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简史第六章

c 第六章分裂、入侵及重建，约800—1000年

导读

查理曼的帝国，从来没有跟拜占庭和伊斯兰竞争过它的伟大。在800到1000年这段时间，他的邻居兴旺繁荣时，他的帝国却崩溃了。在拜占庭，有着几个世纪的荣光，标志性的事件有保加利亚屠杀者巴希尔的征服，圣西里尔和圣米赛迪乌斯两兄弟（the sainted brothers Cyril and Methodius）使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还有拜占庭的影响延伸到罗斯等事件。在巴格达，阿巴斯王朝仍统治着一个广阔的阿拉伯帝国，一个闪闪发光的宫廷，以及一种非常棒的精神和艺术文化。诚然，这个曾经一统的阿巴斯帝国在十世纪分裂成了几个哈里发国家，但即使是这些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按照西方标准来看仍然是巨大而且运转良好的。

西方就不那么幸运了。查理曼帝国的内在隐患随着814年老迈皇帝的去世而浮现出来，而内部分裂和外部入侵造成的毁灭性结果也迅速成为新的隐患。在公元843年，查理曼的帝国被他的孙子们分裂，而后来的继承人们的分裂只能使加洛林世界脆弱的政治联系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与此同时，西欧还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攻击的锤打：东方的马扎尔人，南方的穆斯林，以及北方的维京人。查理曼关于一个统一的基督教欧洲的梦想仍将存在，不过正如时间表6.1所示，那是在他的帝国分裂，并且这些入侵者的力量能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政治新格局以后的事了。这个政治新格局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英格兰王国，西部法兰克一群自治的公国和郡县，东部法兰克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意大利半岛上各个强有力的城市。

分裂：加洛林王朝晚期

像一个不错的法兰克人那样，查理曼安排的政治格局是要把他的帝国分裂给他的几个儿子们，但是，很凑巧，他只有一个合法儿子，虔诚者路易（公元814—840年），在他去世后继承了王位。所以，完全是出于巧合而不是计划，查理曼的帝国完好无损的传给了唯一的继承人。

虔诚者这个名字对路易来说很不错。他把查理曼的小妾都驱逐出了帝国宫廷；他全心全意支持阿尼埃尼的本尼迪克进行的教会改革；而比他那顽固的父亲走得更远的是，路易本人致力于实现那个统一基督教欧洲——一个由上帝带到地球上来的城市——的梦想。不过路易缺乏资源来维持他父亲查理曼，他的祖父矮子丕平，以及他的太祖父查理马特赢得的这片广大疆域的团结一致。他既不像他的先祖们那样精于政治，也不像他们那样军事成功。甚至，随着征服的战争变成防守的战争，他已经没有什么土地和财宝做礼物赠给他的那些贵族追随者了。随着皇室厚恩的衰减，大土地所有者们——他们许多人通过皇室过去的慷慨奖励而占有许多土地——开始撇开君主，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不过对路易最大的威胁之一靠近了这个家庭：不快乐的儿子们。在他统治早期，他准备把他的皇权给他的长子，给他另外两个儿子两个大小合适的王国。这些年轻一点的儿子对他们哥哥得到的巨大遗产很不高兴，而他们的不高兴随着路易的第四个儿子的出生而加重，因为还需要准备一份给这个小弟弟的遗产。最终，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公开背叛他，并且使帝国陷入内战。甚至路易本人也被俘虏，并被废黜。

路易的儿子们之间的仇恨愈来愈深，但他们的竞争也利用了帝国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在公元842年的斯特拉斯堡，当其中一个儿子用古德语而另一个儿子用古法语各自盟誓时，他们为了照顾各自第一语言不同的士兵们所做的让步（互相用对方的语言宣誓）就是利用语言差异的一次实际行动。今天，斯特拉斯堡誓言似乎跟实际意义一样有了象征意义，因为那誓言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在欧洲的政治统一中从未被抹去过（Today, the

Strasbourg oaths seem symbolic as well as practical, for they illustrate the cultural division that the political unity of the Empire never obliterated.）。当内战终于在后来的年份里结束时，凡尔登协商不仅要和解彼此竞争的弟兄，也要和解彼此竞争的地区。

如图6.1所示，这个关键的条约（凡尔登条约）将加洛林帝国分成三个新的国家（四兄弟中的一个死掉了，只留下剩下三个对领土提出要求的人）。由凡尔登条约所创造出来的边界线不仅总结过去，也面向未来，在尊重了加洛林帝国原有的各不相同的地区时，也大致描绘出了最终将发展成今日法国和德国的两个地区的雏形。

罗沙（公元823—855年英文名Lothar——译者曾经在很多书上看到把这个名字译成“罗退尔”的，不知何故），三人中的长兄，保留着荣耀的帝国头衔，但只保留着对旧帝国三分之一土地的实际权力——一个“中央王国”，包括罗马和亚琛，从意大利半岛中央延伸出一长片直到北海。这个王国在罗沙于855年死后迅速灭亡，但他遗留下来的这个中间地区长期影响着欧洲历史。它的影子可以从十五世纪勃艮第在尼德兰地区的影响中看出来，可以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法国与德国的领土之争中看出来，甚至今天还可以从诸如斯特拉斯堡这种地方的很容易听出来的法国与德国相混合的说话方式中看出来。罗沙的两个兄弟得到的继承权存在的时间更久些。日耳曼的路易（公元840—876年）得到了东部法兰克，现代德国的中心地区，而秃头查理（公元840—877年）得到了西部法兰克，该地区最终演变成现代法国。

不过，最初这三个新国家看起来都无法持久存在，因为这三个国家在应付九世纪晚期的军事危机时都不成功。在公元843年，穆斯林海盗和维京劫掠者已经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造成令人生畏的破坏了，而马扎尔骑兵很快也将对古加洛林帝国的东部进行类似的蹂躏。查理曼的子孙们在保护他们的土地和子民不受攻击方面被证明是软弱无能的。受内部问题和外部威胁的折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在九世纪和十世纪衰落了下去，

入侵：穆斯林，马扎尔人，以及维京人

在九世纪和十世纪的入侵对那些受害者而言可能令人恐惧不已，但侵略是早期中世纪欧洲生活的一个事实。九世纪和十世纪的穆斯林海盗只不过是八世纪从西哥特人手中取得伊比利亚半岛控制权的训练有素的倭马亚军队的遥远回声罢了。九世纪晚期开始给欧洲东部边界带来麻烦的马扎尔人追随的是匈奴阿提拉（Attila the Hun 公元433—453年）的足迹，阿提拉也曾由亚洲大草原向西推进。而维京人，就像他们之前的法兰克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蛮族那样，从北欧中部过来。甚至，在从公元300年到1000年间欧洲的入侵史中，只有750年到850年这段时间是欧洲相对不受侵略的时期——即八世纪早期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后，到九世纪晚期穆斯林，维京人，以及马扎尔人对欧洲的劫掠重新加剧之间的这一段时期。这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纪对加洛林帝国起到了极大的巩固作用，而公元1000年之后重新降临的和平对生活在中世纪中期的人们来说也是类似的福音。

