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西欧的城市以及其所有对将来的发展有意义的东西都诞生于中世纪。到1250年，不仅在地中海沿岸而且在西北欧都有着生机勃勃的城市。以下的叙述试图描述十三世纪中叶在一个新近复兴的城市特鲁瓦（Troyes）的日常生活。特鲁瓦是富裕的香槟地区的首府，大主教的驻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两个著名的香槟集市的所在地。

早在尤利乌斯.凯撒在高卢和不列颠安营扎寨的时候，西北欧只有极少的地方可以成为城市。那时巴黎已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了，以至于凯撒的“高卢战纪”里记录了它被大火毁灭这件事。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政治机构很不发达，商业活动非常稀少，宗教极为原始，这些情况限制了比村庄更大的社团的产生。大片的地区仍然处于蛮荒状态。

罗马军团修筑道路，为当地的农业产品提供市场，并在他们设防的营垒里为商人提供了掩蔽住所。他们驻防的一个地方位于塞纳河和一条重要的军事大道Via Agrippa的交汇处的一个小村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塔楼，后来的皇帝，特别是奥勒良（Aurelian），将它作为一个基地。Tricasses以及其他的一些驻防的城镇开始呈现出一个永久定居点的面貌，驻防的士兵和当地的女孩结婚，养家糊口，在服役期满后在城墙外从事农业或在城墙内从事手工业劳动。在从一个军事基地演化为一个行政中心的过程中，这个市镇获得了石头建造的城墙，吸引了新的居民：税收人员、官吏、军队的伙食承办商、以及有技术或是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包括从德国和弗里斯兰（Friesland）的蛮荒之地抓来的战俘。特鲁瓦跟南欧的富裕的城市无法相提并论，跟巴黎也比不了，巴黎在三世纪已经拥有三座浴场、一个剧院和一个赛马场。特鲁瓦也许有一个浴场，这使得它生活设施方面跟大多数的其他北欧的城镇不相上下。

基督教会为许多北方的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动力，尽管最初的使徒并不总是为异教的城市和宗教当局所理解。跟其他地方一样，在特鲁瓦，坚守其父辈信仰的总督和皇帝造成了很多殉道者。但当教会把君士坦丁皇帝变成一个信徒后，接下来的事情便一帆风顺了。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主教区到处涌现出来。一个主教很自然地会把自己安置在一个罗马行政中心或是一个以前的军团营地。这种新的教会体制要求有一个世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口提供服务。一个新词被用来描述这些教会城镇——cite（city）——这个词是从拉丁词civitas演变而来，civitas的意思通常是一个有围墙的居住地方。

随着罗马帝国力量的逐渐式微，地方上的罗马官员丧失了他们的权威，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个真空便由基督教的主教来填补。到五世纪中叶，特鲁瓦主教的声望极为崇高，以至于当匈人（Huns）出现在邻近地区时，所有的人都投奔他以寻求保护。

特鲁瓦以前曾被汪达尔人洗劫过一次，阿提拉的匈人的名声跟汪达尔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卢普斯主教（Bishop Lupus）起先派遣了一个副主祭和几个文书去安抚敌人，不过一个不幸的事件使得这个使命在执行的过程中走了样。教士们穿的白色外袍使得阿提拉（Attila）的马倒立起来。这个匈人的头领认为这些来客是魔术师，便差人当场杀了他们。有一个文书逃回来报告了这个情况。阿提拉随即开拔去跟罗马人、哥特人、勃艮第人以及法兰克人交战，这些人暂时停止了他们自己之间的互相争斗来迎战阿提拉。阿提拉被击败，但损失不很大，他往东撤退，特鲁瓦正好在他撤退的道路上。这次卢普斯亲自出马去谈判，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阿提拉放过了特鲁瓦，带着主教一直远至莱茵河，然后再风光地遣

