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王蒙小说的幽默风格

王蒙便是这样一位具有幽默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按照幽默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功能，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风筝飘带》以及《不如酸辣汤及其他》、《失恋的鸟鸦及其它》这样的“幽默作品”。幽默在其中不仅作为一种语言手段被用来创造喜剧气氛和塑造喜剧形象，而且作为一种情节手段用来结构整个作品。这里的关键，是用幽默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支撑全篇的喜剧冲突。《说客盈门》中的众说客分明是受命或主动前来为县委一把手的二流子表侄询私说情，却又摆出一副振振有词、道貌岸然、情真意切的样子，这种表里相悖、欲盖弥彰的表演构成了小说基本的喜剧冲突。买买提处长经历了一场人世间罕见的浩劫，但他却以自得其乐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看待和对待它。“荒诞的处境造就了荒诞的心境”, 《轶事》的整个喜剧冲突正是立足于荒诞心境对荒诞处境的嘲笑和惩罚之上的。这种用幽默手法造成的喜剧冲突，正是使这类小说成其为幽默作品的根本条件。有人认为这两篇小说同其他作品相比，主要特色在于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诚然，夸张确是它们的一个明显特征，但须知，夸张还可以作为幽默经常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即语言手段来制造喜剧气氛，而不用夸张手法也未必就不能成其为“幽默作品”。例如《布礼》，钟亦成那首仅有四句二十五个字的儿童诗遭到评论界新星牵强附会的批判之后，作者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时，就使用了一系列比喻性的夸张手法，其夸张的程度，大到“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 深到“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 严重到“抱起一台重机枪，到小学课堂里扫射”。然而，象这样运用了夸张手法的小说，由于缺少支撑全篇的喜剧冲突，照样可以仅仅是“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 而不是“幽默作品”。相反，《风筝飘带》倒未见用明显的夸张手法，而是以主人公的视点和意识流程为线索，把人们熟视无睹的一系列日常生活现象用白描的手法串联起来，但由于它具有用幽默手法造成的喜剧冲突作为撑持全篇的支柱。一对热恋的青年男女在我们辽阔宏伟的三度空间中居然找不到一块互诉衷肠的地方，所以照样可视“幽默小说”。

第二类，是所谓“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幽默在这类作品中并未构成支撑全篇的喜剧冲突，即并不起结构作品的作用，但在塑造喜剧人物和制造喜剧气氛方面却具有举足轻重、流贯全篇的重要功能。《悠悠寸草心》、《相见时难》、《杂色》、《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布礼》、《蝴蝶》、《深的湖》、《惶惑》、《夜的眼》、《湖光》、《温暖》、《表

姐》、《友人和烟》《快乐的故事》等笼罩全文的亦庄亦谐的气氛，吕师傅、钟亦成、张思远、李振中、丽君、赵荣国、陈果、莱提甫科兹克戚等人物身上的肯定性幽默色彩和唐久远夫妇、杜艳、陈金才、孙润成、哈皮孜、谢力甫、于维琳、表姐、陈玉珊、大学生“我”等人物身上的否定性幽默色彩，都说明作家是以一个幽默家特有的眼光和手法来观察、思考和反映生活的。其中《夜的眼》比较特殊。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写法，它本来潜藏着一个足以支撑全篇的喜剧冲突。作家陈呆、一方而在文艺座谈会上、会下和同行们一起深入分析“四人帮”赖以立足的土壤，争相开出医治“十年”后遗症的种种处方。畅淡道德与风气，真诚地表示“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违心地去替别人走后门。事实上，这条线索在作品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展露。但由于作者所着力刻画的“灵魂恰恰不在于走后门”, 而在于“写一个长期在农村、在边远地区的人对大城市、对我们生活的感受”，因此并未充分展开有关走后门的喜剧冲突，而小说末尾稍稍展露的部分显然又不足以支撑整篇作品，所以也就很难把《夜的眼》看作一篇“默幽小说”。但鉴于作品在描写主人公对大城市生活的零星感受时处处渗透着亦庄亦谐的笔调，给陈呆这一人物及全篇气氛镀上了一层幽默的色彩，故而可视为一篇“渗透幽默情调的作品”。

王蒙的小说中还有第三类作品，它们是用非幽默的矛盾冲突结构而成的，塑造人物主要也不靠幽默手法，但作家仍透过字里行间让读者隐约嗅到一点幽默的气味，用以点染气氛或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补充色调。我们姑且把这类小说名之日“包含幽默或喜剧因素的作品”。王蒙的早期创作多属此类。他二十二岁写出的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历来被公认为典型的正剧，但透过那“严谨而深沉”的帷幕，有时幽默依然隐露出它那内庄而外谐的笑脸。

其中有掺着讽刺的幽默。刘世吾把“壮丽的事业”、“万岁”和公安局长开会打磕睡对立起来，以此论证他那“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的高论。有杂以挪榆的幽默、韩常新的首次亮相：“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也有善意嘲弄的幽默。林震第一次去麻袋厂调查完毕后，边骑车边沉思，结果“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至于魏鹤鸣听到林震问他们厂第一季度发展了儿个党员，竟粗声粗气地答日“一个半”, 更是运用了典型的幽默手法。王蒙于二十四年之后发表的《说客盈门》中有个典型的幽默细节—一个小小的县城里，蜂拥而至的说客竟高达“一百九十九点五人次”, 同这“一个半”的手法之间无疑存在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如果说《组织部米了个年轻人》中的某些幽默细节程度不同地具有内庄外谐的性质，属

于典型的幽默手法，那么，王蒙的另外几篇处女作如《小豆儿》、《春节》、《冬雨》、《眼睛》只能说包含有某种一般的喜剧成分，而很难说具有典型的幽默因素。《小豆儿》中小豆儿的爸爸和顾客蛮不讲理，抬死杠的对答，《冬雨》开头对“我”和那个年青人之间一场小纠纷的描写，《眼睛》中对镇文化馆值班员的心理刻画，或许也能引起读者淡淡的笑意，造成一定的喜剧气氛，但由于缺乏内庄外谐这一内核，因此同典型的幽默之间显然还横隔着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