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走向成功之路(谭浩强)

怎样走向成功之路

——和大学生谈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谭浩强

谭浩强教授简介

谭浩强教授，1934年生，广东台山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1958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学生时代曾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全国学联执行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毕业后留在清华工作，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同时承担教学工作。是“双肩挑”(既从事教学、又从事思想工作)型的干部。在当时的青年界有一定影响。从70年代末开始，以主要精力投入计算机教育。现担任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NIT)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委员会顾问，是在我国有巨大影响的著名计算机教育专家。

他是我国计算机普及和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创造了三个世界记录：(1)20年来他共编著(含合著)了140种计算机著作。主编300多种，共400多种，是出版科技著作最多的人。(2)他的著作总发行量达5000多万册，是读者最多的科技作家。我国平均每26人、知识分子每1。2人就拥有一本谭浩强的书。(3)他编著的《BASIC语言》发行1250万册，创科技书籍发行量的世界纪录。此外，他编著的《C程序设计》发行了800万册，FORTRAN，COBOL，PASCAL，QBASIC等书发行量均为全国之首。全国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他的书为教材。

他曾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系统地讲授了BASIC，FORTRAN，COBOL，PASCAL，C，QBASIC，VisualBASIC等7种计算机语言，观众超过500万人。在我国学习计算机的人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谭浩强的名字的。广大群众都喜欢读谭浩强的书，认为他写的书定位准确、概念清晰、通俗易懂，善于用读者容易理解的方法和语言说明复杂的概念。许多人认为他“开创了计算机书籍贴近大众的新风”，为我国的计算机普及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他曾获全国高校教学成果奖国家级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部委级优秀教材奖，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被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列入“世界名人录”。薄一波、王光英、雷洁琼、李沛瑶、杨成武、周培源、卢嘉锡、张劲夫、宋健等领导同志亲笔为他题词，称赞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在题词中称他为“教授计算技术的大师、普及现代科技之巨擘”。

2000年1月被《计算机世界》报组织的“世纪评选”评为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IT 人物”10个人之一(排在笫2位)。他的功绩是把千百万群众带入计算机的大门。近年来，谭浩强回顾了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出在成长过程中应当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并应许多大学的邀请以此为内容向大学生们作了180多场“怎样走向成功之路”的报告，大学生反映十分强烈。

谭浩强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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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69岁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回顾我们的一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以及我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是无愧于社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历史的。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切。

由于我在计算机教育和普及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称赞，许多媒体也作了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常有人问我：你是怎样成功的?在一些人的眼里我现在已是“功成名就”了，许多人很羡慕我。因为每个人都想成功，都想从别人成功的经历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有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甚至说我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有过顺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如果说我是怎样成功的，无非是认准目标，坚定不移，正确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终生不屈不挠地奋斗。从我几十年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业务因素，而是取决于其全面的素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怎样做事，更要学会怎样做人。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必须善于处理好这些矛盾。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人要取得成功，至少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10个关系：

(1)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3)平凡与不平凡的关系；

(4)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5)理想与勤奋的关系；

(6)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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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8)顺利与挫折的关系；

(9)个人成就与社会培养的关系；

(10)年轻时打好基础与一生健康发展的关系。

以我的亲身经历谈谈我是怎样处理这些关系的。

1、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我们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祖国和社会的发展中发展自己。

我从年轻时期开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在上海市上海中学度过中学时代的，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刚刚初中毕业，不到15岁。虽然年纪小还不大懂得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对比解放前后，我开始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满腔热情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49年11月上海建团时，我成了上海第一批青年团员。

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学校周围出现坏人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我们全体同学组织起来，白天上课，晚上巡逻护校，防止坏人破坏学校。我们小小的年纪，就已懂得爱与恨，懂得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炸毁了上海杨树浦电厂，整个上海一片漆黑。我们边上课边防空。当天空出现飞机时，不用问不是美国的就是国民党的，那时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眼睁睁地看着美蒋飞机轰炸我们。我们天天仰视着天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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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天上飞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那该多好啊!”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祖国赶快强大起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切都谈不上，更谈不上什么个人的前途。