他回去。由于这次外交上的功绩，卢普斯起先被谴责为一个奸细并被放逐，但后来，人们经过慎重考虑，又恢复了他的地位，卢普斯逐渐地被封为圣徒，被称为圣卢普。

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逐渐地滑向混乱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新旧大小，都灾难性地衰落下来。人们从公共建筑物上拆下石块和砖头来修补自己的房屋或加固城墙以抵御不受欢迎的移民人群。商业活动已经因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的农业危机而放缓了脚步，又因为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大迁徙或侵略造成的混乱而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像特鲁瓦那样的城镇仍然发育不全，保留着半军事、半乡村的状态。除了一些粗糙的教会建筑外——主教的邸第，方形大教堂、大修道院，和一些小修道院——特鲁瓦的城墙仅围绕着几十个简陋的小屋。这个城镇的四十二英亩的地域的大多数地方被用作葡萄园、蔬菜地和牧场。

然而，那些劫掠的野蛮人对于这样的定居点的发展也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在洗劫了一个罗马的省份以后，他们会建立一个总部，这样的总部逐渐演变为一个小的首府。特鲁瓦北面的兰斯（Reims）就成为了法兰克人的首府，而特鲁瓦则成为法兰克人在香槟地区的次级首府。法兰克人首领克劳维是个跟阿提拉一样桀骜不驯的人，他被兰斯大主教圣雷米（St. Remi）所征服，比阿提拉被特鲁瓦的圣卢普的征服更为彻底。在圣雷米雄辩地讲述耶稣殉道的故事时，克劳维喊道：“要是我带着我那些勇敢的法兰克人在场就好了！”克劳维接受了洗礼，所有的勇敢的法兰克人都立即接受了洗礼。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一种新的教会城市出现了——本笃修道院（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这种机构迅速扩展，有时候建立在城镇里，有时候在空旷的乡间。它们立刻吸引了手工艺者、农民和商人。在巴伐利亚森林出现了“僧侣之城”（Monks Town）——慕尼黑（Munich）。在弗兰德斯，一个本笃修道院建立在阿河（the River Aa）适于航行的地方。这个修道院形成了未来的制造业城市圣奥马尔（Saint-Omer）的核心。

在地中海沿岸，很多旧的罗马城市在黑暗时代依然做生意，跟它们在帝国时代一样。马赛、土伦（Toulon）、阿尔勒（Arles）、阿维尼翁（Avignon）和其他普罗旺斯地区的港口继续跟地中海东部进行活跃的商业往来。它们进口纸莎草和香料，本笃修道院为这些商品提供了一个市场。作为输出的货物，普罗旺斯的船只通常载有奴隶。

在七世纪，这种状况停顿了下来。随着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近东和北非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军事成功，地中海贸易被打乱。现代学者修正了亨利.皮朗（Henry Pirenne）关于穆罕默德和黑暗时代有因果关系的论断，他们指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随着穆斯林舰队出现在地中海西部和中部，旧有的罗马-基督教的贸易城市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且经常性地被袭击和劫掠，这也是事实。热那亚曾经是个热闹的港口，如今已经衰落为一个渔村。飘扬着先知的旗帜的新城市在北非的海岸繁荣起来——开罗、马迪亚（Mahdia）、突尼斯。古老的希腊和罗马的港口在征服者的管理之下获得了新生。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护卫着的港口内——这座灯塔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是世界奇迹，新的造船场为穆斯林的商业和海盗活动打造船只，这些活动得来的产品反过来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市场。有一个基督教的港口——假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港口——甚至更为繁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横跨东西南北的主要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除了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外，穆斯林商人和强盗几乎接管了海上世界。在八世纪，他们前进至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甚至普罗旺斯的一小块地方，他们把那里作为立足点出发袭击鲁昂河谷的所有的古老的城市。有一伙人流窜到北方很远地方洗劫了特鲁瓦。

洗劫是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的市民不得不接受的某种现实。不仅是异教的侵略者，基督教的领主、甚至主教也参与其中——特鲁瓦就曾被奥克赛尔（Auxerre）主教洗劫过。但主要的劫掠者是九世纪晚期出现的维京人。