不过这种长远的前景没法给八世纪晚期和九世纪的人们带来幸福，正如图6.2所示，那时西方基督教王国正遭到全方位攻击。在查理曼古帝国的南部，人们祈祷神保护他们免遭穆斯林攻击：“永恒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呀，从异教徒的压迫下救出你的基督徒们吧。”在北方，人们祈祷“从凶残的国家来的北方人蹂躏我们的王国，救救我们，噢上帝呀！”而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对抗马扎尔人弓箭的是你，我们的保护者”。和四世纪与五世纪那些不仅给罗马带来麻烦，也使它重新具有活力的蛮族人一样，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这些入侵者最终不仅给西欧带来损害，也带来了好处。但在最初的接触中，穆斯林海盗，维京劫掠者，以及马扎尔骑兵引起的是苦难和恐惧。

穆斯林海盗和马扎尔骑兵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七世纪和八世纪早期，阿拉伯军队试图定居于欧洲，在占领西哥特人的伊比利亚半岛后，他们建立了繁荣的艾尔安达卢斯王国。查理曼在他的帝国和艾尔安达卢斯之间建立了一块西班牙军区（或者边界地区），此后这两个国家便在紧张的均势中，伴随着一些贸易，一些小冲突，以及大量宗教误解，和平共处。当九世纪穆斯林海盗开始威胁地中海沿岸时，他们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掠夺者而非定居者。从北非，伊比利亚，以及西西里的基地出发，穆斯林海盗劫掠船只，抢劫沿岸城市，并且驶进河流，抢劫内陆居民点。他们还在西部法兰克的南方海岸建立巢穴（今天的法国里维埃拉——现在的旅游胜地，这些海盗可真会选地方，译者注），从那里出发，他们劫掠乡村，甚至绑架翻越阿尔卑斯山隘口的朝圣者。查理曼从来没拥有过大量海军，而他的继任者们发现在防护他们的海岸方面，自己无能为力。在公元846年穆斯林甚至抢劫了罗马城本身，亵渎了它的教堂，并且偷盗了它的财宝。

对西部基督教王国的人们来说，对穆斯林掠夺者的恐惧深刻地促进了对伊斯兰文化和宗教的不宽容。把穆斯林侮辱性地称作撒拉逊（不信上帝的游牧人）或英菲德（infidel，不信教的人），基督世界忍受他们的劫掠，差不多直到公元1000年才结束。在公元982年，一位日耳曼国王在意大利半岛南部惨败给一支穆斯林军队，但从那时起欧洲南部修建起了防御工事，并且团结在坚强的地方军阀周围，开始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开始挑战地中海西部穆斯林的统治。

马扎尔人，亚洲大草原上凶残的游牧骑兵的后代，在十世纪前半叶骚扰着法兰克东部，意大利半岛北部，以及西法兰克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在890年左右定居于Carpathian山脉的避难地区后，马扎尔人派出一队队劫掠者，抢劫防御薄弱的居民点，避开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并巧妙地击败任何被派出来攻击他们的军队。但最终，马扎尔人变得更温和，并且从事农耕。在公元955年伟大的奥托国王（公元936—973年）在莱科菲德（Lechfeld）一役中摧毁了一支庞大的马扎尔军队，终结了马扎尔人的侵略。之后不到半个世纪，马扎尔人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承认了基督教。在第一个千年的末尾，匈牙利（该名源于一个马扎尔部落）变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维京劫掠者

斯坎迪纳维亚的维京人（或者北方人）是三支入侵力量中最让人恐惧的入侵者。他们的故土斯坎迪纳维亚拼凑着一群小国，定居着拥有土地的贵族，自由农，以及奴隶。和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从属于男人，不乏一个维京领主拥有几个妻子的事例（就像查理曼改革之前的法兰克贵族）。斯坎迪纳维亚的经济基础是谷物种植，渔业，以及畜牧，但土地实在有限，以致于对财产的争吵和私斗非常普遍。尽管这片土地上只散布着一些小城镇，但斯坎迪纳维亚的商人—航海家们在欧洲的港口城市里还是很有名的，因为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带来很多货物。在这个世界，名声和信誉都是很重要的。按一句十世纪的维京格言来说：“牲口会死去，家人会死去，我们自己也必须死去。但我知道有样东西是绝对不会死去的：死者的名声。”在很多情况下，一个维京人的名声或独特的特征可以表现在外号中。在那些更隐蔽的名字（a few of them half-legendary——本句需要查证）外面的是蓝牙哈罗德，乱胡子史温，血斧艾瑞克，没骨头伊万，老蠢货，大粗腿，以及放屁埃斯顿这些名称。

到九世纪，一些因素将斯坎迪纳维亚这股焦躁不安的能量送到外部。首先，人口快速增长，使得没有土地的孩子们开始到别处找前途。其次，随着一些国王开始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一些不满者开始到国外去寻找机会。第三，这些没有土地的孩子和不满者乘着非常适合

航海的船只，浆帆并用，一只船载着四十到一百个武士，航速可达十节（见图6.1）。这种船适于在开阔的海洋上航行，不过在淡水中吃水也不深，所以能轻易地穿过河流，划到岸边。长期以来这些船只被用于旅行，捕鱼，作战，贸易，甚至葬礼；到公元800年的时候，它们也成了重要的掠夺武器。维京战士袭击北欧港口，并且驶进内河，劫掠城镇和修道院，带回大量的俘虏，这些俘虏在艾尔安达卢斯，罗斯国，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市场中被当作奴隶出售。有时维京人离开他们的船只，偷来马匹，骑马穿越乡村，把他们的破坏传得更远。

维京人特别乐意攻击修道院，那地方防守薄弱，并且富有金块银条，光鲜的圣衣，还有很多书籍。他们的攻击是如此的暴力，野蛮，以及令人生畏，以致于据说一些修女不得不使出“处女的勇气（heroics of virginity）”来对付维京强奸者。一个编年史作者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科丁汉姆的女修道院院长艾芭（Ebba the abbess of Coldingham 死于公元874年）得到了维京人将要来她的修道院的消息后，用一把剃刀砍掉了自己的鼻子和上唇。她修道院中的所有修女都这么做了。当次日维京人到达时，他们被这些残缺不全而血污满面的妇女吓坏了，所以他们离开了——不过是在破坏了修道院并且杀死了里面所有的修女之后。这些修女死亡了，但她们自残时的目的达到了，她们是作为处女而死的。让我们希望这种极端行为少一些吧，不过从这种行为中——或者从讲述这些行为的故事中——可能衍生出了这样的短语：“Cut off your to spite your face（损人不利己）”。

