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_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_黄皮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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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年５月Ｍａｙ．　２０１０

第２１卷第３期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２０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度影响不小的“黄皮书”。本文检讨这套书的缘起、目的、选目方式、翻译和出版，最后分析了这套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关键词：“黄皮书”；翻译选择；接受；特殊作用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４３－０５

王友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一、文化怪胎“黄皮书”：缘起与目的

“黄皮书”乃中国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产品。因其封面十分简单，常用黄色胶版纸作封面封底，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故俗称“黄皮书”。其中不乏后来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它的存在表明１９６０－７６年的中国一方面拒绝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欧美日外国文学，否认其合法性，拒绝与之公开发生关系，别一方面又有压不住的强烈翻译需要。有趣的是，其中不少译著到８０年代摇身一变“扶正”了，从“内部”到“公开”；其中部分作品给特殊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黄皮书”缘于中苏两党生重大分歧之初。其前身是分歧初起之１９５７年便开始选译的“内部参考”作品，如苏联的《不单单是面包》（１９５７）。与其前身相对应者，是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变为报纸，４开４版。“黄皮书”作为批量翻译的书籍，其正式启动略晚一点，在５９年１２月至６０年１月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启动［１］，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奉命编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陆续出版。“黄皮书”前后历时约１９年，正式启动前的１９５７－５９年可谓预备期，文革初期４年（１９６７－７０）停译，１９７７－７８年是其尾声。其正式批量翻译在６０年代初。最初推出的“黄皮书”并非黄皮裹身。据参与其事的秦顺新回忆，出

了十几本“内部发行”之后，主其事的林默涵找人文社总编韦君宜商量，建议统一采用不显眼的土黄色作封面，人文社照办。后来文化界、读书界袭用“黄皮书”专指６０－７０年代翻译的“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书（不过７０年代始见白皮、灰麻麻的纸作封）。它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上海方面偶尔参与，具体由人文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充任出版者；后期上海方面参与程度高，与人文社共同负责。“黄皮书”仅是皮书系列内的一大类，类似的还有“灰皮书”，译著更多。“灰皮书”指内部翻译的“修正主义”和欧美历史、传记、政治、理论等社科著作，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商务、中央编译局、世界知识出版社参与其事，当时人民社的副牌“三联”亦参与。

出版界资深文化人陈原先生这样描述非常时期的这两类书［２］：

六十年代初，反修的热浪席卷全国，出版了两套很别致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一套用灰色纸作封面封底，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一套用黄色纸作封面封底，叫“黄皮书”。灰皮书收录社会科学论著，包括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等人的著述或评传；黄皮书则收录所谓“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承担“灰皮书”部分任务的原商务负责人陈翰伯先生曾经在文革中一份交代材料里谈及这个任务的缘起：“１９６１年底或１９６２年初钓鱼台反修小组，康生同志通过包之静要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东省“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视野

的文学通化研究》子课题“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家翻译群体研究”（项目编号：ＧＤＵＦＳ２１１－２－００２）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友贵，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

国文学，中国２０世纪翻译文学史，翻译史，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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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出版社组织大批人力，赶快配合反修斗争的书，供中央参

考。”［３］

　陈翰伯回忆的时间有误，晚了一年，因１９６１年已有

“灰皮书”问世。比二陈更了解前后经过者有一人，即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李曙光（黎之）。他亦参与其事，且从直接领导机构中宣部的角度，也就是从发起、领导一方的角度回忆“黄皮书”之缘起［４］：

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收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另据人民社负责“灰皮书”的编辑之一张惠卿回忆，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央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出版一批相关书籍［５］。“反修小组”组长是康生。上述４人的回忆，清楚指明两套书的缘起与目的，是要直接了解苏共２０大之后的苏东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由此，我们了解到，中国文艺界在“反帝”同时又多出一个“反修”任务。两套“皮书”范围相异，目的相同，即配合“反帝反修”斗争，为领导干部提供“反面教材”，让高级干部和文艺界领导不至于像新侨饭店会议上周杨说的对苏联“一知半解”，

