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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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师校园内的“白楼”前矗立着宋教仁的大理石塑像，我对这位家乡的杰出伟人，从小就十分仰慕。今年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出版了《宋教仁》一书，并在桃源新华书店首先发行，我立即购买了一本。这本书采用故事体裁，讲了80个小故事介绍宋教仁光辉灿烂的一生，每一个故事都令我感动，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许多启示。日记日记https://www.360docs.net/doc/1211636327.html,
在“勤学”篇中，讲述了宋教仁“骑马上学堂”的故事：宋教仁六岁进入族塾学习，他家离族塾约五里路，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溪，如果绕道过桥，要多走两里多路，为了节省时间，宋教仁每天带着一根竹竿上学，他来到溪边，撑着竹竿一跃而过。宋教仁骑着“竹马”上学的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宋教仁小小年纪就不畏艰险，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爱国”篇中，讲述了宋教仁“挺身护尊严”的故事：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应同学之邀，去日本东京和强乐堂观看活动写真（无声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妇女丑态图像，有些下流无耻的日本人拍手淫笑，宋教仁和中国留学生立即群起喧哗，愤然起身，拂袖离去。宋教仁退至门口，忽然想到再有中国人来看怎么办？于是他就写好一张《奉劝》贴在乐堂门口守在那儿，乐堂的管事要撕下那张《奉劝》，宋江教仁义正词严，滔滔不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缩回手，灰溜溜地走了。宋教仁维护祖国尊严的举措，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在那时，贫穷积弱的祖国被外人欺侮，宋教仁挺身而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爱国情怀，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呀！
在“美德”篇中，宋教仁“孝道慰慈母”的故事也令我深深感动：宋教仁10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全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宋教仁惦记母亲日夜操劳，十分孝敬她。宋教仁青少年时期在桃源县城读书放假回到家里，总是先到母亲面前问安，然后挑水打柴，忙这忙那。1906年9月，宋教仁患病日本，住进东京脑病院。一日接到家书，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鸟，展翅飞到家里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又想有一大笔资金给母亲寄去，以尽儿孝。可自己漂泊到异国他乡，又怎么做得到呢？宋教仁遇刺后，料知自己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忍着剧痛，向于右任嘱咐三事，其二就是“吾本家寒，老母尚在，我死之后，请克强及公诸故人为我照料。”他临死也不忘记母亲的孝德真是感天动地呀！
我捧读《宋教仁》这本书，他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和重教的故事，让我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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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宪政救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曾留学日本，深入了解接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宋教仁也坚持宪政救国。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主要包括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内阁政治三大部分。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始终坚持致力于其宪政思想的实践，但由于受当时社会具体条件的限制以及其宪政思想本身存在的某种缺陷，最终归于失败。 正文： 20世纪初，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战胜了老牌封建大国。这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震撼，一时之间，宪政思潮逐渐从宣传、讨论提上改革议程。但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甚至一个党派内部对于宪政的理解相差甚远，想要实现的宪政模式也不一样，如清末立宪中立宪派官员就主张实行德日式的保留君主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既想通过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由弱变强又能保持君主的权力。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多数在野立宪派就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虽保留君主，但希望尽早召开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不负责实际政务，“垂拱而治”即可。革命党人则反对一切君主制，主张实行美国式与法国式的共和立宪制，但在革命党内部，就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和政体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者分歧，有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有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便是在此种环境下展开。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宋教仁，子得尊，号敦初，别号渔夫。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宋教仁所处的19世纪末期正直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内有没落王朝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深深影响着宋教仁，使之走上了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后在日本的学习和探索更加坚定了他革命救国，宪政就国的思想。具体而言： 1.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即救亡图存便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而贯彻近代中国的始终。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不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之道。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侵略的口号；于是，洋务运动便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大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力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觉醒，西方国家不仅优越在机器生产，更是其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对西学的理解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开始著书立说，组织办刊学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学说，要求改革君主专制，实行“定国是诏”，戊戌政变的爆发，使得这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清清政府反动的本质，思想更加先进，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899年，时在湖南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便对友人说：“中国苦满政已久。有英雄起，雄据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天下。”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已经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到20世纪初，庚子事件，日俄战争等等一系列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使的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的高潮，西方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内阁制等等宪政思想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效法西方实行宪政改革逐渐提上改革日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宋教仁的救国方案——民主宪政思想也逐渐形成。