当维京人到达特鲁瓦时，这些来自北方的红胡子野蛮人已经攻取了西欧版图上的几乎所有其他城市——巴黎、伦敦、乌特勒支（Utrecht）、鲁昂、波尔多、塞维利亚、约克、诺丁汉、奥尔良、都尔和普瓦蒂埃。在香槟地区，入侵者由一个当地的名叫哈斯廷（Hasting）的海盗领导。哈斯廷以力量大而闻名。跟维京人有时候在南欧定居的传统做法相反，哈斯廷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作为一个北方人生活在那里。他带着收养他的国家里的人再回来，在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香槟和罗亚尔河谷从事毁坏性的抢劫活动。

特鲁瓦至少被抢劫了两次，也许三次。跟其他地方一样，不断的攻击导致了抵抗。安瑟吉斯（Ansegise）主教扮演了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和奥托伯爵（Count Odo）的角色。他聚集起当地的骑士和农民，联合其他附近的主教和领主的力量，在一场对阵的战斗中英勇战斗，击溃了维京人。那个背信弃义的哈斯廷则为他自己开拓了一块相当不错的采邑，通过割让夏特尔（Chartres）给敌人同盟中的一方来换取和平。这人就是韦芒杜瓦（Vermandois）伯爵。他因此而为一个强大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维京人有时候促成了城市的发展。通常他们抢来的东西比他们能带回家的更多，于是他们出售剩余的东西。一个足以抵挡进攻的城镇也许会因此而从其准备不足的邻居的不幸中获益。维京人甚至建立城市。在抢劫活动进展良好的地方，他们建立基地作为贸易的仓库。有一个这样的仓库是都柏林。维京人把约克作为总部，这也有助于刺激其发展，虽然当地的原始居民未必会欢迎这种恩惠。

虽然维京人的活动有促进城市发展的一面，但九世纪仍然是城市生活的最低点。除了维京人以外，穆斯林人还在随意游荡，并在841年洗劫了罗马城外的圣彼得大教堂。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末期，匈牙利人——他们因为跟让人记忆深刻的匈人在外表和行为方面相类似而被如此命名——在德国、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部四处横行。

经过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各种各样的临时办法都试过了——躲避、谈判、战斗——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侵略的办法：建造城墙。现有的城镇建造城墙并因为能够提供安全庇护而繁荣起来。乡间的领主建造围墙来加固他们粗糙的城堡，因此而强化自身的重要性。修道院也建造围墙。有时候为了保护城堡或修道院而建的围墙具有意料之外的效果：吸引桶匠、铁匠、捕兽者（trapper）和各种小贩，因而成为新的城镇的核心。

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在他们遭受攻击前就建造城墙了。圣奥马尔的市民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往里面灌满水，用挖出来的泥土竖起了一个围墙，在上面插上了尖尖的栅柱。围墙里面是另外一个更坚固的堡垒。维京人在891年被击退，此后没敢再来进攻。由于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圣奥马尔市民将它们的修道院式的村庄改变成一个有三条大街的真正的城镇。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的这个低地的、脆弱的角落的其他城镇。阿拉斯（Arras）、根特（Ghent）、布鲁日（Bruges）、里尔（Lille）、图尔尼（Tournai）、科尔泰（Courtrai），所有这些城市都开始朦胧之中开始显现出来。除了抵御侵略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变化也在同时进行。有些城镇，尤其是伊普雷斯（Ypres），在没有领主、主教和堡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仅仅是因为它们坐落在便于生产羊毛布的地方。

十世纪从无到有建造起来的新墙几乎全部都是跟圣奥马尔一样的土方-栅栏式的（earthwork-palisade variety）。假如有足够的人员的话，它们对付仅仅装备维京人的手动发射武器（hand-missile）的敌人是绰绰有余的。像特鲁瓦那样的旧的罗马城市听任它们的围墙年久失修，因此在动荡的九世纪就遭难了。到十世纪中叶，特鲁瓦修好了它的围墙。这个围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是针对维京人，而是抵御它以前的保护人安瑟吉斯本人。在跟他的对手韦芒杜瓦（Vermandois）伯爵进行战斗时，安瑟吉斯从奥托大帝那里借来了一支萨克森人军队，包围了特鲁瓦，直到另一个勇敢的教士，赛恩斯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Sens）解围为止。奥托为了安瑟吉斯而进行了干预，让他恢复原职。安瑟吉斯在自己的位置上颐享天年，直到十年后才去世。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特鲁瓦的主教试图对抗世俗伯爵的主导地位。从罗马总督那里继承了权威已经有六百年，主教们不得不退居幕后的位置了。

