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历史

呼和浩特历史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加强西北边防，奏准在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东北2．5公里，另筑驻屯满洲八旗官兵的新城。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动工，乾隆四年六月建成，命名为绥远城。设立绥远将军统领，并管辖漠南蒙古王公、归化城土默特蒙古，调遣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官兵。将军衙署设于城内中心鼓楼西侧。按清工部工程则例规定一品封疆大员级建造，砖木构制，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门前有高大的影壁，上有“屏藩朔漠” 匾额，门侧立石狮一对，大门内厅堂凡3进，前为公廨，后为内宅。自大门进入须经过仪门，仪门凡3门，中门形同过殿但不常开，平常出入经由两旁门。仪门正北为大厅，为议事决策中心；东西各建有庑堂和厢房，为官吏办公场所。第二进正中建有宅第门房3间，东西各建厢房3间，同是官吏的办公场所；第三进为将军宅第，建在正中高台基上，东西两侧各建配房3间。宅第与配房间并建有走廊相通。在大厅东面建有花园，园内建有亭榭；东南隅建有马号；大厅西南面建有更房，为卫戍官兵住所。衙署经多次修缮，面目全非，近年开始修整，尽可能按原有制度复原，接待游人观光。

另外，提到这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这里真正闻名于世和这位慈禧太后可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和将军衙署一起闻名的还有一条叫做落凤街的小街道。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鼓楼立交桥十字路口西南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其实，虽然叫的是街，实际上却是一条并不宽敞的小街道，也不长，只有几百米长。从外表上看，这条街道上也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与周围其它的街道没什么两样。不过，这条街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西落凤街”。而就是这么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却与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有关，这也使得这条普通的街道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和故事。那么，这位大人物究尽是谁呢？先别忙，咱一会儿再说。

话说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一个名叫惠征的满族官员带着他15岁的宝贝女儿来到塞外名城归绥，当上了归绥兵备道台。这惠征原本是满族八旗之一镶黄旗的一个小官吏，后来得到升迁，曾经当过安徽省的候补道员。惠征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员，他们这个家族一般都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惠征从小对女儿就要求非常严格，特别重视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而兰儿也是天资聪明，无论是读书、绘画、刺绣、弹唱、骑马、射箭等，可以说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闲暇之余，兰儿常常听父亲给她讲述一些宫廷里边的事情，兰儿对此很是着迷，在少女的心中有了许多的遐想。再说这惠征来到归绥后，正值归绥道台衙门重新修建的时候，于是，他就和女儿暂时住在了新城协领衙门，而新城协领衙门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的西落凤街边儿。当时，将军衙署是归绥城内最大、最漂亮、最豪华的建筑，周围又有连接城内四条大街的钟鼓楼，以及专门供奉皇帝御像的“万寿宫”，所以，这普通老百姓是不能从这块儿走的。老百姓只能由新城协领衙门前的一条名叫“庆丰街”的道路通过。平时有空的时候，兰儿也常常到这条庆丰街上玩儿。几个月以后，这道台衙门修复好了，惠征一家人就搬到了位于扎达盖河边儿上的道台衙门居住了。这道台衙门旁边有一座十分优美的花园，据说花园里各种奇花异草很多，环境迷人。在这座花园里边，还有一座建在最高处的六角亭，名叫“树滋亭”。兰儿是经常都要爬到这座亭子上居高临下观看归绥城的风景。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惠征结束了归绥兵备道台的任期，而已经出落成亭亭

玉立大姑娘的兰儿也高兴地跟着父亲来到了她早已十分向往的北京城。之后，兰儿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一步步平云直上，登上了太后的宝座。说到这儿，您一定知道这兰儿是谁了。对，她就是曾经权倾一时、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善于拍马屁的归绥道台胡孚宸把慈禧太后早年经常登高休息过的“树滋亭”重新修建后改称“懿览亭”，而将慈禧太后经常去玩儿的“庆丰街”又改称“落凤街”，这也就是这条街名的来历。

