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叫魂》一书中社会架构的历史回响

“盛世”叫魂余音袅袅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近来拜读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①的一部力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②。煌煌大作，读来虽有谬感二三，但学知浅薄不敢妄作评论，在此仅以社会学视角对本书评论一二。

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

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

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

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

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

…………

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

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后，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宏大的社会背景铺垫。故而在《叫魂》一书中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于此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同时孔飞力先生引用了如《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翔实的官方档案资料，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串在全书的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叫魂》不至于沦为一部枯燥的研究专著，同时所引用史料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基于前述，仅在此撷取本书社会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等社会学背景的论述以资浅论。

首先，《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平民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极度稀缺的社

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则基于最高统治者弘历本人的人格特征及对其依附的以各地督抚和军机大臣等高级官僚为主的理解，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

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三个阶层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同样成就了一段生动且有意义社

会分层研究。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放眼而今，历数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事

件解读的不同进而撕裂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端倪。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件日渐增多并借助网络通讯等媒介急剧扩大其影响。2003年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民众恐慌情绪弥漫谣言四散。事后，当我们反思这些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离奇的谣言及恐慌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在对这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解读的影响。以源头广东省为例，2003年2月11日，全省共发现病例305例，5例死亡。一时间，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四处散播。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舞，如“广东流感死人”、“广东遭病毒袭击”、“广东流行‘禽流感’”、“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等，主管非典型

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被传

染的医务工作人员，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据广东移

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三联周刊》引用冯鎏祥的话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

就开始抢购碘盐。”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

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

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

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

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

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风波从香港波及广州。从2月6日起，人们的情绪变得恐慌起来，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醋和板蓝根，原本几元钱一瓶的醋一下子上升到60元一瓶，有的地方甚至上百元。群众

由于害怕遭“病毒”袭击而不敢出入公共场所，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交通业、餐饮业、商业陷入瘫痪之中，整个城市到处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刹那呈现出一派阴霾、萧瑟的景象，使人感到恐怖的气息。地方政府的虽强力压制辟谣，但民众的危机感政治参与权力的稀缺，让地方政府的努力成为谣言更加肆虐的助力。反观中央层面，直到2月8日，广东省卫生厅开始向中国国家卫生部求助，卫生部才急派专家组前往广州调查病因且毫无头绪。与此同时，随着恐慌的社会政治影响加大，中共中央、中纪委开始直接介入，力图压制恐慌对中央政府政治威信的威胁。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由此可以窥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之剧，而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对“非典”的解读模式与叫魂危机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其次，1768年的叫魂妖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像火山爆发、熔岩翻滚一样在大半个中国蔓延，甚至影响到了乾隆政府政策的正常运作。如此

等等，不能不说跟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叫魂》一书

的第二章《盛世》，作者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

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几个重要的社会

问题。例如详细排列出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运用价格理论深人浅出地

说明了乾隆盛世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稻米价格。用萧山籍官员汪耀祖的说法是“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汪耀祖以为，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一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针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加剧，底层的扩大，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

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生态坏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零和社会”

④的规律造就了大量的贫困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下层社会的

乌合之众，如流浪、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在这些流民并无现代意义上人口流动的社会生产的意义，是“儒教秩

序的放逐者”，属于社会边缘人。这些流动人口以僧道乞丐为主，二则都是“外来者”都有社会心理上带来的污染的效果，其中僧道“接触死亡带来的污染”和乞丐“对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尤为让人避之不及，在叫魂这样集体性的恐慌中，这类流动群体的出现大大放大了民众的怀疑恐慌情绪。在流动人口侵入社区的过程中，民众感到其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流民的怀疑驱逐乃至殴打等对立行为急剧增加。这迫使流民更加频繁的更大幅度的流动。在缺乏公共媒介的近代前夕，这种流动人口的集体行为无疑极大的增强了叫魂案扩散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上至统治阶层下到平民百姓，北到热河内蒙南到湖广两江，到处充斥着集体的歇斯底里。

还是以2003年非典危机为例，北京市作为首都直辖市集中着最为密集且高度流动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以农民工为主，涵盖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省份，其中尤以河北、山西、东北、山东等省为主。毫不避讳地说，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是如叫魂中被挤出传统地方经济和伦理的现代“乞丐和僧道”。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

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然而，当非典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非典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据报道，4

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

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

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对于非典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

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下笔至此颇感凄凉。随着北京返乡民工携带非典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强制要求农民工集中隔离留在本地。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如此一前一后的强烈对比，作为社会底层边缘人的农民工群体就这样成为流行病、谣言、猜疑、排挤、公权力、等反复凌虐的对象。在如此不良的社会敌视氛围中，还是有部分农民工抱着落叶归根的朴素感情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乡，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之下人口流动的频率、谣言的传播和非典的扩散。叫魂一书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愚民”，公共事件成为了其背后社会人口流动与群体分裂的火山口。

最后，《叫魂》第十章《主题和变奏》第三部分“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个人以为其对当代社会的启发意义较强。叫魂大恐慌的形成固然是我们一直讨论的焦点，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又叫魂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诚如作者所言“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

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丑恶的嫉妒，无耻的贪婪”。几百年后的我们似乎也没有就此道德报应及其根本困境做出太多实质性的

改善，眼下的充斥现实与网络的戾气、道德沦丧下扛起卫道大旗的也不乏暴力者。“受困扰的社会”“损失分摊”⑤这些揭示社会现象实质的概念也不能给我们狂躁的社会一丝清凉的安抚。帝国制后期的民众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不能去平等竞争社会资源，对于普通人结社追求群体利益更是具有无限的风险。社会权力之于民众如同漂浮的一丝可呼吸的空气，即使在今天，享有这丝自由空气也不容乐观。我们不难发现，在全书的最后再次提及叫魂大危机的结束依赖于几位顶级阁僚对弘历的敢于担当的示意。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专制权力某种意义的“宪政”制衡。历经百余年的斗争，民众社会权利的分享和专制权力的限制，眼下似乎比百年前并不令人轻松。

《叫魂》一书固然有让人晕眩的成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令人错愕的地方。在作者耐人寻味的解剖中国社会的同时，全书并没有给予中国一个有效的对策建议。且基于源起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能否在罗列中国事实基础上得到合乎逻辑的推理，这还是有待商榷的。切不可抱着人云亦云的心态《叫魂》吹捧而妄自菲薄。

①：孔飞力（英文名：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一书（1990）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②：孔飞力著《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本文的撰写

依据该书的中文译本，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第一版。

③：引自《叫魂》134页。注：本书引号标明的所引用原书的语段，不再一一说明。

④：瑟罗（Lester Thurow）：《零和社会：分配与经济变化的概率》（The Zero-

Sum Society:Distribution and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Change)，纽约1980年版。

⑤引自《叫魂》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