年后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等工作。周作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其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现儿童本位的一年,已经接受了卢梭爱弥尔中关于儿童本位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提供了一种孳生的土壤,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持续20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安徒生的译介,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家当时就成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者。周作人早在1913年就在叒社丛刊上发表了研究安徒生的文章,后来由于鲁迅的推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卖火柴的女儿 ,后来又翻译了皇帝之新衣 ,被收入了群益书局在1920年重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的译作活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同时代的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赵景深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安徒生以及他的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也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的范本。正如郑振铎所说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郑振铎1925)。根据他所整理的资料,到1925年8月,安徒生的童话至少有43种,68篇被译介过来。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带动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譬如刘半农、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沈泽民和周瘦鹃等人的翻译和研究,促发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 2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据胡从经先生的介绍,最早发现周作人登载儿童文学的刊物是与鲁迅有关的同志研究社的机关刊物叒社丛刊。在其1913年12月的创刊号史传专栏上,刊载了周作人所撰写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安兑尔然即是当时作者翻译的现在安徒生的名字。作者在里面写道, 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绍介其行业如此。 (胡从经1982:189)这是当时发现的有关安徒生通话的第一篇论述,文章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其创作。据文中夹注可知,周作人当时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 121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林纾翻译的得与失

浅析林纾翻译的得与失摘要：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享有“译界之王”的美称。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 多种，达1000 万字以上，其中绝大部分为小说，囊括了英、法、美、俄、日本、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林译小说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翻译史的新时代，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国民，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由于他自身水平的有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林译小说也常被人们所诟病。本文主要分析林纾翻译的不足与可取之处。关键词：林纾；文学翻译；小说；林纾（1852-1924），字琴南，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也是我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最多最集中的人。在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一共译书180多本，其中大部分为小说，包括英、法、美、俄、希腊、西班牙等11个国家90 多位作家的作品，世人把它们命名为林译小说。林纾的翻译作品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看法，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 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而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在之后的20余年中，林纾以很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翻译了180多本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欧文的《旅行述异》等等。由于林纾自己不会外语，所以必须跟他人合

作才能进行翻译。他人口述情节，林纾以极快的速度用文言文笔述出来。这种翻译方法，使得林纾的翻译速度非常快，在短短20年间，竟译出了180多本文学著作（张俊才，1992）。这个数量，至今仍然无人能比。但是，这种翻译方法，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缺点成了人们攻击林纾翻译的主要目标。林纾的翻译，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林纾翻译的优点。第一，近代中国人缺少世界常识，他们对于欧美人总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称他们为蛮夷，就是称他们为高超的人种（巴金，1989）。所以，中西之间，总有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通过林纾所翻译的多部小说，近代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同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19世纪末，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曾说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陈衍在《林纾传》中说道“《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所见未见，不胫走万本”（钱钟书，1981）。这些都说明《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当时的流行。通过这部小说，近代中国人发现，西方社会跟中国的社会，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顾燮光称《巴黎茶花女遗事》堪比《红楼梦》，这充分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和了解西方社会（钱基博，1989）。第二，以前的中国文人，不仅看不起小说，而且看不起小说作者。所以许多有名气的作家绝不会去写小说，写了小说的也绝不以真姓

钱钟书翻译实践论

聂友军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3期钱钟书翻译实践论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an art）［1:111］两个术语；《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钟书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门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本文拟对钱钟书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2：410］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早在1935年，钱钟书为温源宁一本英语文集作书评，将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作《不够知己》，深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赏识，誉之为“雅切”［3：1］。钱钟书在书评中将《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个栏目“Intimate Portraits”译作“亲切写真”，把温源宁描写吴宓的一句话“Like nothing on earth: once seen, never forgotten.”译作：“入得《无双谱》的；见过一次，永远忘不了”［4］，真乃神来之笔。选用雅言还是俗语、文言抑或白话，除了学科、文体的客观要求外，还取决于作者的偏好，然而“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5：107］。正是基于这一公允的认识，钱钟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中，除了用外语写作一些论文外，一直都用典雅纯正的文言与清晰明澈的白话两种语体齐头并进。《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的撰写主要运用典雅文言，相应地，涉及西方文献，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许多人对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与翻译使用文言不明就里，甚至口出怨言。钱钟书在1934年就曾指出：“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6:331］本文认为：从目的看，学术著述既不同于普及读物，与小说等文学创作也大相径庭；从对象看，“作者选择了什么读者，什么层次的读者，他的语言便随之而变化。”［7:239］从内容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用文言行文，直接深入到古人的语言天地里去，省却古汉语今译的麻烦，况且许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西南大学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课程名称：翻译文化史任课教师：孟凡君专业：英语班级：语言文学2班学号：222009322210097 姓名：邬驰倩 2011 年12 月25 日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制