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不是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你现在是名教授，当初你是否立志要当名教授，从而为此目标不断奋斗?我回答说：“当初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当教授，那时惟一的愿望就是国家不能垮，只要国家不垮，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1952年我高中毕业了，已经报名报考清华大学。临考前，上海团市委派人找我谈话，说上海的中学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领导上要求将一些优秀的中学团干部留在中学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上希望我放弃考大学，到中学当政治辅导员。我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这样，我没有参加高考而被分配到上海复旦中学当政治辅导员。

1953年夏天，我国的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名额。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入大学人数还不够。党中央决定从工农兵和社会上有觉悟的知识青年中抽调一部分人考大学，以改善大学的成分。这时，组织又找我谈话，说：“现在需要优秀的在职干部考大学，你愿不愿意上大学?”但不是保送而是和一般学生一样参加高考，一分也不加。这时离考试只有三个星期了，我说试试看吧。复习了三个星期，还未等我复习完，高考开始了。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系是当时清华取分比较高的一个系。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具体发展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难事先准确地预测到一生中每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情况。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全身心投入，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使自己得到发展；有人主张所谓“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我认为：如果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自我设计，是不现实的。

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组织的分配，或向组织讨价还价。“文革”中我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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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的江西农场回到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清华大学四川绵阳分校工作薄弱，环境艰苦，希望调我去绵阳分校去工作；我又二话没说，在那里一干又是三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前夕才回到北京。

个人只能在社会的发展中发展自己，没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不会有个人的发展的。198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计算机教育大会”，我在大会上介绍中国的计算机教育时，讲到我们所编著的《BASIC语言》一书，当时发行了400万册(现在已达1200多万册)。在休息时一位美国专家问我：“你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翻译错了，是4万册吧?”我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4和6个0，即4000000。他翘起大拇指说：“一本科技书发行了几百万册，真是世界奇迹!”我平静地回答他：“中国有10亿人口，400万不算多。”我很幸运，生活在有10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我生活在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即使你本事再大，连刚出生的婴儿也发一本，也到不了现在1200万册的纪录。只有在中国，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发展科技，普及电脑，在这样的环境里才会出现我们的纪录。离开了中国这个环境，我将一事无成。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我说：“短期去参观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我到美国做三等公民，我绝不去。因为中国是我的事业发展和成功的土壤。”

爱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体的。国家为个人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而个人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这就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有人对我说：“你真了不起，《BASIC语言》和电视讲座开辟了我国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的局面，对中国的计算机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说：应当反过来说，是中国的计算机普及的需要造就了我和《BASIC语言》。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谭浩强，也会有别人来完成这个事业。可能谭浩强认识早一些，投入多一些，做得好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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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遇与努力的关系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机遇。可能有好的机遇，也有一些不利的机遇。如改革开放就是好的机遇，“文革”就是不好的机遇。有的人成功了，认为得益于机遇，不得志时常叹息“机遇不好”，“生不逢时”。

有人对我说：“你的成功主要是机遇好，赶上计算机普及高潮”。这无疑是对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机遇变成现实的。机遇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会自动变成现实，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来的。科学家巴斯德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有头脑的人。”

