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的个性与特点

摘要: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

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

林晓光（法学博士）

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古代东方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上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使其政治文化具有多源、多重、多样的特点。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因此日本政治文化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又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二是外来文化的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具有压倒性、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三是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利用、融会贯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本土的原生性文化的精髓。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从这几个角度入手，也许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丰富内涵，但至少揭示了日本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多少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

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从这一点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不能不将考察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放在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等方面。因为笔者认为：对日本政治、外交，乃至民众心理、

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作为复合型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日本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统一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央政权的建立，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不失为积极的作用。但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和推崇，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策理念的全面又使之自我异化，走向极端化、沙文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蒙蔽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由此可见，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力量和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成为考察和解读日本近代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

在对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进行考察时，笔者并未全面考察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源流、发展演变，也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它思想渊源或理论观点，而是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日本政治变动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文化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实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将对日本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值得

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

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从这几个角度入手，多少可以提供一个着眼点或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

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与渊源

东亚文化发源于中国，中华文化是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策源地在黄河流域，它从这里扩展到长江流域。远东社会的策源地把这两个流域都包括在内，然后一方面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方扩展，另一方面向东北扩展到了朝鲜和日本。”[1]这就清楚地描述了古代东亚文化扩展流布的脉络，进而说明了中日文化关系的源与流、原发与继发的联系。成熟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日本原始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尤其是代表古代中国宗法伦理、道德纲常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古代东亚各国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制度的精髓和准则，显示了强有力的文化自生创造性。与此相比，日本文化则具有突出的移植模仿性，日本的儒、佛、道诸家学说思想，甚至文字、习俗、政治法律制度，都是自中国移植模仿而来。这种移植模仿性又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但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通过积极地吸收、消化、改造，充分利用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使之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需要，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速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旦日本发现西方文化具有比中华文化更先进的成分时，就竭力突破中华文化的封建桎梏，积极向西方文化学习，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和局限，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蛙跳式”的发展跃进，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跻身于西方列强之列。这又反映出日本文化的随机性和应变能力强的特点。

1、外来文化与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源流

日本是一个岛国，是公元一万多年以前由于海水上涨才与大陆分离而形成的。其本土文化一方面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结合大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大陆文化进行改造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成于农耕社会确立和统一民族国家成立的弥生时代至大化改新时期。[2]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稻作农耕获得了迅速地发展，水利的利用，农具的制造，祭祀活动以及对于这些事务的管理，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大约公元前1世纪，在日本的九州和畿内地区出现了国家。其中奴国（今福冈县福冈市）出土的西汉铜剑、铜矛和“汉倭奴国王”金印，证明了日本早期国家与中国汉王朝存在的联系。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在日本出现了更为强大的地域性国家，邪马台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3]公元四世纪初，日本的地域性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大和王国。随着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情况下，自成一体地发生和成长起来的，相对于其他许多大陆国家而言，日本的早期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产文化”，具有相当强的“原生性”。这既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和组成部分之一。

公元592年12月，推古女王继位掌握朝政大权。第二年又立圣德太子掌管朝政。他们两人进行了多项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主要的改革内容有：1、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规定六级十二阶冠位的高低。2、制定《十七条宪法》，遵循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其中14条涉及官吏的行为准则。3、尊崇佛教，“当今朕世，祭祀神祗，岂有怠乎”，“群臣共为竭心，宣拜神祗”。4、积极开展对隋朝的外交。607年，小野妹子使隋所持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当年9月大和国使者来隋所呈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天皇”。是日本统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的称号。[4]通过典章制度和对外交往，极力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尊严地位，是日本国家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形成与强化。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大力模仿和吸收中国唐朝文化的时期。随着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文物被大量复制、移植到日本，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唐风化”的热潮。到平安时代（794—1192年），进入日本的唐朝文化被改造、更新，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交融，实现了“国风化”。幕府时期（1192—1868年），在武士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完成了对佛教和儒学的“日本化”。德川家康曾指出：“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佛即神，神亦佛，两者同一。固君臣之道，坚守国家统一，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明证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含于神意之中。”[5]这里谈到了神、佛、儒三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意义。神佛同一，但神在佛先，文化思想上的“佛主神从”转化为“神主佛从”。以儒学之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则皆存于神意之中，而对神的忠诚与崇敬又体现于政治上的君臣之道、国家统一，以及“士农工商”的区别身份尊卑的社会等级制度。显然，神国学说已超越于佛、儒之上，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主导性构成。同时，早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道教也发生了质变，与日本传统的神国学说结合，转化成深入社会、并深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神道教。[6]至此，日本文化的演进完成了吸收融合中华文化的精华、促进本土文化螺旋式上升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日本文化的构成中也增加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部分，中华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在日本文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儒、佛、道各家思想学说对于形成社会行为规范，维系道德伦理准则，都有一定的正面、积极的作用。