呼和浩特建城历史及名称由来

呼和浩特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建城历史的塞外名城，原分为新、旧两城。

呼和浩特，明代译写作库库和屯，为蒙古语“青色的城”之意，是土默特蒙古部阿拉坦汗与其夫人钟金哈屯（民间俗称三娘子）共同主持兴筑的，明王朝赐名为“归化城”。清王朝在呼和浩特东北另筑一座新城，命名为“绥远城”，于是原有的城区称为旧城，将两城合称为“归绥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恢复了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30～50万年前，呼和浩特地区就有人类生息。夏商周三代，北方许多游牧部落在此活动。战国赵武灵王于阴山河曲筑云中城(遗址在托克托县古城村西)，秦置云中郡，治在云中城。汉仍置云中郡，高帝六年(前201)分云中郡增设定襄郡，建成乐城为郡治(遗址在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北)。魏设云中县。魏齐王年间(240～254)，鲜卑族拓跋部定都成乐城，改称"盛乐"，北魏建国后设为北都，北齐于此置紫河镇。隋唐时期称"白道川"和"哈罗川"，先后为突厥人和回纥人据地，中央王朝与之时战时和。隋于盛乐城置金河县，并于城南筑大利城，唐于此设单于都护府。唐神龙三年(707)，边将张仁愿筑东受降城(遗址在托克托县城关镇北)，以扼突厥。辽、金、元三代称"丰州滩"，辽神册年间(916～921)筑丰州城(遗址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西南)，金、元沿用。辽初又在东受降城置东胜州，金、元仍沿用。明洪武四年(1371)在东胜州旧址置东胜卫，并于南部置镇虏卫(卫址在托克托县黑城子)。

十五世纪中期(约明英宗天顺年间)，土默特(土蛮)蒙古部进驻大青山南北地带。达延汗(答言汗)死后，蒙古各部各自为政，出现了新的封建割据局面。达延汗的嫡孙、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阿拉坦汗继立后，土默特部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阿拉坦汗(明代译写作俺答汗)生于1507年，当时土默特部的生产还处于低下状态，与明王朝间隔绝了经济文化往来，经济上陷于困境。阿拉坦汗即位后，首先恢复和发展了畜牧业，进一步扩充势力范围，统一了漠南蒙古右翼的各部，成为漠南蒙古各部的汗，东起辽东，西至河套，远至青海等地蒙古部族地区，都成为他所控制的领地，其军事力量不亚于祖父达延汗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牧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蒙古人有必要以马、牛、羊和皮毛，换取生活必需的铁锅、布匹、粮食等各种日用品。蒙古各部与明王朝间的商品交换，本是有较长久的历史，但明王朝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断绝了互相间的往来。阿拉坦汗为了维护蒙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自1541年至1547年间，先后向明王朝派遣使臣数十余次，迫切要求互市，都遭到明王朝的严词拒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阿拉坦汗最后一次使臣到北京，要求议和与互市，并提出互不侵犯，仍然遭到了明王朝的坚决拒绝。阿拉坦汗为了对明王朝进行报复，便出兵侵袭明王朝北部边境，企图迫使明王朝让步，以达到和平互市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阿拉坦汗亲自率军攻至北京城下，明王朝都城的将领们都不敢战斗，