浅谈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浅谈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摘要】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民主和自由，提高人民参政议政意识，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开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关键词】辛亥革命；现代化；民主；影响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和传播的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政治现代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农、工、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人人心，这一切都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大门。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在于： 1推翻清政府，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政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扫清道路。尽管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看，这个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但辛亥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接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开篇。近年来，一些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的清王朝通过自身的改良也能够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否认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伟大历史意义，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种观点的要害是没看清楚清王朝的腐朽性，看不清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没有认识到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多次丧失现代化发展机遇的主要根源。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能达到，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是成功，辛亥革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它赶走了一个皇帝，更重要的在于它彻底结束了作为封建社会制度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从这时开始，无数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之奋斗民主共和政治第一次由理想变为现实。尽管在这之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但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阴谋最终都遭到了失败。 2实现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 首先，创建了新的民主政治构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议会、宪法、责任内阁制、五权宪法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形式，奠定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这种新的政治形式，与以往的政治形式完全不同，
浅谈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
浅谈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 04级历史王慧1053404099 【摘要】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在辛亥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妇女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伟大的中国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话剧，显示了中国妇女独特的魅力和巨大力量。本文试从政治、教育、婚姻、服饰等方面出发简单论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关键词】政治、教育、婚姻、服饰 中国的女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位及其的低下，常常被一些封建的伦理和思想紧紧的束缚喘不过气来，只是男子的附属品，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时的女子就是这样依靠男子来生活，小时靠父亲，大了靠丈夫，老了靠儿子，根本没有政治，婚姻自由等任何权利。然而斗转星移，在辛亥革命历史背景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萌发，伴随着欧美风雨的催化下，解放慢慢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 一、政治思想： 传统道德要求妇女不问国事，恪守妇道，而这一时期的妇女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对政治角色的追逐了。清朝末年，面对强国对本国的觊觎，本国皇室的腐朽衰落，救国成了不仅是男性的光荣任务，也成为了妇女们的崇高理想和实践的最高角色目标，此时的中国妇女对于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 当时的《女子世界》杂志大力宣传救国存亡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最危急的紧要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鲜血直淋……气息只存一线”1号召妇女们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这些宣传政治性强，具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对妇女投身到政治爱国救亡的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保路运动，救蒙运动等救国运动中，先进的巾帼英雄们怀抱大志，现身救国，毫不退却。1901年，中国爆发了反抗沙俄妄图霸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国集会，力主拒俄。青年女子，薛锦琴慨然提出“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气，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并要求撤换谈判大臣。”1905年4月反美拒约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一些女性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发挥着自己最大的余热。1905年7月，上海女性上百人聚集起来，商讨反美办法。先进的女性不仅投身于反帝运动中，还积极参与资产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运动中。1905年后，女界又活跃于各地的保路运动中，为反清政府变相出卖路权的行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两省女界展开集会演讲，集资认股，组织团体，通电请愿等一系列活动。1907年11月，上海女界保路会和女国民拒款工会宣布成立，带领江浙女界进行“拒绝外款，为保主权”的斗争。但是激进的革命妇女大多以同盟门会或光复会为依托，从事反清活动。据统计，参加 1《女子世界》，1904。