浅谈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邬驰倩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本文讨论了近代翻译史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随他们的生平进行了简要介绍，对他们的译著进行了简单分析，并且进行了比较。严复和林纾作为近代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先锋，值得我们的肯定和赞扬。关键词：翻译家严复林纾对比引言翻译在我国历史悠久，周王朝时期就有了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当时所谓“象胥”就是指现在的翻译。当时的翻译多为口头翻译，大规模的文字翻译始于汉代，直至宋元时期，大多是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这一时期虽然翻译质量，数量都有所发展，但是文化交流局限于东方邻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等的到来，西文翻译有所发展。当然，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文翻译的文本几乎全部为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近代中国，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受到了洋枪、洋炮的攻击，以及洋文、洋教的冲击。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要先进，于是当时的翻译家们迫切希望通过翻译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译介给国人，使其开阔视野，革新思想。近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的译介，严复和林纾这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便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称誉。 1．严复和林纾生平简介 1.1 严复生平严复于1854年出生在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严复父亲病逝，于是他放弃了走科举“正途”。后考入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

2020年评价林纾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

林纾翻译思想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与严复齐名。他合译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多部西方小说。林纾（1852-1924），福建岷县人。林纾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小商人。但林纾志存高远，可惜仕途坎坷。31岁中举，后七次考进士。林纾所处时代，中国正在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对方。林纾的爱国思想贯穿于其翻译思想之中。时过境迁，但是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对其思想亦是褒贬不一。首先，林纾讲究翻译作品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林纾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倡导多译小说。他指出国外作家多靠小说启发民众智慧，因此要大量介绍小说，发展翻译事业来?开民智?。林纾提出此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使其译品的受众更广，这一点十分可贵。林纾翻译作品，有其爱国救世的崇高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选择翻译作品的类型。林纾多选择西方小说进行翻译，便更加专注和专业。因为译者即使拥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但是都有其所擅长的风格和领域。其次，林纾经过长期艰苦跋涉和探索，其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是对翻译目的和功能强调最多的一位翻译家。

既强调译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要求译作能够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而林纾的翻译目的就是爱国与救世。林纾认为救国要靠?实业?，因而在他的译品中也关注对兴办?实业?思想的宣传。然而，首先，林纾的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体系和框架，而只是在其译品的译序和后记之中有所涉及。即使他提出了注重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是其并未将其系统化，形成翻译理论框架体系。其在翻译思想上贡献也不及严复。其次，林纾过分注重其因译文中救国思想的宣传，对原文的内容则是有删有减，这一点没有达到对原文忠实的要求。《快肉余生记》（《大卫科波菲尔》）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重译本字数为27万，而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其中删减了多少内容。再次，林纾和译了数量最多，且最集中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一点无可比拟。但实际，林纾一生却并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得外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当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原语内涵。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如果不懂原文，而是经过他人转述，其中便会丧失很多原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他人在转述是并非能够完全将原语表达内容和形式解说清楚，第二人在通过转述进行翻译，一定会与原文差距拉大。

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俳句与周作人-论文

中国某某信息学校学生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俳句与周作人姓名：0000 班级、学号：0001班、00号系(部) ：经济管理系专业：应用日语指导教师：0000 开题时间：2008-06-04__________ 完成时间：2009-11-27 2009年11月27日

目录毕业设计任务书 (1)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 (2) 答辩申请书............................................................3-5 正文.....................................................................6-13答辩委员会表决意见 (14) 答辩过程记录表 (15)

课题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俳句与周作人一、课题(论文)提纲 0.引言 1.俳句与“俳圣”芭蕉 1.1俳句的历史沿革 1.2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 2.俳句与周作人 2.1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2.2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3.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3.1俳句之“短小” 3.2生活之“禅趣” 3.3生活之“苦味” 二、内容摘要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

