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觉新与汪文宣人物形象比较分析

高觉新，汪文宣形象之比较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从他1927年开始创作《灭亡》算起，已在文坛辛勤地耕耘了六十多个春秋，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深沉的笔调，激越的情绪，写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评论，表达了自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的愤慨，热情歌颂了为民族解放和生存而斗争的勇士。先后完成了《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火》、《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20多篇中、长短篇小说。塑造了无数个艺术形象。

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和《寒夜》中分别描写了高觉新和汪文宣这两个出生于不同家庭，而生活在同一时代，都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影响的年青的知识份子的悲惨命运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影响下，在国民党反动腐败政府的摧残和冷漠下，他们两个都是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和薰陶，学习过现代文化，充满了理想、幸福、有前途的年青人，逐渐失去了原有斗志，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安静、为了生活，变成一个逆来顺受性格软弱的年青人。

《激流三部曲》之一《家》的主人公――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的具有两重性格的病态人物。

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一部历史，它的由来必须要有一定的前因后果，《家》的主人公高觉新的两重性格来源于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两个环境对他的影响。历史上“孟母三迁”的故事就说明了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重要作用。高觉新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家庭，其祖父高老太爷在清朝当过大官，靠权力和剥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独掌了家庭的经济大权和高家年青人的生死大权，他就是高家的太上皇，他的话就是圣旨，全族人必须执行，否者就只有死路一条。在他的眼里，年青人没有什么自由、信仰可谈，只有服从、服从、再服从。他肆无忌惮地摧残年青一代的青春、爱情、生命、幸福。在高家高老太爷就是一切，他是这个家族至高至上的主宰者，也是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的执行者和护卫者。在这样环境里生活长大的作为长房长孙的高觉新，必然是这种制度的牺牲者和护卫者，他的什么幸福、理想、前途统统放在一边去了。

年青时的高觉新眉清目秀，聪明好学，深得教师和家长的赞美，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项课柱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在中学肆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失去了母爱，但却有另一种信念支持着他，那就是他的前程、美妙的幻梦与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深爱着他的人――表姐梅小姐。他甚至幻想她就是他将来的配偶，而且祈祷一定是她。

然而梦想终归只是一场梦而已。就在他在师友的赞誉中得到毕业文凭载誉归来的那天晚上，他的梦想被十分残酷地打破了，父亲把他叫到面前，告诉他：“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点抱孙子。”而且“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在家休养，要你来帮我料理家事，所以你更少不掉一个内助。”而未婚妻是父亲在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一番后，用拈阄的办法，随意拈起来一个决定的。在封建专制家庭对子女的终生幸福用这种方法，真是太荒唐了。而高觉新呢，对于祖父和父亲的决定，他也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更没有反抗的意思，只顺从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服从父亲的决定。只在后来回到自己的房里，才为他的前程、美梦和幸福的破灭而哭了一场。“他绝望地痛哭，他关上门，他用铺盖蒙住头痛哭。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没有怨言。”接受了这个既定的事实。

婚后不到半年，时疫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二十岁的他，平静地承担了长房长孙的责任，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了自己的肩上，为求能过几平静的生活，减少家庭内部表面上的争吵，他放弃了愤怒，放弃了奋斗，采取“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和长辈们妥协，糊起了稀泥，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恭敬他们，陪他们打麻将，替他们买东西，计他们欢心。安然地做起了高家掌门人来。他从此失去理想，失去了前途，失增了爱情，也失去了个人的幸福，磨光了唯一的棱角，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

另一方面，由于他严重受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又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制度，甘愿做一个屈从封建势力的孝子贤孙。他虽然受了“五四”新思想的一些影响，但总认为新思想太弱小，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几千年的封建秩序，封建社会制度根深蒂固是不可动摇的，太强大了。在他看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的资格。”与旧势力作对是“鸡蛋碰墙壁”是自不量力，只能“白白牺牲自己”。由于他受这种思想的禁固和毒害，故尔，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惟命是从，而且以此律人。特别是在这个大家庭内部新旧两代人，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他虽然在思想上站在青年人一边，但在行动上却总是与长辈们同步，站在旧思想的立场上。他明明知道端公捉鬼是迷信是骗人的把戏，但却不顾弟弟觉慧的反对，支持家长的决定，明明知道所谓“血光之灾”是骗人的鬼把戏，却又屈服于家长的安排，把妻子送到偏僻的乡间，使得爱妻在生小孩时难产，乡间缺少应有的医疗条件，最后瑞珏在痛苦中悲惨地丢掉了年青的生命。在觉民抗婚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牺牲者，他知道服从祖你的命令意味着什么，却又以劝降者的姿态再三要求觉民服从。

《寒夜》描写了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生活和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黑暗社会的腐败、冷漠和对人的摧残。主公人汪文宣是一个初黑暗社会吞噬的知识份子。

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隐忍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的处世哲学。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惊心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正如巴金所写道：“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了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孟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过了一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理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那私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到，忽然听到周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在字纸篓里拾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继续工作，直到下班，再也不敢出声来“。

