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经典古典书籍介绍

六本经典古典书籍介绍

《氾胜之书》：最早的农学专著氾胜之，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氾胜之是汜水人，著名古代农学家。《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书中记载黄河中游地区耕作原则、作物栽培技术和种子选育等农业生产知识，反映了当时汉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正史中没有氾胜之的传，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他是西汉末年人，《汉书·艺文志》注说他在汉成帝时当过议郎。祖籍在山东氾水一带。《广韵》云卷二凡第二十九载，氾姓“出敦煌、济北二望。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氾水，因改焉。汉有氾胜之，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氾水是济水的支流，在山东曹县北四十里，与定陶县交界。氾胜之虽是山东人，但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主要活动却是在西汉京师地区指导农业生产。《汉书·艺文志》注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晋书·食货志》谓：“昔者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这些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是撰写农书的基础；而他也是主要靠《氾胜之书》而闻名后世的。

从现存有关《氾胜之书》的资料看，氾胜之具有突出的重农思想。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

而又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把粮食布帛看作国计民生的命脉所系，是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共识；氾胜之的特点是把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他曾经表彰一名佚名的卫尉：“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忠国爱民之至。”在这里，他把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到“忠国爱民”的高度。可以说，《氾胜之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原书十八篇，多为后世农书所引用，约在北宋末年失传，清洪颐煊

有辑本。马国翰从《齐民要术》中辑得十六篇，又从其他书中缀为杂篇上下，凑成十八篇，共3700字。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以及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

《大德南海志》：广州旧志刻本《大德南海志》，原名《南海志》，因其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八年，故有此名。系元朝陈大震、吕桂孙所撰，是目前可见的广州旧志的最早刻本。原书20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涉及元代广州地区赋税、物产、教育及海上贸易等诸多领域，极具史学价值，是了解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卷七之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更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今藏于北京图书馆。近代藏书家潘宗周于1939年刊印的《宝礼堂宋本书录》中录有，近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亦有专题研究著作，今已汇编付梓。

由于《大德南海志》经年历月，又遭受了明末战火和清代文字狱的洗礼，原书20卷，今已散佚，现仅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我们已不能够尽览全书所有内容，但是从仅存的这5卷残本之中，我们也可以大概摹画出原书的主要内容。仅存的这5卷对应的是原书的第六至第十卷，其中卷六记户口、土贡、税赋；卷七记物产、舶货；卷八记社稷坛壝、城濠；卷九记学校；卷十记兵防、水马站、河渡、局务仓库、廨宇、郡圃。凡所举废，由宋及元。卷七之后还附有“诸藩

国”名表。

“此志综记元广州路所属七县事，举凡历史之沿革，山川之广袤，户口之登耗，田畴之芜治，物产之丰盛，舶货之品类，诸蕃之国名，社稷之变迁，以及税课，书院，科第，学租，兵防等。是较早同时提及东、西洋的一部重要古籍，书中记有东洋、大东洋、小东洋、西洋、小西洋等名。对研究中外交通史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尤其对当代南中国海争端，中国寻找法理历史依据的考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按元世祖攻克广州，立广州路总管府，设录事司，元领八县。其后以怀集一县割属贺州，余七县，一南海，二番禺，三东筦，四增城，五香山，六新会，七清远。本书记载先录事司，次及七县，是虽名《南海志》，而实则广州一路之志也。”

“是书版本多种，而多阙漏，相互校订，知原书应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货〉与其附录〈诸蕃国附〉，乃元初广州海外贸易之记录。所著录当时广州贸易海外之国，一百四十二国。分别列各国为东洋，西洋。东西洋之划分，始见元代，而元初其它著作只见西洋一词，唯《大德南海志》并述东洋，西洋，并且细分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大抵以巽他海峡为东，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为小东洋，其南诸地为大东洋;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一带为小西洋;印度洋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诸国多止于东南

亚诸地，唯《永乐大典》所载海外诸国，远及白达，层拔，弼琶罗，勿斯离，默茄诸国。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岛，北非，东非。这些国名，可见于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仅录地名，于风土民情贸易无只字片语记述，则此等地区是否广州贸易所及，仍有待于稽考。”

《唐诗纪事》：唐代诗歌文献《唐诗纪事》，唐代汉族诗歌资料汇集。凡81卷，南宋计有功编。收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余家，内容极为繁富。唐代很多作家作品到宋代已日渐湮灭失传。计氏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是书采摘繁富，自唐初至唐末三百年间，共收录一千一百五十位诗人的部分诗作，先后编次，且详略适当，又辑集本事与品评，兼记世系爵里，既是唐代诗歌总集，又是唐宋有关诗评的汇编，此亦见其特色。其规模较大，材料颇丰，为唐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由于编撰者视野广阔，态度客观，不仅着重对大家名篇多加采撷，而且顾及僧人、妇女乃至地位低微者的佳作，网罗散佚，因此使许多难于传世者得以流存，尤如张为《诗人主客图》一书，“独藉此编以见梗概”，这是《唐诗纪事》的成就之一。