关闭城门严加把守。阿拉坦汗在围攻京城时，重申了互市的要求，明王朝以先退兵为和谈互市的先决条件，阿拉坦汗便撤退了军队，退回蒙古本土。嘉靖三十年(1551年)，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大同等地开辟互市。明王朝京师之围解除后，立即撕毁了协议，停止互市。阿拉坦汗被迫重新开始了对明王朝边境的侵扰，明王朝也发动了长城沿线的战争，每年派遣大批军队进入蒙古地区，进行镇压和破坏活动，双方损兵折将，百姓流离失所，尸骨遍野，农村牧区一派荒凉景象。经过二十年的双方连绵不断的战争，明王朝内部对于停战和互市有了较一致的认识，赞同与阿拉坦汗恢复互市。隆庆四年年(1570)，阿拉坦汗的嫡孙把汉那吉率领家人来到山西败胡堡，请求向大同镇守投降。这个消息飞快转到了京师，经过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与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等人密谋后，决定先将把汉那吉安顿下来，并授予指挥使的官衔，以等待阿拉坦汗的反应。阿拉坦汗在西行途中得知这个消息，便立即返回根据地，整点人马直奔大同边外索取他的孙子。经过三次谈判，终于达成互市的协议，用把汉那吉换回了阿拉坦汗的军师赵全等六个明王朝通缉的逃犯。隆庆五年年(1571)，双方实现了互市，长城各镇，东自宣大，西至延宁，一共开设了张家口、新平堡、得胜堡、水泉营、红山墩、清水营等6处互市场所，第二年又增设了守口堡市场。同年三月，明王朝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赏大红五彩苎丝蟒衣一袭，彩缎八表里。接着明王朝又任命阿拉坦汗的弟弟把都儿、长子黄台吉、侄子吉能为都督同知，并任命他们属下的大小首领们各种军职。五月，阿拉坦汗在大同得胜堡外(今属丰镇县管辖)召集各部大小首领聚会，举行隆重的典礼，迎接明王朝的沼书，并遣使进献表文，表示愿意拜受封职，永为藩属。封贡互市的协议，符合蒙汉民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协议达成后，长城内外的蒙汉军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以后大体上封贡互布协议双方都能共同遵守，虽然中间曾产生过一些纠纷，但直至明王朝末年，蒙汉民族间一直处在和平交往的环境中。

阿拉坦汗执政以后，不仅牧业生产有了发展，而且在漠南蒙古地区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自十六世纪前半叶开始，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民、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以及戍卒，因不堪官府的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剥削，纷纷迁入漠南蒙古西部地区。还有农民起义者、白莲教徒等明王朝通缉的犯人等，纷纷逃至漠南蒙古地区。这些汉人迁入后，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开垦农业；阿拉坦汗不仅不虐待；反而赐给帐幕、牛羊和耕畜、奖励他们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到1551年至1570年间，土默特地区的汉族人口大约有五万人。阿拉坦汗与明王朝建立互市关系以后，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到十六世纪末时，仅土默特地区就约有汉人十万左右。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增加，开垦了万顷良田，种植五谷每年收获达到自给，而且手工业、商业也随之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日用大都能够自行生产，不全是依赖长城以内的供给。人们通常对土默特地区的农业生产叫做板升农业，反映了土默川一带农业的发展和定居村落的关系。由于定居村落的大发展，进而导致在土默特地区出现了城郭。在土默川上出现的城郭，最初是由内地逃亡的汉族首领兴筑的，刘四曾筑土堡一座，墙垣周长约二里；李自馨兴筑的土堡，城垣周长约二里；赵全兴筑的土堡，城垣周长约五里。在这些周长二里至五里的大庄园中，有看“他们豪华的府第，赵全就自称其府第为“开化府”。这些汉族首领中，包括一些白莲教首领和骨干分子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逐渐得到阿拉坦汗的重用，委以重任成为统兵官，同时也都成为大牧主和大地主，他们自己也以王侯自居，极力鼓动阿拉坦汗与明王朝相对抗，企图造成一个新的南北朝局面，以苟且偷安逃避明王的追捕，他们筑城自居，既可显示富贵，也是屯聚军事势力之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棋等为阿拉坦汗兴筑了大板升城。城墙周长约五里，第二年又继续兴建完工，城内建有七重宫殿，包括有朝殿和寝殿，城中建有大厅、东南角建起仓房，并建有东蟾宫、北风阁。城门两座，大门上题“石青开化府”，二门上题“威震华夷”；城门上建有城楼，城楼上题有“沧海蚊龙”四个大字。大板升城的建筑上，都有工笔重彩描绘的龙凤图象，丹青金碧辉煌，甚为绚丽夺目。在兴筑大板升城的工程中，动员了各种工匠，砍伐了大青山上参天合抱的古木，烧造了各色琉璃瓦件，使用了各种颜色染料和油漆，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短时期内出现在土默川的地平线上。阿拉坦汗非常满意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自然便入居大板升城中，但他以军事上的理由，生活习惯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因而有时仍然住在自己的毡帐之中。这座著名的大板升城址，有人说在今土默特右旗的萨拉齐以东地方，有人说是呼和治特(旧城)的前身，但至今尚未找到可靠的实物证明，应是随着呼和浩特建城而拆毁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阿拉坦汗与明王朝谈判互市时，明王朝提出用逃犯赵全等六人交换把汉那吉，阿拉坦汗认为赵全等人为忠心耿耿拥护他的，连他自己居住的大板升也是这些人为他兴建的，不愿意交出赵全等人，但他得知赵全等人密谋悔罪回到朝廷做官时，便毅然决定将赵全等人绑缚送交明王朝。所以，当封贡和互市谈判达成协议后，特别是明王朗在1571年(隆庆五年)明王朝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后，阿拉坦汗便有放弃赵全等人继续为他扩建大板升城的计划，并于第二年开工另兴建一座新的城郭和新的王府。万历七年(1579年)冬，阿拉坦汗在青海迎接了藏传佛教大师锁南坚错，并向他上了“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的尊号后，回到了大板升城。这时阿拉坦汗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衰病的身体已无力分心主持兴建寺庙和城郭，便交给了年轻的妃子三娘子来主持。三娘子名钟金哈屯，汉文书籍中又称为也儿客兔哈屯，在兴建工程中曾向明王朝请求支援，终于在万历九年(1518年)基本上建成了这座新的城郭，命名为“库库和屯”(呼和浩特)。阿拉坦汗进驻这座城郭不几个月便病逝了，明王朝遣使于第二年(1582年)三月去吊祭他，并赐城名为“归化”。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在主持兴建呼和浩特时，同兴建大板升城一样，动员了土默川一带的蒙汉民族的力量，还取得了明王朝的支持，派来了技工、车辆和运来了颜料等必需物品，直到这座城郭顺利竣工。