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去代他的妻子，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的同事会跟在他的后头吗？他们会取笑他吗？不知不觉到了她办事的地方，在街角。”他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青男人在一块儿，男人带笑地高谈阔论，她注意地听着，他们脚下去得很慢，而身子挨得很近，男人有时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女人有意无意在躲闪。“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而害怕自己的妻子觉查出他是在跟踪她。明明有事找自己的妻子，却不敢上去，正如巴金所说：”忽然他一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向前走去，像做了什么亏心事，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他什么也没有做。“犹豫了半天，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

在家庭的婆媳之战中，他始终处磨心的地位中，他不敢批语谁，不敢评判是非曲直。

汪文宣处在母亲、妻子都真心爱他的环境，两个人都怕对方对文宣的爱超过自己，而使失去文宣，从而使他的母亲和妻子由对他的”爱“而引起的无休止的口角，有时的话语甚至严重伤害对方的心理。由于汪母早年丧夫，又是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压抑而产生心理变态的旧式知识妇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没夫从子也“，严重禁固了她的思想，束缚了她的行为，使她总觉得：刀的儿媳树生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她却靠他们吃饭，所以她认为树生看不起她，使她处于下风，失去了一个婆婆的应有威严，为争口气，爱面子的汪母只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在口角中她常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是拜过堂的，是明媒正娶，你的媒人在哪里，证婚人在哪里。“这样一些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话语来刺激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儿媳树生，从而来满足她心理上需要。由于汪文宣软弱的性格，使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于他所深爱的两个女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苦肉记“，骂自己，打自己，用自虐来获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情，以此来平息内战，以维系这个家庭的存在和安宁。他甚至产生”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的错误想法。正如他的妻子树生所说：”他是一个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

“”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你不了解我。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瑟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就怕看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那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这就是一个妻子对他丈夫性格的真实评价写照。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在给顶头上司周主任祝寿的宴会上，众上皆大献殷勤，唯有他不去敬酒。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他自动地来，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趁着众人偷偷地溜走了，离开菜馆后，他觉得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上级要他为一名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政界红人的”名著“作无耻吹捧时，”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啊，许久写不出一个字。……“后来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但他却在心里骂自己”谎话、完全谎话“公中充满了对周主任之流的诅咒，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

汪文宣心地善良，虽然他性格软弱，没有给妻子和母亲带来幸福和欢乐，但他对母亲和妻子的关怀体贴却是真心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考虑的还是树生，他没有将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树生，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亲笔歪歪斜斜写下了”我愿她幸福“的遗言。他从不让母亲代劳给树生回信，因为他知道他如不亲笔回信，那么她一定知道他病重了，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自己病了呢。为了不拖累母亲，让母亲少受些苦，一天他吃力的在纸上写下这样的话：”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当他在酒店碰见老同学柏青时，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满腔热忱地关心他，希望他鼓起生活的勇气。听到同事老钟因病去世，他不顾自己病入膏盲，亲自去墓地凭吊，寄托哀思，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带着妻子出走、失业、贫穷、疾病等精神上、肉体上的极度痛苦，结束了悲惨一生。

那么是谁阻止了高觉亲、汪文宣前进的步伐，使他们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勇士，逐步蜕变成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是那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和黑暗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1919――1924年”五四“运动初期的成都为背景，集中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作者通过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兴衰，从不同角度暴露了不甘心来亡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压迫，在高家内部进一步加强家长的专制统治，以封建礼教来约束家庭成员特别是年青一代接受新的思想，妄图保住行将来亡的封建统治。

高觉新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初期，一方面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和觉慧、觉民一样强烈地渴望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渴望能获得个人的幸福生活，曾渴望到外国深造，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由于接受了一定的”四五“亲思想的影响，有一些方面也敢于坚持正义，并为

高家的年青一代也作了一些好事。如：支持弟弟高觉慧冲出高家这个封建囚笼，投身到大熔炉中去锻炼成长。对淑英逃离家庭后所遇到的困难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对生病的倩儿请医生治病，倩儿死后出钱为她买棺材将她安葬等等；充分体现了他关心他人，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一面。

《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高觉新一样，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有正义感，正直善良，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有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帮助贫穷子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另一方面，高觉新和汪文宣生活在”五四“新思想与封建专制礼教思想相互斗争的交替时代，黑暗的社会环境，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什么”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等等封建礼教思想的侵害，在这样复杂的生活环境中，使他们的性格产生裂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追求自由、积极向上、敢于斗争；另一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为了生活，可以忍受“，为了安静采取”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

文章从高觉新、汪文宣两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年青知识份子，在新旧思想激战的漩涡中，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在心灵与肉体，理智与**的尖锐冲突中，逐步磨平了棱角，失去了个性，失去了理想抱负，失去了斗志，成为封建礼教的俘虏、弱者、牺牲品的悲惨命运，揭示了要成为一个强才获得个性的解放，人生的幸福，必须同传统的、封建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旧思想、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及社会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是巴金创作的初衷，更是由这两个艺术形象给世人的呐喊，即使在现在，也有较中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