新近用围墙设防的城镇在日耳曼方言里通常被称为“bourgs”或“burhs”（即后来的boroughs），这些日耳曼方言逐渐演变为各种新的语言。居住在这些bourgs里的人被称为市民（bourgeois, burghers, burgesses）。到十世纪中叶，城镇堡垒星星点点地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部，远至易北河口的新近设防的汉堡主教区以及维斯杜拉河口的但泽（Danzig）。它们跟人口众多、繁荣富裕的伊斯兰中心城市无法媲美——巴格达、尼沙布尔（Nishapur）、亚历山大里亚、格拉纳达（Granada）和科尔多瓦（Cordova）——在这些城市里，富有的商人为诗人和建筑师提供赞助。欧洲的城市里到处是牛棚和猪圈，茅屋和作坊围绕着教堂、城堡和主教的邸第。但发展是确凿无误的。到十世纪，特鲁瓦城墙外颓败的罗马别墅跟修道院和各种房屋混杂在一起。

当然，这只是个开始。在意大利还不仅仅是个开始。有些在罗马时代不存在或无足轻重的城镇突然冒了出来。威尼斯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海角的阿迪杰（Adige）沼泽地。在那波里（Naples）南边，阿玛尔菲（Amalfi）在索伦托的峭壁（the Sorrentine cliffs）和大海之间的空地上拔地而起。它们都位于不毛之地，这不是偶然的。一群被称为伦巴第人的移民者——他们举止粗暴，跟法兰克人和匈人不相上下，占据了意大利内陆地区。伦巴第人是十足的旱鸭子，因此商人们的理想的落脚点应该是一小块有庇护的海岸地区，从海的一边进入容易而从陆地那边进入难。到十世纪晚期，威尼斯人和阿玛尔菲人的帆船是君士坦丁堡黄金角的海景的一部分。虽然直接跟穆斯林做生意被认为是可耻的，更不用说是危险的，仍有许多威尼斯人、阿玛菲尔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觉得这种冒险是必要的。

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漫长的间隔时期内，有两样重要的发展刺激了城市的成长。一样是土地清理，在这方面，新的克卢尼和西多会修士团体（Cluniac and Cistercian monastic establishments）起了主导的作用。在土地清理背后的是许多农业技术的改进成果，这些成果加在一起就相当于一场技术革命。能够打碎北欧富饶的、很深的低洼地泥土的重型轮铧犁（wheeled plow）已经被广泛使用。这种铧犁起初是用步履缓慢的公牛来拖拉的，后来使用新的加了衬垫但仍然僵硬的马轭，被套在更快捷的马上。这个变化跟庄稼的变化和庄稼轮种的变化有关。随着燕麦和豆类被引入，在许多地方，产量更高的三田轮种制度替代了旧有的罗马的两田轮种方法。

新型城市在农业革命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旧有的庄园作坊逐渐地被更好、更有效率的锻工、铁匠、磨坊和城镇里的作坊所淘汰。欧洲西北部的农民用铁质刀片的镰刀来收割庄

稼，用铁质的犁头和犁刀来耕作，这些东西对于即使是富裕的罗马农民来说也是令人羡慕的。食物供应的增加既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世纪矿业开采的起步。罗马人和希腊人曾挖掘过矿藏，但是当银矿在萨克森尼（Saxony）的山脉里被发现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发明采矿技术。萨克森矿工带着他们的技术诀窍去国外，在喀尔巴阡山脉和巴尔干开采铁矿，在康沃（Cornwall）教人们如何开采本地的锡矿。萨克森银子大量地流入米兰。此时米兰已经发展到超出马克西米连皇帝（Emperor Maximilian）建造的旧城墙之外了。米兰在十世纪号称有一百座塔楼。它的繁荣起源于其富饶的乡间土地以及其位置处于道路和河流网络的交汇之处。但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米兰成为了欧洲主要的工厂。它的铁匠和武器制造者为意大利、普罗旺斯、德意志乃至更远的地方的骑士打造剑、头盔和锁子甲。它的造币厂一年制造出两万枚以上的银币。

