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经济思想研究述评
关于李斯特经济思想的述评
摘要：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中，学派众多、群星
璀璨。本文主要是对经济学历史学派的著名经济思想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进行评述，浅析其创立的重要理论：国民经济学,生产力理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并就其经济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乃至当时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理论贡献
Summary: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its history, the school's many bright stars,. This article mainly on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 of the famous economic thinkers Liszt economic thought for review, an analysis of its founding critical theory: a theory of national economy, productivit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n relation to its economic ideas on economics and even at that time, the realit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szt jahrbucher productivity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theory
弗里德曼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已征服欧洲而德国处于自由主义强势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著作是18462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这部理论著作中他提出了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了阐明这一经济思想，他运用了大量史料和事实来说明问题。其因独特的经济思想成就而被誉为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当时德国的经济的发展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重大理论成就
在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他反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反对所谓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理论，主张生产力理论；反对贸易自由，主张实行贸易保护。实行贸易保护，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是李斯特经济学说的中心思想。为阐明这一经济思想，他运用大量史料提出了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一）关于国家经济学理论
英法流行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设“世界上的一切国家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下的”，它是教导全人类如何才能幸福的科学。这一经济学的缺点在于它完全没有顾及到国家的不同利益，即不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不研究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
因而，这种科学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实践意义，只有在世界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都一样是才有意义，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遵循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是国家经济学。
国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斯特认为国家经济学是从某一国所处的具体形势和特有的国际关系出发，研究某一特定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繁荣富强的学科。它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发展需要为依据。他曾写道：“作为我学说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国家。国家的性质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对自由贸易的解说。李斯特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认为自由贸易只能在世界联盟与持久的和平局势下才是正确的。只有多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因此，他认为在世界上还存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先进国家才是有利的，而落后国家则应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是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唯一方法。
（二）关于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并由此论证了贸易的重要意义，他的生产力理论有以下几点内容。
1 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价值）本身重要得多，财富是交换价值，财富的原因则是生产力。如果一个人只有财富而没有生产财富的生产力来生产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反之，他如果没有财富却拥有生产力，他会富起来。因此，生产力是第一位的。他举例说明，西班牙17世纪是一个很富强的国家，后来与英法殖民地的争夺中逐渐流失了它的生产力，日益平困。而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丢失了许多财富，但独立后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因而几年间达到了财富的极度增长。因此，他认为生产力是财富的原因财富是生产力的结果；生产力是第一位的，它比财富更重要。
2 系统论述了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容及其发展的源泉。他的生产力概念几乎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把一切影响生产发展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因素都统统包括在内。生产力的形成来自三方面的因素：1)激发鼓励个人劳动的精神力量；2）使人能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3)个人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其中，精神力量是指个人身心的力量，有个人智力，感情，对未来幸福的认识，深思熟虑，积极劳动，仿效榜样等；社会状况包括科学，艺术，公共制度和法律，国家力量，社会道德等；天然资源包括国内国外的自然资源。他的生产力的核心是物的生产力。这一理论是建立农业，工业与商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使整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本总量的能力主要是在于能够把未经使用的天然力量转为有价值能产生收入的工具。
精神力量，社会状况，天然资源都可以形成生产力，该三因素李斯特又称其为“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它们之间的联系是：1）国家物质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国家经陈资本的增长，反之也是这样；2）农业资本的形成有赖于工业资本的形成，反之如此；3）商业物质资本处处作为中介者存在，在工业资本与农业资本两种之间起着协助与扩充哦作用；4）工业对农业商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
3 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关税保护。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的主张是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主张是相对立的。他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认为这种理论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而对落后的国家必须实行贸易保护制度才能促进本
国经济的发展。他说：“在关税保护初行时期，可能使国内工业的总价格提高。经过相当时期，国内建成，充分发展的工业后，这些商品的国内成本就会降低，价格也会降到商品价格之下。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得到了生产力的增长，而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上获得增长，而且发生战事可以保护本国工业的独立地位。反之，不发展本国工业，而是向外国购买廉价商品看起来合算，结果是本国工业得不到发展，国家也会长期处在落后状态。