宋教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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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近代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
浅议近代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革命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国共两党也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在探索过程中，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两党有合作，也有分裂。一、从合作到对峙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统一革命力量，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12年，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走民主共和、政党政治的道路－即重组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为阻止国民党重新组阁，1913 年春，袁世凯指使人刺杀了宋教仁，制造了“宋教仁案”。1914年初又解散了国民党，废除了《临时约法》，这些标志着政党政治幻想的破灭。袁世凯死后，中国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国民党为维护共和制度，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作为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急于寻找一条既能实现其政治主张又能救万民于水火的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中国主要社会矛盾是广大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共成立后，领导工人举行大小罢工百余次，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把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顶点，但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血腥镇压，史称“二七惨案”。此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革命阶级联合的重要性。[1] 由此可见，国共两党都有合作的愿望，且两党当时的政治主张与宗旨具有相似性，面对共同且强大的敌对势力，国共都有着合作愿望和现实需要。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有着比国民党更深刻的国际背景。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国际在中共派有代表，并随时参与党的工作，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当时的苏联，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是国民党所要借鉴的，中共正是其所利用的渠道。出于战略利益，共产国际和中共向革命失败而苦闷中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失意中的国民党送来新的血液。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运动的迅速开展，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共产党的影响力扩大；国民党控制区迅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北推进；广大人民群众也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但合作中，中共没有在领导权上提出要求，从而处于从属地位，国民党处于主导地位。1925年，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此时，中国人民同国民党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2] 二、从对峙再到合作1927年7月到1936年12月，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峙，表现为屠杀与反屠杀、围剿与反围剿的对峙。“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中共领导并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来回应国民党的屠杀。三大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这就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到10万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大为害怕。从1930 年底至1933 年10 月，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妄图消灭红军。
穿越百年 值得铭记的南社十人
穿越百年，值得铭记的南社十人 https://www.360docs.net/doc/1211636327.html, 2009年11月10日14:19 现代苏州 从1909年到2009年，顺着百年南社发展史眺望，上千名享誉大江南北的文人和革命志士以“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书写着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血雨腥风和激扬澎湃的爱国热情，见证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成就和发展变迁。从这些卓越的南社人身上，让我们一起追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经典遗存和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 记者○李楠 陈去病：少年亦有志封侯，手挟鲲鹏万里游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巢南，一字佩忍，别字病倩，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 1909年陈去病在苏州与柳亚子、高旭一起发起成立了后来影响百年的南社，旨在反北方之清廷。陈去病南社时期的诗作多收录于《浩歌堂诗抄》，其中多激扬爱国精神和歌颂抗清民族英雄的作品，如题明孝陵图、题郑延平战捷图、江山哀等篇可以代表。同时，他投身革命后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诸如胜利的兴奋、失败的痛苦、斗争激烈时的犹豫和彷徨，都在其中充分反映。 作为南社的领袖之一，陈去病对于南社发展的影响之深不仅源于他个人，其与柳亚子的师长情谊也是柳亚子后来作为南社领袖的重要精神动力。创办南社之后，陈去病执教苏州高等学堂及浙江高等学堂，并一如既往地参加革命。他曾多年直接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深得其信赖和赞赏：“去病能词章，才名满天下……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若余……”。 北伐后陈去病逐渐脱离政治转入学术研究。1933年在苏州报恩寺出家，同年病故； 1935年葬于他26年前在此创办南社的苏州虎丘冷香阁下。 高旭：屈原捐者青莲狂，我于其间必翱翔 高旭(1877—1923)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 1904年，高旭赴上海，开始与陈去病、刘光汉等人交往，从此开始宣扬民主革命。 1909年，南社成立后第一次雅集，高旭当选为诗选编辑员。 “南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它继承炎黄文化吟诗论政的传统，以反清帝制、对抗北庭，鼓吹革命为宗旨。高旭在《南社启》中宣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 高旭早年即愤慨于“伪韩伪杜”、“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他作诗多以“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诗作常常洋溢着一种甘愿为国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充满奔放的革命热情。 高旭在后期对政局感到失望沮丧，诗作也更多流露出伤感情绪。1923年6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一百一十名议员接受曹锟贿赂，高旭等19名南社社员卷入。1999年，南社成立90周年，根据大量资料整理撰写的《南社人物传》问世，书中对高旭是否身在接受贿选之列提出质疑，认为不排除冤案可能。千秋功罪，惟待后人评说。 柳亚子：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 吴江黎里人。 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南社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南社的主要代表人物。 从1909年作为南社的创始人之一，到1923年与叶楚伧、邵力子等发起成立新南社。