阿拉坦汗病故后，顺义王位应由其长子黄台吉(皇太子之义)袭封，可是黄台吉对明王朝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封贡互市协议后曾发生过对抗、扰乱行为，明王朝对他很不放心。三娘子是一位年仅三十多岁的年轻美貌的妇女，不仅拥有相当的势力，而且与明王朝的守边大臣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明宣大总督郑洛的斡旋下，说服了三娘子与黄台吉结婚。黄台吉当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在阿拉坦汗去世后四年也去世了。黄台吉死后，顺义王位应由其长子扯力克袭封，而三娘子力主由其亲生子不他失礼袭封，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对立。郑洛又出面进行斡旋，三娘子也看到部众拥护不他失礼的不多，只好同意再嫁给黄台吉之子扯力克。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王朝特命扯力克为顺义王，同时褒奖三娘子顾全大局誓守盟约、维护蒙汉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劳绩，特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此后，顺义王向明王朝上报的正式公文，都由顺义王和忠顺夫人共同签署。从此巩固和提高了三娘子在蒙古族中的地位。鉴于三娘子的贡献，因此人们又通称呼和治特为三娘子城。

呼和浩特兴建在大青山南、大黑河之北的土默川平原上，掩荫在翠绿的树木之中，因此用“青色的城”来命名。这座城垣，经过明末清初的拆毁改建，清代就已不是

原来的面貌，只能大致看到原来城垣的局部；现今旧城经过改造，明清两代面貌已经基本消失。新中国成立后，尚保留有北门及局部北墙，清初的归化城的南墙还可推断在九龙湾一线，全城周长仅约2华里。清代还有人回忆出一些原来城市面貌，康熙年间高其倬据当地人们的回忆，写下了一首“青城怀古”的诗，前四句写道：“筑城绝塞跨冈陵，门启重开殿百层。宴罢白沉千帐月，猎回红上六街灯”，描述呼和浩特城垣规模较大，城墙还跨越了小山，与现今地貌没有起伏的相距甚远；城内建有许多壮丽的宫殿，出猎归来时城内已是万家灯火照耀的时候，酒宴过后全城已是冰浴在月光之中，表现了呼和浩特的升平景象。

