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儒学中仍有明显的巫祝文化痕迹和影响。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立卜筮以质神灵”的古老传统，仍然被多少保留在儒学的传统之中。

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路径是: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而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上古礼乐文化的性质与特徵:(一)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形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三年)，说明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故“国之重器，不可以假人”，须“子子孙孙永保用”;故“礼不下庶人”，权力不得为非特权者所分享。但礼乐对于统治者而言，在威仪之中似乎亦有某些监督作用。如周召公曾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史记?周本纪》)在西周时代，不仅国家重器为氏族贵族所专及，连同典礼乐、掌卜史的人也都归氏族贵族所掌握。例如，宗周分封诸侯时，往往是把土地、民人与祝、宗、卜、史一道授予受封者的。(二)礼乐“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上引均见《史记?乐书》)。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条罪状，即:(1) 胗废先王明德;(2) 侮蔑神祗不祀;(3)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与此同时，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又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文化。(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即“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庠、校、序皆乡学，而“学，国学也”。宋李觏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广潜书》十五，《李觏集》卷第二十)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文史通义?原学

中》)。因为官学中有司徒、师儒等教授礼乐，故《易》、《诗》、《书》、《礼》、《乐》这些古代经典，也是通过官学系统流传下来的。(四)礼乐文化典籍，

如《易》、《诗》、《书》、《礼》、《乐》，兼具神、天(自然)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包罗万象，知识丰富，这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深厚土壤。若无此土壤，儒学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在诸侯国中，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以鲁国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3年)，记吴季扎观周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大成了。昭公二年(前 540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美“周礼尽在鲁矣”～《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易》《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鲁缙绅先生则是儒家的先辈。

儒学作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的典籍构筑了中华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以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一)由周平王东迁而开始地春秋时代(前772476年)，就是所谓“礼环乐崩”的社会变革时代。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此时怩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一是诸侯国之间接搛并战争连绵不断，促使大国间相互争霸(如“五霸”)，周天子的威权与中心地位日渐式微;再是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导致公室分裂;政治权力下移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然而，无论小国被兼并，

抑或公室分裂乃至国君被弑，都使维护式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原来在官学中教习诗书礼乐的“师儒”们不能不离开官府而流向四方。《论语?微子》就曾讲到鲁国宫廷乐师们流失的情形:“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据说，襄即是孔子学琴的老师。由此可见，礼乐崩坏的结果是文化下移，许多没有贵族身份的“庶人”(平民)反而有了接受贵族文化诗书礼乐的机会，从而为私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清代学者汪中也曾讲到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的情形，他说: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岂闻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1)

官学废了，私学兴起来了。孔子(前551479年)开创的儒学，就是当时首家私学学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但是，孔子甩注重的，不止是“陈阻豆，设礼容”这些形式，更主要是礼的思想文化内涵。孔子熟悉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革损益，更钦羡盛极一时的西周礼乐文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以其绍继者自许。

孔子还以其渊博知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删述《易》、《诗》、《书》、《礼》、《乐》、《春秋》，号称《六经》。经过孔子的笔削手定，《六经》变成了儒学经典，孔子也变成了古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

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

(二)战国时代(前475221年)即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战乱纷纷而又开

始酝酿新的统一的大变革时代。此时，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世的显学。儒学之徒或是干诸侯，从事政治活动;或是周游列国，从事讲学活动;或是传授儒学经典，从事理论创造活动。但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死后，儒学分面了八派。其中子思及其凝子孟轲一派和荀卿一派，是各具特色的学派，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佼佼者。大体上说，思孟学派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学，在哲学上有更多的创造;而荀卿学派则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礼学，在政治上对“一天下”则有更多的设计。荀子学说影响及于汉儒，而思孟学派影响则及于宋儒。这表现出先秦儒学在后世的不同走向。