对欧美“一片漆黑”［６］。

二、“黄皮书”的选择、翻译和出版

“黄皮书”作为一项政治文化工程，从中央到出版社到学术机构皆配有负责人。中宣部由副部长林默涵总其责；人文社由副主编孙绳武、秦顺新负责，孙负责挑选作品、看材料，秦亦看材料；还有《世界文学》副主编陈冰夷、叶水夫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参与选目，提供意见。李曙光（黎之）协助林作协调、联络。作协为此专门成立“外国文学工作小组”，由陈冰夷负责［７］。选材范围，最初紧盯苏联，后来林默涵敦促进一步扩大选题，适当翻译资本主义国家尖端的、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品。

头一本“黄皮书”何时问世，迄今无法确定。主要原因是上文说过的最初不用黄皮作封。能够确定的，是这套书经历了两个阶段①。前期从１９６０到１９６６年，后期从１９７１至１９７８年。两期起止的直接诱因盖出政治，并非文学。对“黄皮书”关注最多、调查颇多的张福生先生认为，前期主要是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８］。根据我的调查，他所说的“主要”是指最活跃的几年。最早问世的“黄皮书”之一，是《山外青山天外天》（同上），接下来在６２－６４年形成小高潮，因６３－６４年中共组织撰写、公开发表“九评”。１９６６年只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蓝笔记本》（南生译）和《仇敌》。后期重开

译事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政变不成并切腹自杀，举世震惊，周恩来指示尽快译出三岛的书。

“黄皮书”前期挑选作品的渠道有二：一是人文社、《世界文学》两家编辑部订阅的苏联报刊，如《文学报》、《旗》、《十月》、《星》、《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列宁格勒》等；二是审阅《进口图书目录》。挑选标准、方法很简单：专挑引起轰动性赞扬或批评的作品，含获奖作品。后期挑选渠道大体如是，不过源刊还有苏联的《小说月报》等，但负责机构和人员有变，“中宣部”变成“阎王殿”，《世界文学》停办，上海的“翻译连”承担较多任务。上海不惟积极参与其事，还编辑出版了《摘译》等内部发行的文学翻译刊物（《摘译》带有鲜明的“四人帮”刊物痕迹）。

译者前期有苏杭、曹苏玲、王金陵、冯南江、王士燮、钱诚、谢素台、程代熙、秦顺新、孙广英、黄雨石、施咸荣、孟安、郑永慧、文慧如等，以通俄、英文的译者为主；后期译者有草婴、封（丰）一吟、荣如（茹）德、任溶溶、蓝英年、唐月梅、叶渭渠等，以通俄、日、英文译者居多。基本作业方式不外个人译或集体译两种。后者少则２人，多则宛若一个翻译班，把书撕开，像分地里的农活儿一样分给译者，译成后由专人统稿。草婴便是后期上海方面统稿人之一［９］，翻译小组组长。前期有个人译亦有集体译，译者有时署真名，更多时候署笔名，且是信手拈来、一次性使用那种；后期集体翻译增多，几乎不署真名，要么署“某某单位翻译组（或集体）翻译”，要么署笔名。如前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者署名“斯人”，据张福生确认，乃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４人之谓［１０］。“五桐”或许就是“５位同志”的缩略谐音吧？一如“灰皮书”署名“齐干”，就是大家一起干。后期集体译倍增，如是翻译速度亦倍增。译者此时已沦为翻译机器，其在选目上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但译文质量不低。

署名方式折射出译者对原作态度。如“石荣”，是著名译家黄雨石和施咸荣取本名末字连缀而成，似乎表明他俩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跟译作发生松散的联系；而“斯人”不惟透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灰色幽默，还似乎说明译者不愿跟译作有任何关联吧？