次则，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是书所录，“即脍炙人

口者，亦有足资校勘之处”。如吴骞《论诗绝句》自注云：“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吴修龄笃信之，以为的不可易。”再则，摘录前人品评之语，多有参考价值。如李白《乌栖曲》，贺知章赞曰“可以泣鬼神矣”。如王士源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其他如谓元稹“善纪事”，谓陆龟蒙“博雅多文，尤善谈笑”，“诗篇清丽”。记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仕履诗事，亦较详实。然由于材料辑掇之多，未免“榛楛勿剪”。自序说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胡震亨曰：“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据之详，有功于唐诗不细。”

《蹇斋琐缀录》：明代内阁掌故明尹直撰。直有《明良交泰录》，已著录。

是书所载，多明代掌故，於内阁尤详。於同时仕宦黜陟，恩怨报复之由，亦颇缕悉。而好恶之词，或所不免，其丑诋吴与弼不遗馀力。

案《明史·儒林传》，载与弼至京师，李贤推之上坐，以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於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

及与弼归，知府张璝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摄之，大加侮慢，始遣还。编修张元祯不知其始末，遗书诮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复笔其事於《琐缀录》。又言与弼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又载顾允成之言，以为好事者为之。然与弼求名太急，实有矜心作意，刻画圣人之处。观其日录，约略可见。直之所记，当亦有所激而然欤？其论《续通鉴纲目》一条，谓宋太宗烛影斧声之事，由陈桱误增李焘之文，李焘又误改文莹之语，则考证颇详云。

《三十六计》：兵家谋略之大成《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汉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古代汉族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

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另有一好事者，也作了一首伏头藏尾打油诗，曰：下策金玉借，以指劫擒贼；草鱼海间笑，山羊桃中击；树暗痴故走，釜空苦远客；屋梁连人尸，隔魏虢国灭。

诗去掉头尾的“下策”、“国灭”各二字，余三十六字，一字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指桑骂槐、趁火打劫、擒贼擒王、关门捉贼、打草惊蛇、浑水摸鱼、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调虎离山、顺手牵羊、李代桃僵、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树上开花、暗渡陈仓、假痴不癫、欲擒故纵、走为上、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连环

计、美人计、借尸还魂、隔岸观火、围魏救赵、假道伐虢。

《大观茶论》：徽宗茶艺专著《大观茶论》是宋代皇帝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关于茶的专论。就内容而言，即使在今天，《大观茶论》都可以说是有关茶的知识的入门之作。通过《大观茶论》，人们能迅速了解和掌握有关茶的知识。

它提出了“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的观点。他指出茶的产地是“崖必阳，圃必阴”。这与陆羽的见解基本相同。对于产地对茶叶生长的影响及要采取的措施，他提出“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

关于天时对茶叶优劣的影响，它提出了“焙人得茶天为庆”的观点。他说：“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如果“轻寒，英华渐长，条达而不迫，茶工从容致力”，则其“色味两全”。如果“时旸郁燠，芽甲奋暴，促工暴力，随槁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

茶黄留渍”，则其“色味所失已半”。

对制茶过程，它提出了“洁净宜热良”的要求。“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热，焙火惟良”，否则，会出现“饮而有少砂……涤濯之不精”的情况。造茶要考虑“日晷之短长，均工力之众寡，会采择之多少”，必须在“一日造成”，如果过宿，“则害色味”。

通过以上3例，可以发现《大观茶论》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当时代的发展水平，全面介绍了茶的有关知识。内容精深，论述简明，且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对今天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大观茶论》的最大特点，是它把深刻的哲理、生活的情趣，寓于对茶的极其简明扼要的论述中。

在论述“蒸芽压黄之得失”时，它说“蒸太生则芽滑，故色清而味烈；过熟则芽烂，故茶色赤而不胶。压久则气竭味漓，不及则色暗味涩。蒸芽欲及熟而香，压黄欲膏尽亟止。如此，则制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蒸芽压黄，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火候，过与不及都不行。而做到恰到好处，既需要技术，更需要智慧。这需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

在采茶上，他基本采纳前人的见解，但更为简明，并在生动形象的描述中无形地提高人们的鉴茶能力。采茶的时间是“黎明，见日则止”。具体要求则“用爪断芽，不以指揉”，主要是“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对于茶的品次，“凡牙

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茶始芽萌，则有白合，既撷则有乌蒂，白合不去害茶味，乌蒂不去害茶色”。

“点茶”部分是《大观茶论》的精华，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中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点茶讲究力道的大小，力道和工具运用的和谐。它对手指、腕力的描述尤为精彩，整个过程点茶的乐趣、生活的情趣跃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