我想谈谈我是怎样遇到机遇和处理机遇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普及计算机，应该说这是一个机遇，需要大量的教师、大量的教材。1978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扩招两个班的学生，快开学了，发现讲程序设计课的教师不够。我当时是清华大学计算中心党支部书记。有人对我说：“你这个党支部书记现在反正事情不多，你去讲课吧!”但是我并不是学计算机的，我学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在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上过计算机的课程。当时我对BASIC语言并不熟悉，更谈不上精通了。此时离开上课只有三个星期了。我想总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工作的，要别人去做也有困难，我应该勇挑重担，克服困难知难而进。我一口答应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图书馆找了一些外国的书看，还没等我看完，就开学了。我只好边炒边卖，一面讲前面的，一面准备后面的。过去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所受到的锻炼，这时帮了我的忙。我讲课逻辑性强，内容生动，能吸引人。我的课排在下午，一般下午上课学生容易打瞌睡。但是我上课时学生从不打瞌睡，而且争坐第一排。学生把BASIC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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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乌拉课”(“乌拉”是俄语“万岁”的意思)。后来中央电视台要办计算机电视讲座，向全国播讲BASIC语言，到清华大学物色老师。大家就推荐说：“应当请谭浩强去讲，他的课是‘乌拉课’。”就这样我上了电视台。为了配合讲电视讲座，就编写了《BASIC语言》一书。这是我的处女作，结果一炮打响，成了世界纪录。从此我从事计算机普及教育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计算机教育与普及的不归路。

我从一个未学过计算机的人，44岁开始学习计算机，现在成为所谓的“大师”，转变幅度如此之大，成果如此丰硕，的确得益于机遇。没有适当的机遇，是难以成事的。但是也不要把机遇想得太神秘和玄乎。机遇到来时显得非常“平常”，没有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你发展的机遇”。往往是一个人的思想敏锐程度和素质决定他能否抓住机遇。

许多人说我充分地利用了机遇，从事后看来我是做对了。但是面临着同样的机遇，不同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没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而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让机遇在他面前轻轻地滑过去了，等他悟过来时，已经晚了一步。现在大家都认为当初写《BASIC语言》是抓住了机遇。应该说，能写BASIC的人很多，有的人肯定会比我们写得好，但是那时有人却认为“BASIC语言水平低，没什么好写的”，错过了机遇。而我始终认为：干什么只要好好干，都会取得成果。我体会，对于机遇，一要敏感，二要舍得付出。要敏锐地发现机遇，紧紧地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

3、平凡与不平凡的关系

20年来，我独编和合编了130种计算机书，主编300多种，发行量超过4400万册。《BASIC 语言》发行1200多万册；《C程序设计》发行540多万册；FORTRAN、PASCAL、Q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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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书的发行量均居全国首位。我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讲了BASIC、FORTRAN、COBOL、C、PASCAL、QBASIC、VB等7种计算机语言，观众超过500万人。从今天的成果来看，说起来真好像有些“不平凡”。

其实，回到20年前，我做了一件十分普通的事，甚至是别人看不起的事。无论我还是别人都不会想到搞计算机普及这种工作会出名，会出大成果。当时有人认为：有水平的人应当去搞科研，搞高精尖项目，那才能出成果，获大奖。干计算机普及是水平低，没水平的人才干这种工作。我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下来的。我当时没有考虑什么水平高低的问题，只是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想学计算机，但是又感到计算机难学。我觉得作为教师，首先应当想到的是他的工作对象，要使千百万群众更快地进入计算机的大门。我多次说过：“只要社会需要，水平低我也干。”

许多人问我是怎样创造世界纪录的。我说：“当初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做梦也没想过会创世界纪录。我们只是想到社会需要。”

面对平凡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应付或者是出色完成。我努力把每一件平凡工作都做好。我提出：“要把计算机从少数计算机专家手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广大群众手中的有力工具”。我为此整整奋斗了20年。我想我们应该写出一些使初学者容易入门的书。我们在写《BASIC语言》这本书的时候，提出要与读者将心比心，运用逆向思维的方法，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充分设想读者在学习中会有什么困难，用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和语言去讲清复杂的概念，在写法上有重大突破。在中央电视台播讲后，在全国一炮打响，受到了各方面群众的热烈欢迎。