（三）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李斯特为了论证他的生产力理论和保护主义学说，还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国家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户时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商时期。划分的标准时根据国民经济中哪些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在李斯特认为，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农工商业时代，也易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转入畜牧、转入农业、进而转入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实现这种转变最迅速有效的方法是对先进城市进行自由贸易。而在国家经济界处于由农业时期转向农工商业时期转变的阶段，应该实行保护关税措施，而当时德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因而必须实行保护关税。他说，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内政已经有处分的发展而依然与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他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越高，通过国外贸易在改进国内社会状况方面所得到的利益越少，在比他先进的国家对他的优势竞争中他将受到的损害也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的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等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这一个你比他更先近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他在前进道路上收到了阻碍。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实行商业限制即采取保护政策，将有利于建立并保护他们的工业所以李斯特所主张的是一种相对保护关税制度不是绝对的保护关税制度。
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
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否认普遍经济规律的存在，这种思想是德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经济思想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的工业革命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而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产业革命。所以，德国资本主义一开始发展, 就面对着已经强大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德国资产阶级与英法资产阶级相比，毫无竞争能力。李斯特代表德国新兴资六阶级的利益，为保护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不极力强调本国的特点。李斯特高喊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他强调的国家特点，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所以，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是为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特殊需要的经济学。撇开李斯特经济学的这种资产阶级性质，就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重具体特点，而不能照搬外国的理论，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制定自己的经济战略，这点是很可贵的。这为德国乃至后起的新兴国家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理论支持。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的束搏，强烈要求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李斯特代表着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摆出积极的改革意见，他的以生产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使德国的“资本家的欲望成了一个体系”德国虽然是二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全力以赴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没有多久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赶上和超过了英法。这种经济的飞跃，与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有关系的。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也是李斯特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在德国, “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 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德国当时工业落后, 李斯特积极主张实行保护制度, 这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看来, 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 如果不讲他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点, 他阐述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三对经济学思想的重大影响
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学派。这一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反对个人主义的抽象研究方法，主张从历史的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建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抽象演绎法使经济学的分析有很强的逻辑新和严密性，有利于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进行思想交流和争鸣，从而有助于经济学的发展。但对抽象演绎法德绝对的引用实际是把经济学看做是一种毫无时空特征的“纯学术性”东西，只注重一般忽略了特殊，忽略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历史性、差异性。而以李斯特则讲究的是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历史性，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适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这是经济学说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2）否认普遍的经济规律的存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李斯特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观为经济学确立了研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特殊任务，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关注对个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特殊性的研究，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世界，应用性更强。
（3）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是国家经济学，即研究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国家在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基于以上影响，李斯特被视为历史学派的先驱者。
总之，李斯特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进步的经济思想家，他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出了系统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提出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及本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和著作“不失为德国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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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斯特《政治经济学3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马涛《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理性”思想研究述评