改进后的农业和更多的钱币也给意大利之外的商业活动带来繁荣。在弗兰德斯，根特的发展突破了旧有的维伊尤斯市（Vieux Bourg）的城墙的限制，原城墙只围绕着二十五英亩的地方。新的商人和织匠区坡特斯（the Portus）比原有的城镇面积大了三倍。

在许多地方，城镇的发展包括了一种与其临近的乡间的特殊的共生现象。在那些与一种特殊的农业密切相关的地区，比如葡萄种植，城市既销售当地产品，也采购进口物品。与此同时，十二世纪的城镇继续接管了旧有的庄园的职能。在特鲁瓦，1157年和1191年之间有十一座磨坊被建立起来。在城市河流里的轮子开始不仅为研磨谷物提供动力，而且也为榨油提供动力，为制造铁块（用来制造农业用具）而使锤子和炼炉工作提供动力。

在城墙以内只有很少的地方留给果园、葡萄园和花园了。城镇开始丧失了其乡村的外表。富裕的商人建造宽大的房屋。奢侈品商店、金匠和银匠开始跟基本手工艺者比邻而居。马和驴子作为交通工具，使得狭窄的街道既肮脏又拥挤。房屋和商店靠得越近，火灾的危险就越大。水的供应也很有限。在许多城镇里，仆人和家庭主妇不得不带着水桶和罐子在井边排队。十二世纪末，城市化以及各种问题来到了弗兰德斯的城市，更不用说科隆和汉堡，伦敦和巴黎，普罗旺斯和特鲁瓦。

这最后的两个城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发生的地方。在罗马时代，某些日期和季节被专门挑出来作为市场和集市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即便在贸易已经萎缩到了一条涓涓细流，这种观念仍然有生命力；事实上，买和卖的活动越少，设定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使得商人跟客户会面就变得越为重要。

但是商人之间也是需要碰面的。这在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当西欧的羊毛布制成品开始经意大利城市在地中海找到了一个出口，反过来，当地中海的奢侈品开始卖到西欧来的时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批发市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用驼兽队装载香料翻越阿尔卑斯山来跟佛来芒的羊毛布作交换。在十一世纪后半叶，佛来芒人开始在半道上跟他们会面。不过，他们不是正好在路途一半的地方会面的，那样的话应当在勃艮第。而事实上集会的地点在香槟地区，离开弗兰德斯比离开意大利更近一些。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治方面。

安瑟吉斯主教被困的惊险经历使得特鲁瓦落到了韦芒杜瓦伯爵的手里。在十一世纪，伯

爵断绝了直系继承人。一个名叫尤德斯伯爵（Count Eudes）的好斗的亲戚抢占了特鲁瓦，宣布从今往后他就是香槟伯爵，并且向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进行挑战。在经历了一个狂暴起伏的生涯后，尤德斯伯爵死于刀剑之下，也许死于战斧之下，正如他以刀剑为生一样。他的遗孀不得不通过一个胎记来辨认其尸体。尤德斯的两个儿子瓜分了他的领地，并且跟法国国王开战。战后，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狡诈者”提波特（Thibaut the Trickster），把他侄子所继承的那份遗产也骗了过来。

“狡诈者”提波特还作了一些其它的事情——他组织和推动了贸易集市的建立，以吸引外国商人到特鲁瓦和他的一些其他的城镇。他的儿子，特鲁瓦的雨果（Hugo of Troyes）和艾蒂安（Etienne），以及他的孙子提波特二世，继续为集市提供支持。十二世纪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香槟集市成为了西欧永久性的全年的商品市场和货币交换地点。这些集市非常成功，以至于为提波特二世赢得了“伟大”的称号，以及乐善好施的名声。一个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的历史学家称颂他为“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保护人，盲人的眼睛，瘸子的腿。”虽然因其善行而受到赞扬，但“伟大”的提波特更因其财富而受到尊崇，而其财富的来源并不难以确定。一份保留下来的提波特的信件证实了他对集市所赋予的价值。一位莽撞的年轻贵族（其父亲是法国国王的封臣）抢劫了一队货币兑换商，但是他们正从威泽雷（Vezelay）往香槟去的路上。提波特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信给国王路易七世的大臣苏吉尔（Suger）：“这种危害行为绝不能够逍遥法外，因为这种行为会导致毁灭我的集市。”