维京人的劫掠通常事先就做好了非常优秀的情报搜集工作，所以他们的成功往往在事前就有保证了。维京人似乎总是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王国有了一位无能的国王，或者一个城镇是不是受到政治倾轧的削弱，或者一个修道院是不是富含财宝。强大的贸易网帮助维京人了解何时何地发动攻击。随着维京人将抢来的东西在其它地方卖掉，抢劫又反过来推动了贸易。例如，他们把一些英语版的福音书卖回给他们的受害者，所以，今天这些福音书中有一本写着这样的题词：“我，地方长官（ealdorman，古英语，地方长官的意思。是很大的领主。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个头衔相当于西法兰克的伯爵——作者译者注）阿尔弗雷德和我的妻子维耶博斯用我们干干净净的钱从不信教的那群人手中换回这些书，即，用纯金换回了这些书，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出于这种行为给我们灵魂带来的好处，并且还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神圣的书籍继续被不信教的人拿着。”因此，维京人既是凶残的抢劫者，也是精明的商人。

The Vikings shared so much that distinctions among them were by no means sharp.（P126 第三段第一句）不过按照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九世纪和十世纪维京人扩张的伟大年代里，丹麦人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西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上；挪威人劫掠了苏格兰，爱尔兰和大西洋中的岛屿，并且定居在这些地方；瑞典人则转向东方，专心于波罗的海沿岸，罗斯王国，以及拜占庭帝国这些地方。Nevertheless, too much can be made of these general divisions（同一段第六行末尾部分）, 可以把维京的劫掠，探索，以及商业活动统统看作单独的一股国际运动。在这种运动中，男人进行劫掠，但男人和女人都定居了下来。在远至雷克雅未克和基辅这样的远离家乡的地方，维京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并且巩固了对这些地方的征服。总而言之，维京人对欧洲的影响，是新出现的，令人生畏的，并且是持久的。

进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维京人

对维京人这样的海员来说，英吉利海峡这种障碍就像是林荫大道一样畅通无阻，他们不加区别地成群结队袭击不列颠和大陆沿岸。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是最初受到攻击的国家。在公元793年，琳蒂斯菲恩（Lindisfarne 又叫Holy Island 英国东北部的小岛——译者注）的诺森布里亚修道院被毁，附近其它的修道院也迅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在公元842年丹麦人

洗劫了伦敦，此后他们迅速建立了永久的冬季基地，这使得他们在每个劫掠季节过后都可以返回斯坎迪纳维亚（英格兰北部有些港口冬季会封冻——译者注）。到九世纪晚期，他们已经从海上劫掠转为大规模定居和永久定居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们毁灭，直到870年左右，只有南部一个叫威斯克斯（Wessex）的王国免于丹麦人的控制。在欧洲大陆，维京劫掠者在大河的河口建立了永久基地，从那里出发，抢劫修道院，洗劫城镇。安特卫普在公元837年被洗劫，鲁昂在公元841年被洗劫，汉堡和巴黎在公元845年被洗劫，而查理曼在亚琛的旧都于公元881年被洗劫。

维京人很容易征服了他们遭遇到的大部分敌对者。他们有时会接受贿赂而折返，但很少会由于军队的抵抗而返回。不过，渐渐的有些国王设法保护他们的土地。威斯克斯的伟大国王阿尔弗雷德（公元871—899年）在公元878年的赢得了一次伟大战役的胜利，拯救了他的国家，免受丹麦人的征服，此后他开始击退英格兰岛上丹麦人的存在。东法兰克的国王阿纳弗（Arnulf 公元887—899年）在公元891年赢得了一次关键性的胜利，减轻了维京人施加在这片地区的压力（不过，这只是让他暂时喘了一口气，因为马扎尔人迅速开始劫掠他东部边境）。西法兰克的笨王查尔斯（Charles the simple，公元898—922年）在公元911年跟一位叫做罗尔夫的挪威首领签订协约，建立了一个作为缓冲的，跟西法兰克相对友好的维京国家。罗尔夫的部落在塞纳河口建立了一个定居点，而查尔斯，并不像他名字所暗示的那样笨，考虑到如果他能把罗尔夫拉进他的同盟，这个塞纳河定居点就可以发展成一道对抗远方劫掠的有效屏障。罗尔夫跟笨王查尔斯的女儿结婚，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承认查尔斯作为他的领主。罗尔夫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断地扩张，在十一世纪时，这块北方人之地——即诺曼底（Normandy）——将诞生出一些欧洲最好的武士，十字军战士，管理者，以及僧侣。

北大西洋和罗斯王国的维京人

大西洋北部对维京人，就像英吉利海峡对维京人一样，充满吸引力。他们很快来到苏格兰的岛屿，和苏格兰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到九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爱尔兰大部，把都柏林建成一个重要的维京城镇。在公元875年到930年这段时间中，他们在偏远荒凉的冰岛上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不仅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斯坎迪纳维亚文化，并且继续进行更远的探索和定居。在冰岛，那些口头流传的伟大维京传统被保存在长篇英雄故事里，在冰岛黑暗的冬天里，勇敢的战士和强壮的女性的故事激励着人们。从冰岛出发，海员们在十世纪晚期定居在了格林兰岛海岸（那里被挪威国王统治，直到1944年），他们后来在北美洲北部海岸建立了临时定居点（即新发现之地），比哥伦布早了半个世纪。

在东方，瑞典维京人蹂躏了今天的芬兰地区，并且越过河流向南前进，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进行贸易。瑞典人在公元860年，907年以及941年三次攻击君士坦丁堡，从来没有攻下这座城市，但从拜占庭夺得了很有价值的贸易特权。瑞典人的大个头和好战给拜占庭皇帝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甚至把瑞典人纳入帝国卫队中。

在罗斯王国，九世纪晚期，在诺夫哥罗德兴起了一个瑞典王朝，统治着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人。在十世纪，一个诺夫哥罗德君主（prince 今天，prince一词常常是指某个皇室家族的一位男性成员。不过，在更早的时候，prince意为一块区域的主要统治者，这个词源于拉丁语的princeps。因此，Prince马基雅弗利指的是一位统治者，而不是一个统治者之子，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称她自己为prince, without any sense that this was a peculiar term for either a monarch or a woman. It is this second, more general sense of “prince” that is used and throughout this book——译者注，有待完善！）攻占了基辅城，后来这座城市成为了强大而有力的基辅罗斯王国的首都（今天是乌克兰的首都）。受其臣民的文化的深刻影响，位于基辅的这个王朝最终变得更加的斯拉夫化，而不是斯坎迪纳维亚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在千年之交时，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公元980—1015年）为他的国家选择了比朴素的伊斯兰教，无国家的犹太教和土气的天主教要光彩华丽的东正教。通过让他本人和他的臣民们屈服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精神权力之下，弗拉基米尔让他那新手国家向拜占庭的影响力敞开了大门。