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第三个源流和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产生的“兰学”。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逐步传入日本，其传播途径主要有三个：技术、基督教、“兰学”。西方技术文明传入日本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兵器。1543年8月25日（公历9月23日），一艘中国帆船因风暴漂流到日本南部的种子岛，船上有3名葡萄牙人“手执铁炮（日语称步枪为铁炮），试之，果然不同凡响。”[7]通过学习铁炮的制造和使用，日本开始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以及技术文明。1548年8月，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到大日本的鹿儿岛开始传教活动，揭开了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日本的序幕。天主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到1582年，有教堂200多座；到1605年，教徒达75万人。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天主教世纪”。[8]

日本天主教徒人数增长情况简表：

资料来源：[日]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学司社1980年，第149页。

随着天主教的传播，西方教育、西方文化艺术也在日本传播开来。西式学校（包括神学院）讲授拉丁文、葡萄牙文、音乐、绘画、戏剧、天文、地理、几何、算术、医学、哲学，到1583年，已有200多所，学生累计1.2万人。[9]1582年，耶稣会为了宣扬自己在东方传教的业绩，从有马的教会学校选拔了4名学生远赴欧洲。他们1590年回到日本时，带回了西洋乐器、活字印刷机、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册》、《世界城市图册》，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出去”学习西方文化，在日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天主教的传播和教徒人数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封建统治者感到潜在的威胁。1587年6月19日，丰臣秀吉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禁教、”“锁国”的文化自我封闭时期。从1633年2月到1639年7月，日本统治者接连发布五次“锁国令”，实行极为严厉的禁教政策，取缔天主教。直到1720年的德川幕府时期，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才对于从荷兰输入的天主教以外的西方书籍、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书籍开禁，并以长崎作为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与荷兰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由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如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的输入主要是以荷兰语为媒介，所以在日本文化史上称之为“兰学”。随着西方科技文明被介绍到日本，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平等观、哲学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也大量进入日本，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文明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和锁国政策，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走向富国强兵。日本统治者对这些“异端邪说”非常恐惧，从18世纪末开始奉行镇压“兰学”的政策，惩治抓捕兰学者。1828年，逮捕并驱逐德国人西博尔德，其门下弟子数十人也相继被捕。1839年，幕府有大兴“蛮社（尚齿会，又名蛮学之社）之狱”，迫使多名兰学者自杀。这就使得随“兰学”的兴起而在日本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也受到禁止和打击。19世纪，西方列强纷纷倚仗着“船坚炮利”打开亚洲国家的大门。1854年3月31日，美国舰队兵临日本海岸，强迫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欧洲列强也纷至沓来，先后迫使幕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口通商。西方文化再一次大规模传入日本，被称为“洋学”，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洋学者，创办庆应义塾大学的福泽谕吉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比较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指出前者的落后性与后者的先进性，主张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10]这是日本文化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阶段。

2、明治维新、文明开化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进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1868年1月3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倒幕派推翻了幕府统治，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成立维新政权。维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举措。2月0日，设置“三职七科”，2月25日改为“三职八局”。4月4日，以天皇名义发表“五条誓约”，作为施政纲领，宣称要“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6月11日，发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制”，设置“七官二局”。10月12日，天皇举行即位大典。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689年2月，西方国家相继承认明治政府为日本的合法政府。[11]

为学习西方文明，通过国内的“文明开化”推进政治经济的改革，明治政府决定派出大规模考察团赴西方。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之为：“外交内治，前途大业，其成与否，在此一举。”[12]1871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包括107人的使团从横滨出发，历时1年另10 个月，耗资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考察了12个西方国家，[13]进一步认识到日本文化与西方的差距，认识到要想使日本“富国强兵”，就必须吸纳西方文明成果，实行“文明开化”。这一文化变革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为主，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和近代文明的一场社会“运动”。