明代末年，察哈尔蒙古部林丹汗即位后，企图用武力迫使各部承认他的大汗权威，科尔沁及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等部反而相继归附了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率军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敌，弃地西逃。林丹汗军至呼和浩特，土默特蒙古部顺义王俄木布迫于形势，一度依附于林丹汗。当阿拉坦汗在兴筑呼和浩特城垣时，同时还建有—座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庙宇，明朝命名为弘慈寺，即今俗称的大召，庙内供奉有银佛，因此又称做银佛寺。由于呼和浩特城内的弘慈寺负有盛名，同时城内外还兴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庙宇，因此呼和浩特又有人称为“召城”，“召”为藏语庙宇的意思。皇太极追击林丹汗至呼和浩特时，林丹汗率军奋战不敌，只得西逃至青海，后夹病死了。皇太极率军与林丹汗战于呼和浩特，蒙古文史籍中称为“召城之战”；皇太极率军入城后，焚毁了城内的宫殿及其它府、库之类建筑物，土默特蒙古部首领俄木布、杭高、古禄格、托博克等率部归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将归化城土默特分为左、右两旗，设都统管领。

1636年，后金国号改为清。清王朝初期，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率部进攻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诸部，喀尔喀部被迫南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部为理由，进犯内蒙古地区。康熙帝亲率大军迎头痛击，在乌兰布通(今克什克腾旗南部)地方击退了噶尔丹。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噶尔丹准备大举南犯之际，归化地处北部边疆，面临战争威胁，于是急忙备战，仓促征调蒙汉民工和驻军一起增筑城墙。增筑的城墙全用土夯筑，北墙和北门楼仍利用原有的，另在南、东、西三面展筑。扩建后全城平面略呈凸字形，南北长约440米，东西最宽约500米，周围约合三里多。扩建后共有4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并加筑有瓮城，东门叫做承恩门，南门叫做归化门，西门叫做柔远门，北门叫做建武门。原来的南城门楼改为鼓楼，并悬挂一块题有“固威”二字的匾额。新中国成立以前，鼓楼和东、南、西三门早已拆除，北门一直保留到1958年才拆除。扩展以前的南门址，即扩展以后的鼓楼址，在今旧城民族大厦东侧的路口；扩展后的南门址为今大十字口，东门址在今官园巷东口，西门址在今九龙湾西口，即民族大厦西侧，北门址即今北门外广场的南部。扩建的城墙，厚约5米，高5米，从1922年起陆续拆除，其西墙基就是今大西街，现已全部荡然无存。在增筑和扩展城墙工程中，呼和浩特席力图召和小召喇嘛曾积极响应号召，率领僧俗群众参与抗御噶尔丹的战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击败噶尔丹于外蒙古昭莫多(今土拉河、克鲁伦河之间)，胜利凯旋时路经呼和浩特，对席力图召活佛和小召大喇嘛进行褒奖，为席力图召赐名延寿寺，赐给小召甲胃、弓剑和腰刀等物。第二年，康熙帝再次出击噶尔丹，噶尔丹兵败自杀。康熙帝为纪念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胜利，并表彰席力图召和小召的僧众，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此两庙内树立了征噶尔丹纪功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分两组刻在两块大小相同的石碑上，现今席力图召的石碑仍完整保