在“百家异说”的战国时代，早期是儒墨对立，两家的争论主要在礼乐问题上;中期以至不惜以战争夺取天下。儒家则重视仁义，讲以德服人。如孟子反对视民如草芥的君主，反对争城争地而杀人流血的战争。荀子讲礼法，在思想理论上虽已近于法家，但他仍然主张行五道，兴礼义，反对霸道权谋。荀了曾入秦，看到一个尊尚法术的秦国在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他感到不足的是秦国不用儒术，不行王道，是缺乏远见的。

在群雄割的战国时代，要消除战乱，实现统一，光靠行王道是难以达到的。秦始皇挥百万之师，翦灭六国旧贵族政权，统一了全国。就此而言，法家学说适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需要，表明法胜于儒。

(三)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这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何巩固大一统的国家，秦统治者在思想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许多重大失误。他们尊尚

法术，迷信权力，更迷信暴力，以强力压制人民，“焚书坑儒，”设挟书之令，实施文化***政策，最终导致了广大人民的普遍反抗，促使***皇朝迅速覆灭。

秦灭汉兴。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到接受陆贾以《诗》、《书》治天下的建议，又亲自去曲阜以大牢祭祀孔子，预未着儒学将要东山再起。及至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之令，使儒学典籍流播合法化，为汉初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

制度。然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阴影长期笼汉承秦制。汉朝统一大帝国继承了君主***

罩着汉初的统治集团。总结秦亡教训，寻找长治久安的治国理论和方策，从陆贾的《新语》到贾谊的《新论》，再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历时半个多世纪，终于认识到治国必须以礼义德教为主，法令刑罚为辅。事实上这是舍弃了为秦所用的法家，选择了儒家。汉武帝与董仲舒经过三次对策，确定了儒学的“独尊”和“独占”地位:“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由是儒学由诸子学变而为“独尊”之学，由私学变而为官学。儒家不仅复兴了，而且向前发展了。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从此，儒学为历代帝王所尊崇，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再生产，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已经成为官学的汉代儒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的仁礼之教，尤其是荀子的礼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兼容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一统理论。迄于东汉，由汉章帝钦定的“国宪”即《白虎通义》，则是一部依据谶纬神学形式确立纲名教的法典。汉代儒学不仅有助于稳定汉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而且有助于汉朝文官制度的建立，由此而言，汉儒实践了先秦儒家的经世理想，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汉儒发现、整理并传授了儒家经典，并使之成为专门之学经学，这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但是，汉儒也有有其历史局限:第一，汉儒在政治上依附性

强，极力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意图，失去了先秦儒者的平民性格与独立精神。第二，为了神化君权，力图使儒学神学化，并以谶纬形式开展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失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三，为抬高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不仅神化孔子和经书，而且把经书法典化，甚至把它作为平讼断狱的法律依据。如酷吏张汤便以《尚书》、《春秋》决大狱。第四，学术政治化。学术上的是非，

如论五经同异今古文学的争论，都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纽结在一起，难解难分，乃至要由皇帝来“临决称制”，充当裁判经过东汉末黄巾起义、三国鼎立，两汉经学日渐衰落，玄学抬头。可以说玄学是儒学的“异化”。但在两晋南北朝，玄学并末取代经学的官学地位。在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儒学的尊奉，更甚于南朝各代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命人译《孝经》教于国人，即为一例。儒学推动了当时北文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及其与汉族的文化融合，最后是民族大融合。

(4)唐宋以后，君主***制度已相当稳固，中国封建制社会继续信前发展。当时社会的主要变化是:随着豪门士族集团的衰落，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弛;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和发展，为寒门庶族的士子跻身于各级官僚机构堤供了机会，也因此要求儒学本身有所变化。北宋仁宗朝范仲淹的改革(史称“庄历新政”)促进了宋学的肇兴。宋学还以排斥佛、道而又善于吸收佛、道哲学为其思想特色。然而，宋学并非“异教”化了儒学。从思想渊源看，宋学的主源仍是先秦儒学，尤其是思孟学派。康熙皇帝在其《孟子庙碑文》中就曾指出:

