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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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有根吗？文学的根在哪里？

1984年年底在西湖边举办的那个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上，韩少功等人的发言随后引起一场波及全国的“寻根文学”文学思潮。

那次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不料，“寻根”却成了会议上的热点与高潮。从我日记中的记录以及现在的回忆看，我在这场很快成为当代文学史上重大事件的讨论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甚至还有些茫然。一是会上兴风作浪的多是小说家，他们对于文学的“断根”、“失根”状态有着敏锐的直觉；二是“寻根”其实是“寻文化”，当年这些冲锋陷阵的小说家可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像韩少功、郑万隆、陈建功、李杭育都是文革后在大学结结实实读了四年书的高材生，钟阿城没有大学学历却出生于文化名门，自幼已经饱读经史。而我，作为一个老大不小“青年评论家”，由于文革的缘故，大学只读了一年半，只能算一个高中生，实在就没有多少文化。“文化”的概念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

作为这场思潮的第一发动者，韩少功在他的《文学的“根”》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急迫地表露出他对当代文学失根状态的关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这句话后来便成了寻根派文学的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纛。

文学界对于“寻根文学”始终存在着分歧与争议，但在我看来，首先应该高度评估的，是其鲜明的时代色彩与深刻的思想价值。

在杭州会议掀起“寻根文学”运动之际，中国社会“文化断根”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从旧中国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厚今薄古”、“文化革命”，中华民族大地上持续不断地在上演着一系列的“拔根”运动。知识界、思想界在强大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视为落后文化，务必扫荡一空；将自己的民族之根贴上“劣根”的标签，务必铲除净尽。认定只有让“美式文化”或“苏式文化”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发芽，才是国运昌盛的唯一正途。于是便酿成了民族的无根状态。

一个无根的民族是没有生机的，一个无根的国民是没有灵魂的。

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漂泊于国家沦陷、民

族危亡之际的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有着切肤之痛。这位仅仅活了三十四岁的杰出的女思想家在她去世前写下的最后一本书《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1943）中指出：“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拔根状态便是种致命的疾病。”关于“拔根”给一个民族造成的伤害，薇依说：拔根状态是各种人类社会之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它会自我增殖。真正被拔根的人只有两种表现：或者他们落入一种灵魂的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就像罗马帝国时期大部分奴隶那样；或者他们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戾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的拔根的活动中。

由此看来，在文革中上山下乡获得丰厚社会体验、又在大学里获得理性反思能力的韩少功、郑万隆们，能够在1984年的杭州西湖之滨对中国的“拔根”病痛加以反思，从而发出“寻根文学”的呼吁，也就不奇怪了。他们是在反观一种历史的病症之后，顺应了一种时代的吁求。

“寻根文学”的提出如今已经过去30年，对照薇依所说的“扎根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我不认为“寻根”的话题已经过时，反而

认为有必要将“寻根”运动持续下去。

当年，韩少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也感觉到：“根”，是深埋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纵深处的。用他的话说，光是寻到“地壳”还不行，还要深入到地壳之下的“岩浆层” （以岩浆喻寻根，字面上多少有些陌生，姑且如此）。

地壳下面的岩浆会是什么？

仍然是文化吗？

从杭州会议下来已经30年。那时节我还正在热衷于“文学心理学研究”，关注的是作家个体的创作心理，似乎没有搭上“寻根文学”的列车。当然，杭州会议上的美食我也没有白吃，我在稍后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章，引起文坛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最初就是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而“向心灵内部的探索”与“向历史深处探寻”或许并非没有一点联系。

只是杭州时期我的文学心理学研究也不过仅仅接触到弗洛伊德。前面日记中提到的与小说家郑万隆大讲“苦闷的象征”，那肯定是现发现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深层心理学，他的潜意识的深处，是遗忘的记忆，是压抑的欲望，这些也都可以看做是文化层面的东西。