有些人觉得自己要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整天想干“轰轰烈烈”的、“不平凡”的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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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于做眼前的平凡工作，往往“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意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要从平凡工作做起，努力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我的体会是：一不要轻视平凡，二不要把平凡工作做成平庸。平凡和平庸是两个概念，平凡是指工作岗位，平庸是指工作态度。任何岗位都能出成果，出人才，出奇迹，关键看你怎么干。目标要远大，工作却是平凡的。不要抽象地追求“伟大”，而要把平凡工作做成伟大。

4、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一个人必须全面地锻炼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多参加社会活动，担任些社会工作，在政治思想上打好基础，对今后的一生在政治上、业务上的成长都有好处。

我14岁入团，18岁入党，从1949年入团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在青年团里生活和工作了17年，这段经历对我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坚持“双肩挑”制度(即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思想工作的担子)。我从1955年起，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1956年到1959年担任了3年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文革”后担任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分校副校长，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很多的锻炼，终身受益。

前几年有一次在清华园里遇到了艾知生同志(当时他是广电部的部长，20世纪60年代初他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说：“你现在是计算机权威了，是电视明星，当年你是学生工作干部，大家都认为你会走当干部的路。现在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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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上很有成就，你怎么会转变得这么快?有什么体会?”我回答说：“这得益于蒋南翔校长倡导的双肩挑制度，使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受到了全面的锻炼，现在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都能干好。”在“文革”时，有些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同志，后悔当初做政治思想工作，认为业务受了影响，耽误了青春，现在还要挨斗。我却从来不后悔这段经历，因为第一我们的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第二对自己成长很有好处。

我认为政治和业务在微观上、在时间上是会有矛盾的，但在宏观上是相互促进的。因为一个人在政治上的能力和在业务上的能力往往是相通的，有本事的人，做什么都有本事。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培养自己的素质，使自己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总结了从事社会工作促进业务工作的10个方面：(1)有较强的事业心，富于进取；(2)思想敏锐，对新事物敏感；(3)善于全面辩证地思考问题；(4)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5)联系群众，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6)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7)有较强的文字能力；(8)能团结人，会与人合作共事；(9)不墨守成规，有开拓精神；(10)安于平凡工作，又在平凡工作中努力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我今天能取得一些成果，与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我在青年团工作中，经常深入群众，培养了群众观点，熟悉学生的特点和思想规律，在工作中学会辩证地分析问题，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不随风倒，不赶浪头，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过去常给学生作报告，写过不少工作总结和报告，锻炼了表达能力和文字能力，这对我讲课和写书也很有帮助。

由于受到全面的锻炼，只要工作需要，无论要我做党政工作，还是做业务工作，我都能做，而且都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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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珍惜青年时期担任社会工作的机会，有意识地锻炼自己。

5、理想和勤奋的关系

有人曾问冰心老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她回答两个字：“勤奋”。我想这是对的，但我想补充两个字“理想”。即理想加勤奋会促成你走向成功之路。理想使人生活有目标，勤奋则是实现理想的保证。

俄国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想所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一个有理想的人，应当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没有正确理想的人，生活没有目标，缺乏正确的动力。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而不想付出艰苦的劳动，那么愿望再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在谈到成功的要素时，都离不开“勤奋”两个字。门德捷也夫说过：“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终身勤奋。”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

要想有成就，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要能吃苦，准备付出代价。舒舒服服、安安逸逸是干不成大事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说过他一周工作100小时。我算了一下，比他少多了，大概85小时。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每周7天，平均每天12小时。也就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4小时。

这里引出一个得失观的问题，有得必有失。我认为只要得大于失就值得干。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有的人又想当院士、科学家，又想当部长、大干部，又想当大款、挣大钱。我认为同时实现这三者是不可能的，能实现一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选定一个目标。假如你想当大科学家，你要准备在科学的园地里终生辛勤耕作，要能经受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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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的失败，要耐得住寂寞。假如你想当大干部，你得到的是人民的信任，得到的是权力，你失去的是个人发财的机会。现在有的人又想当官，又想发财，还利用当官来发财，非犯错误不可。奉劝各位：如果你们以后想当官(不论多大的官)，要先想清楚，下决心放弃个人发财的机会，才去当这个官，否则不要去当官，以免害人又害己。有人当了大老板，钱虽然有的是，汽车、别墅、美女，物质生活应有尽有，但又感到精神空虚，没有职称，又觉得当院士好。