维京时代的黄昏

八世纪在丹麦，挪威，瑞典开始发展起来的各个年轻的君主最初驱使维京冒险家们到别处去寻找自己的前途，但最终，他们平息了斯坎迪纳维亚半岛的躁动。随着国王们年龄的增长，他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劝阻那些到处漫游的武士团体，并且推销一种跟到处打劫相比，更加单调的人生。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基督教的帮助，到公元1000年时，基督教赢得了遍布整个斯坎迪纳维亚世界的皈依者。在冰岛，罗斯王国，甚至在斯坎迪纳维亚本身的各个王国里，维京人慢慢地认可了那些他们曾经威胁过的僧侣和修女们的宗教。维京人的威胁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形式已发生了改变。尽管远到十一世纪时，英格兰仍将面对来自北方的攻击，但这些入侵者已经不再是海盗团体了。相反，他们是由斯坎迪纳维亚各个国王领导的军队。在新的千年开始的时候，斯坎迪纳维亚，就和匈牙利一样，变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复兴：新的政治

九世纪和十世纪的侵略给西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西法兰克，由于庞大的皇家军队没能成功对付维京掠夺者，因此皇权变得虚弱，而贵族力量渐渐地增强。在别的地方，入侵导致了皇家权力的扩大。东法兰克王国，度过了一个相对虚弱的时期后，在十世纪时经历了一次壮丽的复兴，与此同时在英格兰，丹麦人的不断锤打最终使得各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统一成一个单一的王国。简而言之，欧洲人服从于任何能提供有效保护的人的领导之下，不管这些人是国王，领主，还是像意大利半岛北部那样，是主教。

英格兰：统一

在八世纪晚期，维京人入侵的前夕，不列颠南部在政治上是破碎的，就像它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那时起一样破碎。不过现在它比起以前，不那么一盘散沙了，因为有些小王国渐渐地消失，只剩下四个大一点的国家：北部的诺森布里亚，中部的莫西亚，东南部的东安格拉（East Anglia in the southeast），以及南部的威斯克斯。九世纪丹麦的攻击摧毁了威斯克斯的竞争对手们的力量，为威斯克斯王国进行长远的巩固扫清了道路。不过就算丹麦人给威斯克斯王国带来了这种好处，在九世纪那段麻烦的岁月里，他们双方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的形势是丹麦人有可能要吞并威斯克斯本身。

伟大的阿尔弗雷德国王（公元871—899年）

在最危急的时刻，一位不同寻常的领导人，伟大的阿尔弗雷德，登上了威斯克斯的王位。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一样，阿尔弗雷德有时贿赂维京人，好安心掌控他的王国，而有时又跟他们兵戎相见。在公元877—878年的冬天，丹麦人安排了一次突袭，阿尔弗雷德不得不带着一小群伙伴，到阿泽尼岛（The Isle of Athelney）的偏僻的沼泽去避难（如果你今天从布里斯托尔驱车到埃克塞特，你可能会路过那附近）。阿泽尼岛是阿尔弗雷德的磨炼之地

（Athelney was Alfred’s Valley Forge 可能是俗语，待考证）。在接下来的春天，他集结了他的力量，并且在爱丁顿战役中大败一支丹麦军队。这次胜利逆转了战争的形势；丹麦领袖承认了基督教，从威斯克斯撤出，并且同意永久和平。

但其他的丹麦人拒绝承认这份和平，而在和这些丹麦人战斗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把他的权力延伸到了北方和东方。到公元886年，他已经攻陷了伦敦——那个时候伦敦就已经是不列颠的主要城市了——而此后迅速签订的一份和平条约使他获得了不列颠南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地区。为了把他的影响力扩展得更远，他把他的女儿艾泽尔弗里德（Ethelfled 公元869—918年）嫁给了莫西亚国王，因此也缔结了跟他王国北方的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同盟。英格兰剩下的地区——“丹麦区”——仍然处于丹麦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英格兰所有非丹麦统治的地区现在都已经统一在一个国王之下了。

和那个年代所有成功的领导者一样，阿尔弗雷德是一位有能力的战士，但他也是一位面向未来的有想象力的领导者。按阿尔弗雷德本人对自己的工作所做的描述，他就像是一个漫游在一片大森林里，搜集着木材，以便其他人可以修建房屋的人。阿尔弗雷德颁布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法令，使征兵变得系统化，组建了海军，并且在他的土地上到处修建防御工事。其中许多工事（或堡垒）最终不仅在战略上起重要作用，还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的城墙为工匠提供了安全的作业环境，为商人提供了安全的贸易环境。和查理曼一样，阿尔弗雷德也有自己的传记作者，而在这些故事中，阿尔弗雷德变得越来越神，直到他和查理曼一样，变成一种民间英雄为止。今天，在英格兰村庄和城镇（包括阿泽尼），你仍然能够碰到阿尔弗雷德的充满英雄气概的雕像，它们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纪竖立起来的，那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为他们中世纪祖先的故事而着迷。

阿尔弗雷德也是一位学者和学术赞助人。但彼得（公元673—735年），博尼菲斯（公元675—754年），以及阿尔昆（公元735—804年）时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因为维京人对英格兰修道院的劫掠严重削弱了教育的基础，以致于拉丁文——通往古典基督教文化的钥匙——已经没什么人懂了。阿尔弗雷德采取的办法是进行文化抢救活动，集中力量进行扫盲（在普通人和神职人员中都进行）和把拉丁文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文的工作。阿尔弗雷德周围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学者，他自己也参加这种工作，协助翻译了诸如伯尼索斯的《哲学的慰籍》，伟大教皇格里高利的《Pastoral Care》，以及彼得的《教会史》。在他为《Pastoral Care》写的前言中，他怀念地写到那些“一切都被劫掠和烧毁之前的日子，那时英格兰的教堂里充满着财宝和书籍。”阿尔弗雷德也乐于整理保存下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非同寻常的编年史记录了可追溯到公元450年的事件和文献（按它记录的关于耶稣诞生的注解来看，甚至其记录年代还可以更早些），并且仍将继续记录下去，直到1154年。

阿尔弗雷德的再征服工作在十世纪前半叶由他的能干的继任者们继续了下去。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威斯克斯国王（公元899—924年）和艾泽尔弗里德，莫西亚的女主人——紧密合作，以守备他们的王国，对抗维京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帮助巩固了阿尔弗雷德已经开始进行的一项工作：从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创造一个英格兰王国。到950年左右，甚至丹麦区都已经处于威斯克斯的控制之下。丹麦居民还是居住于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在今天那些名字以-by和-thorpe结尾的村庄和城镇里，就有他们将要留下的印记），但他们处在威斯克斯的统治之下。到公元990年左右时，不列颠岛的苏格兰湾（面向北海——译者注）以南地区几乎全部处于阿尔弗雷德的继任者们的掌握之下，而威斯克斯国王已经变成了英格兰国王。从侵略的巨大苦痛中，英格兰王国已经诞生了。

丹麦人进攻再起：艾泽瑞德和卡纳特

威斯克斯国王们征服丹麦区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英格兰享受了相对的和平和繁荣。英

国舰队沿海岸巡逻；在阿尔弗雷德修建的一些堡垒周围，城镇成长了起来；新的国王从维坦，一个大官员，大地主以及高级圣职人士组成的议会中经过推选产生；而格拉斯哥堡的修道院院长和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圣邓斯坦，主持了遍及英格兰王国的修道院复兴工作。但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的丹麦人只是半服从于这个新的英格兰王国，而随着一个孩子国王，“摇摆王”艾泽瑞德（公元978—1016年）的即位，丹麦的侵略又重新开始了——这次，是一场由丹麦王国领导的征服战争。