孔子没后百有余年，浸假及于战国，扬墨塞路，祸烈于曩时，子舆氏起而辟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诵法孔子，率由仁义。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是以后世学者如韩愈、苏轼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洛闽之儒，咸遵为正学之宗传。于戏，盛矣。(3) 宋学不是又一次儒学复兴，而是对汉学的革新:宋学重义理，不以记诵章句为专;宋学疑经(怀疑由汉儒训释的经典)，主张返回本经(指孔子所删定的经典)，重新疏解，以发明圣人之道;宋学恢复了先秦儒学的人文精神，冲淡了两

汉经学的神学色彩。然而，宋学本身又有不同的流派:有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事功派，如北宋的荆公(王安石)新学，南宋的永康、永嘉之学;有注重性命天道的道学(理学)，如濂、洛、关、闽之学;还有兼餐道家倾向的蜀学等。

有宋一代，党争与学禁交织一起。学术之隆替与政治势力之消长紧密相连。尤其是程、朱理学，迭经元祜党争与庄元学禁的打击，终于在南宋理宗时得到了朝廷的尊崇，此后，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思想。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它与程朱理学既对立又统一，都是思孟学派的继承者。只是程朱主“道问学”，陆王重“尊德性，”而他们对于“性与天道”的探讨，都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形成各具特色的哲学与政治伦理学浑然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程、朱、陆、王的思想学说是儒学的理论顶峰，后儒是难以企及的。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市场经济在沿海和长江流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而此时盛行的阳明心学，对“愚夫愚妇”即普通民众也产生了吸引力，出现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平民儒学，这是两汉以来所没有的。明清之际的学者李二曲说:

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王阳明)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诚可循之入道，此万世之功。与此同时，一些激烈批评理学的“异端”思想家提出了若干赋于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现念，但被统治者“极力划削，渐次消除”掉了。

理学在清代已呈颓势。一部分学者因清算宋学而回归于汉学，一部分学者则因逃避文字狱而藏身于历史考据学。清代汉学与两汉经学有很大不同，其中最主要是清代汉学与政治联系不很紧密，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减少，加之长期以来的学术积累(其中也包括宋学的学术积累)，因而使清代学术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乾嘉汉学，可以说是儒学史上最后也是最高一座学术巅峰。

(5)乾嘉时期是清代政治和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时期。乾隆末，英国派人来华，要求通商与互派使节，乾隆答复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嘉庄时，英国再度要求通商贸易，嘉庆又答复说:“天朝不宝远物，”“嗣后毋庸遣使再来，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乾、嘉二帝所谓“天朝”、“外夷”

的观记，就是儒学的正统观念。迨至道光朝，西方侵略者决心发动战争，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毫无准备，“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化。然而，传统儒学能否向近代转化,从历史上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曾诱导整个儒学从古代到中古时代的转变;而在清末，康有为也试图以公羊偿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使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代，即进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改革。但是康有为的改革模式已非春秋大一统，而是当时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俄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力图使儒学完成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因此，时人称他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戊戎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并未因此放弃儒学宗教化的努力，直至民国初年，他还发起成立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失败而告终。

清末爱国志士黄遵宪曾经指出，康有为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又说，孔子为师表，而非教主，“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都是不必要的“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蔽，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长短也。”应当说，黄遵宪对康有为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将儒学宗教化已经背离了儒学的本旨，也与近代社会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不相容。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肯定还将存在下去。古老的儒学能否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思想学说,如其能够转变，又将怎样转变,其内容如何,形态如何,这不仅需要时间，更有待于后儒的探索和创造。而要真正有所结果，则似需对儒学发展历史有一客观而又科学的了解和认识。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集数人之力撰著而成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

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

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儒学中仍有明显的巫祝文化痕迹和影响。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立卜筮以质神灵”的古老传统，仍然被多少保留在儒学的传

