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35000）

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陈、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以下简称陈、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需不要建党，陈、李作出了肯定地回答。不仅如此，陈、李以先知先觉者之睿智与远识，审视国际复杂之局势、研判国内动荡之政局，还对“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系列问题以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长期倾注于他们建党活动或建党中作用的考察与梳理，而对他们建党思想探讨涉足甚少，对其建党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更是盲点。基于此，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陈、李建党思想比较研究》一文，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

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

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李都作出了肯定回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此后，“民主共和”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擎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称帝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治，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这是陈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既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

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旧中国，劳工阶级处于被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有人身自由却无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也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依靠部分劳工阶级的力量，与资本阶级集团单打独斗不可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陈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认为“既

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现代政治是不能脱离政党的政治。由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都是有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仅仅是为本集团争得更大利益，不会从根本上去改变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的政治乱象。陈认为，改变军阀割据的政治现状，惟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有了劳工阶级自己的政党，才能将全国各地的劳工凝聚起来，组织成革命的统一力量。通过发挥劳工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及人民群众才能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制度。陈同时认为，在中国建立劳工阶级政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众所周知，趁“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春天，产生了大量了无产阶级，并在五四运动后期成为主力，显示出工人阶级巨大的政治潜力。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跃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拥有的巨大潜力也为陈所认识。他认为，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如此强大，完全可以学习列宁的建党经验，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8月，李大钊派张国焘前往上海与陈联络，当谈到在中国建立政党的敏感问题时，陈毫不犹豫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重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他渴望在中国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强烈愿望。

李大钊系政法专业科班出身，在留日学习法学期间，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狄德罗、麦迪逊、汉密尔顿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论观点，包括政党思想对其影响甚巨。西方政党学说的耳濡目染、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现状，使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甚为堪忧。他认为，不论是北洋实力派、改良温和派，还是革命激进派，都无力扭转民国政治乱局，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民国政治乱局，惟有形成新的中心势力。为此，李曾寄希望于中产阶级“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为国本之所托”。但民国初的复杂政治生态，中产阶级本身的致命弱点，实难堪重任。正当李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让他看到了一线曙光；而五四运动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崛起，更使他充满希望。

李对俄国十月革命推崇倍至，1918年7月至12月，他相继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Bolshevism的胜利，这个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信心，逐渐唤醒了国人的斗志。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起点。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李已经感觉到中国有成立革命政党的必要。1920年1月，他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文中提出:“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在这里他所指的横的组织不是军阀割据时期政客组织的政党，也非有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平民的、劳工阶级的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3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文中，认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有借鉴俄国革命之经验，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建设赤色国家才是唯一选择。不仅如此，李还谈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共同行动，需要有一个代表其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为此，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身于建党的筹备工作当中。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陈、李等人的奔波和努力，上海、北京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经多方筹划，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将分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中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而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

二“建立什么样的政党”的问题

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是指所建立的政党代表哪个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即指党的性质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点上，陈、李如出一辙，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自从近代社会出现政党以来，不论国际还是国内，政党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页就其性质，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其中，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有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有产者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贫困劳工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最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就中国特定政治环境而言，无产阶级数量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数量相比，无疑相差悬殊，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呢？民国初年政党派系之乱象已使陈、李痛心疾首，不可能重蹈覆辙，选择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走过的老路。惟可借鉴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以俄为师，以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要么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示范。

陈、李在对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问题作出肯定回答之时，也同步回答了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政党的问题。前文所述，民国十年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犹如汪洋大海，新生无产阶级整个被裹蚀其中。但也应当看到，无产阶级尽管在数量上不居优势，但却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最有前途、最有觉醒的阶级，又由于他们受压迫最深、受奴役最重，所以最具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代表着社会运动的未来。此外，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各族人民不仅要忍受本国封建势力及其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要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反之，与德国比较而言，相距甚远，或者说没有可比之处。当然，这只是选择建立什么样政党的影响因素，而其决定性因素则在于两大政党的性质本身。陈、李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利益，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其革命前途是建立人人平等、个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其革命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真正地”社会主义社会。陈、李通过详尽地分析和比较之后，不约而同地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主张直接的最彻底的革命，是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劳资合作”、“议会斗争”、“国家主义”等“合法”斗争手段以实现目标。显然，后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也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生态。在陈看来，俄、德两党相比，“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挂羊头买狗肉”的伪无产阶级政党，因而要坚决予以抛弃。陈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建立的政党要以俄为师，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