浅谈两岸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看法
浅谈两岸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看法历史意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件，乃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却往往由于史料的不足、时代及政治背景的影响等，难以避免地掺杂上各种主观的色彩，加之研究或有方法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常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如何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发展历史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百家争鸣是可喜的现象，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正确地认识辛亥革命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我们青年义不容辞地责任。以下笔者将主要陈述台湾和大陆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看法，以求更全面和客观地认识辛亥革命的本质。 一、台湾史学界——全民性质的革命 大陆与台湾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差异中，最显著的差异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认识上。台湾学者们以张玉法为代表普遍认为辛亥革命并非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次全民性质的革命。提出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杨天树《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论述》）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被总结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放松以及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的原因，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仍十分小。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买办和商人阶层更是难以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 二、革命党人来自各个阶层，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是多样的。 海外的留学生以及国内外一些进步的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扮演了宣传和领导的角色；商人和海外华侨大量捐款支持革命进行；在武装起事中，新军士兵和一些以农民和工人为主的反清的会党群众充当了主力；此外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僚还对革命表示了同情。同盟会会员的籍贯、出身等的史料说明了革命参与者的多样性。以抽样黄花岗86烈士为例，籍贯上，参加者来自华南和华中的6个省区，广东几占60%。年龄上，20-29岁者占44%，30-39岁者占27%。20-39岁者合占71%。职业上，农、工、商人占41%，知识分子占30%。由此可推知：一、革命分子来自各个省份，但在某一省的革命则该省参加者较多。二、革命分子来自各种年龄，20-39岁参加者占大部分。三、革命分子来自各种行业，这一点证明了革命是全民的事业。而且，士农工商四种行业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体，但这四种行业，彼此的流动性很大，交往也多。“耕读传家”、“官商”、“农工”、“工商”等名词，正代表中国并没有显著的阶级制度。因此，士人可以振臂一呼，号召农、工、商各界；农民起事，亦有知识分子喝应。近代以来，罢工、罢市、罢课经常是同时发生。由于此一社会结构的特性，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往往是全民的，一种运动无论从某一阶层中兴起，总能得到其他阶层或多或少的赞助。立宪运动的盛大由于此，革命运动的盛大亦由于此。（见于《清季的革命团体》张玉法著） 三、革命派以全体国民自居，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利于资产阶级。 革命派以民族主义为重，各个革命团体的纲领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排满”为宗旨的，如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纲领本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后来才加上“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1903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创立的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纲领，完全是民族革命的团体。（通一子《辛亥革命性质的再认识》）同盟会纲领则是“驱除鞑虏，恢
宋教仁的内心世界
华侨大学材料学院应用化学专业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2011—12学年度第一学期 本科生公共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 教师：李忠伟（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报告人：温名山 宋教仁的内心世界 在我看来，宋教仁先生的内心世界的唯一信念是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国家，这个信念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为。 宋教仁生于1882年，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四岁入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但很小就表现出对清朝的不满。据史料记载，每到傍晚放学回家，他就把同学召集到村外的草地上玩军事游戏，让身体较弱的同学扮演“清朝贵族”，自己则带领身体强壮的做平民，结果总是以“清朝贵族”的失败而告终。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12岁的宋教仁愤而写下“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的诗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教仁先生从小就萌生了对清朝专制政府的不满。 17岁入桃源漳江书院，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190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九省通衢”的武汉给他展现了一片新天地，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田桐、吴昆等人议论时政，萌发了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当家做主之新国家的思想。 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反清华兴会。同年，筹划起义，不幸事泄，宋教仁被迫逃往日本。次年6月，宋教仁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开始系统地研习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正是这段时期的学习，使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变得成熟了。其中很大的一个体现是，宋教仁经过对日本、欧洲、美国等国政治过程的研究，他得出结论，也许在革命成功以后，对革命有功的革命党人有可能推行专制独裁，革命以后要立即颁布宪法，进行选举，实行民主。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一曰效法葡、土之中