存原地，小召的石碑已移存内蒙古博物馆内。

归化城虽然经过康熙年间的增筑和扩建，依然范围不大。但由于政局稳定，蒙古族人口滋生和大量山西等地汉族人口流入，城市逐渐日趋繁荣。工商户和一般市民先是附城居住，后来街道逐渐扩展，形成了大北街、大南街和大西街等主要商业区，寺庙周围兴建了不少居民和作坊，形成许多不规则的街巷。同治年间(1862年一1874年)，曾在城区外修筑了一道土围墙，不规则地包围着城区及一部分空地，这道土围墙高仅1，6米左右，周长约15公里，东至今工人文化宫东侧，南至南茶坊，西至西茶坊，北至今内蒙古医学院附近。这道土围墙早已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街道房屋陆续兴建，早在清代末年就已消失。

清王朝虽曾击败过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但准噶尔部并不甘心失败，长期坚持与清王朝的反抗斗争。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军在西北失利，特别是在外蒙古西部的通诺尔地方被准噶尔军队打败后，西北一带又处于战争的前沿。清王朝的大军原驻守在长城以内的大同右卫城，简称右卫城，即今山西右玉县旧县城，为了加强战备，便将右卫城屯兵北移至长城以外，于是便在呼和呼特的东北五里地方另筑一座新城，作为屯兵之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式开工，乾隆四年(1739年)完工，命名为“绥远城”，通称为新城。绥远城平面为四方形，城墙用土夯筑，外层包砖镶砌，高约10米，周长约合4500余米，东西长与南北宽度相等，各约1100余米，共计九里十三步。共设有4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东门叫迎旭门、南门叫承薰门、西门叫阜安门，北门叫镇宁门，各门外并加筑有瓮城，城墙外还掘有护城壕。四面城门不在每面城墙正中央，南、北两门在城墙中部偏东，东、西两门在城墙中部偏北；从四门内直通至城中的大街，分别为东街、南街、西街和北街，在4条大街相交的十字口中央，兴建一座鼓楼；自鼓楼至东、北两门距离相等，各约450多米，即约一里；自鼓楼至西、南两门距离相等，各约740多米，即约一里半。鼓楼的西北隅，即西街的东端路北，为绥远城将军衙署所在地。城内街巷布局整齐，大街内侧还分布有许多街巷，街巷内按军官等级分配有格式相同的住宅。由于新城是屯兵驻守的城郭。主要居民是行政官员、满洲八旗官兵及其家属，仅在南街北段开设有供应日用生活必需品的店铺，城内四隅还保留了许多空地，作为满洲八旗官兵操练的场所。

呼和浩特是清王朝与西北地区交通的枢纽，从这里可以西通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北通外蒙古以远至俄罗斯。这里设有释站，接待过往的官员、传递文书和转运物资。旧城市区繁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是内蒙古地区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同时又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经营外蒙古商业的商号也都在这里设立总号，成为经营外蒙古买卖的中心，其中最负盛名的大盛魁就设在这里。随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的大量集居，市区不断地扩展和繁荣，呼和浩特逐渐发展成为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民族人民长期和平生活在这里，结成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清人王循曾写有“归化城”诗一首，说道：西北风云连九缴，古今形势重三边。弯庐已绝单于城，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圣朝治化无中外，十万貔貅尚控弦。”描述了呼和浩特在镇守西北边睡的重要军事作用，记录了土默川地区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郭取代了毡帐，城内市面非常热闹，观赏着如同京城的地方戏剧。蒙古地区在朝廷统治下一派繁荣景象。

清朝末年时，归化和绥远并称归绥。1928年，绥远建省，以归绥县城区设立归绥市，作为省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将归绥市改为厚和特别市。日寇投

降后，复称归绥市。

1950年1月20日，成立归绥市人民政府。1954 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根据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精神，组织民政、民委、文教、语委、公安、检查、参事室、编译室等22 个部门和土特旗蒙汉各族各界群众及知名人士，对更改市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征询了对新市名的意见。经过讨论，各族各界提出了40多种更名意见。1954 年4 月，归绥市四届七次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归绥”改为“呼和浩特”，它含有加强民族团结，青壮、兴盛之意。归绥人民政府将大会决议和群众意见，报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自1954 年4 月25 日起，将“归绥”改称“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