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结束后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家谈中国哲学中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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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结束之后的状态

文 | Barbara Hannah

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促使我不自量力选作讲演主题的这个题目。第一个原因可以在《回忆、梦、思考》这本书里找到答案。荣格在这本书里说:“为了形成有关死后的存在的观念，或制造有关它的某种形象，人应该能够说他已尽其所能了——甚至即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一生失败了时仍然一样。不去这样做是一种致命的重大损失。因为摆在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人性承继的问题：它是一种充满神秘生命的原型，它总是竭力加入我们的个体生命以使其完整。”

第二个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我自己所做的梦。大约两年前，我梦见自已穿过了号码是3或是9的一道门。它给我一种神秘之感，我慢慢开始怀疑这是否就是死亡，这时我又听见有人叫我经过这同一道门返回去，因为我已获准返回人世以便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死后的存在的一切，仿佛我已在那个世界真的呆过短时间的一阵似的。

做过这个梦的那天晚上，我们与肯尼迪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共进晚餐，前者出了个题目让我写成一本书。这个梦和外界事情的共时性使我认真考虑了肯尼迪先生的建议。但是由于，或更准确地说，那梦叫我写一本我所知晓的有关彼岸世界的书——再加上我刚才引用的荣格的话——这种情形一直使我无法平静下来，因此，当玛丽-路易斯·冯·弗兰茨博上建议我为庆祝哈定博士的大寿而就这个题目写篇东西时，我便立刻意识到我必须斗胆一试，即使我不能不承认我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时仍须如此。

但是当我就这个题目进行积极想象时，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我的确不妨一试，但问题在于我能否为我所要说的话找到作为基础的材料。这种做法在我遇到棘手的任务时往往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我对许多材料想了很久，但没有一种一开始就使我感到满意的，只有理查德·威廉的文章《论中国人的死亡与再生观》例外。

上述的这篇文章，并不是中文的古文原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廉本人根据中国人从多方面对死亡和再生的观察所形成的观点进行的综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看来是他们的三大宗教——道教、儒教和佛教——全都看法一致；不过我却不得不出乎意料地承认，在这三大宗教中，儒教看来最接近我们西方人的观点。这的确是因为且也众所周知，佛教所关心的，是一长系列的再生轮回，其最高目的是涅磐，达到这种境界的个人终于经历完其一切劫难（羯磨）并永远融汇进一种永恒的、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极乐世界之中。道教同样似乎绝少关心个人的终极命运或个人能活多大的寿数，只有儒教才更高地重视意识和人的生命。因而便间接地显出重视个人在彼岸世界的续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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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实际上是所有东方人——对于对立物的态度，跟我们西方人截然不同。使人感到震惊的是——甚至研究荣格几十年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热烈地紧抱光明这一极不放而厌弃黑暗这一极。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似乎有一样多的人甚至更多的人，却发现黑暗面是最有价值的，但一般来说他们却因此而等于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道德问题——荣格总是强调说这个问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因而他们也就无法认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压抑光明面。而正如荣格所经常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完美，而是保持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平衡，这种情形现今已成了一件要事。比如说，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中的“晚年断想”一章里，他便指出:“邪恶已变成了一种决定性的现实……我们必须学会对付它，因为它就呆在这儿。我们与之生活在一起却没有产生可怕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目前尚难以看出头绪来。

刚才我已提醒你们荣格本人是怎样看待对立面的，因为这能把我们引入中国人的整个人生哲学，这种哲学与西方人的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它是完全建立在对立面对等的基础上的。我们中引用《易经》的人，十分熟悉阴阳这两个对等的对立面。但我们却可能不很熟悉中国哲学认为生和死也是一对对等的对立面且一切人均基于这两个对立面这一观念。实际上，要说更喜欢这两个对立面中的哪一个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死。威廉指出，中国人并不像我们那样看重生；而我们却是把生看得远胜于死的。相反，他们并不认为生是十分真实的，倒是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种短暂的幻觉。因而很明显，在生与死之间保持平衡，对于他们来说要比我们更容易得多和更自然得多。中国最古老的一些文献指出，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好运，便是在其人生最高峰时死去，亦即得到他所应有的特定的死；而人生最大的不幸，则是死得不是时候，因为这等于把他特定的生撕成两半而不是使它保持完整。因此，中国的古代圣人完全拒绝在某个人去世之前称颂这个人有福气。