统之中。

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路径是: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而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上古礼乐文化的性质与特徵:(一)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形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三年)，说明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故“国之重器，不可以假人”，须“子子孙孙永保用”;故“礼不下庶人”，权力不得为非特权者所分享。但礼乐对于统治者而言，在威仪之中似乎亦有某些监督作用。如周召公曾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史记?周本纪》)在西周时代，不仅国家重器为氏族贵族所专及，连同典礼乐、掌卜史的人也都归氏族贵族所掌握。例如，宗周分封诸侯时，往往是把土地、民人与祝、宗、卜、史一道授予受封者的。(二)礼乐“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上引均见《史记?乐书》)。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条罪状，即:(1) 胗废先王明德;(2) 侮蔑神祗不祀;(3)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与此同时，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又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文化。(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即“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庠，周曰

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庠、校、序皆乡学，而“学，国学也”。宋李觏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广潜书》十五，《李觏集》卷第二十)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文史通义?原学中》)。因为官学中有司徒、师儒等教授礼乐，故《易》、《诗》、《书》、《礼》、《乐》这些古代经典，也是通过官学系统流传下来的。(四)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兼具神、天(自然)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包罗万象，知识丰富，这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深厚土壤。若无此土壤，儒学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在诸侯国中，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以鲁国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3年)，记吴季扎观周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大成了。昭公二年(前 540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美“周礼尽在鲁矣”～《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易》《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鲁缙绅先生则是儒家的先辈。

儒学作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的典籍构筑了中华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以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一)由周平王东迁而开始地春秋时代(前772476年)，就是所谓“礼环乐崩”的社会变革时代。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此时怩发

生了动摇和分化:一是诸侯国之间接搛并战争连绵不断，促使大国间相互争霸(如

“五霸”)，周天子的威权与中心地位日渐式微;再是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导

致公室分裂;政治权力下移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然而，无论小国被兼并，

抑或公室分裂乃至国君被弑，都使维护式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于

是，原来在官学中教习诗书礼乐的“师儒”们不能不离开官府而流向四方。《论语?微子》就曾讲到鲁国宫廷乐师们流失的情形:“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

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据说，襄即是孔子学琴的老师。由此可见，礼乐崩坏的结果是文化下移，许多

没有贵族身份的“庶人”(平民)反而有了接受贵族文化诗书礼乐的机会，从而为私

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清代学者汪中也曾讲到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的情形，他说: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

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岂闻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

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

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

专门之学废。 (1)

官学废了，私学兴起来了。孔子(前551479年)开创的儒学，就是当时首家私

学学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但是，孔子甩注重的，不止是“陈阻豆，设礼容”这些形式，更主要是礼的

思想文化内涵。孔子熟悉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革损益，更钦羡盛极一时的西周

礼乐文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以其绍继者自许。

孔子还以其渊博知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删述《易》、《诗》、《书》、《礼》、《乐》、《春秋》，号称《六经》。经过孔子的笔削手定，《六经》变成了儒学经典，孔子也变成了古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

(二)战国时代(前475221年)即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战乱纷纷而又开

始酝酿新的统一的大变革时代。此时，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世的显学。儒学之徒或是干诸侯，从事政治活动;或是周游列国，从事讲学活动;或是传授儒学经典，从事理论创造活动。但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死后，儒学分面了八派。其中子思及其凝子孟轲一派和荀卿一派，是各具特色的学派，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佼佼者。大体上说，思孟学派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学，在哲学上有更多的创造;而荀卿学派则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礼学，在政治上对“一天下”则有更多的设计。荀子学说影响及于汉儒，而思孟学派影响则及于宋儒。这表现出先秦儒学在后世的不同走向。