“实用理性”思想研究述评 摘要:“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读中所提出来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实用理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实用理性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对实用理性精神进行评价、通过实用理性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等进行解读、实用理性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如文艺、改革等方面,以及对实用理性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进行对比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实用理性;研究综述;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08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 号:1002-2589(2010)22-0055-02 一、对实用理性的解释 (一)实用理性概念的提出 我们普遍认为,李泽厚先生是把“实用理性”概念课题化的第一位学者(俞吾金,2002)。他在《再谈“实用理性”》一文中提到,“我最先是在198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中使用‘实践理性’这一词汇的。在汉语里,它与康德‘practical reason’的中译名‘实践理性’相同。为了避免造成混乱,我
后来改用‘实用理性’。”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斯?韦伯更早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就已提出这一概念(张允熠,1996)。张允熠写到,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科学“仍停留在纯经验的水平上”,“正统儒教除了对纯粹的古物研究和纯粹的实用项目感到兴趣以外,其他概无兴趣”,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因此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practical reasonlism:实用理性主义)。“韦伯对儒学的这一界定,在国内学术界被广泛采用。” (二)对实用理性的解释和追溯 对实用理性的具体解释,李泽厚在《漫说“西体中用”》一文中这样写道:“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 许多学者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对实用理性的理解。如: 陈刚认为,从价值或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实用理性包括这样几 方面的含义:第一,实用主义;第二,实利主义;第三,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之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人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课标要求：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说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及影响。难点：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评价。知识结构：一、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明朝后期）：①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②政治上：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严重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理学仍占统治地位 2、生平及代表作品：《焚书》《藏书》等、 1527-1602，明朝后期反封建专制启蒙运动的先驱，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自称“异端” ，一生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永不妥协，晚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3、主要思想：①否定孔孟及儒学的权威性③强调人正常的私欲（反权威）（尊人性）②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性④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反正统）（倡个性）（八股取士） 4、评价：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将矛头对准封建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是明清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二、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背景和经历（明末清初）：①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②政治上：社会动荡，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日益深化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自然科学有一定发展，西学东渐④生活经历：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 2、思想主张及其影响、代表作品：黄宗羲主要思想具体主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①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②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③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其他思想代表作品具体影响共同影响“工商皆本” 《明夷待访录》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产生一定影响区分“亡国”与“亡天下” 朴素辩证法思想（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开一代脚踏实地学风；对近代民权有启蒙影响《周易外传》《读通鉴论》、（《船山遗书》）影响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顾炎武经世致用①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②学以致用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①世界是物质的；②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变化有规律；③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①批判地继承儒学，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②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性；③影响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 A 小结：一大时期（明清时期）一股思潮（反封建民主思潮）四位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B 比较：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异同②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③思想都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④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同：①反封建专制；异：①黄宗羲政治上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的民主思想；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②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③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气理相依” ，认识来源于实践；有朴素辨证法思想。并具Ｃ分析：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是怎样从不同角度批判理学的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王夫之通过气和理的关系，论述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通过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形而上学观点。 D 分析：对三大思想家的评价①继承晚明进步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重视工商业，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经世”爱国的优良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③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掀起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的潮流。④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但未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未能动摇封建统治基础。 E 思考：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①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极为薄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③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屯堡文化研究评述
