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儒家哲学

中国古代文化：儒家哲学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基本观点

儒学世界观基本上以对天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型态的可能性之优劣比较与选择等两个问题为出发点，作为其建立世界观的主要脉络。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与创造，得与天地的存在意义同其伟大。

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

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藉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此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

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另外，透过孔子与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题，与《中庸》、《易传》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学理论中的形上学思想部份。简言之，《论语》标出圣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说出修养功夫哲学及性善主张的人性论观点，《中庸》明确化天道有德的德性本体论思想，《易传》即基于论孟庸的德性思想而建构儒学的宇宙论世界观。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汉儒的理论反而走了回头之路。汉代儒学的另一条发展脉络则是两汉经学的出现，经学即是藉由解经研究而制定礼法，礼法即做为国家政策的根本大法，这是儒学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实，是儒学中有具体实效性的知识部分。汉以后儒学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道家与道佛两教的宗教哲学之中，直至宋以后才又恢复了理论创造的能力。北宋五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来的现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学体系能够从自己的典籍诠释中回应道佛思想挑战的形上学建构。至朱熹的集大成与王

阳明活泼化生活化的开展，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日、韩等国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两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有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为儒学在经历西方哲学挑战之后重建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套哲学思想，影响所及，并成为港台及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依据，颇有以儒学方法论垄罩道佛诠释之强势解释效力之势。

儒家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人物及其思想

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类的德性本能，建立人与人间适当的人际关系的观念；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基本上是接受鬼神的存在，尊重天命的指示，但是全然以一理性化的意义认定天与鬼神的作用，天自身彰显的只能是道德理性，而鬼神亦只在提供资讯上对圣人有所帮助，而不能干涉圣人的德性事业。也摆脱掉时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有的对天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建立适当的天人关系，既重视其崇高性，更强调其道德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编的《孟子》一书，是在《论语》之后最生动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书中发挥“仁义礼知”的价值精神，强调国君“行仁政”的理想事业，他对人们自发的心性修养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人可以透过自己的觉悟，而找回内在本具的善性，即性善论。因此为善为恶全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心之中，即求放心的主体性自觉功夫。这样的理论传统一直在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中不断地受到发挥与扩充，中华民族成仁取义的精神即由孟子建立，而性善论的传统则影响中国大乘佛学准确地建立众生皆有佛性的命题。

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使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主张“虚壹而静”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经由训练而达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董仲舒的哲学建构，正是儒者反映时代心灵的特殊写照，因为汉帝国建立之后，君权的绝对性已经使得所有的儒学理想非透过君王的教化

不足以落实，因此思考如何使君王行仁政的方法成为了儒家价值之得以落实的关键要点，董仲舒一方面绝对化君权为君王是天之子故称天子，另方面则立即藉由天对天子的制约权而约束天子，藉由天神对天子的赏罚谴告之说以恐吓君王不得行暴政，从而约束君权，可为苦心孤诣唯天可知。

两汉经学，汉以军事行动取得政权，初期对于黄老思想颇有心得，亦以之为治国原则，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汉政权合法性诠释根基，并以儒家经典作为汉家政策制定的依据，从而展开基于经典诠释的政策理念的知识建构，此即两汉经学，经学即为由儒学价值转化而出的公共政策之学，此亦儒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儒学在两汉之后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发展不彰，并非这一段期间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儒家的质素，而是这一段期间的儒学义理并没有重要的思想创造，中国知识份子的高级心灵的理论创造皆贯注在道家道教及佛教理论中，儒学的复兴实意味着儒学理论建构的创新，这就要等到唐以后迄宋明时期的恢复了。

韩愈，唐朝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导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学的思潮及社会风气中，独自振起儒学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导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开启宋明时代新儒学思想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作品，在其《原

儒》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学家，是韩愈的门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随韩愈复兴儒学、反对佛教思想的一员大将，其哲学思想的造诣更有过于韩愈处。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复性书》，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对于《中庸》理论的提揭与发挥，对宋明儒学的理论方向之确立，有极大影响。

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世称“北宋五子”，他们宋明新儒学的开创者，恢复并发展了先秦以后近千年的中国儒学传统，使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与天人关系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他们的理论工作之开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挑战之后，从理论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绪的角度上，重构出一套观念体系，用以回应道佛极高的抽象概念能力所建构出的极其广博高深的理论系统，使儒家哲学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长期以来在社会人心所造成的传统影响外，在理论效力的竞争上，回复其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定地位。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一套参考道教思想而以儒学为本位的宇宙论系统，《通书》是上承《中庸》“诚”的哲学的本体理论、人性论、功夫论的系统。周敦颐之学之真正理论意