艾泽瑞德的反击受到无能，叛乱以及恐慌的困扰，他不得不迅速同意了一项孤注一掷的措施：向丹麦支付一份年贡，这就是此后所谓的抗丹税，后来发展成为一项在英格兰全土征收的税。抗丹税对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的效率是个考验（因为政府需要征收这项税），而丹麦人离开英格兰很久后，这项税都还是英格兰王国收入的重要来源。不过在艾泽瑞德时代，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耻辱。

艾泽瑞德于1016年去世，之后丹麦的卡纳特迅速成为英格兰的统治者（统治时期公元1017—1035年）。卡纳特的统治良好且长久。他征服了英格兰，还有挪威，并且把这两块土地并入他的丹麦王国，他通过英格兰的财富把他的国家统一起来，并且成为这个巨大的北海帝国的主人。作为十一世纪斯坎迪纳维亚半岛一个新兴文明势力的产物，卡纳特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维京人。他颁布了法令，按一个威斯克斯传统国王的样子进行统治，尊重这片土地上的古代风俗，并且慷慨捐赠修道院。“Merry sang the monks of Ely,”我们说，“as Canute the king rowed by.”（P132 第二段最后一句）

但卡纳特于1035年死后，他的丹麦—挪威—英格兰帝国就没落了，而这部分该归咎于他那混乱的婚姻史。当卡纳特登上英格兰王位时，他迅速跟诺曼底公爵的女儿，艾泽瑞德的遗孀，爱玛（985—1052）结婚。为了缔结一份对抗丹麦进攻者的诺曼底—英格兰联盟，爱玛在1002年嫁给了艾泽瑞德，而她发现自己在1017年又跟这些攻击者中的一个结婚了。她的第二次婚姻使卡纳特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和对基督教的皈依变得合法了，不过自从卡纳特跟北安普顿的阿尔弗基弗（Aelfgifu of Northampton）缔结了婚姻后，事情就变得有点尴尬了，阿尔弗基弗为卡纳特生下了两个儿子。卡纳特从未否认过阿尔弗基弗，但只有爱玛是神圣的皇后。爱玛选择了承认阿尔弗基弗的孩子们是合法的，但卡纳特的两桩婚姻及她们生下来的子嗣使得卡纳特死后的继承权变得不确定了。爱玛自己的婚姻史使得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她为艾泽瑞德生下了两个儿子，为卡纳特生下一个儿子——每个儿子都可以作为王子而宣称对王位的继承权。在卡纳特死后的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阿尔弗基弗所生，一个是爱玛所生——短暂地坐上过王位，而之后王国在爱玛为艾泽瑞德所生的一个儿子的统治下得到了和平。这个儿子叫做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在诺曼底，他母亲的娘家那里长大。爱德华厌恶他的母亲，并且将她从宫廷中驱逐出去，但在那个皇室婚姻错综复杂，并且皇族母亲都是利己主义者的时代里，他能得到他的王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母亲。

爱德华在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里统治着英格兰，但他自己的婚姻却没有子嗣，而这导致了另一场继承权争执，为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的入侵提供了机会。当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赢得英格兰王冠时，他继承的是一个政治和法律传统都已经稳固的繁荣兴盛的王国——一个虽然仍被风俗的差异所分裂，但对王权有根深蒂固的尊敬的王国。从阿尔弗雷德那时开始，他的继任者们已经建造了一个坚固的王国。

西法兰克：分裂

在英格兰，入侵加强了王权的力量。在西法兰克——将要演变成现代法国的地区——入侵促进了王权的衰弱。贵族们夺取了力量，而不再把自己的力量为国王保留。面对无声无息

地到来，造成巨大的破坏，然后消失在迷雾中的维京劫掠者，西法兰克的加洛林国王们没办法防守他们的王国。距离太远了，联系方式太原始了，并且皇家军队太迟缓不便了。填补这种力量真空的是公爵，伯爵，以及贵族们——在面对维京威胁而保护他们的领土时，这些武士比遥远的国王们更能干有力。

随着君主制变成一种遥远且无关的制度，公爵们和伯爵们从由皇室授权的人，转变成跟他们的国王只有松散联系的领主。他们那通过国王的许可而得到的力量——对王家的土地，法庭，税收，征兵的管理权——发展为靠他们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而掌握的世袭领地。他们曾经为国王管理土地和力量，而现在他们是为自己管理这些。查理曼帝国的中心地带，已经变成了一个由成百上千的独立性很大的公爵和伯爵们组成的马赛克拼盘。

西法兰克的加洛林国王们是如此的无力，以致于在公元987年他们的王冠永久地传给了一个新的王朝，卡佩特王朝（Capetians，这是以它的创立者，卡佩特-休的名字命名的）。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卡佩特王朝将出现法兰西最著名一些国王，但在它刚建立的时候，这个新的王朝几乎和它的前任一样虚弱无力。休-卡佩特的力量建立在巴黎附近王室土地的基础上，这种王室土地即所谓的Ile de French。如地图6.4所示，它在规模和财富规模上并不比当时众多法兰西公国中的任何一个更大。理论上卡佩特王是法兰西之王，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众多公国中的一个。

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中，通过联姻和征服，一些法兰西贵族家族把一群群的郡县并成一个更大的领土集团，势力变得特别强大。这一过程渐渐逆转了从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开始的政治上的分裂，但它导致的是强有力的公爵们的出现，而不是强有力的国王的出现。在十一世纪，阿奎泰恩（Aquitaine）和诺曼底公爵，佛兰德斯（Flanders）伯爵，安茹（Anjou）伯爵，布洛瓦（Blois）伯爵，香槟（Champagne）伯爵，以及勃艮第伯爵成为了实际上最受尊敬的势力，和国王平起平坐。他们力量的基础源于他们控制的土地，司法，税务，以及公共服务，但他们控制的这些从形式上来说是属于加洛林君主的。他们的统治比加洛林君主们曾经的统治更有效。他们的统治公平高效，因此在管理这些由契约所规定的领土单元时，他们更有优势。其中有些人继续通过围绕在他们身边，宣誓效忠的地区领主来进行统治，而其他人则有足够的财富来聘请拿薪水的官员们进行管理，这些官员们可以被随意调动和废除。他们也鼓励商业复兴，然后从这种复兴中所产生的更高的税收中获利。

当然，一切都不是和平兴旺的。私人争斗几乎持续不断，这不仅要感谢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威胁，也要感谢相互竞争的领主们的领土战争。这种情况如此之坏，以致于在公元1000年左右，教会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威强制推行“上帝的和平”（禁止攻击神职人员和穷人）和“上帝的休战”（在重要的基督教节假日里禁止暴力）这两项规定。这些和平运动稍微限制了暴力，但成效并不显著。不过，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以及忠诚的军队数量的增长，法兰西早期的这种王侯政治可以更有效率地进行统治，这种政体让人更多地回想起罗马，而不是亚琛。同时，卡佩特国王的皇权变得更理论化，而法兰西也成了一个公爵和伯爵林立的土地，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国。