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海南大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论文题目：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学号： 20090704310053 姓名：张丽荣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年级： 2009级系别：行政管理系专业：行政管理指导教师：王欣完成日期： 2012年12月27日

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摘要】马丁·路德是16 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他破除了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结束了基督教一统欧洲的局面,实现了信仰自由及新教与天主教平等的地位。马丁·路德所处时代的德国四分五裂, 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 教廷腐朽不堪,贪恋世俗权力。然而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了马丁·路德改革的力量, 尽管他一路走来经历无数生死劫难, 最终却取得了改革的成功。关键词：路德宗教改革因信称义一、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 (一)阶级背景 15世纪到16世纪, 新兴市民资产阶级(或者说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 经济力量不断增长,成为王侯政权所承认的合法集团, 并提出了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初步要求: 第一, 结束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当时德国封建割据状况十分严重, 由无数的小邦、公国、大公国、最大公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场等组成。这种分裂状况导致王权衰落, 无力抵制罗马教会,任由教皇剥削。第二, 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当时的基督教神学和天主教会具有无上的权威, 把追求利润的商业活动斥为罪恶, 主张遏止商业;另一方面, 在中世纪, 人的肉体欲望, 甚至人的肉体存在本身都被视为是有罪的, 认为只有严格禁欲, 人才能以全身心侍奉上帝。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对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他说: 世上有多少男女, 头脑都是那么简单,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上一重白面纱, 脑后扯着一块黑头巾, 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 再也不会思春了, 仿佛她一做了修女, 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正是因为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人们才将之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二)宗教背景罗马天主教会一方面宣扬禁欲主义, 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种种特权, 巧立名目攫取金钱。教会的奢侈豪华, 挥霍无度, 对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西班牙著名讽刺作家爱拉斯谟这样评价当时的教皇和主教, 他说这些披着神圣外衣的教皇主教, 并不执行拯救教徒灵魂的使命,而是把教徒交给基

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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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摘要:本文拟从周作人翻译生涯中翻译的“兴趣”,翻译与研究,小品文创作以及文艺观来探讨其日本文学翻译的几个特点。关键词:兴趣;缺席;“抗战”翻译;学者化;“受命”翻译规矩正式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00-01 一、坚持“兴趣”翻译钱理群说,“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王向远说,《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周作人说: “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 “他(《古事记》)还有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笔致都有一种润泽,不是干枯粗厉的,这使我最觉得有趣味。” 二、注意与中国的相关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王向远说,“周作人对于《浮世澡堂》,最看重的乃是其中的“滑稽趣味”。“……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周作人又在《我的杂学·十六》中说:“中国在文学和生活上所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症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只是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总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三、周作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翻译的特点也值得注意王向远说,“周作人写的许多文章都提到或整段的引用、翻译永井荷风的随笔,周作人自己的小品文,在题材、风格、趣味等方面,是受到了永井荷风的某些影响的。” “夏目漱石在他的《鸡冠花

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

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导读：本文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文学翻译中原著“魂”的缺失探讨作者/吴定敏翻译作为人类活动形式之一，从人类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翻译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汉代以来到唐朝宋朝的佛经翻译，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翻译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可以说，翻译为我国的对外对内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翻译不仅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翻译史。作为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一的《圣经》在西方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影响颇大，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同样仰仗翻译的贡献。从希伯来语、希腊语转化为拉丁语、德语、英语等，进而普及整个西方世界，无不是翻译的功劳。总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人类世界，翻译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类活动，到现今已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翻译作为一门标准从诞生之日到今天都无法统一的活动或科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翻译活动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文学翻译，其标准更是难以统一，也就出

现了译作中原著“魂”的缺失现象，本文拟从几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中“魂”的缺失现象。一、原著之“魂”缺失的成因从翻译的出现一直到翻译成为一门科学，最初的纯实践活动已演变成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随之而生的翻译理论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理论都有着各自特定的优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缺陷。比如说影响极大的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翻译理论，并很快在西方传播蔓延，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理论主要是针对传统以语言形式为主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当以目的为纲，弱化翻译的语言形式，首先达到传输某种思想、观点、事实的目的，然后再顾及其他因素，这就在无形中降低了语言的多样化与色彩化，必然会在翻译过程中使原著失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功能翻译理论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导向，没有具体的翻译准则，即为了达到译者的目的，可以灵活决定是直译还是意译。这就说明，为了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同一个作品可以由不同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风格迥异的译作。同时，就是同一个译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同一个文学作品作出不同版本的译作。当然，我们无法判定谁是谁非，只有说哪一个版本的作品更适合哪一个目的，目的在翻译中决定了我们的翻译手段、翻译视角，甚至翻译工具等。根据克里斯蒂安娜，诺德的说法：“目的原则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动态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灵活的译者还是保守的译者等让人进退维谷的问题。”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浅析林纾和林纾的翻译