屯堡文化研究评述 吴羽龚文静张定贵彭菁宋吉雨 安顺屯堡，溯其源，肇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明初定，朱元璋诏傅友德率3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征讨云南元梁王的“调北征南”的政治军事行动。待残余势力平定，为巩固边陲，控扼云南，朱元璋在包括如今黔中安顺一带的云贵地区广置卫所，设屯立堡，推行屯田制度，令军士戍守屯耕。迨清代康熙年间屯田制废止，军人转变为民，屯军驻扎之地，遗风渐行渐远，及至今日不少地方仅存其名。而黔中地区即便屯田制瓦解及其后朝代更替，不仅地名称谓依旧，且其文化中大明遗风犹在，江淮古韵仍存。600多年来，屯堡生生不息地承袭着明代江南地区的诸多传统习俗，执着地承继着儒家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汉民族独特的亚文化系统。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具有独特性、惟一性的安顺屯堡文化由于内蕴的文化丰度和厚度，使其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同时，屯堡文化随着从地域文化向旅游经济文化的提升，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也日益凸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对贵州的一体多元文化的格局和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黔中地区文化重要的成份和深层的底蕴。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80年代中期，屯堡文化才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外显特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地方化凸现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不断升温的同时，屯堡文化也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而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强劲冲击下，屯堡文化已出现衰变现象，屯堡文化研究也有可能丧失原初形态及意蕴，这些情况增加了研究的现实性和紧迫感，某种意义上甚至有抢救研究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对屯堡文化外显事象和屯堡表浅层面的研究，并存在大量重复研究的情况，对屯堡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系统的研究。虽然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中央民族大学徐杰瞬教授、贵州民族研究所蒋立松等人曾经做过简单的梳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分析研究。安顺财校退休教师杜应国先生对屯堡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但与本课题到视野也有一定的区别。本课题的目的在于拟对80年代以来屯堡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尽可能的收集和整理，将收集到的各类书籍、文章等进行分析，得出屯堡文化研究的大致情况和特点研究的总体状况，对研究特点等进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促进研究资料、成果的相互利用，选择更好的视野和方法，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为今后的屯堡文化研究视野、方法等提供线索，为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和屯堡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笔者通过各种方法对屯堡文化的书籍（含屯堡文化研究专著和著作中包含屯堡文化研究内容的章节）、期刊论文、学会论文、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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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管清友 2012-12-25 15:38:40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8期作者简介：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100732 内容提要：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本文将遵循这一脉络介绍奥尔森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并简要回顾中国学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集团国家兴衰 一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
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 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 教授也感慨地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
福利经济学思想概述
《福利经济学》思路流程 迪金森在《约翰中国佬信札》从旁观者立场出发对现代（该书信写作于20世纪初，准确地说应当是近代）英国进行描述：“到处都是手段，却没有一个目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动机，而那个发动机本身又出了毛病，这就是你们文明呈现给我想象中的情况“，在回应“人类本身更多地是目的还是工具“这一议题上，西方世界尤其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更是被这一问题艰难地逼迫回应。生活于同时代的学者庇古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视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贫穷、痛苦与污秽，一些富有家庭招致损害的奢侈，笼罩在贫困家庭头上可怕的不确定性为罪恶，这便是《福利经济学》伦理价值的体现，追求着社会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关注着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幸福感。 庇古将致力于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化为经济福利这一不良函数的最大化，在思考这一命题时，最先考虑“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对经济福利发生影响的某些原因“，提出“国民所得“和“收入分配“两大变量，显然这是从生产和分配两大领域来思考如何增加社会福利，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部分：①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②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影响社会福利的重要因素以及如何可行地增加社会福利。整个论证过程中，学者的大厦在不断地推倒，又重建，再推，再建，直到理想可以最大程度地贴合实际，庇古对研究对象进行分门别类地处理和细致精密地推理，环环相扣，感觉每一步都在踩着巨人走过的脚印，如果是错了，那就直接再走回来的洒脱。 大厦初建，最重要的是看根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福利是人的意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而福利经济学就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满足，搭建起心理状态的满足和实物状态的货币之间桥梁的是效用。所谓效用，是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在衡量效用过程中，假定了货币边际效用不变。