李大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也是最早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主义者之一。早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李就表现出对俄国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探讨，而且及时撰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他在总结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派系林立之乱政时，对俄国共产党的兴趣日浓，甚至达到仰慕之极。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中国要建立政党，惟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参照范例。李对俄布尔什维克党赞许有嘉，“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同时他也分析了中国政治团体的现状“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迫切希望“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训练”。可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上，李主张以俄为师，渴求希望得到C派（即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李认为，在俄国C派的帮助下，中国所要建立的政党与民国以来的旧式政党或政治派别要严格区别开来。从阶级和社会基础来看，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从服务对象而言，必须代表最贫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为其服务。也就是说，新建立的政党“不是政客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其性质只能是无

产阶级政党。

三“怎样建立政党”的问题

怎样建立政党的问题是指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建立政党的问题，涉及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系列问题。

（一）关于政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其行动的指南，事关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如大海航船一样，首先要确定方向，只有搞清楚航船驶向何方，启航才不致盲目。陈、李结合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中国政治发展态势，以列宁建党思想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为指导，对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肯定性地回答。然而，无产阶级政党又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呢？陈、李既有相同主张，也存在细微差别。

20世纪初，伴随着东西方思想文化震荡激变、交汇碰撞，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宪政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潮犹如雨后春笋，喷薄而出，形成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新旧交替、相互渗透的生动复杂局面。各种政治思潮都因鲜明的政治价值和明确的价值指向，符合特定群体的政治诉求而得到认同。陈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是一位典型的民主主义者，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思想甚为推崇，并为之而奔走、呼告。但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主义”与“信仰”已占去他文章的大量篇幅，多次谈及“主义”与“信仰”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1918年，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首次冲突以“问题与主义”为题展开，这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陈毅然站在李一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不仅驳斥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论调，而且提出“吾们欲改造社会，不可不先有至善的‘方法’和‘信仰”’。也就是说，解决问题首先要依据问题确定何种方法及通过某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奔问题。信仰是人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它是人们的精神依托，是人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动力。陈独秀认为“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救济社会弊病的主义是什么？陈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已经为中国社会弊病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答案。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而取得胜利的，要解决中国社会弊病，惟有效仿俄国，走俄国建党之路。陈的言论等于说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使李深有感触。通过十月革命，他看到了工人阶级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需要适当引导，才能形成合力，成为变革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但这种力量呈散放状态，具有多中心、多方向的特点。李认识到要将工人阶级分散力量凝聚成统一力量，首先要建立代表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的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也仅仅是使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归属感，但要实现众心归一，仍需要用先进理论武装他们的头脑，唤醒他们的觉醒，提高他们的意识。先进的理论武器是什么？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交锋中，完全表露无溢。李指出:“盖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齐工人阶级的心志，要让他们有明确的主义，即共同的信仰或信念，才能为着即定目标共同奋斗。李所倡导的主义，就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所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在反马克思主义的较量中，李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1919年9月、11月在他所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学说、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鲜明立场，也标志着李已经完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李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宣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与陈不同的是，李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理解也更为深刻。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中，李逐渐认识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1920年3月，李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纷纷成立。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以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为此，他比较重视社会实践活动，1920年1月，明确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在他的引导下，具有共产主义觉醒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来到工人群众中去，以了解工人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注意到农民觉醒对革命之重要意义，并号召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敢于下农村，去唤醒民众，与工人并肩战斗。可见，李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二）关于政党的组织原则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建党思想的重要组织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列宁特别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认识，陈也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子，是西方民主的极力鼓吹者和宣传家。但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以后，受列宁民主思想的影响，逐渐意识到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民主，而且是更高类型的民主，“二十世纪的‘德漠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益，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同时，基于中国无产阶级“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现状和革命对象的异常强大、革命环境的复杂性考虑，陈也强调权力集中之必要，明确指出“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产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无产阶级政党与非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在于：既强调民主，又要求集中，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在1921年7月，陈因忙事广东，不能出席党的“一大”，特地委托陈公博转交“一大”代表的信函，其间包括民权主义之指导和纪纲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强调了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注重党的纪律问题，实际上成为“一大”党的组织原则。遗憾的是，陈却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在处理党内问题时过份强调集中，家长制作风日盛，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使党活动初期遭到了重大损失。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李涉及甚少，但也从政党作为团体这个角度，强调了政党组织的严密性、民众性等基本特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应当体现先进阶级的特性，具有“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团体训练”、“真能表现民众势力”。不仅如此，李也注意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与反动阶级力量相差过份悬殊，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工人阶级单枪匹马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借助其他阶级的力量，与其他阶级联合作战。因此，李特别强调工人阶级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希望各阶级“团成一个大势力，以反抗纵的组织中的有力阶级，回复他们个性的权威。”由于传统上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李工农联合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农联盟政策的提出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四“建立政党为什么？”的问题