封建制

封建制起源于九世纪和十世纪西法兰克的政治分裂，但它最后将成为中央集权的阻碍。“封建制”一词肯定是历史字典中最被滥用和混用的词之一。首先，封建制是一个现代词汇；中世纪人们谈论的可能只是“封臣制”一词。更糟的是，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同这个词汇的含义和用途。一些历史学家争论说我们应该停止完全停止谈论封建制这个词，因为，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个词描述了一个更多是存在于历史学家们的思维中，而不是存在于中世纪时期的体系。其他历史学家，遵循从卡尔马克思那时就开始的惯例，用封建制一词来描述中世纪

的经济体制。对一个在这种传统中接受了训练的学者来说，封建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介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这种制度下庄园中的农奴被强迫为一个武士阶级而劳动。（你可能会在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课上碰到关于封建制的定义）其他很多历史学家用封建制一词来描述政治和社会结构，控制土地的精英们以这种制度统治普通人，但不用来描述支撑精英集团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被区别开来对待，叫做庄园制。这里我们将采用最后一种定义。庄园制（就像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的那样，这种制度围绕着经济组织方式，藉此控制土地的精英们被农民们所供养）和封建制（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藉此控制土地的精英即进行统治）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中世纪制度。

在法兰西发展起来的封建制的政治和社会传统应对的是入侵的恐怖和无力的晚期加洛林王朝。最初，它是植根于骑马武士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领主，和他的附庸的关系。和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惯例一样，这种关系起源于罗马和蛮族风俗。罗马人发展出了庇护关系，藉此一个人将可以成为许多人的保护者。Franks and other barbarians had joined men under one warlord in a comitatus.在八世纪早期，一项技术进步——马蹬的使用——为过去这种建立人与人之间联合关系的制度注入了新要素。马蹬使士兵骑马战斗成为可能，它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它导致了战略上对骑兵的依赖，第二，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专职战斗的阶级。在马蹬发明之前，所有的自由民，既是农民，也是战士；在马镫发明之后，骑马的士兵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大量的训练，使得战斗成为一种职业。这些职业战士（或骑士）需要别人供养——供吃供住，当然，还需要装备马匹，武器，以及防护装甲，还需要进行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附庸们负责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士兵的有钱人（领主）则承诺支持和保护他们指挥下的这些人。

这种领主—附庸关系迅速开始拥有土地基础。法兰西北部的许多骑士和贵族拥有土地，作为回报，他们为更大的领主效劳——通常是军事效劳。在这种有条件的情况下控制的地产（如果没有回报可以提供，这块地产就可以被收回）通常被叫做采邑（跟Beef谐音）。由于这种土地持有和军事服务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如此重要，所以从feudum，采邑的拉丁文写法中诞生了feudalism（封建制）一词。典型情况下，一块采邑的拥有者就成了他领主的附庸，遵循一种庄严的出于尊敬的礼节，向领主效忠，并且为之服务。在那个货币缺乏，土地丰富的年代里，通过给支持者采邑，让他们自己武装起来的办法，对领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维持一批随从的武士。

查理曼曾经把地产给他的公爵和伯爵们，他们以为查理曼效劳作为回报。而他通过这些人的宣誓效忠来维持帝国的政治结构。所以在这方面，九世纪晚期，封建制并不是个新玩意儿。但另两个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无力和私人掌握公共力量。所有这些因素在九世纪晚期都呈现了出来，那时地方政府是唯一有效的政府。查理曼的继承者们（和他们之后的卡佩特王朝）仍然宣称对他们全部领土的所有权，但他们的宣称是空的。中央政府没落了，而当维京人和其他掠夺者构成威胁时，地方领主接过了政府的职责。这些领主有时会支持地区的公爵或者伯爵，有时不支持；他们很少关注查理曼的皇室继承人。和公爵，伯爵们一起，这些地方领主们构成了一个掌握土地和附庸的贵族阶级，而这些贵族——不管是大还是小——开始做查理曼的政府做过的那些事：他们派出步兵来抵抗进攻者；他们绞死小偷和谋杀犯；他们铸造新的硬币；他们颁布规章和法律，让人们服从。在中央政府缺席的地方，地方土地所有者们把公共力量纳入他们自己手中。

到公元900年，在法兰西的某些地区，一系列封建政体已经出现。地方贵族们控制着军队，对抗维京人，也免受其他贵族的进攻。他们对自己的晚期加洛林国王不怎么注意。通过全武装自己的力量，他们也有了统治的权力。这是一个被武装的暴徒们的政府，但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如果你生活在法兰西西部一条宽阔的河流沿岸的一个小城镇中，当维京人登陆时，你会对你的本地领主和他的附庸们感激不尽的。

在加洛林末期法兰西的武士贵族中，每个人或大或小都是附庸。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有力的伯爵或公爵常常是他的国王的附庸，而相应地，小一些的贵族可能作为一个伯爵或公爵的附庸而掌握着土地，同时又给予他们自己的附庸更小的采邑。因此，一个人可能既是比他大的领主的附庸，也是比他小的附庸的领主。不过所有的骑士都不是贵族。贵族和骑士都接受过马上作战训练，但除了他们的骑士技巧之外，贵族还要有良好的出身，拥有广阔的土地，或者二者皆有。在这些贵族手下战斗的骑士们也接受过类似的训练，但没有贵族那样的社会优势；他们的身份介于贵族和农民之间。他们是骑士，但不是有头衔的贵族。贵族和骑士都有共同的使命，有相似的武器、盔甲，以及战马装备，而且当然也免除了农务劳作。但贵族拥有大量土地，而许多骑士只有一点点土地，或者没有，而贵族在战斗中领导军队，骑士仅仅是跟随和服从命令。这两个群体之间常常有流动，特别是在封建制刚产生的年份里，但这两种人的差别是持久的，一直没有消失。了解更多早期封建制的贵族生活，请参见138—139页的传记简介。

到十世纪时，另一项极其重要的军事改革成为了封建制土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堡。最早的城堡跟晚期中世纪的巨型塔楼城堡没什么相似性；许多城堡除了通常用木头搭建的小方塔，竖立在小山头上或者是人造的土丘上，周围围上一圈木制栅栏以外，没有更多的东西。但守备得当时，城堡就是防御和控制领土的有力工具。许多城堡是由贵族修建的；其它城堡则是由大量野心勃勃的地位较低的武士们修建（或掌控）的。这些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骑士随从，把周围的土地纳入他们的控制中，最终成为了城堡主，并且随着时间的过去上升为更高的贵族阶层。城堡的出现，通过让显贵家族，不管是老的还是新出现的，拥有了明确具体的地方权力中心，从而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特色。很快，他们很多人开始用自己主要城堡，自己家族住所的名字来标识他们自己。贵族们早期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名称而被了解的——杰弗里，或者荣格——而他们的名字现在变成了杰弗里-德-曼德维尔，还有荣格-德-博蒙特，他们是曼德维尔堡和博蒙特堡的继承领主。