伯爵和国王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一直良好的。伟大的提波特曾跟路易七世有过一次误会，一支王室的军队侵入的香槟地区。乡间遭受了苦难，但特鲁瓦紧闭城门（其古代城墙修缮完好），直到圣伯纳德（St.-Bernard）进行调解为止。

特鲁瓦的城墙完整无损，但是太过偏狭了。到十二世纪中叶，新的地区也需要保护。东面和南面的两座大教堂吸引人们建立定居点，但是这个城镇的发展的主要走向是朝向西边和西南面的圣雷米区（St-Remi）和圣雅恩区（St-Jean），这里有两座新教堂，在特鲁瓦举办的两个集市就是以它们的名字命名的。这块较大的地方有古代的cite的面积的两倍那么大，在半年中人口稀少，但在七月和八月（圣雅恩集市）以及十一月和十二月（圣雷米集市），这里挤满了人员、货车、牲畜和商品。

除了其季节性的人口的起伏外，十二世纪的特鲁瓦跟西欧许多其他正在发展的城市极为相似。所有这些城市都有坚固的城墙，都有大教堂和修道院，还有许多小教堂——大多数是由木头建造的，有一些是由石头建造的，带有木头的屋顶。包括特鲁瓦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一个特征是世俗王公的宫殿。在这些城市里仍然有许多空地——沿着河边的沼泽地，或是一块没有开发的草地。许多城市的面积大小不一，从几百英亩到半平方英里；人口也有多有少，从两三千人到一万至一万二。有些城市像特鲁瓦一样，有挖掘过的运河以及经疏导的河流。许多城市在石头桥墩上建造木桥。在伦敦，一座石头拱桥事实上已经被建造起来了。伦敦桥在设计和工艺方面没有达到罗马时期的水准，但它的安置在大大小小的巨大桥墩上的十九座拱桥，以及在它们之上负载的商店和房屋，形成了一座旅行者仰慕了六百年的纪念性建筑。在桥上通道上的房屋对改善交通条件毫无益处，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它们可以方便地获得水源以及进行污水处理。

但是，虽然西欧的城市有进步，它们仍然落在意大利城市的后面。十二世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其他意大利的航海城市派遣有桨的船所组成的舰队穿越东地中海，船上装载

着价值连城的印度香料。他们在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跟埃及和北非的穆斯林进行战斗或贸易，为十字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获得有价值的特权作为回报，攻击他们自己后院的萨拉森人，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岛屿和港口。掠夺来的物品促进了许多高楼的建立，在意大利城市里，这样的高楼到处冒了出来。富裕的、争吵不休的市民在高楼里保卫自己，防御邻近城市的攻击。在比萨，人们用掠夺来的物品建造一座很大的高楼，这座楼被设计来用作安放一座新的教堂的钟。但不幸的是，这座大厦没有完工。威尼斯为其圣马可大教堂加上了一座巨大的圆顶，并建造了许多其他的教堂和公共建筑。有一座公共建筑没有什么美学价值但是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威尼斯武器库包括八英亩的水岸，有木场、码头、造船所、工厂和仓库，在那里可以同时建造或修理二十四艘战舰。

威尼斯拥有一种连国王们都羡慕的海上力量，而内陆的米兰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城市的陆上力量的威力。米兰人胆敢面对他们的领主，神圣罗马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而且在莱尼亚诺战役（the Battle of Legnano）中狠狠地打击了德意志军队，确保了这个城市的独立。到那个时候（1176年），曾经是希腊君士坦丁堡的一个附庸的威尼斯已经拥有跟教皇或皇帝一样的主权地位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热那亚、比萨、佛罗伦斯、皮亚琴查（Piacenza）、锡耶纳（Siena）和其他许多意大利城市都是如此。虽然这些意大利城市由富裕的商人主宰，经常性地卷入各种内部纠纷——从家族争斗到阶级战争，但正是它们发起了一个西北欧的城市试图效法的运动。