在这种经济福利概念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和国民所得的关系，将经济福利概念和国民所得概念对等起来，对经济福利的研究转变成为对国民所得的研究，接着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①国民所得量的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②国民所得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针对第一个问题，虽然一国的经济福利大小与国民净产品的大小有关，但是当国民净产品产出规模变动时，却难以据此判断对一国经济福利的确切影响，因为其中牵涉到商品构成比重，在这里，假定了社会成员嗜好不变和购买力分配不变，与效用概念相联系，只有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福利的增加，因而要求产品结构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其增长才导致社会福利的增长，与后文“当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社会产品和劳务构成应当是奢侈品生产让位于必需品生产，美酒让位于肉类和面包”相呼应。针对第二个问题，庇古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明，如果国民收入未减少，国民收入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其所以如此的根据在于：任何人在任何时期享受的经济福利，都依存于他所消费的收入而非所得到的收入，一个人越富有，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不容易增加经济福利。即使考虑一些生物学上，有关种族、精神结构或者教养程度的差异这些特例，也不会妨碍上述结论得出。 考虑到，经济福利对等于国民所得，国民所得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是福利经济学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中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而后文重点考察，在现存法律制度下，如果让私利驱使下的私部门经济行为自由发展，则在多大程度上它能以产生最大国民净产品的最有利的方式（每一种用途的社会净边际产品价值均相等）促成一国的资源配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国家的行动有助于改善这种自发经济倾向的内在缺陷（私人净边际产品和社会净边际产品的背离），消除实施资源最佳配置的障碍。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如果不牵涉到信息不对称和资源转移成本，追求私利的倾向可以使得国民所得最大，但是现实中，信息不完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外部性、规模报酬引起的收益或成本变动引起的背离、垄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一致这些原因的存在，导致私人净边际产品和社会净边际产品的背离，考虑到往往涉及到契约双方以外的第三者，因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措施。在考察国家干预措施之前，庇古首先考察了国家干预以外的一种可能性的矫正措施——成立所谓的“购买者协会”，在这个集团里，自产自销，抛弃了垄断等障碍能实现最大化，但是不可能成立。接下来考察国家干预对国民所得或国民收入的影响。政府该管什么？资源配置和最大国民所得存在差异就应该管；政府怎么管？津贴和税收；管到什么程度？实际产量等于理想产量（资源投入正好达到使投资的社会净产值在各种资源使用中相等的产出）。重点管什么？垄断。虽然垄断具有一定结构性上的经济性，且上述手段于垄断，毫无作用，因而庇古考虑如何让垄断产业像完全竞争下那样运行。提出两种间接控制方法--保护“现实竞争”法（阻止合并中产生垄断，摧毁已有垄断）、保护“潜在”竞争法(立法惩治联合抵制，保护准入)和直接控制的三种方案—对垄断产量和定价直接加以抗衡和干预（消费者联合会与垄断力量抗衡）、政府定价（正向设置价格区间，反向政府审批价格）、政府国营。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弊端，还需要考虑行业类型谨慎行动。 威廉 佩蒂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思考如何增加国民所得上，劳动是决定因素。在劳资纠纷方面，因为劳资纠纷造成的除了直接影响，也具有溢出效应，甚至可能造成产业瘫痪，庇古虽然推崇心理革命，往往实际上更需要劳资协调机制来实际减少纠纷，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劳动会议，定期讨论“工资工时部分和组织流程部分”。看待工时问题上，庇古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追求劳动力的再生产协调循环发展，而针对工资问题上，肯定计件工资和公平工资。计件工资是最佳的支付方式和最好的补偿办法，但是雇主认为雇员收入过多而减低工资，雇员可能预料到减薪而蓄意减少产出，不利于增加国民所得，因而工资必须是有效的，不能过低过高。公平工资问题上，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劳动边际净产值，并使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得国民收入最大。由此标准，出现两种不公平，第一类是由于地区和职业间配置不优化，会造成雇员高额的流动成本，需高工资来减少流动；第二类是剥削导致的实际工资低于劳动边际净产值，需要政府干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庇古反对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因为高工资提升失业工人期望值，导致失业率上升，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不能适应多样人群的必需生活收入。同时，庇古提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是合理的流动往往会受到阻碍，导致产出效率下降，比如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转移成本和劳动动力歧视。在解决这些障碍中，需要政府的干预。 庇古认为，“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使国民收入增加已经在劳动和资源配置中提及，使穷人占有的绝对份额增加也是依据上文提过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货币边际效用也递减。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下”，把富人收入转移给穷人增加经济福利十分必要，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提出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政策。收入转移，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依靠富人的自觉性，但这是不够的，因而国家需要实行强制转移，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转移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转移是兴办社保和社会服务，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生产进行补助，给予补贴。为避免受救济穷人偷懒，庇古认为这可以与生产率联系起来，并强调效率优先于公平。
贵州安顺屯堡文化区历史文化村镇发展研究
贵州安顺屯堡文化区历史文化村镇发展研究安顺,地处黔中腹地,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的美誉。明初,太祖朱元璋为平定西南以梁王为首的元朝残余势力,发动了三十万大军进行“调北征南”,讨灭梁王势力后,为巩固统治,随即将部分征南大军就地留驻成立卫所,开展军屯。后明廷为经略西南计,又组织了数量庞大的江淮、湖广、四川等地汉民入黔进行“调北填南”的商屯、民屯。 这些因明王朝国家政策性移民而进入贵州、进入安顺的汉人,就是安顺屯堡人的最初来源,由他们从家乡带来的文化,在与安顺本土文化及后来进入安顺地 区的文化交融后,经过600余年的发酵,形成了今天的安顺屯堡文化。本文主要对安顺屯堡文化区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独具特色的屯堡聚落、民风民俗进行了研究,并在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安顺屯堡的保护与利用展开了讨论。第一部分,梳理了安顺屯堡文化区历史发展脉络,对屯堡族群的源流、屯堡文化区的形成一一进行分析。 发现屯堡族群主要是由国家政策性移民“调北征南”、“调北填南”以及后来宦游、经商定居安顺的汉民构成,这个过程从明洪武开始一直延续了六百年。这期间,安顺的行政建置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变化,来自不同族源地的汉民带来的形 色各异的文化在这一区域交融,逐渐形成了安顺屯堡文化区,因为其地理单元的 相对封闭性和明清两朝出于政治及战略考量,屯堡文化区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第二部分,介绍了屯堡聚落集中分布的安顺市的地理环境,从其地理环境的客观 因素及不同屯堡对于聚落功能的侧重差异,进行了屯堡选址偏好的研究。 另,就点、线、面三个层次对屯堡聚落的布局特点进行了分析,挖掘屯堡聚落布局在防御功能上的匠心独运。为适应安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增强防御功能,
曼瑟经济思想述评