纲领就是旗帜，政党的性质通过其奋斗目标体现出来。建立政党为什么的问题是指政党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问题，即党的基本纲领问题。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有自己的纲领，陈、李对此认识相当深刻。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2300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只有“民国共和”的招牌，而无民国之实。面对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等幕幕闹剧，陈对中国政治发展甚表忧心，认为要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讲求公理。但中国政治实事却是，民主共和也不过是各派势力维护自身利益的晃子。历史实事使陈最终醒悟过来，意识到要改变中国政治之乱象，只有以强权对付强权，以“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

政府。”无数史实告诉人们，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会自动放弃即得利益和地位，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工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军阀割据的政治统治，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陈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功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在这里陈所指的革命手段，就是指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是要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才能最终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自己的解放；只有将对人民民主与对敌人专政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防止剥削阶级的复辟，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陈的观点尽管还比较模糊，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已经触及到政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纲领问题。毫无疑问，陈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思想对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制定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与陈相比，李在这方面的看法则要成熟、清晰得多。在接触俄国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初期，李就表现出对俄国革命之敬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在1918年12月他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文中，对未来的世界进行了大胆预测，“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就当时世局国情而言，虽然是感性的，但以革命家的睿智提出这种观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李继续倾注于中国政治现实的研究和俄国革命的探讨，对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和俄国革命的意义已经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巴黎和会国人满以为德、日等列强侵占我国的权益能够顺利收回，但中国外交失败使国人大失所望。面对北洋政府外交之败局，李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卖国贼，开几个公民大会”，不会有什么效果，为此，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去“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不仅使国人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振奋了国人的精神。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中，在积极从事社会实践运动的过程中，李认为，俄国现状正是中国革命之未来。在中国，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推翻现行制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及其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解放，享有真正幸福。李被捕入狱后，仍不忘革命斗争，始终不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向往，在《狱中自述》中写到：“以抵制列强的压迫，而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目的”。李还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点是无容置疑的。从生产力来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发达得多；从生产关系来看，资本家独占利益将彻底打破，将消除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此外，他还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与前社会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李大声急呼，人们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社会主义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他坚定地提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李对未来社会的谋划，虽然还不甚成熟，但已经具有无产阶级政党基本纲领的雏形和奋斗目标的大致轮廓，这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制定仍不乏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陈、李早期建党思想还是初步的，也不太系统，其间固然有些观点囿于历史局限现在看来并不“精当”。既便如此，他们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仍具有指导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仍不乏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