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常识读书笔记
文化常识读书笔记
要怎样写?有哪些范文可以借用参考呢?以下是xx为您收集整理提供到的范文，欢迎阅读参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原书由王力先生主编，本是经典之作，而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有些内容的确需要更新修订。这个版本是插图修订第4版，修订者是刘乐园。修订部分在正文以灰底字注出，大部分修订体现在图片的注释部分，文字风格与正文大异。关于修订内容的评论也两极分化。看起来，修订者有些文字是过于轻佻了，例如对章太炎的批评。又例如，关于笔法和转笔的看法，修订者是取自孙晓云《书法有法》一书，孙氏的看法固然自成一说，但还不是定论，修订者就不加说明地采用，未免轻率了些。
做笔记时，并未意识到修订者的态度并不审慎，记下的笔记不分原书与修订，当时未及时整理，现在更不易区分，只好将就了。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
"五星"，是先秦所谓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秦汉以后，由于五行说的普及，它们又被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金木水火土五星又合称五纬。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木星古名岁星，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
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主要是飞马座的α、β两星)。所说的火也并不是指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
昔高辛氏有二子，阏伯、实沈，兄弟不相能，互相征讨。遂迁阏伯于商丘，主祀大火，故辰为商星(即心宿);迁实沈于晋阳，主祀参星,故参为晋星(即参宿)。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为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也比喻亲朋久别不能重逢。
古人利用北斗来辨方向，定季节。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
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星纪、玄枵等十二个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以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例如星纪有斗牛两宿，玄枵有女虚危三宿，余皆仿此。
除了日月季年之外，还有更大的时间单位，这就是章、蔀、纪、元。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76年)，二十蔀为一纪(1520年)，三纪为一元( 4560年)。——原来纪元是这么来的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将星宿与州国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星宿是某州国的分野。星宿的分野，一般按列国来分配，后来又按各州来分配。
古人又有所谓"月建"的观念,就是把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和十二个月份相配，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十一月(夏历)配子，称为建子之月，由此顺推,十二月为建丑之月，正月为建寅之月，二月为建卯之月，直到十月为建亥之月，如此周而复始。
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例如秦襄公八年，直至旧君出位为止;汉武帝开始用年号纪元，例如元光二年，更换年号就重新纪元。战国时代，天文占星家根据天象纪年，有所谓星岁纪年法，星指岁星，岁指太岁。
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自东汉，也有人认为在汉朝初年就开始用干支纪年，到了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用政府命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般历史年表所记西汉
以前的逐年干支，是后人逆推附加上去的，这一点应该注意。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又叫做三正。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通常所说的阴历正月)为岁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夏历适合农事季节，所以并不称十月为正月，春夏秋冬和月份的搭配,完全和夏正相同。汉初沿袭秦制。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此后大约二千年间，一般都用夏正。
律本指定音的竹管。旧说古人用十二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叫做十二律。十二律各有固定的音高和特定的名称。其中奇数六律为阳律，叫做六律;偶数六律为阴律，叫做六吕。合称为律吕。
古人把宫商角徵羽称为五击或五音,大致相当于现代音乐简谱上的1(do)2(re)3(mi)5(sol)6(la)，形成五声音阶，后来加上变宫、变徵，大致和现代简谱上的7 (ti)和#4(fis)相当，这样就形成一个七声音阶。
我们阅读古书，要注意同名异地的情况。例如战国时称六国为山东，这是因为秦都关中，六国在崤山函谷关以东的缘故。古代山东山西有就华山而言，有就太行山而言。又如江南，《史记》中指湖广江西一带;今天的江南，《史记》
中称为江东。
至于具体地名，在不同时代指不同地点，则更为常见。例如桂林，秦代指今广西贵县南，三国时指今梧州市，西晋时指今柳州市东;桂州在南北朝及唐五代、桂林府在明清两代，都指今桂林市。
黄河流域气温变化图
姓和氏都是宗族血亲关系的代号。姓和氏的概念及本身的问题也非常深奥复杂。从古代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情况来看，姓，原本是指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缘。我们今天概念的"姓"，实际上是先秦时代的氏，是父系血缘宗族符号。
姜太公的母姓姜，父氏吕，名尚，他的"姓名"是姜尚。秦始皇母姓赢,父氏赵, 名政。按照今天的规则，他的完整名字是赵政。"赢政"这种方式的"姓名", 到西汉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西汉以后的所谓“姓"，说的其实全都是"父氏"。
汉代以后”姓"发展成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缘之外，居然常被用来指母系血缘。比如刘姓女子嫁到陈家，就称为陈刘氏。"姓"和"氏"的涵意和指代关系的这种交换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格的学术解释。
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由此我们知道，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礼制起源真相，原来不过如此。又往往不能容忍远古圣贤时代有暴力的记载，所以这段文字在汉代以后散
佚也不奇怪。