曼瑟·奥尔森经济思想述评 【作者】管清友 【作者简介】管清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100732 【内容提要】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本文将遵循这一脉络介绍奥尔森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并简要回顾中国学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摘要题】综述 【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集团/国家兴衰 【正文】 一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90年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体制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专门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研究。[1]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掉到地上的大面额钞票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他的主要论著有《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的兴衰探源》（1982年）、《权力与繁荣》（2000年，遗著）。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这三本书现在都有了中文译本）。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地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2]罗伯特·梭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说道：“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则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这篇讣告同时说，如果奥尔森没有去世，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会让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门文章，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二 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3]解答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概念就是“分利联盟”，也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集团理论。所以，要了解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
三大思想家的特点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特点如下： ①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思想 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认为“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王守仁为“祸烈于蛇龙猛兽”(《老子衍·序》)。他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思问录·内篇》)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被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同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黄宗羲也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倾向于唯物主义思想。 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黄宗羲在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面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是非”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顾炎武的以“众治”代“独治”，扩大郡县守令职权的主张，都与黄氏的思想是相通的。 ③反对浮夸空谈的，讲求经世致用 顾炎武痛斥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致使社稷倾覆。他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学以致用。他注重实地调查，提倡独创，反对盲从和剽窃，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新途径，为考据学派宗师。王夫之、黄宗羲也都力主学以“救世”救民。 ④倡导均田说与“工商皆本”说 黄宗羲以恢复井田制为口号，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的主张。王夫之、顾炎武也反对土地兼并，力主自占自耕与均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杜应国 屯堡文化研究概述 屯堡文化——作为黔中安顺所独有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浮出水面，进入研究视野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持续升温的势头。其间，安顺地戏于1986年赴法国和西班牙的演出及演出所引起的社会轰动，可以说是形成屯堡文化研究热的一大契机，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其上。多年来沉寂无闻的屯堡文化迎来了它的第一波研究热。不过，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是，地戏出国及其所引起的轰动，这本身就是贵州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努力推动的一个结果。（1）学术研究能够引出如此出人意料的社会效应——这样的结果，不仅扩大了屯堡文化的影响，而且也反过来鼓舞了学者研究的热情。于是，自地戏出国前后的八十年代中期起，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如沈福馨先生的《贵州安顺地戏面具》、《安顺地戏》，高仑先生的《贵州地戏简史》，以及由沈福馨、帅学剑等编著的《安顺地戏论文集》，顾朴光先生的《中国傩戏调查报告》等。这是贵州学术界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最早收获的一批果实。正是在这批奠基性成果的基础上，包括地戏在内的屯堡文化研究迎来了九十年代之后的热闹局面，地方文化学者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本土研究队伍大幅扩展。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末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迅猛到来，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紧张、冲突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屯堡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一些非本土学者（海外、省外及台湾地区）的注目。在他们的参与和推动下，一批以屯堡村落及其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内容的国家级课题、省级课题先后在安顺展开，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那就是有关院校及专业研究机构人员的参与、介入和与地方文化学者的有机结合。这样的研究格局，不仅使内外资源得到有效整合，而且还带来了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开阔，既丰富了相关的学术背景和学理资源，又提高了专业研究的水准，因而大大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主要学术成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2） 第一、通过对史籍典册和现存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追溯屯堡现象及其风尚习俗的来源、形成。其中，包括对一些文献涉及的指称、描述如“屯堡人”、“屯田子”、“里民子”等等的称谓，以及对“凤头鸡”、“凤头苗”、“老汉人”等他称与自称的来源、蕴涵等具体问题，进行考证、辩析，力图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屯堡人的族属身份作进一步的确认。同时，研究者们还对安顺屯堡的分布格局及其人文地理特征、明代军屯官兵的籍贯和屯堡移民主体的来源及其文化渊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献匮乏，有关屯堡人的来源、形成与流变过程等等的记载，基本上属于空白，几无可供征引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还是颇令人瞩目的。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有：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屯堡人”专节）、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琢田诚之（日）《对于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黄才贵译）、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蒋立松《从汪公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范增如《明代普定卫戍屯官兵原籍考》、《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袁本良《关于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等。 第二、典籍文献和研究材料的收集、整理、汇编。在这方面，地方文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本土学者特有的优势。九十年代以前，有关屯堡文化的研究多以本土学者为主，研究材料大多散见于各种地方文献和地方媒体中。但随着外部学者的介入和屯堡文化研究热的兴