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汇华学院2013级历史学1班霍无忌 学号2013511236 浅论中国同盟会出现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的突出贡献 摘要：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大事件，它 的是内外忧患、资本主义发展、革命力量集中的必然结果，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时，也应该承认留学生群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留日学生群体更是通过办报刊、传排满、建组织等一切手段促进革命形势发展与革命力量的集中。可以说，同盟会是在留日学生的大力推动下出现的。 关键词：中国同盟会，民族资产阶级，华兴会，留日学生 学术回顾 对同盟会的学术研究，从其建立之初就屡见不鲜，如冯自由的《檀香山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经过》等论文，高劳的《辛亥革命史》等的学术专著。而改革开放后，对同盟会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新意百出，如饶怀民的《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马庚存的《同盟会在山东》等，可以说同盟会研究从未间断。 而关于留学生对同盟会尤其是留日学生对同盟会建立、辛亥革命的成功的作用，研究人数并不突出，有桑兵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建立》1、陈昌福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2及下文将提到的周棉教授的文章等，可以说数量并不巨大，可研究领域较为宽广。 引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自此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了同一政党的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建立后革命党人“大呼万岁而散”。由此可见，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又是必然的，而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建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就同盟会建立的必然性与留日学生贡献展开叙述。 学术界在此之前，对同盟会的建立必然性多有提及，并提出多项有建树成果。如金冲及、胡绳武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不过，我认为该必然性仍可加以叙述。故本文将在先论述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发现留日学生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这一长期不为世人熟知，甚至有所反感的学生团体“正名”。 1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四期。 2见《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四期
宋教仁简介
宋教仁简介 篇一：个人简介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时人们把他和孙中山并称，号为“孙黄”。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他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受明末湖南大儒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1898年，黄兴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同情维新运动，赞成变法主张。两湖书院毕业后，于1902年春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他到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11月4日，黄兴30岁生日，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友人，办了两桌酒席为他祝寿。在这次宴会上，他们发起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被推举为会长。 黄兴等认为会党是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准备起义。因此，在华兴会外，另立一“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1904年春初，黄兴由刘揆一陪同，与当时湖南著名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会晤。三人互倾肝胆，共商起义大计，决定于该年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70岁生日时，在长沙武装起义；常德、衡山等五路同时举事，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任正副总指挥。接着，他为长沙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派杨笃生、宋教仁、陈天华等分赴上海、武昌、江西，联络革命党人和新军、巡防营策应起义，黄兴在长沙总持
一切。为筹集起义经费，他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三百石。 10月下旬，起义事机不慎泄漏，华兴会机关多处被破坏，长沙府县衙门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等人。黄兴化装离开长沙，经汉口转至上海，后到日本。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一些成员，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被总理指定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协理）。这样，黄兴就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 生平； 孙中山(1866—1925年)，翠亨村人，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
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摘要：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1840年到1919年的这段历史，这期间“西学”的传入成为一重大事件，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较量使人振聋发聩。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一个断续扭曲的过程，既未完全停顿，也不一帆风顺，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过程。在这个不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命运越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规，与近代文化的发展交织融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下面我将主要从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探寻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何为？ 关键词：知识分子；近代文化；关系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演变史和变迁史。