周代贵族把始祖以下的同族男子逐代先后相承地分为"昭""穆" 两辈，这是周代宗法和后世不同的一点。试从大王(古公亶父)算起，大王的下一代是大伯、虞仲和王季，这是昭辈;王季的下一代文王就是穆辈。文王的下一代是武王，又是昭辈;武王的下一代是成王，又是穆辈。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同"昆”)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这个够冷
丧服是居丧的衣服制度。由于生者和死者亲属关系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丧服和居丧的期限也各有不同。丧服分为五个等级，叫做五服，分别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从这套制度可以看出男女、嫡庶、血统亲疏的等级。古人讲到亲戚关系时常用丧服表示亲疏远近。
丧服制度中，还有很多怪现象，比如”姨"服重于”舅"服，"叔嫂无服"。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文明。——搜了一下，丁鼎《〈仪礼·丧服〉考论》对此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作出了解读。
风水的本质思想是非常简单易于理解的。理想风水的原型，就是原始人类栖息地的理想模式。一般要求屋子坐北朝南，屋后有高山，可以阻挡寒冷的北风。屋子南边不远处要求有"正弓"(即弯曲的向自己住宅两侧收拢)的河，这样可以
提供好的饮用水水源，又无水灾之虞。
屋子应该处于树木和小山包(风水中所谓"砂”)的掩映之下，前方平坦开阔，既安全隐蔽又不至于交通不便，便于狩猎和一般的劳作生活。这种非常朴实的对于原始生活地选择的要求，用"风水"的言语来表达就是：人居的地理环境应该能够包、围、拱、绕地"聚气"。
西汉时期政府规定的"石"是重量单位，等于120"斤"。西汉的1斤约合250克，1石就约合30公斤。作为体积单位，1石等于10斗，但西汉政府规定的10斗是斛，石是民间俗称，又有大石小石之分，复杂难辨。
唐代饮茶，是将茶饼切碎碾成粉末，过"罗"(即筛子)后加入沸水中煮成糊状，同时还要往里加盐、葱、姜、桂皮、薄荷等等，类似于一种可怕的"糊辣汤"。也难怪这种彻底怪味、想象起来都让人觉得不堪下咽的"茶汤"能提神。
唐代的茶道向后世流传，在经历了元朝统治的一百年后彻底在中国的土地上湮灭。反倒是日本茶道中保留了一部分唐代茶道的内容。元代兴起的茶叶泡水一直传到了今天，但已没有"道"的成分。
今日盛行于中国的所谓"茶道"、”茶文化"，所谓"'勤和简靜'的茶道思想"，以及诸多扭捏姿态，全是近三十年来好事者向壁捏造故弄玄虚的胡扯。所谓"茶文化研究"，自然更是瞎掰居多。这正是所谓器之不存，道亦不复。
先秦时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糖。先秦的饴，其实是麦芽糖。中国的甘蔗种植和糖的提炼方法都是唐代由印度传入，后来制糖术得到很大发展，制出白砂糖和冰糖，又反传回印度。
汉代深衣的复杂结构有其特殊形成原因：汉代没有结构完善的内裤。
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右手执笔。因此，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这就是在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搓捻转动笔杆。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所谓"笔法"，指的就是转笔技术。
目前阶段俺正在用微信几个群里分享传统文化常识的每天读书笔记，在此也一周一汇总同步上载到博客，让更多的朋友可参考学习掌握。
每日一学的目标：
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
日就月将，从达才到成德。
宗旨：
学习经典，做到知行合一;
解行相应，做到演绎经典。
我们的使命：
先生说文化，则非文化，是名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在生活中传承文化。
传统文化常识介绍(重在了解，知识丰富)
学习内容：
孔子的封号“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圣人”的具体含义。
“大成”是说孔子的学问，“至圣”是说他的功绩，“先师”指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讲学的老师，“文宣王”是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宣导者。
古人对应四季称一月为“孟春”;对应花草果木称一月又叫“端月”，意指一年开端的第一个月，也叫正月;对应十二地支称一月又叫“寅月”。(当然指农历)
学习内容：
孔庙：也叫文庙。每一处孔庙里面都有一块匾，上书“斯文在兹”，意思是这个文就在这里，孔子在这里，中国文化就在这里，孔子就是文的代表。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为中国人指引了光明，这就是孔子的伟大。孔子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象征，孔子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古人每年会在春季二月、秋季十月、孔子诞辰三次祭孔。传薪书院开学也会祭孔。现今前三大孔庙分别是
德阳第三大，北京第二大、山东曲阜第一大。
俗话说“仁者寿也”，为何孔子只活了73岁。两个原因：一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只活了32岁，在孔子71岁时死掉了。这是对孔子的第一次打击，圣人忧道，因颜回之
死象征道之不传也;二是鲁国西狩获麟却被猎人打死了，在孔子晚年听到此消息从马上跌下来大哭，七天七夜不省人事。这是对孔子第二次打击，圣人为天下苍生忧，因麒麟出现代表太平盛世征兆可却被扼杀了。这两次打击缩短了孔子寿命。
学习内容：
“小米”大家都知道养身，在古代被称为“稷”，是最古老的一种作物，因易于栽种适应性强，被先民广泛种植。其非常重要被尊为百谷之长，受帝王奉祀而为谷神。古代帝王都要祭祀社稷之神，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疆土和粮食，因此古时以社稷代表国家。
古代最隆重的祭祀要用牛羊猪三牲，三牲都有的叫太牢，只用牛羊的叫少牢。只有天子才能用太牢之礼。《礼记?王制》里讲：“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说明古人爱惜家畜。我们中国人还给六畜设定了生日，正月初一是鸡的生日，初二是狗的生日，初三是猪的生日，初四是羊的生日，初五是牛的生日，初六是马的生日。表达了中国人对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也说明了六畜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初七是人的生日，也叫人日节。
“虽然生活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环境中，但不等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都有认识。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进行重新认