西安奔驰事件新闻评论
“什么时候，维权反倒成了新闻？” —分析西安奔驰维权事件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最受大家关注的事情，一定是西安利之星4S店事件了。 事件简单回顾一下，王女士在西安利之星奔驰销售店买了一辆66万元的奔驰车。还没开出店门口就发现新车漏油。王女士要求换新车或者退款，但4S店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帮王女士换发动机。在几经要求退款无果后，王女士索性撕破脸皮，坐在了奔驰车盖上继续与4S店店员周旋。店员最后表示：让他们讨论几天最后决定。这个过程被网友拍下后，在微博迅速发酵。在王女士爆出奔驰店的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奔驰车主也纷纷发声，例如有人付钱了却不给提车、有人提车当天就发生方向盘助力系统失效等等问题。而有关部门也开始调查王女士提到的4S店乱收费、诈骗的行为，对此奔驰公司也回应：从没收取过金融服务费，4S店行为与其无关。在几十年的沉默以后，社会终于开始审视4S店这个倒卖汽车的中间商的不法行径。 在我看来，王女士就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第一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在那之前，所有人都看着皇帝的裸体却没人发声，但只要一人指出事实，全世界就不一样了。看完整件事情，不难发现：其实整个社会苦于4S店的霸道，已经很久了。 但大多数人，因为碍于维权太过于麻烦，或者看到大家也都是一样被坑，而没有过维权的想法。就算走到维权那一步，面对企业软硬兼施的各种招数，也选择了和解、放弃诉求。久而久之这种对消费者
的侵害，就变得正常化了。而这样寄生在消费者身上的无良企业，也可以越做越大。这些无良企业就同奔驰经销商一样，有着光鲜的外表，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公司定的预案和规矩，让人觉得值得信赖。但实际上，它们都在侵犯消费者权益。这种种现象都在说明我们消费者太好欺负了。 在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他给出了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由于建立起集体组织的复杂性，在一个组织中，人越多，组织的行动力就越差。具体来说，在消费者vs企业这样的对抗中，会出现很多“搭便车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维权的成本超过了自己维权所能得到的利益，不如等待别人替自己维权。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像王女士这样勇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人，我们即便不自己参与维权，也应该对她给予最大的支持。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在消费者权益这件事上，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公众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人们看到情绪激动的维权者，总会下意识觉得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好像一旦撕破脸皮、一旦明目张胆地维权，我们就成为了一个不讲道理、情绪激动、自私自利的暴徒。而如果诉求中包含了赔款、退货，那么我们的动机就更不单纯了：原来这么多花招都是为了钱啊。这就导致了很多维权者，就算是出面维权，也大都会放弃经济赔偿，只求一个道歉就可以了。 其结果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太在意所谓的面子，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权利从我们身边溜走。但当你和西安女车主一样想明白了，终于觉醒了，你就会发现：只有撕破脸皮刚到底，无良企业才会得到教
“革命”概念研究述评
第3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1月 Vol.3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5 ────────── 收稿日期：2015-03-31 作者简介：朱小花（1990-），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120- “革命”概念研究述评 朱小花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革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词，学术界围绕“革命”一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厘清“革命”概念的研究脉络是推动革命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工作。通过对“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分析方法、理论视角进行简要梳理，对未来关于“革命”问题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展望。 关键词：革命；中国社会文化；理论视角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6-0120-03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6.032 A Review on the Concept of Revolution ZHU Xiao-hua (Party School of Fujian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 is a key word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cademic field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word revolution .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concept revolution is the basic work, which can promote revolutionary theory’s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d revolution, its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s of 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studied and the future study of revolution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revolution; Chinese social cultur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革命”一词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核心词。透过“革命”一词，人们能直观而深刻地窥视整个20世纪的脉络。李欧梵教授指出：“从晚清到现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文学都笼罩在这个革命的‘话语霸权’之下。”[1,p2]对“革命”的追溯和研究，不可避免地搅起了理论探讨的漩涡。本文主要针对学界的研究讨论，从“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分析方法、理论视角、研究展望四个方面，对当前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 一、“革命”概念研究的兴起背景 1.“革命”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求人们对其进行检讨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亦即挖掘关键性术语，并对此详加考察，亦可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面貌与文化价值。“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从王朝鼎革到政治变革乃至改革开放的演进，“革命”已然成为社会 变迁的主旋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仅就论文研究上的数据来看，在万方数据库中题目包含“革命”二字的论文多达26 114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等领域① 。历史证明，过去的无论胜利还是失败的经验对人们都弥足珍贵。通过积累胜利的经验，分析失败的原因，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新的经验，对于人们探寻成功的路径。更好地开创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使人们能够在思想理论上更快地成熟和发展起来，防止重蹈覆辙，都要求人们对“革命”进行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2.“革命”概念涵义的延用、引申、转移、化用，要求人们对其进行厘清和说明 在学术界中一些术语常常被不证自明地随意使用。也就是说，一个术语的使用，忽略了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不同词性、含义和语法功能等，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做出不确切的解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