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样一来，近代文化的性质也就与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了，交织着更多的西方文化内容，所以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和变迁，也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迁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 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弱点。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 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从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 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 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载体的意义, 也进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 （一）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作用 “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体制的批判。制造合法性和进行社会批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某种社会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就是对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批判。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1]可见，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承担人类薪火传递、知识承继的社会责任。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形成新知识分子群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他们所关注的, 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 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 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 或充当官府的幕僚。士大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它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2]
读宋教仁有感_读后感
读宋教仁有感 在桃师校园内的“白楼”前矗立着宋教仁的大理石塑像，我对这位家乡的杰出伟人，从小就十分仰慕。今年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出版了《宋教仁》一书，并在桃源新华书店首先发行，我立即购买了一本。这本书采用故事体裁，讲了80个小故事介绍宋教仁光辉灿烂的一生，每一个故事都令我感动，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许多启示。 在“勤学”篇中，讲述了宋教仁“骑马上学堂”的故事：宋教仁六岁进入族塾学习，他家离族塾约五里路，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溪，如果绕道过桥，要多走两里多路，为了节省时间，宋教仁每天带着一根竹竿上学，他来到溪边，撑着竹竿一跃而过。宋教仁骑着“竹马”上学的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宋教仁小小年纪就不畏艰险，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爱国”篇中，讲述了宋教仁“挺身护尊严”的故事：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应同学之邀，去日本东京和强乐堂观看活动写真（无声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妇女丑态图像，有些下流无耻的日本人拍手淫笑，宋教仁和中国留学生立即群起喧哗，愤然起身，拂袖离去。宋教仁退至门口，忽然想到再有中国人来看怎么办？于是他就写好一张《奉劝》贴在乐堂门口守在那儿，乐堂的管事要撕下那张《奉劝》，宋江教仁义正词严，滔滔不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缩回手，灰溜溜地走了。宋教仁维护祖国尊严的举措，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在那时，贫穷积弱的祖国被外人欺侮，宋教仁挺身而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爱国情怀，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呀！ 在“美德”篇中，宋教仁“孝道慰慈母”的故事也令我深深感动：宋教仁10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全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宋教仁惦记母亲日夜操劳，十分孝敬她。宋教仁青少年时期在桃源县城读书放假回到家里，总是先到母亲面前问安，然后挑水打柴，忙这忙那。1906年9月，宋教仁患病日本，住进东京脑病院。一日接到家书，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鸟，展翅飞到家里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又想有一大笔资金给母亲寄去，以尽儿孝。可自己漂泊到异国他乡，又怎么做得到呢？宋教仁遇刺后，料知自己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忍着剧痛，向于右任嘱咐三事，其二就是“吾本家寒，老母尚在，我死之后，请克强及公诸故人为我照料。”他临死也不忘记母亲的孝德真是感天动地呀！ 我捧读《宋教仁》这本书，他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和重教的故事，让我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学习参考
宋教仁案
宋教仁案 宋教仁被刺案又称“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它直接引发了国民党反抗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 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遁初，也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后往日本学习政法，1905年入同盟会，1912年元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他为了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制建设，按孙中山的要求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名震一时。在南北议和中，他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尽早结束革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宋教仁进入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唐绍仪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并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被袁世凯所不容，故愤而辞职。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引起一部分同盟会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原因在于“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宋教仁也认为，只有保证内阁的职权，才能防止总统独裁专制，与总统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确保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贯彻。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袁世凯始终企图控制操纵内阁，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政党内阁制，只有由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来组阁，才能有效地抵制袁世凯的独裁行径。