在中国由于厚死薄生，因而自然便把怕死看成是一块绊脚石，而得以享寿而终的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教育自己不怕死。威廉强调说，所谓不怕死，就是准备好正视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一切，并渴望对未来所能带给我们的一切泰然处之。因此，他们花大量的时间于生，也花大量时间去思考死。实际上，他们完成了荣格建议我们去完成的任务：他们确实为“形成死后的存在的观念或创造有关它的某种形象”而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稍有所知之前，荣格花了多年的苦功才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我最初认识到他费了多大的“苦功”，是在他苦苦挣扎、想在炼金术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的时候。他解释说，他当时感到十分迷惘并差点儿绝望，然后他才补上一句:“自从我第一次接触到无意识以来，我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糟糕的情形，简直糟透了”。

荣格是在与一个他称之为斐乐蒙的意象的交谈中才首次获悉这种不同的、内容充实的思维的。他写道:“他（斐乐蒙）说，我对待思想，就仿佛是我产生了它似的，但据他看来，思想就像森林里的百兽，或房间里的各种人，或天上飞的百鸟；他接着又说道:‘你要是看见屋里有许多人，你就不会认为这些人是你创造出来的，或你应该对他们负责。’正是他教我懂得了心理的客观性即心理的真实性的。”而以这种客观思维来探索无意识，便终于导致荣格深入到了人的心灵的根基（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深入到了“作为自性表现的正方形曼茶罗”。因而当威廉于1928年送给他一本《金花的秘密》时（其时他作出上述发现己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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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他告诉我们说，它“使我意外地证实了我有关曼陀罗及对中心的围绕的看法。这便是打破我的孤立感的第一件事。我意识到了某种亲切感，我终于可以与某种事物及某个人建立起联系了”。中国人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来对彼岸世界进行探索并极力对其形成某种观念的；而荣格则从斐乐蒙那里学到了这种思维方式，并随后以积极想象的形式传授给了我们。

威廉告诉我们，儒教认为，两种对立的原则形成了把万物包容其中的两极。他们给这两种原则起了许多名字，在这里我只提一下天和地这两个名字、原因是他们认为，人有两个灵魂，一个属天一个属地。“人死时，植物性的魄钻进地下深处，然后便形成死和再生的一种祖先性沉积物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希望死在中国，或至少是埋在其故土的原因。但是还有在人死时升到天上去的魂。这个魂可以变成已经存在于生命中的精神。威廉指出，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人生的历程中须花大力气才能获得。从儒教的观点来看，魂具有意识，人死而它却不死。它绝不会像尸体一样立刻分解。因此，中国人在灵堂说话，总是好象死者还在场似的，为的是使魂可以有时间使自己从尸体中挣脱出来。

这种观点当然是潜伏于无意识中的一种原型性观念，而无意识，是随时随地都会浮到表面上来的。诸位要是不介意，我可以举出我记得的一件事作证：当我7岁或是8岁时，一位我从来没喜欢过的姑妈死了。当时我马上就想到，我必须小心谨慎，绝不要去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连想也不要去想——任何关于她的不好的事，因为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现在会听得见我所说的和甚至心里可能想的一切。我本能地把这种想法闷在心里，但多年后我却吃惊地发现，在我家里，它却根本不是一种普遍承认的事实。

威廉继续指出，在中国到处可以发现人们持一种流动的观点。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强调物质的僵死性，相反却把它看成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正如魂魄确实无疑地存在着但却没有物质性一样，儒教对于意识，的确抱有这种倾向:

它的存在，自然是有点不够稳定，要等到它在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凝结，才能为自己建立起某种魂魄性质的玄妙本体，这种本体仿佛是用思想和精力建造成的，它使意识在离开其以前的助理者即尸体时能获得依托。这个心灵的本体开始时是极为柔弱的，因此贤哲才能保有它并在死后在其中得到庇护。

一般人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因此他们死后的存在就取决于生者对他们的思念，这就是中国人全部祖先崇拜所隐含的真义。