苏联当代文学在“黄皮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前后两期亦然。前期出版的诗集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１９６１，指译作出版年，下同）和《焦尔金游地府》（１９６４）、梅热拉伊蒂斯的抒情诗集《人》（１９６３）、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１９６３）等几种；剧本有西蒙洛夫的《第四名》、柯涅楚克的《德聂伯河上》（１９６２）、潘诺娃的《暴风雪》（１９６３）、斯泰因的《海洋》（１９６３）、伊克拉莫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白旗》（１９６３）、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１９６３）、索伏洛诺夫的《厨娘》（１９６３）、阿辽申的《病房》（１９６４）、罗佐夫的《晚餐之前》（１９６４）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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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种；小说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２部，１９６１）、潘洛娃的《感伤的罗曼史》（１９６１）、西蒙诺夫的《生者和死者》（１９６２）、爱伦堡的小说《解冻》（１９６３）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１９６２－６４，前４卷）、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１９６３）和《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１９６４）、阿克肖洛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１９６３）和《同窗》（１９６５）、科热夫尼科夫的《这位是巴鲁耶夫》（１９６４）、卡里宁的《战争与回声》（１９６４）和《军人不是天生的》（１９６５）、冈察尔的《小铃铛》（１９６５）、贝可夫的《第三颗信号弹》（１９６５）、以及《艾特马托夫小说集》（１９６５）、《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１９６５）、卡扎凯维奇的《蓝笔记本》和《仇敌》（１９６６）等约３１种②。此外，还有英国斯蒂尔曼编的《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作家，１９６２）等评述。理论方面有《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大约１３种［１１］。

前期未译日本文学，但有少量当代西方文学。如美国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１９６３）、杰克?克茹亚克的《在路上：节译本》（今译凯鲁亚克，石荣、文慧如译，１９６２）、法国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郑永慧译，１９６１？）、加缪的中篇《局外人》（孟安译，１９６１）、英国约翰?勃莱恩的《往上爬》（贝山译，１９６２）、法国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施咸荣译，１９６５）、约纳斯戈的剧本《椅子：一出悲剧的笑剧》（今译尤奈斯库，黄雨石译，１９６２）、英国“愤怒的青年”奥斯本的代表剧作《愤怒的回顾》（黄雨石译，１９６２）、瑞士迪伦马特的“反戏剧派”剧作《老妇还乡》（黄雨石译，１９６５）、南斯拉夫奥利亚查的长篇小说《娜嘉》（杨元恪等译，１９６４）等，还有法、保、意诸国很少一点译书。前期“黄皮书”究竟出了多少种，迄无准确、完整统计。连主要负责人孙、秦也说不清。当初译一本是一本，并无完整登记和统计。据孙绳武回忆，仅苏联作品便出过８０余种。然此说待考。据我估算，孙的数字应该包括西方当代文学汉译。易言之，８０余种接近前期“黄皮书”的总量。

后期以三岛由纪夫的《忧国》、《晓寺》和《天人五衰》（人文，１９７１）起手，以苏联和日本当代作品为主，间有剧本和电影脚本。１９７１－７６年这６年间单本凡４９种③，其中美国文学４种，其余多为苏、日当代文学，分别为２５种和１２种，苏日美合计４１种。欧洲其他国家作品后期未见翻译。

后期译作打破了用黄皮作封的统一作法，但仍属“内部发行”。译文之后或附“译后记”，之前或配“出版说明”，僵硬地套用流行政治话语将原作分析批判一通，充满了“污蔑”、“反动”这样的暴力语汇，仿佛译者或出版人是医生，不得不把“ＳＡＲＳ”（非典）携带者放进来，于是须给读者打预防针“消毒”。这些文字当时一本正经，今天读来酷似演戏。不过，这类文字往往也扼要介绍作家情况、创作流派、新思潮以及创作背景，原作在本国文坛或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争议等等。因而这类文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可对处于封闭态的读者帮助极大。

三、“黄皮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前期“黄皮书”发生较大影响者，有《带星星的火车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路上》等，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些人像读《圣经》一样读了很多遍［１２］。发生影响的时间耐人寻味，并不跟书的出版同步，往往跟读者其时所处环境息息相关。如爱伦堡的回忆录在文革期间影响最大，塞林格那本薄薄的小说在８０－９０年代影响“以一当十”。后期“黄皮书”影响较大者，要算苏联的《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白轮船》、《热的雪》等，此外美国的《战争风云》等影响亦广。上面提到的这些书，８０年代初都程度不同地仍有影响，有些还很大（如塞林格）。与此相对，在日本声誉颇高的三岛晚年的《丰饶之海》４部曲（如上面的《天人五衰》），较少听到我国普通读者津津乐道，反倒是科幻小说《日本沉没》流传甚广。

