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两部分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道德规范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倡导利用，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君观、贞节观等封建伦理道德，它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应该否定的一面；另一部分则是在自觉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是古今一以贯之的，在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影响，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道德人格中的精华，我们今天仍要继续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很多传统美德，在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

一、仁爱孝悌

“仁”是孔子所提出的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被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发展，成为一切好品德的总概括和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爱人”。后儒以“仁”、“人”互训，说“仁者，人也”，即“仁”是人的本性，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仁”，发端于人类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有了

孝悌之德的基本含义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且得到普遍的奉行。以家为中心是中华文化的第一特质。家是我们民族生命的基石，它不但是个人现实生活所凭依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堂。“仁”，从敬爱父母兄长开始，但并未停留在家族范围之内，而是自亲而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将这种爱扩大到包括了友爱和博爱，这种爱也就可以称为“仁爱”了，仁德之高尚也就体现在此。无论在家庭内或社会中，有了仁爱精神，才能使人间洋溢着一片温馨祥和之气。

友爱、博爱是孝悌之情的扩展，其中介环节就是“忠恕”。“忠恕之道”是“仁”的又一内在精神。孔子强调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爱人就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简而言之，忠恕之道就是眼中有他人，心里要为他人着想。忠恕之道具有维护人的尊严，相互尊重，相互同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内蕴。忠恕是一切乐善好施、舍己为人之壮举的基础，是人间一切辉煌事业和美好蓝图的底色。

在忠恕之道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救人危难”、“互助友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仁爱之道”、“忠恕之道”强调了一种人伦义务，旨在解决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之道。

二、宽容和谐

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点出发，中华民族在道德上追求一种和谐，强调群体义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宽容和谐有许多精辟论述。孔子所要建立的仁学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宽容和谐的道德社会。“重和”思想是宽容和谐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

西周末年的史伯最早提出的“和同”理论，就包括了宽容和谐的意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就是说，万物是由不同事物和合而生的。史伯还提出“阴阳之序”的观点，通过秩序、均衡与统一，从而达到万物的宽容和谐。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并以他的仁学思想为基础，试图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宽容和谐。

中庸之道是讲：人生于天地之间，如不有所偏倚，则能执守宇宙人生的常理。传统伦理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不仅因为它是宇宙天地之间永久不变的真理，而且还因为它有勉励人们勇于力行，不可有一点点忽视的意义。传统伦理是讲以一家规模推之天下，从而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这实际上是群体本位的道德。这种道德必然高扬群体价值，贬抑个体价值；约束个体身心，压抑个体利益，维护整体利益。有无道德的界限只在于能否以公灭私，对国家、对家族尽忠、尽孝。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道具有理性内涵（德），而这种德性就是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个体只要加强修养，超越自我而归属于群体，就领悟了生存意义，体悟了天道。

这种集体理性产生了一种乐观主义，即所谓的“乐感文化”，它相信人生是合理的、有价值的，从而避免了个体与社会的对抗，摒弃了孤独意识、悲观主义。中国人懂得，人生存在宇宙之间，要尽力顺应宇宙自然运行的法则，以便维护整体的均衡与和谐，因此做人要尽其本份、刻苦、勤劳、节俭，克尽职守。人既然生于天地之间，大地“厚德载物”，人也应效法自然，培养一种宽厚的德性。

“宽容”在传统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以“宽”为上的道德要求经各派思想家的反复咀嚼加工，已深入中国人的心髓，对中华民族宽容精神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贤哲们不仅把“宽”作为“君子”德行的标准，而且还指出了“能容”对于人生修养、成就德行的意义，所谓“大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所谓“有容，德乃大”，都是强调只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增长才干，成就大德。宽容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能“协和万邦”，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能和睦相处，不擅自发动侵略战争。所以中华民族是热爱

和平、反对暴力、拥有四海宾朋的民族

三、诚信知报

中华美德由于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偏重于自我行为，“信”偏重与人交往言行。古人云：“诚实贵于珠宝，守信乃人民之珍”。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诚信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首先，“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左传·成公十七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把“信”作为立身处世的第一准则。《论语》中也多次提到：“主忠信，行笃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诚信”也是从政的基本准则。统治者也必须取信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支持。