城堡在贵族阶层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家族标记。So too did the tendency for fiefs to become hereditary（也使得采邑变得可以继承P137 第二段第一句末尾，待核实）很快，附庸们的继承人也希望继承带有服务义务的采邑。城堡和可继承的采邑都促进了男性长子继承制，而随着采邑，城堡，以及贵族身份由父亲传给他的长子，“家族”的概念也慢慢变了。曾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无组织的亲戚群体，在里面长兄可能并不比其他人和亲戚更重要，不管他是不是继承了父母的什么（regardless of whether traced through mother or father），现在贵族们和他们的附庸渐渐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家族中的某一部分，即男性血统。对中世纪欧洲的武士阶级来说，血统（一条可以延伸到很多带以前的线，通常是从父亲到儿子）慢慢成为比血缘（一种包括了姻亲，堂表兄弟，姑姑叔叔，以及更远亲戚的网）更重要的东西。

在早期封建制社会，女儿和妻子既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难操纵的附庸品。由于男子忙于战事，他们落下了许多其它责任给妇女——供应家用，管理地产，以及监督账务。而由于如此多的男性死于战事，他们留下了很多丧夫而富有的寡妇或嗣女。然而，在一个最看重军事技艺和忠诚的世界里，女性是很次要的。她们做了很多事情，但她们做的并不被特别看重。甚至，女性继承人是非常地不安的。一个女儿怎么承担由她死去的父亲的采邑产生的军事义务？答案是——她的丈夫可以代表她承担这份义务。这导致了领主们对他们附庸的女儿的婚姻控制得很紧。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可能会面临被自己不喜欢的附庸套牢的风险。在控制土地的精英中，联姻长期被作为一种缔结同盟和进入基督教世界的手段；现在它也变成了一种联系领主及其附庸的纽带。

作为一种艰难时期的特别反应，封建制比这个词本身所暗示的意义混乱得多。它并没有绝对固定的规则，在所有的地方，封建关系都有完全不同的形式：有完全不用担负义务的土地；有在贵族家庭中食宿的没有土地的骑士；有基于政府权威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威的政治力

量；还有基于亲情，友情，或者薪水，而不是基于采邑的忠诚。甚至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封建关系”时，他们都不一定成个什么体系。随着封建制从法兰西向外传播，并且在中世纪不断发展，它将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变得更加多样化，因此增加了准确描述什么是“封建制”这道历史学难题的难度。不过，在它最初的年头里，大概在公元900年左右，在将要形成法兰西的地区，封建制是一种野蛮的，粗犷且艰苦的统治制度。但它是对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的一个创造性的措施，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运转起来了。维京劫掠者受到打击，小偷受到惩罚，而硬币重新为贸易而流通。

日耳曼诸国：分裂和统一

入侵给英格兰带来了统一王朝的诞生，而侵蚀了法兰西的统一王朝。在东法兰克，入侵引起的反应跟这二者都有所不同：首先，促进了少数极大且有力的半独立的公爵出现，然后是促进了一次王权的复苏。

尽管东法兰克的日耳曼诸国遭受到了维京的攻击，但更大的威胁是来自东南部的骑马的马扎尔战士：当东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晚期国王们被证明在对付马扎尔人的闪电式袭击方面无能为力时，他们的王权也就衰落了，就像西法兰克的王权那样，权力转移到了大的地方贵族手上：公爵，作为王朝的代理人正式地管理着那些地区。在九世纪的混乱汹涌的年份里，这些东法兰克的公国（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们是以早期的部落区域来划分的）实际上已经是自治的了。这些王国的公爵直接控制着皇室的土地和权力，也统治着他们国内的主教和修道院。

在十世纪早期，东法兰克被五个公国所统治：萨克森，斯瓦比亚，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以及洛林。前三个公国才被并入加洛林王国不久，而法兰克尼亚和洛林这两个西部公国在外部看来是比前三个要强大得多的法兰克公国。这些部落单位组成的五大公国也许是他们领土内不错的主人，但他们在抑制马扎尔人方面都无能为力，而他们最终都落入了一个复兴的日耳曼王朝的控制之下。到公元919年，加洛林王室的血脉已经枯萎了，而捕鸟人亨利（公元919—936年），萨克森的公爵，掌握了王冠。因此开启了一个明君辈出的朝代，其势力到达了那些最近才被带入加洛林权威和基督教信仰之下的北方地区。他们的力量也体现在其他大公爵的推举上，因为捕鸟者亨利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是靠天生过人之处和良好出身来统治，也是靠统治东法兰克各地的公爵们的同意而进行统治的。

萨克森国王们

捕鸟者亨利致力于在萨克森建立他的基础，没法充满活力地把自己的权力施加到东法兰克其他大公爵头上。完整意义上的日耳曼王朝要等到他儿子，萨克森国王中最能干的奥托大帝（公元936—973年）当政时才会出现。

奥托大帝将他出众的天分运用在三个目标上，并且把它们都实现了：1.面对马扎尔的入侵，防御日耳曼诸国。2.从掌握着权力的公爵们手上收回皇室的土地和权力。还有3.将皇室的控制伸展到正在崩溃的中部王国，这个王国是843年的凡尔登条约规定给罗沙皇帝的。在奥托那个时代，中部王国在政治上是摇摇欲坠的；部分地区已经被邻近的法兰西和日耳曼诸国吞并了，只有南部地区——在勃艮第和意大利半岛——还保持着一片混乱的独立。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公爵都有意取得这些仍然独立的地区。为了先发制住南边这个不听管教的竞争势力的发展，奥托率军在951年进入意大利半岛，并且取得了“意大利之王”的头衔。

从那以后，事情发展得很快。首先，奥托通过决定性地一次击败叛乱势力，在他的本土强化了自己的力量。然后在公元955年，他在莱科菲尔德对一支庞大的马扎尔军队的战役中

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最终给他们的劫掠画上了句号。奥托在莱科菲尔德的巨大胜利被当作是他皇家力量的鲜明写照，它表明了奥托，而不是那些公爵，才是日耳曼诸国真正的保护者。东部的边境稳定下来，并且向日耳曼—基督文化的渐渐渗透敞开了大门；部落公国黯然失色；君主成了至高无上的。奥托大帝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是自查理曼之后最伟大的君主。

在他对马扎尔人取得胜利后不久，奥托就把他的注意力重新转向意大利半岛，那里被伦巴第巨头们控制着，并且侵扰着教皇。作为对教皇呼吁（这种呼吁跟奥托的帝国野心极为吻合）的回应，奥托摧毁了他的敌人伦巴第，而在962年，教皇欢呼奥托为“罗马帝国皇帝”，并且把皇冠加在他的头上。在这起事件中，比查理曼在800年的加冕礼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它标志着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真正起源，尽管直到十二世纪之前神圣罗马帝国一词实际上名不副实。要了解帝国的范围和控制着皇位候选人的五大公国，请参见地图6.5.