“黄皮书”是大陆特殊时期的文化怪胎。是大陆图书出版急转弯，走向极端的产物。“黄皮书”比较多地流传到社会上，应该是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６０年代初，它的预期读者规定为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和著名作家，每种只印９百册。那时的读者范围控制甚严。文革爆发后，周杨这样一贯正确的文艺界头号人物也戴上“反革命”高帽被打倒在地，于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不复存在。正如诗人艾青之妻所

说：“现在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煮成一锅粥了”［１３］

。三年的

暴风骤雨（１９６６－６８）过后，一方面对书的管制在民间有所放松，别一方面普通读者，尤其是喜读书的青年，强烈感受到无书可读的苦闷。有门径者，如朱学勤、北岛、赵一凡、徐晓等，贪婪地咬嚼着“黄皮书”，仿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高级点心”。对于渴望思想，渴望认识自己、认识中国的人，此时读一卷书，胜似平时读一箱书；此时读一箱书，胜似平生读书。这就是“黄皮书”影响何以如此巨大的原因。跟当时的《参考消息》一样，是封闭造成它产生匪夷所思的影响力。它像是一粒石子儿同飞速而来的波音７４７相遇。“黄皮书”就是石子儿。

“黄皮书”的发行，前期人文社备有花名册，书出后按名册征求定购意见，需要便寄书。后期发行逐渐宽松。据亲历过购书的剧作家张献回忆，在他上班的工厂的图书馆里，新华书店每月寄来书单，厂图书馆或宣传部门的人在上面划勾，然后去内部书店买［１４］。后来成为上海史专家的李天钢，

回忆“当时好像这些书可以到书店的内部供应部去买”［１５］。

比较而言，前期读者能接触到“黄皮书”的人少，普通读者如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张鹤慈（张东荪之孙）等，把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拿来，到内部书店购买了不少“皮书”，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书将会给他们带来牢狱之灾［１６］。入７０年代，看过“黄皮书”的人愈来愈广，在直辖市或部分省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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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甚至形成一股细小的地下阅读热流。“黄白二皮”成为小圈子里的抢手货。

一个反讽，是“黄皮书”原本只许司局级以上干部看，可他们是否看是一个问题，而那些真想看的普通读者却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看到。如此状况使这套书成为令人垂涎的“禁果”。一方面译作后期以地下读物的身份在京津沪西安等一些大城市悄然流传，一方面对那些只闻其名、无缘一睹真颜的普通青年来说，“黄皮书”仿佛去掉了中间那个字。这个反讽，若是给苏、美、日诸国作者知道了，一定会啼笑皆非吧？

在那个精神食粮被“坚壁清野”的年代，跟那些“内部电影”一样，这套书引动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阅读渴望。在一些小圈子里，争先预约者有之；因传阅“黄皮书”成为莫逆有之。人们在灯下偷读，私下交换。读者不觉得是在交换土里土气的译著，倒像是交换晴天霹雳，惊涛骇浪，石破天惊，醍醐灌顶；又像是交换逆向思维。这种奇特的地下传递方式，刺激了更多人的好奇。若非下一个读者催得猴急，中间不知会衍生出多少“手抄本”？无论是苏联文学、还是西方、日本文学，竟然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成为无文学时代的“文学维他命”。当时那些普通读者里边，有不少后来成了著名文化人，他／她们中有画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教授学者，也有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其中较为熟悉的名字，有郭路生（食指）、芒克、多多、北岛、赵一凡、徐星、朱学勤等。可以说，他／她们都是靠服用“文学维他命”才坚定了自己（文学）梦想的。对于那些后来不搞文学的人，他们获得的是启蒙。

“黄皮书”的接受效果构成一个悖论，即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就是说，整个书系都是文学作品，可它的策划、预期目的、翻译选择、发行统统基于非文学，而普通读者所受启发，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所结之果，主要是文学和思想的启蒙。事实上，这套书引发了一连串的悖论。譬如，它是读者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得到的最好选择；是无文学时代里的文学；披着“大毒草”狼皮的羊，无信仰时期的“福音书”（即人性的复甦）；后期愈来愈不内部的“内部书”；后期气势汹汹的批判雄文把作者愈批愈“香”。又如，它奉命在各个环节不事张扬，连封面亦简之又简，避免美化，避免人们将其作为美的作品来读，可读者在作品里偏偏读到美和真，被久违的美和真所震撼。因为读者身处一个视美为丑、视丑为美、视真为洪水猛兽的时代。别一个悖论，当初主管部门不指望它发生任何影响，因而严格控制发行，可它偏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催生了新时代的思想。读过这套书的人，但凡后来公开回忆者，统统证明了一个事实：它为后来的启蒙作了准备。在那个文化愚昧的年代，它对文学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而言，是启蒙的先声，是思想与精神的导游，是当代文学的启蒙，也是人性的再启蒙。