干什么都光荣，干什么都有得也都有失，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患得患失，结果一事无成。

一个人不要光想占便宜，做人要学会吃亏。做老实人，吃点亏不是坏事。什么亏都不想吃的人，最后要吃大亏。当你吃亏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倒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人常说：吃亏是福。我一生吃过不少亏，我体会：会吃亏才能成大器。

6、学习与创新的关系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要有强烈的渴求知识的愿望，要一辈子勤奋学习，否则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搞计算机的，更为如此。我对北京一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说：“你们选择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专业，但同时也选择了一个需要终生付出艰苦劳动的专业，搞计算机的人必须准备比别人付出多一倍的劳动，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劝你们改行。”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69岁了，也要天天学习，否则就落后。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死守一个专业，死守大学里所学到的东西。要善于发展自己的知识。现在50岁以上搞计算机的人，90%以上原来不是学计算机的，是“改行”的。过去人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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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有一种概念，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一辈子只能从事这个专业，否则就是“学非所用”，就是“浪费人才”，我认为这样理解太狭隘了。大学只有4年，学专业课程只有2年，这2年怎么能管一辈子几十年呢!其实，一辈子只干自己所学的专业的人是少数。孙中山是学医的，当了政治家；鲁迅也学医，当了文学家；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是学中文的，参加革命后搞青年工作，后来当清华大学校长，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国最大的工科大学。

我入大学时学的是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四年级时调到自动控制系，20世纪70年代末又从事计算机教学。在学生时代没有学过计算机课，我所有的计算机知识都是自学的。我觉得“改行”不是坏事，是根据需要发展自己的知识。请问：当初我“改行”搞计算机好呢，还是死守一个专业好?我学过三个专业，知识面更宽了，机遇也更多了。

在学校里不可能学到以后一辈子所用到的知识，我体会：与其说大学的作用是学习具体的专业知识，还不如说是学习“怎样去学习”，学好“怎样学习”才能打下今后学习和做事的基础。

要学会学习，现在学生中有以下三种状况：(1)老师讲过的还是不会，这就达不到要求了。(2)老师讲过的会，别的不会。这可能是多数。(3)老师未讲过的也能学会，这可能是少数。入学时，一般学生的情况是“不教不会”，毕业时，应该做到“无师自通”。我在高中学物理课时，参考的是大学物理教科书。在大学学材料力学时，看了三本参考书：中文的、俄文的和英文的。要善于自学，自己发展知识，着眼点应当由学会什么发展为会学什么，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每个人都应当培养自学的能力。

在学习的基础上还要强调创新，21世纪需要创造性的人才。要提倡创新的精神，培养创造思维。不要墨守成规，别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样的精神状态难以有创新。有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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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是科学家的事，只有搞发明的人才需要有创新精神。其实每项工作中都有创造，做任何工作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社会就不会前进。

我是当教师的，搞计算机教育和计算机普及，一般人认为那是最普通的事，最常规的事，很难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实际上，这项工作很有学问，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我从事这项工作20年，思考了20年。对有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复琢磨，提出自己的看法。譬如，学计算机一定要从二进制学起吗?什么人需要学习不同数制之间的转换?不同的对象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初学者容易入门?怎样写书才能使人读懂?……这些问题都包含了创新的内容。

我写的书和别人不同，有自己的创作风格。传统的教学和教材采取这样的三部曲：提出概念--解释概念--举例说明。我则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新的三部曲：提出问题--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出一般规律和结论。这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计算机应用课程是很适用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写书的时候绝不模仿现成的模式，更不照搬别人的东西，那是没有出息的。我力求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创新，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前进。