“信”也是交友的基本准则。“朋友有信”，是孟子主张的“五伦”之一。在社交场所和朋友交往，惟有“信”是一种约束力，所以朋友之间最看重的就是“守信用”。中国人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做人的起码道德要求，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完整地实践诚信之德，不但要做到对别人讲求诚信不欺，而且对自己也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人伦关系上，中华民族还有“报”的德性。“报”即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世俗生活中是公认的美德，是“义”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强调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长辈的提携之恩、朋友的知遇之恩、国家的培养之恩等等，而忘恩负义之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唾骂和严厉的道德谴责。

四、修己慎独

中国传统伦理认为，道德是人的本质，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所在。但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有道德，而是要求人的道德不断升华，使之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理想人格。为达到最高理想人格，就得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传统伦理首先肯定人的道德能力，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颜渊》）

在孔子的思想中，明确肯定了道德主体的“我”、“已”具有贱履道德的能力。人既有道德能力，那么，人的道德修养就应该注重自身，“求诸己”。孟子将孔子的“修己”发展为“修身”说，并提出了“身为本”的论点，这一论点又直接开启了《大学》“修身为本”的观念，使道德主体自觉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诸多的自我道德修养方法中，“慎独”最能体现道德的主体意识。慎独，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个特有的范畴。早在秦汉时期的《礼记·中庸》中就提出：“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独也。” 东汉的经学家郑玄为此作注解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就是要在“隐”、“微”之处下功夫，即使一个人闲居独处时，言行也应该谨慎不苟。慎独，也是一种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其关键是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有道德自觉性的人信守道义，决不会因为任何物欲的诱惑而改变；有道德自觉性的人也慨然有“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之举。由人的道德自觉精神所生发出来的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气节培养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不仅培养了中华民族实践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而且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节操的君子人格，从而积淀为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成为爱国主义的精髓。

其实，中华民族在儒家伦理规范和熏陶下所形成的传统美德远不止这些，譬如，自强不息的进去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气节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操守等等，都构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中国古代艺术的民族特色

从一定程度上说，艺术的民族特色是艺术的立身之本。中国古代艺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林立、风格迥异、个性鲜明，但由于有共同的民族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仍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本民族特色，并因此成为东方古代艺术的杰出代表。中国古代艺术的民族特色是丰盈的，在这里我们仅择其要而概述如下：

第一、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追求

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强调艺术是对自然客体的摹仿，因而艺术审美的本质就是“摹写”、“移情”。这实际上是一种天人、物我相分离的艺术审美观。而中国古代艺术从《易经》开始就强调一种包举天、地、人三才于一体的审美理念，因此中国古代艺术从整体上追求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中国古代艺术家那里固然也讲“心师造化”，但这是与达到“物我合一”之境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这里的“造化”不仅是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同时也包括自然界的变化之道。因此，心师造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模仿论，而是用远近俯视、游目四顾的散点透视方式来观察、体悟自然，积累素材，把握事物变化规律。

所以说，神与物游的想象阶段是包容万物，并由此获得审美意境的关键阶段。

在经历神与物游之后，艺术创作就进入了天人和一、物我合一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是艺术创作的最后阶段，由于神与物游阶段的创作充满情感和生气，“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

唐代山水画开始兴盛起来，开创了两大流派：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派（着色浓烈，尤喜用大青绿）和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派（用水墨画山水，笔意清润）。王维不仅是著名的画家，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深厚的文学、音乐造诣，以及禅宗佛学功底，形成了他山水画独有的气韵生动、意境丰满、笔致空灵的艺术风格。苏轼将其画的特点概括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这种诗画融合、形成诗情画意的审美情趣，成为后世山水画家孜孜以求的艺术标准与境界，王维因此在画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元代的山水画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中一个主要转折点，从此山水画成为中国画中最大的画科。艺术成就也超过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