识。”曾几何时，我们欣赏美国文化、欣赏日本文化，欣赏欧洲文化，却忘记了欣赏中华文化的绝伦美妙。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叫做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出于民主革命的需要，仁人志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加以批判自然出于其时代的需要，也是对于自身的深刻反省，自有其道理。但物极必反，往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甚至认为中国的落后挨打，罪魁祸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蚀。为此，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奉行拿来主义，认为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也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是需要抛弃的。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尤其是自奥运会举办以来，随着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日益显现出其魅力来。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世界走在了我们前面。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斯在研究中国的兵家经典《孙子兵法》时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欣赏，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当别人都已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时，而我们如果仍然沉浸在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拿来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我们必须反省自问，这是不是对我们自身莫大的讥讽。由此，我们可以借用书中关于禅悟的一首诗来表达我们这种反省的心情：禅门
有诗道：“尽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象十分。”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近求远，舍己而求他，实在是白费功夫。通过阅览此书，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有个从点到面式的了解与感悟，而且也更加把握我们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命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地位。
举一例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全球华人的粘结剂。这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儒家文化在宗教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日益受到挑战的今天异军突起，成为受到全人类倍加关注的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一种可以在不歧视别国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能够倡导的精神文明。比如海峡两岸，是当前仍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的现状下能够迅速找到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能够形成全党的凝聚力和全民族的凝聚力。但是，要真正团结全球华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重要的粘结剂。
作为今天的我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识到它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又不可盲目固步自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以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体会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唯我独尊，其实，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是一个注重吸收他人精华的文化体系。古代
自不必说，当代毛泽东成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的正确做法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承下来，更加适应世界形势，融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使优秀的中国文化精髓得以传承和弘扬，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理念去影响世界的看法和想法，比如应对气候问题，用中国哲学来解释，绝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它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指出：“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这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构建的重大意义。
总的来说，只有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才是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
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徵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徵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于梁公看来，中国问题一切根源尽在篇首所谓第四特征者，只不过一开始仅说第四特征乃一神秘力量，直到篇末方将其阐发为“理性早启”。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既言“理性早启”，则必先明确“本能”、“理性”与“理智”之别。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於其所能，是有限的。所谓本能，即动物生而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而如脊椎动物之先天本能安排不足，要靠后天学习方能生存的，乃是心思作用中的理智。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其摆脱本能愈多，则其理智作用愈强，沿理智之途走得最远者，便是人类。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当理智造乎最终“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不期产生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理性。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
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理性与理智原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智乃静态的、客观的知识与方法，而理性更有向上一念，求生活之更合理也。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在行为上，节足动物以本能指导行为，脊椎动物以理智渐取代之，而人正依靠心思作用摆脱本能控制最甚，以理智松开本能的机械束缚，不仅代之以理智，更产生了独有的理性。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以上种种，都在以下图示中体现。