7、事业与全面发展的关系

常有人误认为，那些有成就的人，都像苦行僧似的。科学家都是书呆子，没有爱好，没有感情，不顾家庭，只会看书，只会工作，生活枯燥，没有个性。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一个人应当热爱生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培养全面的素质，而不应当是一个书呆子。只有热爱生活，才能有创造未来的高度热情，不能愁眉苦脸地生活和工作。

我在学生时代，是很活跃的，我喜欢听古典音乐，爱看芭蕾舞，爱看话剧和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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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天鹅湖》我前后看了十多遍，晚上临睡前总要看一会儿历史小说，每年元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都要观看现场转播。每次到外地开会，我总利用这个机会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的情况，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爬山的机会也不放过，每次我都能爬到山顶。有一次去成都开会，在参观武侯祠的时候，看到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我觉得挺好，很有辩证法，不仅是文学，是历史，还包含做人做事的哲理，就把它记住了，经常吟诵，反复琢磨。

又有一次去昆明，接待单位陪我去参观圆通寺，又看到一副对联：

会道的一缕藕丝牵大象

盲修者千钧铁棒打苍蝇

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告诉人们做事要动脑筋，要讲究方法，讲求效率。我在多次报告中援引这副对联，要求从事计算机教育的人注意改进教学方法，使初学者容易入门。

知识面广、兴趣广泛，会使一个人的思想活跃，联想丰富。我很注意在生活中积累知识，它在无形之中帮了我许多忙。我讲课生动，写书善于举例，都得益于知识面宽。我常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某些概念，例如C语言中二维数组的指针是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抽象地解释这个概念学生很难弄懂，我举了部队集合点名的例子，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人说这个例子“绝了”。平常脑子里东西多了，讲课时例子就会顺手拈来。

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具有全面的素养，包括思想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等。搞业务的人，不能只对业务感兴趣，应当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素质。现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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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生中国字写得很差，语句不通顺，历史知识贫乏，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8、顺利和挫折的关系

人们常常希望自己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但是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顺利，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人都经历过种种挫折和失败。我认为，没有挫折的经历不是完整的经历。

要取得较大的成功，就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就需要冒风险，就要准备失败。要想太平，安安稳稳过生活，可能不会冒多大风险，但是也不会有大的成功。

我年轻时一帆风顺，红旗下长大，始终受表扬，一路春风。在我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说：“一个党员需要经受各种考验，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我慎重地回答说：“我想过了，没有问题。”我当时想到的考验：一是战争，二是到艰苦环境工作。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形式的考验。

1966年6月我正在北京延庆县参加“四清”工作，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清华园里“起火”了。一个通知把我们全体四清工作团的同志调回学校，刚下汽车就被“造反派”戴上了高帽，进行残酷斗争，说我是“蒋南翔黑线人物”、“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状好几十条，其中有一条说：我在当学生会主席时，在一次干部会上曾说，吃饭时不要播放节奏感很强的进行曲，最好多播一些民族歌曲或抒情曲，让大家在吃饭时轻松一些。这被上纲为“反对唱革命歌曲”，“反对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我曾经在干部会上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背现成结论，应当融会贯通，多思考，想通了才去做。这被上纲为“谭浩强提倡在‘想’字上下工夫，对抗林副主席提倡的‘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在那时有理无处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莫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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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就能把你打翻在地。