当我几年前首次读到这篇文章时，这样明确地详述在我们生前有可能建造玄妙本体的说法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样一种本体，可以给我们在彼岸世界提供某种居处和家，其情形恰如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肉体所能起到的同样作用那样。当然啦，这个观念本身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它其实就是《金花的秘密》的主旨，也就是说，当我在威廉的文章中读到这种清晰的表述时，我就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甚至还算不上是东方人所独有的观念，西方的炼金术士也常常强调说他们的点金石也有这种特色。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哲学家的玫瑰园》便说:“我们亲眼看见过它并用手触摸过它。”1937年荣格在埃拉诺斯作“论佐西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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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演时曾认为，当基督对尼哥底姆说话时指的就是这同样的东西，他说道:“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且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1节）

像这些见证所暗示的既可触知又可看见的玄妙物质是些什么呢？我所能设想的必然是与降神会由降神者所产生的那种灵的外质相似的某种东西。无数科学地加以监测的实验曾称量过降神会期间降神者的体重，并发现有所变化——至于所拍下的许多照片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形证明，这种灵的外质具有物质性的重量，并且可用十分敏感的照相胶片足够清楚地拍摄下来。不过，这种形式的降神会的结果，通常极为原始且令人不满意，而且大部分超心灵现象经常发生在接近青春期的人身上，而这些人尚未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重大变化。

实际上，总的说来，超心灵现象经常显得像是，换句话说就是，某种创造力的前期。荣格有时常说:“昨天晚上我房间里的家具发出爆响，因而很明显，我得做另一番创造性的工作了，但对这工作的内容，我却仍然一无所知。”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在他的自传《回忆、梦、思考》里提到在他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前在他家里发生的所有超心灵现象时所作的戏剧性描写吧！当他执笔写了起来时，闹鬼的情形便立刻停止了。

当然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虽然是某种其本身为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但总而言之，超心灵现象所指向的似乎是某种状态的开始，在这种状态里，外质可以说是仍然完全地自主的。威廉所提到的创造性工作、某种感知以及“思想和作品”，似乎便使之具体化了，因而也就是开始形成“灵体”，而他所说的灵体，就是永恒性的某种曼陀罗式的栖息地。

对于禅宗大师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有时会对其弟子说:“请现出你生前的本相。”但显然，由于这个灵体被认为是我们在彼岸世界的居处，因此它必然属于这样一个王国。对于这个王国，我们得完全依赖象征，以此来表达某种我们本质上一无所知的东西，因为这才是最佳的表达形式。在《回忆》里，荣格曾提到过中国的《金花的秘密》中的黄色城堡，认为它就是这样一种象征并直接称它是“永生本体的胚芽”。

在现代人的梦中，显然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说明西方人的无意识，对于生前建造“一个具有魂魄本质的玄妙之躯”的关切，是跟中国人一般无二的。我只举两个例子以引起你们注意。一个年龄尚未达50岁的妇女，做了与这方面有关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当时她正为是否买某座房子这个问题而大伤脑筋。她急于想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倾听一下无意识对此事的看法，但使她大为失望的是，她却什么梦也没有。但是，就在刚刚要办完买房手续之前，她却梦见，这座房子除适于作为她尸体的停放处外，别无一是。另一座房子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她还应对它的建造加以十足的注意。甚至在梦中时，她便已意识到这另一座房子是在彼岸世界里，因为它的基址，与她两三年前去世的那位好友的那座房子十分靠近。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荣格告诉我们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告诉他说“另一处波林根”现已建造好了。我必须解释一下的是，在他的晚年，他曾多次梦见过“另一处波林根”；这“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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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波林根”，显然是分阶段修建完成的，其情形就跟他在苏黎世湖上游处修建的“塔楼”这座建筑的情形一样；这些在他的自传《回忆》里已作过叙述。从他经常谈到的有关“另一处波林根”的情形来看，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它是建造在两个世界的边界处，或甚至可以说是在彼岸世界里。因此，他梦中传来的这一建筑现已造好了的消息使我们感到十分伤心，因为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他本人也感到，他不久之后就得搬到那儿去了。

威廉指出，肉体本身在大限到来时是很乐意死掉的，但是存在着肉体的心灵方面，它是拥有意识的，而在大限未到前不断地设想死会是怎么一种情形的正是这一方面。正是这一方面，使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产生了获得永生的深切期望，而这种期望，也在不断地设想死本身会是怎么一种样子。威廉认为这些想象是世上所存在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正是这种力量，才建成了诸如金字塔那样宏伟的建筑物；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它同时又使千百万人在宗教战争中丧生，而宗教战争的发生，又是两种人对死是怎么一种样子抱有互相冲突的幻想的结果。老哲学家庄子认为，灵魂是可以脱离出来的，因而意识可以学会袖手旁观一切事物所发生的变化，这种修炼可以使自我离开躯体并极大地开阔其视野。