后来，我渐渐热衷上古斯塔夫?荣格。荣格的分

析心理学与种族无意识学说进一步打开我的眼界，顺着荣格的指引往人类历史的纵深处追寻，去探索人类赖以存续的“根”，我发现那就注定要突破“文化”的藩篱而进入一个新的地层，这个地层，应当就是“自然”！

自然应该是一个比文化更幽深、更隐蔽、更丰蕴的层面。自然，而不是文化，才是人类更悠远、更初始的根。

文学呢？文学艺术与自然的渊源较之文化要更幽深、悠远。我在文艺学的课堂上曾经反覆地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不会说话时就已经会唱歌，还不怎么会直立行走时就已经会跳舞，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会画画，黑格尔还说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也已经有了诗、诗的意象。那时，人类可没有这么多的文化！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根”原本是深扎在自然之中的。更其甚者，为了建造更辉煌的文化，尤其是那些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竟然视自然为对手、为敌人，一再向自然开战，一心要征服自然。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那就是酿成了今天世界性的、代价惨重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批评应时而生。

美国当代思想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他自己曾

经历了一个“从文化转向自然的”的过程，“我的职责是要引导文化去正确地评价我们仍然栖居于其中的自然”。他还曾讲到“文化”、“自然”(他常常将其称作“荒野”)与“根”的关系：

文化容易使我忘记自然中有着我的根，而在荒野中旅行则会使我又想到这一点。我珍视文化给我提供的通过受教育认识世界的机会，但这还不够：我也珍视荒野，因为在历史上是荒野产生了我，而且现在荒野代表的生态过程也还在造就着我。想到我们遗传上的根，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体验，而荒野正能迫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家凯特?瑞格比(Kate Rigby)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界长期忽略“自然”的现状表示极大不满：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竟伴随着对土地的忘却……现代文学批评只是在19世纪早期才得以学院化为一种学术研究，而那正是‘自鲁枢元教授与韩少功和陈剑辉在一起然’与‘人文’科学开始被生硬割裂开来的时期。

20 世纪80年代中期由韩少功、李陀等人发起的文学寻根，面对的时代问题是“文化断裂”，目标是通过文学创作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寻觅文学的文化资源。而当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由经济高速发展带来

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因此，本文的目的将指向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自然”实则应是人类文学之“根系”中更深远也更为“根本”的“根”。文学不只是人学，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我们希望，通过对文学的自然之根的探寻，能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供某些参照，进而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为当代文学走出生存危机多少做出一点贡献。

守海的论文旁征博引、左右开弓，其文字尚嫌青涩，用语时见唐突，但毕竟是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从韩少功、李陀、钟阿城、郑万隆等前辈手中拿下“接力棒”，踏上了由“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的漫漫征途。

至于前景如何？我不如年轻的守海博士，并没有十足的信心。

文学如梦。文学的寻根一如梦寻。就在那次激情澎湃、众议纷扰的杭州会议临近结束之际，也就是1984年12月15日夜间，我做了一个梦：

与会诸君于一机关大院中讨论，介人主持。忽仰望天空，见一雄雕盘旋于高空之上，少顷，雕乃变为孔雀，孔雀愈飞愈低，在空中开屏，绕于众人头上，

不见孔雀，但见五彩烟雾中金光闪烁，极为壮丽。孔雀落于一变压器之电杆上，尾羽下垂。宋耀良跳跃而起，揪下尾羽一根，余以为不佳，再视羽根，则渗渗然有体液如露滴出，余甚怜悯。后，数人搭人梯，驮黄子平上，将孔雀捕下，然孔雀已化为人形，乃一端庄美丽少女，然面带愁容，眼含泪珠，似无限悲恸，余心大不忍，遂醒。会上余将此梦谈出，众人皆唏嘘不已，以为余等偕力探求的结局，终不过一个美丽而又忧伤的幻影。

结局，不是我等所能预测的。还是那句老话，一切一切的寻觅，其意义都还在寻觅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