诗人北岛从６０年代末起，在北京第６建筑公司当工人。

他回忆说，当时京城出现了一些文化沙龙，为缓和严重的“书荒”，大家开始交换书籍，地下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当问及他当时最喜欢读哪类书，是否读到过对他的人生观和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时，他回答说［１７］：

我最初读的那几本印象最深，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其中《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现在看来，艾伦堡的那套书并没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索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８０年代初，中国的文化生态开始好转。“黄皮书”里边的不少译著，此时逐步获正式出版，脱掉了那层黄皮。随黄皮而去者，是封闭的中国；替代黄皮而来者，是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是苏联当代文学——合法性的恢复。

回返“黄皮书”产生一百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比照“洋务派”创办同文馆（１８６２）之初青年才俊不愿入馆习西学的历史，我们发现“黄皮书”现象刚好跟百年前发生颠倒。它成为封闭年代文学青年的“诺亚方舟”。从１９５８年极度膨胀的中国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的中国，“黄皮书”仿佛是其间的一艘摆渡小舟，是红色海洋中的杂色。有幸登上小舟者，７０年代末多半成为“先知先觉”，８０年代其对国情的认识要比大多数国民清醒。“皮书现象”表明，国门于晚清一旦打开，再要全闭已不可能。２０世纪的中国变成了华洋混杂之所在，因她已然从生活方式、教育方式、知识体系、意识形态、文化消费诸层面与世界相连，无论翻译过来的那个世界多么残缺失真。不仅国民离不开，高层领导亦痛感不可或缺（此乃“皮书”之缘起）。或许正是类似的需要，提醒当时“在野”的国家领导、未来改革开放的掌舵人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进而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呢？

注释

①关于“黄皮书”的情形，包括分期，本文参考了张福生同《中华读书报》记者所作的访谈，特此致谢。但本文前期分期跟张先生有所不同。参看张福生：《中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特殊岁月——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刊《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第１０版。

②上述书目参考了陈建华先生的著作《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特此致谢。请参看陈建华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１９１页。

③请参看马士奎著：《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１９６６－７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第２５２－２５８页。

参考文献［１］　［４］　黎之．文坛风云录［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７．［２］　陈原．　界外人语［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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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陈翰伯．　陈翰伯文集［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２１６．［５］　［１６］　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中“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Ｍ］．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１３．

［６］　［７］　［８］　［１０］　［１１］张福生．　中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特殊岁月——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Ｎ］．中华读书报．　２００６．８．２３．（１０版）．

On the “Yellow Books” in Those Special Years (1960-1978)

Ｗａｎｇ　Ｙｏｕｇｕｉ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rvey a unique cultural thing from 1960 until 1978 in China, that is, “the Yellow Books”. It examines how it was initiated, what it aimed at, how the works were selected, and how the translations were received among the young readers in those special years.

Key words: “the Yellow Books”; translation selection; reception; special function

［１２］　［１７］　查建英等．　八十年代——访谈录［Ｍ］．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查建英等．　北岛访谈：回顾八十年代［Ｎ］．　文汇读书周报．　２００６．５．１２．（１５版）．

［１３］　高瑛．　我和艾青的故事［Ｍ］．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０．［９］　［１４］　［１５］　陈丹燕．　上海的风花雪月［Ｍ］．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１３；２１２．

Semantic Extension of Japanese

Spatial Expressions katawara and sobakara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ｐｕ

Abstract: It is claimed that metaphorical mapping from space domain to time domain can interpret the mechanism of semantic extension of spatial expressions to temporal meaning. By analyzing the semantic change of Japanese spatial expressions katawara and sobakara ,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such an approach cannot adequately interpret the complicated cases of semantic extension of spatial expressions to temporal meaning, and that the issue of space-time semantic extension can be actual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Key words: space; time; metaphor; metonymy

（上接第　３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