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既已阐明理性、理智之别，回归论述中国的“理性早启”。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於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根据上段解释，梁公认为理性是一要求生活向上合理之追求，自有对进于无对，凡事向内寻求，这与老师课上所讲东方文化“合”对自然本根和谐的终极关怀应属一义。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问题。理性理智虽同为心思作用两面，原本密不可分，但理性要求位元阶更高，认识了“人之
所以为人”问题。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所谓理性早启，乃指中西文化早期形态——即中国出现周孔教化前的形态——虽无甚大区别。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但中国早早便转向追求理性，乃至演绎出道德与宗教的分野，中西文化自此分途。至於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至于周孔教化之兴盛果由何道，梁公没有在书中讨论，惜其对此并无态度。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居文化中心而为主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价值判断，而非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制度之类。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人类文化必以宗教为开端，以其迷信、独断，取其凝聚、驯服之功用，在道德、礼俗、法律尚不存在之时建立秩序。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而后中西文化渐次分途，故其人生态度、所有价值判断乃因对宗教的不同态度见差异。西洋强于理智而弱於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林立，高下不等。西洋强于理智而弱于理性，则须以宗教作工具使人心智向上，故宗教
林立，高下不等。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最终以基督宗教一派至为浩荡，自创世至末世无所不包而远开出人类知识范围处立足，给予人心智莫大安慰，终成大统。
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於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而我中国文化经周孔教化提前进于理性之境，便无须也容不得退回反绕宗教的圈子，道德自觉完善为一再自然不过之要求。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周孔教化原是一种学术而非宗教。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於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喜谈生死鬼神之事，正因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知识与情志要求，可使人对外在的神的理性充分信仰，而贬低人的理性价值;但子恰恰相反，不谈“怪力乱神”而充分相信人都有理性，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要求人向内发力，此其一。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
此其二。宗教视仪式为其神圣威信所系，故特别重视仪式规制、祭坛布置之事;而当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只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分毫没有指责对错之义，只把两种观点对比讨论，此乃宗教所万不能容之事，此其二。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故经过周孔教化改造，中国文化中虽仍保有原始宗教的部分元素，如祭天、敬祖、崇德报功，但其核心已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而这些原始元素已转化为周孔教化中的礼。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儒家在学术上所作的惟一功夫，便是教人反省自求而已。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除了信赖自己的理性，别无它求。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这实在是道德，远非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於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理智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中国自孔子以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道德宗教二者，同是教人向善。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然而宗教速效、力大、不易失坠，道德则难度骤增。这就为宗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这就为宗
教本是个工具方法，而道德则否。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宗教向外借力求善，但这外力实在就是自己，而道德不绕这个弯，径向内部发力发掘自己的善。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於斯。如此看来道德本应是一迅速跨入理性的通衢，但其矛盾也在于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须知人类历史上，道德远比宗教为后出者，正是因为人类理性较之理智总是发育不足，因而道德广泛实现是一至难之事，理性的通衢反成为文化早熟的歧路。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徵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故“道德气氛特重”与“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两特征实为一件事之两种表达，毫无二致。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至此，中国文化早熟理性早启之事已然在胸，进而可以此贯穿全书。
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以理性早启为起点，中国社会呈现出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状态，以下分论之。中国社会由於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的另一面，便是职业分途，这又不同於西洋阶级对立。中国社会由于理性早期所呈现出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