在政治领域，建立近代政治体制。首先翻译出版大量有关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书籍。如：《万国公法》（1865年）、《荷兰议员选举法》（1872年）、《法国政典》（1873年）、《泰西政治沿革志》（1874年）、《民选议院纲领》（1875年），使西方政治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思想理论深入到政治理念、政治文明的层面，对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次进行政府体制的改革。1868年，明治政府以美国的三权分立为参照，公布《政体书》，建立了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式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度，设立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等各部的内阁。1869年7月25日，天皇下诏另各藩主“版（领地）籍（户籍）奉还”。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建立近代府县制度，全国划分为1道3府72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贵族院令》、《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初步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天皇专制主义的法制体系。[14]

在产业科技领域，提出“殖产兴业”的口号，主张以“东洋道德”为基本，以“西洋艺术（技术）”为器用，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进火车、轮船、纺织机，发展工商业，促进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物质基础。

在教育领域，改革教育制度。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全国教育行政。同年成立学制调查委员会，研究学制改革问题。1872年颁布《学制》，把全国划分成8大学区，各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各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各有小学1所。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1879年、1880年，先后发布《教育令》、《修改教育令》，推行国民教育。1886年，发出《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

学校令》、《小学校令》，兴办帝国大学、师范学校，聘请外籍教师，引进西方教学内容，使日本走上了以欧美为摹本的近代教育之路。但1879年的《教育大旨》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目标，使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渗透进学校教育。[15]

在军事领域，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且把“强兵”作为“富国之本”，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科技，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首先是军事管理体制的改革。1870年，宣布废除原由藩兵体制，全国陆军统一采用法国军制，海军采用英国军制。1872年，把兵部省管理全国军队的旧制，改为欧美式的陆海军分离制，分别成立陆军省、海军省。1873年，建立常备军、后备军、国民军三种军队。1874年，仿照德国的军政、军令二元组织的模式，在陆军省设立参谋局。不久后，把参谋局升格为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并设立监军本部，使陆军的管理和指挥形成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并立的体制。其次是军事教育制度的改革。1874年，陆军兵学寮改为陆军士官学校。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为海军兵学校。1883年，成立陆军大学。采用欧美军事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近代化的军事人才。第三是在吸收西方先进军事科技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军事工业，创办兵工厂。这一系列军事改革开始了日本军队近代化的进程。[16]

在社会生活方面，明治政府废除封建等级制。1870年，允许平民有姓氏，允许贱民享有平民权利，宣布“四民平等”。1871年，颁布《断发脱刀令》，允许人们剪短发、不佩刀。1872年，宣布废除阴历，规定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公历。废除幕府时代的武家服饰，以西式礼服为官服，提倡穿西装。饮食习惯的最大变化是学习欧美人吃牛肉、喝牛奶，把以前认为肮脏的牛肉、牛奶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咸以不食牛肉为不开化。”饮食习惯的变化促进了饮食行业的发展，西餐厅不断开张，日本人成为西餐厅的常客，甚至以吃不吃西餐视为是否文明的标志。明治政府还积极宣传欧化，引导和推动全社会的欧化。报道天皇穿西装、喝牛奶、剪短发和出洋旅行的消息。社会生活习俗的改变推动了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变更，促使日本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美国著名学者卢恩·本迪尼克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17]

客观的说，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以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的实施，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到社会规范、国民心理，发挥了权威性功能，对于日本统一民族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规范作用。

[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上册第28页。

[2] 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6页。

[3]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华书局1963年。

[4] 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11—13页。

[5] [日]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三省堂1974年，第3卷，第276页。

[6]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先进技术与日本式心理》，TBS布列塔尼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7] [日]《铁炮记》，转引自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8] 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 [日]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第61页；转引自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0] 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82年第3次印刷。

[11]《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8—169页。

[12] [日]大久保利谦：《岩仓使团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61—162页。

[13] [日]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楚南拾遗社1900年译印，第231页。

[14] [日]维新史料编纂会：《维新史》，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5卷，第790—791页。

[15] [日]大久保利谦：《近代日本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5年，第98—99页。

[16] 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17] [美]卢恩·本迪尼克：《菊花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