士可杀不可辱，大文豪老舍先生以死来抗议对他的侮辱。许多优秀的干部和专家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长期非人的折磨，要熬过来真是不容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被批判、斗争、下放劳动共达6年之久，这正是我32岁到38岁的大好年华。诗人雨果说过：“人在逆境里要比在顺境里更能坚强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锻炼身心。”挫折和失败可以使人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人坚强起来，更加成熟。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和祖国的信念，相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坏事是不好的，但是它可以变成好事，使人受到锻炼。我被下放江西劳动两年，我心里想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没到农村长期生活过，一不会插秧，二不会犁地，既然来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插秧会战时我报名参加突击队，插秧速度比别人快。收割时我学会驾驭水牛拉车，运送水稻。“文革”后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到清华参观，看见我蹬着三轮车拉教材，赶紧拿出照相机照相，因为在美国不可能有教师蹬三轮车拉书。他们问我：“你怎么蹬三轮呢?”我说：“开学了，教材刚到，为争取时间，我自己去拉教材。”他们问：“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蹬三轮的?”我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的。”现在我会骑自行车，会骑助动车，会骑摩托车，会开小汽车，会骑三轮车，还赶过牛车，这不挺好嘛。一个人应当利用一切的机会进行学习和充实自己。

有人经得住顺利环境，却经不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有人经历得起物质上的艰苦，却经不起政治上的风浪和挫折；有人能经受对敌斗争的考验，却经不起革命队伍内部的委屈。做一个革命者，应当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从我的切身体会中，我深深感到：一个人失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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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沉思，成功时要谨慎，而不要失败时气馁，成功时骄傲。

经过了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我变得更加成熟了。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但是不要幻想没有矛盾。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出名了，说我好话的固然多了，但也听到不少的坏话。例如，前几年，有人把BASIC语言贬得一钱不值，甚至说“谭浩强毒害青年”。在知识分子中，也常有文人相轻，门户之见，互相妒忌，甚至有人无中生有地进行人身攻击。有的领导排斥异己，妒忌贤能，喜欢整人，我也受到过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对此，我已习以为常。现在无论谁说我好话或者说我坏话，我都淡然处之。我想：反革命都当过了，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一个人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的书发行了4400万册，即使99%的人说好话，1%也有44万。如果99.9%说好，0.1%说不好，也有4.4万人。如果有4万4千人说你坏话，你受得了吗?

只要自己做得对，问心无愧，不要怕别人闲言碎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听到好话不要飘飘然，听到坏话不要泄气，更不要暴跳如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对毕业生语重心长地说：“感情上要粗糙一些，不要太娇嫩。”现在有些学生感情太娇嫩，听不得半句坏话，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哭鼻子。应当锻炼得坚强一些，将来遇到的困难还多着呢!

前几年，我在对毕业生作离别报告时说：“我不祝你们一帆风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会给你们造成幻想，以为在你们的面前永远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只能听赞歌、受表扬、被提拔、升工资，希望处处是掌声，而对面临的困难缺乏思想准备。我只祝愿你们不论是顺利还是挫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这段话许多毕业生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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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座右铭。

9、个人成就与社会培养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社会培养的结果。离开社会我们将一事无成。不能把个人孤立于社会之外，更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

现在有些所谓的歌星、影星、球星、明星，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培养的关系。有的人自己素质很差，却自以为了不起，到处吹嘘，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说自己从小就是天才，永远超人一等，目中无人，好像他是在真空里长大一样。有些人讲成绩时总是忘记了国家和社会，而谈起委屈总是归罪于社会和国家。唱几分钟歌，开价几万元，还偷税漏税。而我们一些大学生却把他们捧作神明，成为“追星族”。对此我很不理解，也很不以为然。

我始终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我周围的同志对我帮助很大，我的领导对我培养深入细致，这些都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要自觉从社会吸取积极的营养，丰富自己，塑造自己。每次回到我的母校，我都对当年教过我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们的培养。

一个人成名之后不能忘乎所以，不能摆架子，要永远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群众。前几年天津一个大学的学生给我写信说：他们正在学习我的《C程序设计》，快要考试了，但是他们买不到该书的习题解答，希望我能替他买一本。我买了三本，亲自到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他。寒假后，他们全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们没有想到像您这样一位名教授会亲自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回信，并且还想得很周到，给我们寄来了三本。我们全班专门为此举行了班会，大家说现在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啊!大家表示：我们以后也要成为像您这样的好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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