灵魂之离开躯体以及教会自我袖手旁观，在我看来与我们所做的极为相似，这就是，在心理分析中，自我并不是其屋子的主人，而只是其中的许多房客之一而已。当我们初次懂得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本身是多么重要时，尽管我们经常极力想使之被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但在我们了解它们是谁或什么之前，先袖手旁观看看它们的行止，这确实是远更高明的做法，并最终更有益处。再没有比我们问它下述这个问题而使它感到讨厌的了，这个问题是:“对此我该怎么办?”对此它的回答往往是“好好了解它”，有时还向我们提醒一下《金花的秘密》，说道:“对意识到的懒得去理和对意识不到的懒得去理，二者差之千里”。如果一个人能像庄子所建议的那样学会袖手旁观“离体的灵魂”，我们确实就能看得见“万物的变化”，因为当无意识的一切变成意识的对象时，它就会发生变化。这的确也就是使自我脱离肉体并“极大地开阔其视野”的开端。

但正如威廉所指出的，这还不够。这种地位必须加以巩固，而这则包括完全脱离肉体，而要做到这样，还必须为自我意识建造一个新的躯体。可以说，这样一种躯体是由能量构成的且只能通过凝神默想的修炼来达到，从而解放出这些能量并引导它们到“灵根”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一开始就以潜在形式存在的那颗种子。

这颗从一开始就以潜在形式存在的种子，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自性。荣格常常把从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它比作一种晶体的晶格，这一晶格虽然看不见，但却从一开始便已存在于其溶液中。假如我们暂时把建造这一玄妙的躯体看做是一种晶体，那么中国人的观念大致就是这样，晶体本身在溶液中并无形式，除非我们对晶体作出最为深切的凝神默想，从而使它以这一特定晶体从一开始便已预先确定了的形式，变成形状上可见的、坚硬而结实的晶体，否则这晶体本身永远无法在溶液中生成。

一粒种子的外壳必须腐烂，以便那不可见的灵根得以发育、再次呈现物质性并长成一种植株或一棵树，这种意象实际上就是再生的问题。再生问题正如威廉所指出的，在基督教形成后的最初几百年里，一直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在教会中已不再起任何作用了，无沦如何，在新教中是不起作用了。然而正如荣格1939年在埃拉诺斯的讲演“论再生”里所指出的，所有关子再生的观念，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的基础上的，即灵魂的转变是一种自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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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道:“大自然本身需要有死有生。正如炼金术士特莫克里图斯所说的:‘自然喜欢自然，自然制服自然，自然统治自然。’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或我们知道与否，我们身上都会发生某些自然的转变过程。”在我看来，儒教徒花费大量功夫，其目的就在于使自己意识到再生的自然过程并阻止它无意识地发生。后一种情形会造成极大的灾难，这种情形我们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见到，因为我相信且正如大家都记得的，荣格曾反复指出说，在德国发生的种种事件，纯粹是发生于无意识中的、无人知晓的一种个体化进程。

荣格曾在其1932年论军荼利瑜咖的讲座里特别生动地谈到这尚未发育出来的种子。他指出，由于我们仍处于沉睡状态，这种情形表明我们虽然是我们将来会生长成的东西的种子，但还说不上是胚胎，而只不过是子宫里的胚芽而已。这些胚芽就是睡着了的众神，即我们所称的自性，它不可见地潜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荣格甚至说道：

我们认为是漫长的历史和漫长的进化之顶点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座育儿室而已，伟大和重要的东西还高高在其上方并仍然有待其到来；恰如我们觉得是处于我们下面腹部里的那些无意识内容，仍然继续在向表面涌上来并变成有意识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开始拥有这样的信念：这是肯定的，这是清楚的，这才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荣格继续指出，尽管这只是一个胚芽，它却有能耐扰乱我们的正常_上作，但我们要是坚持对之加以凝思静想，它就会变成一个胚胎，并在它完全变成意识时得以变成甚至是一棵完全长成的大树。他指出，对军茶利的唤醒，其全部目的就在于把众神与他们在其中沉睡的世界分隔开来，从而使他们变得活跃起来，我们也必须随之开始一种万物的新秩序。他接着说道：