东西方文化关系课程论文：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学号：A0839001 姓名：陈杰浅析林纾及林纾的翻译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从古到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思想及理论层出不穷，关于翻译的标准也不一而言。就翻译

本身而言，一般的翻译人员无需有复杂的翻译思想，只要选择一些有价值的境外作品，用通达、符合本民族文化的要求的语言描述即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翻译活动千百年间从未停止，但是翻译这门职业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尊敬，也并未承认他在文化交流中应有的价值。若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讲，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可译与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各持己见。彼得.纽马克在《翻译教程》中这样描述翻译：什么是翻译，在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将原作在文本里的表达的含义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但林纾的翻译若只单从翻译学科的角度看，是不能够用翻译标准来衡量其成功或失败的。林纾的翻译与他所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林纾个人和林纾的翻译。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可大抵分为两个时期，辛亥革命之前，与辛亥革命之后。林纾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社会本身处在变革的年代，且自身政治腐败，经济科技十分落后，面临着外国列强的经济文化的双重侵略。林纾作为一个受过封建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落后的东西。《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公开发行的第一本诗集，诗文通俗易懂，号召民众反帝救国，对封建科举制度和教育方式十分不满，因林纾生活贫苦，在他的作品里很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林纾鲜明的民族思想。与维新派不同的是，他不但主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

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给了日本文学丰富的营养。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分为三个时期：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之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此外，他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周氏兄弟的翻译：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其他作家的翻译：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

马丁路德及其思想

马丁.路德思想马丁路德尽管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甚至在他的晚年还一再的表现出反自由的强烈意识。然而，在他的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被人们真正的接受起来。所谓因信称义就是内心真诚，外在不论，只要内心信仰上帝，无论具体的外在特征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在内心真诚的基础上，西方政治思想开始进入自由主义时代。不追究不考量不评判的外在特征，使得人们的创新活力大大激发，基于欲望，认识和开拓世界的进取精神彰显开来，在对自由边际的追逐中，人类实现了物质财富和精神世界的极大发展。而自由主义基于宗教改革的思想，或许才是路德改革的最重要也是最为深远的意义。路德并不是一位完人。传记作家罗兰·培登说1546年路德逝世时，已经是一个“脾气暴躁，容易发怒，放纵自己，有时还有点粗鄙的老人。”路德荣登《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67年）这一位由德国东部小城出来的中世纪修士，最后成为整个基督教会的表征。那么，他在今天象征些什么？首先，他象征着改教对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性。改教并不是几百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一举完成，以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教会应该完全依靠上帝的话语，路德说：“教会的全部生命和本质就是上帝的话语。”这话语就是基督耶稣。如果缺少了上帝话语全备而丰富的内涵，教会只不过是一个会所、一间博物馆或是一座音乐厅而已。第三，一位圣徒就是一个因信靠耶稣基督，蒙他的恩典，得到他拯救的罪人。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的元首基督是圣洁的。虽然是圣洁

的，但这身体中的肢体仍然是罪人，不断需要赦免和领受新的力量。因此路德希望教会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教会。在那里生病的人可以得医治，贫穷的人得饱足，伤心的人得安慰，缺乏知识的人得到教导，罪人得蒙拯救。幸运的是，这位年迈的反抗者的个人缺点并没有对他崇高的成就造成任何影响。他最终不仅改变了基督教，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尽管这一切的工作并非仅仅是他一个人做的。路德对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宗教上。他就像是一个起点，一道曙光！从他开始，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开始回到圣经当中，不在是教会的公会议。他对“人如何得救”、“宗教权威性何在”、“何为教会”、“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这四个基本问题，给予了鼓舞人心的崭新答案。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答案均是他从圣经中所找到的。因此，他的勇敢，为后世新教的发展，以及对圣经原则正确阐释和坚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新教的任何经典描述都必定是这些核心真理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