这个新运动的本质是“公社”（commune），这是一个城市的所有商人经过宣誓加入的社团。在意大利，贵族居住在城市里，许多贵族已经进入到商业活动中，他们中的有些人帮助建立公社。但是公社是一个市民组织，即使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在西北欧，贵族连同教会人士被特别地排除在外。布商、干草商、头盔制造商、酒商——一个城市里的所有的商人和手工艺者——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抵制他们的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开明的王公如伟大的提波特以及路易七世赞同建立公社，认为它们对城市的发展有有利，因此对增加他们的收入也有利。从一个忙碌的商人那里征收来的十一税要比一个饥饿的农奴所拥有的每项财产还要多。但是，公社还是招致了相当大的抵触，多数来自教会的批评人士，他们从公社中看到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事实上也的确是威胁。一个红衣主教指责公社煽动异端，对教会宣战，支持怀疑精神。一个修道院长怀恨地写道：“公社！新的令人憎恶的名称！通过它人们可以摆脱各种束缚，只要每年纳税就行了；除了法定的罚款以外，他们不再会因为犯法而受到谴责，也不再需要支付其他的对农奴征收的费用。”

只要在城市里定居就可以自动地逃避封建义务，比如：为领主收割庄稼，修建城堡，提供羊粪。通过支付修道院长所说的年度税，城市里的人摆脱了许多其他的付款义务。主教们跟市民比邻而居，看着这些以前卑微的家伙现在变得漂亮时髦，经常会有物质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产生不满。在兰斯，法国国王承认由居住在旧有的罗马的cite里的市民所组成的公社。居住在cite之外主教土地上的市民也加入了。主教顽固地反对公社，因为他想要继续征收封建税。渐渐地他不得不让步，作为交换，他从市民那里获得一项年度付款。主教和修道院长们在同他们管辖的臣民争吵时使用牢房和拷架，并不比世俗的领主有更多的顾忌，而且通常他们可以指望教皇的支持。教皇英诺森二世以强硬的措辞命令法国国王镇压“兰斯人的罪恶团体，他们称之为公社。”英诺森三世因圣奥马尔市民跟当地修道院的冲突而开除了他们的教籍。

在特鲁瓦，市民和教会的冲突并没有发展起来，或许是因为到十二世纪香槟公爵已经完

全侵蚀了主教的权威，这点当地的铸币史可以证实。在加洛林时代，特鲁瓦的主教铸造货币。在十二世纪早期，提波特公爵的花押字（monogram）出现在特鲁瓦货币的一面，主教以圣彼得名义的题词在另一面。在十二世纪晚期的货币上面，只有提波特的继承人慷慨者亨利（Henry the Generous）的名字出现。

尽管有教皇和主教的反对，公社仍然横扫西欧。甚至村庄也组成公社，购买其集体自由，从旧有的封建义务中解脱出来。通常他们接受的自由权利被写在“特许状”（Charter）上，这些权利受到谨慎的保护。路易七世和其他进步的统治者建立“新的城市”——城市的名字有Villeneuve，Villanova，Neustadt——并授予它们自由的特许状以吸引定居者。在罗亚河谷的罗瑞斯城（the town of Lorris）的特许状成为法国其他的一百个城市的效仿的原型，而在诺曼底的布里特尤尔（Breteuil）的特许状则是许多英格兰城市的特许状的原型。在弗兰德斯，早在十一世纪，各个城市就拷贝圣奥马尔的特许状。“特许状”加入了“公社”成为一个跟反动势力斗争的词汇。

有趣的是，特鲁瓦和其他香槟集市城市很晚才得到特许状。这恰恰是因为历代香槟伯爵的开明的态度，而不是相反。伯爵们热情地保护和促进集市，这使得成立公社变得没有太大的必要。特鲁瓦的商人比获得特许状的其他城市里的商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不管怎样，在1230年，特鲁瓦还是得到了一份特许状。另外几个没有特许状的香槟城市也被授予了特许状。