在“百家异说”的战国时代，早期是儒墨对立，两家的争论主要在礼乐问题上;中期以至不惜以战争夺取天下。儒家则重视仁义，讲以德服人。如孟子反对视民如草芥的君主，反对争城争地而杀人流血的战争。荀子讲礼法，在思想理论上虽已近于法家，但他仍然主张行五道，兴礼义，反对霸道权谋。荀了曾入秦，看到一个尊尚法术的秦国在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他感到不足的是秦国不用儒术，不行王道，是缺乏远见的。

在群雄割的战国时代，要消除战乱，实现统一，光靠行王道是难以达到的。秦始皇挥百万之师，翦灭六国旧贵族政权，统一了全国。就此而言，法家学说适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需要，表明法胜于儒。

(三)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这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何巩固大一统的国家，秦统治者在思想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许多重大失误。他们尊尚法术，迷信权力，更迷信暴力，以强力压制人民，“焚书坑儒，”设挟书之令，实施文化***政策，最终导致了广大人民的普遍反抗，促使***皇朝迅速覆灭。

秦灭汉兴。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到接受陆贾以《诗》、《书》治天下的建议，又亲自去曲

阜以大牢祭祀孔子，预未着儒学将要东山再起。及至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之令，使儒学典籍流播合法化，为汉初儒学复兴揭开了序幕。

汉承秦制。汉朝统一大帝国继承了君主***制度。然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阴影长期笼罩着汉初的统治集团。总结秦亡教训，寻找长治久安的治国理论和方策，从陆贾的《新语》到贾谊的《新论》，再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历时半个多世纪，终于认识到治国必须以礼义德教为主，法令刑罚为辅。事实上这是舍弃了为秦所用的法家，选择了儒家。汉武帝与董仲舒经过三次对策，确定了儒学的“独尊”和“独占”地位:“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由是儒学由诸子学变而为“独尊”之学，由私学变而为官学。儒家不仅复兴了，而且向前发展了。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从此，儒学为历代帝王所尊崇，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支配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再生产，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

已经成为官学的汉代儒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学的仁礼之教，尤其是荀子的礼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兼容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

大一统理论。迄于东汉，由汉章帝钦定的“国宪”即《白虎通义》，则是一部依据谶纬神学形式确立纲名教的法典。汉代儒学不仅有助于稳定汉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而且有助于汉朝文官制度的建立，由此而言，汉儒实践了先秦儒家的经世理想，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汉儒发现、整理并传授了儒家经典，并使之成为专门之学经学，这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但是，汉儒也有有其历史局限:第一，汉儒在政治上依附性强，极力迎合封建统治者的意图，失去了先秦儒者的平民性格与独立精神。第二，为了神化君权，力图使儒学神学化，并以谶纬形式开展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失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第三，为抬高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不仅神化孔子和经书，而且把经书法典化，甚至把它作为平讼断狱的法律依据。如酷吏张汤便以《尚书》、《春秋》决大狱。第四，学术政治化。学术上的是非，如论五经同异今古文学的争论，都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纽结在一起，难解难分，乃至要由皇帝来“临决称制”，充当裁判经过东汉末黄巾起义、三国鼎立，两汉经学日渐衰落，玄学抬头。可以说玄学是儒学的“异化”。但在两晋南北朝，玄学并末取代经学的官学地位。在北朝，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儒学的尊奉，更甚于南朝各代统治者。北魏孝文帝命人译《孝经》教于国人，即为一例。儒学推动了当时北文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及其与汉族的文化融合，最后是民族大融合。

(4)唐宋以后，君主***制度已相当稳固，中国封建制社会继续信前发展。当时社会的主要变化是:随着豪门士族集团的衰落，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弛;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和发展，为寒门庶族的士子跻身于各级官僚机构堤供了机会，也因此要求儒学本身有所变化。北宋仁宗朝范仲淹的改革(史称“庄历新政”)促进了宋学的肇兴。宋学还以排斥佛、道而又善于吸收佛、道哲学为其思想特色。然而，宋学并非“异教”化了儒学。从思想渊源看，宋学的主源仍是先秦儒学，尤其是思孟学派。康熙皇帝在其《孟子庙碑文》中就曾指出:

孔子没后百有余年，浸假及于战国，扬墨塞路，祸烈于曩时，子舆氏起而辟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诵法孔子，率由仁义。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是以后世学者如韩愈、苏轼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洛闽之儒，咸遵为正学之宗传。于戏，盛矣。(3) 宋学不是又一次儒学复兴，而是对汉学的革新:宋学重义理，不以记诵章句为专;宋学疑经(怀疑由汉儒训释的经典)，主张返回本经(指孔子所删定的经典)，重新疏解，以发明圣人之道;宋学恢复了先秦儒学的人文精神，冲淡了两汉经学的神学色彩。然而，宋学本身又有不同的流派:有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事功派，如北宋的荆公(王安石)新学，南宋的永康、永嘉之学;有注重性命天道的道学(理学)，如濂、洛、关、闽之学;还有兼餐道家倾向的蜀学等。

有宋一代，党争与学禁交织一起。学术之隆替与政治势力之消长紧密相连。尤其是程、

朱理学，迭经元祜党争与庄元学禁的打击，终于在南宋理宗时得到了朝廷的尊崇，此后，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思想。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它与程朱理学既对立又统一，都是思孟学派的继承者。只是程朱主“道问学”，陆王重“尊德性，”而他们对于“性与天道”的探讨，都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形成各具特色的哲学与政治伦理学浑然一体的理学思想体系。程、朱、陆、王的思想学说是儒学的理论顶峰，后儒是难以企及的。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市场经济在沿海和长江流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而此时盛行的阳明心学，对“愚夫愚妇”即普通民众也产生了吸引力，出现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平民儒学，这是两汉以来所没有的。明清之际的学者李二曲说:

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王阳明)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诚可循之入道，此万

世之功。与此同时，一些激烈批评理学的“异端”思想家提出了若干赋于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现念，但被统治者“极力划削，渐次消除”掉了。

理学在清代已呈颓势。一部分学者因清算宋学而回归于汉学，一部分学者则因逃避文字狱而藏身于历史考据学。清代汉学与两汉经学有很大不同，其中最主要是清代汉学与政治联系不很紧密，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减少，加之长期以来的学术积累(其中也包括宋学的学术积累)，因而使清代学术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乾嘉汉学，可以说是儒学史上最后也是最高一座学术巅峰。

(5)乾嘉时期是清代政治和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时期。乾隆末，英国派人来华，要求通商与互派使节，乾隆答复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嘉庄时，英国再度要求通商贸易，嘉庆又答复说:“天朝不宝远物，”“嗣后毋庸遣使再来，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乾、嘉二帝所谓“天朝”、“外夷”的观记，就是儒学的正统观念。迨至道光朝，西方侵略者决心发动战争，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毫无准备，“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化。然而，传统儒学能否向近代转化,从历史上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曾诱导整个儒学从古代到中古时代的转变;而在清末，康有为也试图以公羊偿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使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代，即进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改革。但是康有为的改革模式已非春秋大一统，而是当时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俄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力图使儒学完成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因此，时人称他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戊戎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并未因此放弃儒学宗教化的努力，直至民国初年，他还发起成立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失败而告终。

清末爱国志士黄遵宪曾经指出，康有为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又说，孔子为师表，而非教主，“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都是不必要的“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蔽，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长短也。”应当说，黄遵宪对康有为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将儒学宗教化已经背离了儒学的本旨，也与近代社会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不相容。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不复存在了。但是，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肯定还将存在下去。古老的儒学能否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的思想学说,如其能够转变，又将怎样转变,其内容如何,形态如何,这不仅需要时间，更有待于后儒的探索和创造。而要真正有所结果，则似需对儒学发展历史有一客观而又科学的了解和认识。这也就是我们

所以要集数人之力撰著而成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