从此，宋教仁成为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和热情倡导者。 要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制衡的责任内阁制，就必须把内阁建立在拥有政治势力的政党基础之上。为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宋教仁不顾一些同盟会会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相号召，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第一届国会的选举竞争中去。宋教仁从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为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胜利，他每到一处，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吹建立国民党内阁。参众两院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获得参众两院392个席位，其他政党合起来仅占223席。 两院选举结果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置他于无权的地位。最初他想用五十万元来收买宋教仁，遭拒后，决定采用暗杀手段，并以此对国民党实施毁灭性打击，扫除独裁专制路上的障碍。袁世凯命令其爪牙，正处在国务总理任上的赵秉钧全面策划刺杀计划，务必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赵秉钧躲在幕后指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具体经办刺杀宋教仁事宜。洪述祖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贵馨，让他物色杀手。应马上举荐了流氓军痞武士英，并为其寻觅了两个帮手。经过周密策划，赵秉钧等人决定在上海车站伺机下手，用毒弹射杀宋教仁。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开幕，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共商国事”，于是宋教仁决定3月20日乘车出发北上。就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上海已有传言有人要杀宋教仁。有人告诉宋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宋教仁暂时不要北上，但宋教仁毫不畏惧，一如既往。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北站议员招待所,准备乘11点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10点40分,宋教仁等人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教仁当即中弹倒地，刺客又连开二枪，趁着一片混乱逃跑了。宋教仁立即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22日凌晨去世，年仅31岁。宋教仁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一时舆论大哗，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袁世凯也装模作样地要“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宋案”的侦破工作进展迅速,不到三天便告破案。宋教仁死后第二天，直接凶手应贵馨、武士英
唐绍仪生平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即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国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即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国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聘任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唐绍仪少年留美，已接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
浅谈延边地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浅谈延边地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 地位
延边地区今指中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延吉、图们、敦化、珲春、龙井、和龙6市和汪清、安图2县，首府为延吉市。1913年出版的吉林地志， 记有论大陆交通，东南一面复当延边之冲。这应该是延边一词最早出现。在延边一词出现之前，多用“间岛”代指延边地区。在从19世纪开始延边地区就聚集了大量的越界朝鲜垦民，早在犯禁之时，越界的朝鲜垦民就将中国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前图们江中“假江”称为“垦土”或“垦岛”，“间岛”乃是“垦岛”（Kantao）之音转。[1] 本文为叙述方便，用“间岛”代指20世纪初的延边地区。由于间岛地区的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加之聚集了大量的朝鲜垦民，从近代开始朝鲜和沙俄以及日本都试图夺取间岛地区的主权来实现自己领土扩张的目的。在近代的东北亚历史当中，中国和朝鲜均遭受了沙俄、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欺辱，在间岛地区的朝鲜垦民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争夺的目标。 史学家们把关于间岛地区归属权的问题以及朝鲜垦民的管辖权问题等统称 为间岛问题，学术界关于间岛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专著主要有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孙春日在其权威性著作《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用专门的一个章节讨论间岛问题的来龙去脉。论文主要有姜龙范的《日本介入“间岛问题”的战略构想探讨———以日本建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前的阴谋活动为中心》（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01）、严亚明的《“间岛”交涉与清政府外交形象的转变》（安顺师专学报，2000.01）、赵兴元的《“间岛”问题的由来及演变》（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03）、孙春日的《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2）等。倪屹的博士论文《“间岛问题”研究》（延边大学2013年），是笔者所知的中国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间岛问题的博士论文。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在韩国还有少数民族主义者在借机炒作“间岛问题”，这样一来，日韩学界关于间岛问题的研究成果自然要多于中国学界，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并不做一一论述。在关于间岛问题的各种研究成果当中笔者发现，学者们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研究成果出现，例如姜龙范侧重于对间岛朝鲜人归属权所产生的争议进行研究，孙春日则侧重于从移民史的角度阐述间岛问题，而严亚明和衣保中等学者则把间岛问题当做中国近代史上对外关系的一个缩影，来阐述间岛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对东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相关的学术动态整理，笔者发现，关于间岛问题所产生的国际关系变动以及对这种变动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笔者愿以此作为出发点，进行尝试。 一、重要地理和战略位置 清朝时期中国原本拥有在东北地区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软弱无能无法阻止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借助这个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