授予特鲁瓦特许状的君主是提波特四世。他具有诗人的天赋，这点为他赢得了“歌曲作者”（Songwriter）的响亮的称号。甚至在他继承纳瓦拉王国（the kingdom of Navarre）之前（在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称为提波特，纳瓦拉和香槟之王），他就统治着广阔的领土，虽然这些领土是从七个不同的领主那里得来的——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赛恩斯大主教和兰斯大主教，巴黎主教和朗格勒主教，以及勃艮第公爵。为了管理方便，香槟地区的复杂的领土被封划分为二十七个城堡区（castellany），每个区包括几个承担军事义务的男爵和一些骑士——数量总共有两千个。（在香槟地区还有几百个骑士对另外的人承担军事义务）

在其整个领地内，提波特从高等司法（high justice）中获得收益——对不包括教士在内的重罪的罚款——以及许多关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比如，对面粉磨坊和烤炉的垄断权，或者从寻求再婚的贵族遗孀那里的收费。但是他从城市得来的收入，特别是从特鲁瓦和普罗旺斯得来的收入，要重要得多。提波特死于1253年，几年以后，各城市的市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这个伯爵的财产和特权的清单。这份清单的特鲁瓦部分里的一些引文可以使我们一窥伯爵收入的性质。

“歌曲作者”提波特经常性地欠债，曾一度甚至把特鲁瓦给抵押出去了，这个事实只是强调了有关君主的一个真理：他们越有钱，花得就越多。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提波特延续了其家族支持集市的传统做法。在他统治期间，各种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

在夏季集市（圣雅恩）和冬季集市（圣雷米）举办期间，特鲁瓦是欧洲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淡季的时候，其人口下降，但仍然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特鲁瓦的人口大约有一万，在北欧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超过它。巴黎有大约50,000；根特，40,000；伦敦，里尔和鲁昂，25,000；跟特鲁瓦差不多的北欧城市有圣奥马尔，斯特拉斯堡，科隆和约克。在人口众多的南欧，最大的城市有威尼斯，100,000；热那亚和米兰，50,000至100,000；博罗纳和巴勒莫，50,000；佛罗伦斯，那不勒斯，马赛和图鲁兹，25,000。巴塞罗那，塞维

利亚，蒙彼利埃，以及许多意大利城市跟特鲁瓦的人口规模差不多。

假如更深一步研究人口统计学，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十三世纪西欧的人口只有大约六千万。人口分布的情况更后来的时代迥然不同。法国，包括王室领地和封建公国的领地，但扣除后来才成为法国一部分的东部地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大约有两千两百万人。德意志，包括现代的法国和波兰的相当大的部分，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意大利大约有一千万，西班牙和葡萄牙有七百万。低地国家有大约四百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也有四百万；爱尔兰有一百万不到，苏格兰和瑞士各有五十万不到的人口。

这些人口数字尽管比工业革命以后的人口数要少很多，仍然表明自罗马和黑暗时代以后的一个巨大的增长。事实上所有的增长都在北欧，那里才是未来所在。

1250年，即我们的叙述开始的那年，路易九世（圣路易）统治着法国广阔的、但差异很大的国土。王室的领地占整个国家的约四分之一，在那儿国王制定法律，征收税款；其余部分被分配给数十个王公和教士以及几百个较低级的领主，这些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具有科学头脑的弗雷德里克二世（世界奇迹，the Wonder of the World），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国王处于其统治的最后一年。亨利三世占据着英格兰王位，享受着一种波澜不惊的统治，虽然丧失了在法兰西金雀花王朝旧有的领地使得他跟以前的国王相比在财富和势力方面较为逊色。英诺森四世在罗马戴着教皇的皇冠，此时的罗马多少恢复了点其在异教时代的声望。在西班牙，摩尔人受到几个基督教王国的强大压力，而在欧洲的另一边，蒙古人刚刚攻占了俄罗斯，正在袭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对欧洲大部分地方来说，1250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这种情况未必适合好斗的乡间贵族，但对于城市的市民来说是很适宜的，而正是这些市民的生活和活动才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