义是建立圣人境界观念，将圣人境界的知识建置在宇宙论及本体论的架构之中，使圣人依天道而生并行天道于天下。

张载的《正蒙》是一套《易经》哲学的新解之作，他以庄子的气化宇宙论哲学与易理的形上观点的配合，重造了一套易学主体的气化宇宙论，并以此一理论体系攻击与批评了道佛两家的理论，主要观念即在论说天地万物之实有实存，而非道佛之以其为无或以其为虚幻之说者。他的重要著作还包括《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

邵雍继承着道教的易学观点，强调先天象数学，且吸收佛教的世界生灭观，提出天地发生变化的元会运世阶段的历史演变观，但是在价值立场上，却仍谨守儒家的德性本体思想，也建立了以易学为主体的形上学体系，其重要著作为《皇极经世》。

二程思想则重新消化周、张的思想体系，回复孟子心学的传统，提出许多新的概念与命题，例如“天理”、“性即理”、“理一分殊”，并且建立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理论与理气二元的形上学系统；由于程氏二兄弟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与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并称“濂洛关闽”。大程子心思灵秀，所关心的理论问题多为圣人境界的展现之学，作《识仁篇》及《定性书》倡说价值主体的绝对自主性。小程子为学严谨，思考抽象概念问题建立德性知识的系统，注释《周易》，世称《易程传》，可谓在

易学传统中迭经两汉象数易学之后，在继承王弼义理易之作中再度回复儒家心灵的注易大作。

朱熹，南宋大儒，他独自完成了类似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集大成之工作，对于北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其内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与重构，在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政治哲学、甚至文学理论上等都有其一定的处理及发展。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辑为《四书》，定为儒学纲领，其《四书集注》是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极大，对于日本、韩国思想界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故其学世称“闽学”，重要的哲学思想经编辑有《朱子语类》、《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等。

王阳明，明朝大儒，风格与朱熹迥异，服膺陆九渊象山先生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论，与晚年的“四句教” ，同为发扬儒家思想当中简易直捷的思想力量、以及活泼生动的实践方法论。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主要著作辑为《王文成公全书》。

明代儒学中重要理论家尚有刘宗周、王船山等人，刘宗周弟子黄宗溪及其门人作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刘宗周的儒学理解贯串两部大作中，他自己的重要思想即为一形上形下功夫义理合一的融贯哲学系统。其强悍的儒门道德生命意志

促使他自己以及多数弟子在明亡时自缢殉国。

王船山在明亡时投身救国军事行动中，失败后深山论学著书，其重新诠释周易哲学，一反易学史上所有注易之作，建构他自己特有的乾坤并建的解易史观，另亦遍注群经，可谓中国儒学史上注经最多的一位，其创作量能不下于朱熹，且多有新论，船山学在当代研究及儒学史中尚待发掘的重要思想仍有极大空间。

当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起源于民国以后学界对于儒学研究的重振，主要建构目的在回应西方哲学严密哲学理论体系的挑战，此一挑战的知识意义在于哲学价值观念的论证能力，儒学始终是价值哲学，价值哲学的成立理据必须以论证形式表述，此一建构论证系统的知识活动即是当代新儒家哲学建构的主要性格之一。其次，作为中国哲学的价值哲学的一支，儒学始终必须回应道佛两家价值观念的挑战，当代新儒家从熊十力至牟宗三皆以论说儒家形上学是一主张现实世界真实且永恒的理论体系以有别于道佛两家的价值系统的知识根据，此一论理工程在牟宗三先生的主张儒学乃为一据德福一致的圆善论架构下建构完成，此一建构一方面在回应西方哲学对于价值主张的论理格式之辩争史，而以康德哲学之价值只在主体实践的实践理性中建构而出，另方面就主体实践之学之主体之心性主张其即为天地万物的普遍原理的价值本体，从而由实践以开显价值真理以证成德性价值是

为一普遍原理。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的时代意义在于其为当代中国哲学之唯一建构体系庞大的新哲学系统者，并基于其论理方法的诠释架构，从而亦旁及道佛两家真理观的诠释，大有侵略道佛义理诠释霸权之势。当代新儒家首先在港台发生巨大哲学解释影响力，近年来亦在中国大陆中国哲学界形成重要研究领域，其影响力仍在增长之中。

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说，则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这指得是在中国文明体制的价值观念方面，也就是表现在中国政治哲学及家庭伦理观念上，以儒家价值观为基本立场，从而展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人际伦理的规范，整体地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