从众神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场儿戏，它只是泥中的一粒种子，一种纯粹的潜势，我们的整个意识世界只是未来的一粒种子。但当我们能成功地唤醒军茶利时，她就会开始从她的潜势中走出来，这时你就必须开创一个新世界，一个与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永恒的世界。

我们知道，威廉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目的，显然与荣格在此所述的完全一样，就是要使永恒世界变成意识，但它又添加上了形成一个新躯体的观念，在这个躯体里，我们可以在这个永恒世界里找到一处归宿，其情形恰如肉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家和归宿一样。

我们至此已经知道，这一玄妙之躯是由“思想和德行”及能量构成的，而最重要的则是能量；为此我们必须超脱于俗世的万物万事——我们对这一切一直恋恋不舍——并抚育与促进这一灵根、这一潜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永恒的种子。威廉说，只要极为专心致志地进行静修，就有可能使这新的种子发芽生根；荣格则在论述军荼利的讲座中指出，当这种子开始在我们身上活动起来时，它具有“地震的威力，自然地使我们摇晃起来，甚至还有可能震塌我们的家”。为了经受住这个，我们显然要有长在“此时此地”的粗壮的根；而我觉得，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人更好的凡身意识使他们得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且可能大大有助于他们要比我们更乐意和更容易地“形成来世观念，或为之创造出某种形象”。

威廉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所有的宗教看法一致；道教、佛教及儒教全都认为，人生最大要务，在于把肉体的和心灵的一切性向——我们一生下来它们就构成了我们的资本——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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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起来，办法是使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心周围，然后这个中心便把它们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他指出，这个过程要是成功了，它就会变成极为非同寻常的巨大力量。威廉指出，东方人所面临的危险，是无法使所有这些心灵的构成因素维系在一起，从而被一种逃逸出来而变成不可左右的力量所支配；这恰与经常威胁我们的东西相同。一种自主的无法左右的情结如阿尼姆斯或阿尼玛，有时会占了上风，甚至使我们处于一种比在我们企图深入我们的无意识之前还要更糟的境地。‘荣格经常为这种情形而扼腕叹息，并说人们要是无法度过这一难关，那他们还不如根本不涉足这一领域。

威廉指出，那些在无数童话里被加以描述的事件，在中国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三大宗教所公认的目的，是通过不断的入定和凝想，来使整个灵魂围绕着一个中心结合成一体。他们的确说过，偏离这一目标，就有可能，比方说，与死者的鬼魂对话。虽然威廉在别处告诉我们说，巫棍降神在中国“广泛流行”，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对此根本不加看重，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是我们所正谈到的目标。荣格也告诉我们说，无意识的大量涌出——这在我们经常认为是天才的证明——在中国也不是很受推祟的。（我猜想他指的是诸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作品，这一作品的所有特征均表明它是极少或根本不受意识支配的无意识大量涌出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在中国被认为是浪费精力和早产儿，最终只是电光火石，一闪而灭，因为它们不受意识的凝注并因而不与这个中心有所关联。

威廉的下述表达，似乎曾使他大为吃惊，这就是：某种像是自我意识的低级的东西，竟不得不带头生产某种比它本身还更高级的东西，某种甚至可称之为神圣的东西。然而中国人对待这一事实却是十分严肃的，他们说，开始之时，这一更高级的存在，有必要由意识加以教育和改造，如不这样做，它是没有能力进一涉发展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因为炼金术士也说，藏在物质里的神抵，只有通过炼金术士本人的努力才能被解放出来。而这是一种原型性的观念，并在现代人的梦中相当频繁地出现。比方说，荣格博士就曾经对我说过，他的一位女病人曾做了下述一个梦：她梦见一群大小跟鸽子差不多的鸟儿，而她得负责教会它们用走路的方式上下楼梯。令她大为吃惊的是，其中有只鸟儿竟是圣灵，它也得像其他鸟儿一样接受这同样的教育。荣格的意见是，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同寻常，那是因为我们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缘故，实际上这却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实。

于是中国人便承担起教育、或且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解放这粒我们生而有之的种子的责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包括了使被我们一切世俗的名利之心所束缚的能量获得自由并使之环绕于灵根周围。或者换句话说，使我们有限的心灵获得自由以便使之能专心致志于永生，从而使我们在仍然活着的时候，在大限到来我们必须迈出去之前，换言之，在死亡前，这一永生能使我们习惯于彼岸世界及其无限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价值观念。

在自传中，荣格曾有力地谈到过认识永生的价值。他甚至说:“对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他与某种永生的东西有联系，这到底是是还是否?这是他一生中至关紧要的问题。”但他接着又警告说：然而，对永生的感知，只有当我们与终极目的维系在一起时才能实现。人的最大限制是“自性”。它显现于经验之中:“我仅此而已!”只有在自性中，我们那狭窄囚室中的意识，才能与无意识的无限性进行联系。在这样一种感知里，我们同时地体验到我们自己既是有限的又是永恒的，既是此又是彼。在知道我们自己的个人构成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最终是有限的——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意识到无限的能力。但只有到了那时候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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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中国人指出——这一点可能对我们有启发——认识永生的最好良机是在睡眠里。哲学家庄子说，“魂魄会在人睡眠时四处游荡，因为睡眠时它处于肝的地方。”’威廉解释说，庄子的意思是说，在睡眠期间，魂魄不是在大脑里，也不在意识中的任何地方，而是在植物性系统里。中国人认为，深度的睡眠，十分接近于我们死后会看到的那种状态。但在这里，他们的看法与我们的又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他们认为梦是“意识的残留物”，并认为应对这种残留物加以教育以使之不给我们制造麻烦。对他们来说，这也同样是教育我们接受死后的存在，而且他们还坚持认为“至人无梦”。

这一直是东方人和我们自己的观点之间的巨大区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对梦的价值、对从梦中我们能了解到多少他们所希望被承认的状况完全视而不见；我们当然并不认为它能有助于教育我们的梦，实际上，我们对此只能无所作为，要做也只能是枉费心机。荣格博士在他快去世之前曾做过一些梦，而这些梦都是些十分有意义的梦。但是，我们入睡期间处身于彼岸世界，几乎完全摆脱时空的各种限制，这种观念却肯定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何以能“尽最大努力来形成有关死后的存在的一种观念，或创造有关它的某种形象”的原因。很有可能，彼岸世界比起我们所设想的更不陌生，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曾经听人谈起过一位英国医生，他在一场大病中的体验能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明。实际上，他当时就要死了，但是他后来却完全恢复了健康。病愈后，他仍然生动地记得，他当时曾到过一个地方，他对这个地方的熟悉，甚至还远胜于对他自己的家和花园的熟悉哩。但令他惊得目瞪口呆的是，这个熟悉的地方竟是死亡。荣格博上听到这则传闻后说，这与他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完全一致。他认为，我们是应该发现彼岸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极为熟悉的。但他又补充说:“不过我并不认为自我会喜欢这种变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会提出抗议。”

威廉接着谈到他称之为第三个题目的内容，这一内容在性质上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由于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十分冗长而复杂，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比较广为人知且熟悉的、有关个体我和宇宙我的概念阿特曼。用那种语言来说，只有通过字宙我的存在，个体我才能以一种再也不会引起丝毫恐惧的方式来体验到死后的状况。因此，人生的任务就是为死作好准备——但这并不是指在我们的账本上记上几件好事，从而确保我们死后得进天堂，而是指去创造一种境况，这种境况所表示的是超脱出有限而融汇进无限之中。他们认为这是进人宇宙的历程。

荣格博士在去世前不久做了个梦，梦中他看见一只像螃蟹那样的甲虫在他的小刀上四处乱爬，在刀子上面缠上一圈圈的丝。接着这虫子便继续编织了一张帆，然后它把这刀子当作船锚，迎风驶进了太空。这把小刀是荣格博士使用了多年并每天用它来作各种事情的，因此，我们要是认为它代表着自我的心智和意志的话，我们便可不揣冒昧地这样假定说，甚至在死亡中，自我也并不只是消失不见，而是被派作一种全新的用途，也就是说，它被派作为个人的船锚之用，以阻止灵魂消失到不具人格的无意识中。

（本文节选于《猫、狗、马》，芭芭拉·汉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