后世的挖苦者将会注意到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但一个跟罗马和教会都有联系的重兴的帝国这一思想在日耳曼诸国的历史中将成为一股驱动力。尽管帝国的宣言范围很广，但奥托和他的继承者们只能松散地在意大利半岛施展权力，在法兰西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余地区并没有管辖权。神圣罗马帝国深深地植根于日耳曼的土壤里，而它的统治者中大部分都把帝国利益放在自己的日耳曼王国利益的下面。从它在962年出现，到它十九世纪拖拖拉拉地消亡，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日耳曼现象（the Holy Roman Empire remained fundamentally a German phenomenon）。

和公元800年的那次事件一样，奥托的帝国加冕礼这一消息在拜占庭宫廷遭到冷淡对待，毫不奇怪，拜占庭皇帝们认为他们才是罗马的继承者。奥托通过让他的儿子，未来的奥托二世（公元973—983年），迎娶拜占庭公主提奥法诺（956—991）来缓和这种情况。作为她的嫁妆，提奥法诺带来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版图（这是一份巨大的空头礼物，因为拜占庭在那里的统治从来都是无力的，不过它助长了奥托对意大利半岛的领土要求）；她刺激了文化增长，现在这已经把她和奥托的宫廷联系起来了。她还是她丈夫的顾问和她儿子奥托三世（公元983—1002年）的摄政者，她使十世纪末的萨克森王朝在东方边界沿线一带和意大利半岛上稳固它的利益。图6.2展示了奥托三世的肖像，让人想起拜占庭式的帝国。

在奥托一世的帝国加冕礼之后一个多世纪里，他的权力和他的继承者们是如此的势不可挡，以致于封建制关系在日耳曼诸国中没什么重要性。大的巨头们成为奥托的附庸，但他们一般没有自己的附庸。奥托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依赖贵族和骑士作为他统治的代理人，取而代之的是依靠教会，特别是主教，男女修道院长。在奥托将他的权力伸展到其它部落公国中时，他把这些地区的教士们纳入了皇帝的忠实支持者行列中。他们有良好的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可能没有俗世的贵族们那样的私利（那些俗世的贵族有合法的儿子们，他们的利益和遗产得到保护）；他们常常把他们的委任归功于奥托的影响；他们从奥托那里掌握地产，作为回报他们必须提供军事服务。简单的说，他们是完美的皇家官员：忠诚，称职，并且致力于皇帝的成功。

百年之后，由奥托开始的帝国—主教联盟将围绕着谁控制日耳曼诸国主教和男女修道院长的任命权及忠诚这一问题，引起皇帝和主教之间的一场艰难的斗争（我们将在第八章看到这一点）。但在它的初期，奥托宣称的对他的教会人士的任命权和对他的教会的统治是判断正确的。和查理曼一样，他由圣油礼而神圣化，因此使他自动成为了教会的领导人。和查理曼一样，他不仅试图控制教会，还试图提升它。是的，他控制着大部分教会官员的任命权（在某些时候，还包括教皇的任命权），但他重组了主教辖区，建立了新的辖区，保卫修道院和主教辖区不被敌方的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军队侵扰，并且鼓励日耳曼的教士和普通信徒向东迁徙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去，因此把日耳曼（和基督教）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今天波兰的边界地区。

或许最重要的是，奥托对教会事务的插手仅仅是以一个巨大的规模，做了许多贵族在他

们的本地区域内做的事。在当时，许多修道院和教会被看作是家族教会，即建造教会和捐助教会的家族的私人财产。作为日耳曼诸国许多教会机构的创始人和支持者，奥托也提出别人提出过的要求——即世俗的创始人和世俗的支持者应该在教会机构中控制着一份利益。甚至，在今天的大学运动队中，这种要求仍然存在，尽管是以新的形式出现，运动项目的大捐助者们有时获得的不仅是好座位和不错的停车位，还有对更广泛的大学队政策的影响力。

奥托时期的文化

奥托，和查理曼一样，不仅在信仰方面利用基督教会，也在实际方面利用教会，而他也和查理曼一样，鼓励学习。这种文化复兴在查理曼的两个继承者，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的统治下达到顶峰。这两人都深受提奥法诺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学问和文化的影响。奥托王朝的文化复兴造就了一批能干的管理者和学者，其中很多人跟皇家宫廷有联系。修道院，特别是女性修道院，被捐助所大大充实，成为了生产学问和文学的中心。甘德榭的修道院，就是这样一座皇家建筑，由一批皇室和贵族的女儿们所领导。它造就的人之中，有一位作家霍斯维莎（公元935—1003年），以她的传奇故事，诗歌，以及历史纪录而出名，不过她最有名的是她的六部古典形式的喜剧。她的喜剧被认为不仅惹人发笑，也能激励人，这些喜剧是针对那些童贞的修女们写的，她们是这些剧本最初的读者。其中最好的一部，达西提乌斯，讲述了三个基督教处女成功地抵抗住了一位罗马统治者荒唐可笑的求爱。在某个时刻，这位统治者被骗得如此厉害，以致于他开始亲吻罐子和盘子，他相信这些是他寻找的女人。霍斯维莎的修女们毫无疑问会为这种滑稽动作大笑不已，但她们也可能被霍斯维莎笔下的英雄们的抵抗和她们那不朽的童贞所鼓舞。霍斯维莎是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剧作家，也是她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拉丁语学者。

奥托时期最伟大的科学家，欧里亚克的僧侣吉尔伯特也诞生于修道院传统中。他是个满腔热情的旅行者，是第一个从西方基督教世界到艾尔安达卢斯去学习的学者。在那里，他学到了西方不知道的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很快就沿他的足迹，从伊斯兰的学者和图书馆那里寻找新的见识。吉尔伯特在古典文学，逻辑学，科学，以及数学方面博学多才，拥有像百科全书一般广博的知识，以致于甚至有谣言说他是一个跟魔鬼结盟的男巫，这一谣言由教皇希尔维斯特二世将他提拔而被平息。吉尔伯特是十二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先驱，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深受所接触到的伊斯兰教师和图书馆的影响。

在1024年萨克森王朝灭亡了，一个新的萨利族王朝（1024—1125）开始上台。这个王朝跟日耳曼教会紧密合作，皇帝们加强了皇权统治，最终甚至比奥托一世的权力更大。在十一世纪中期萨利皇帝中最强大的亨利三世（1039—1056）时，他不仅支配着下面的日耳曼诸国，而且几乎是自由地从他下面的主教中选人出来，任命为教皇。在公元1050年，那时法兰西的修道院还在打盹儿，皇帝亨利三世就已经统治了中欧，并且把教皇纳入他的掌下。

意大利半岛：自治的城市

当查理曼在774年征服伦巴第时，他得到了对一个跟加洛林的法兰克大不相同的王国的控制权。一则，城市生活在意大利半岛仍然保持着很大的活力。其次，伦巴第国王只在半岛北部，一块被米兰统治，被波河所灌溉的富裕而多产的土地上实行着强大的权力。他们对东北部的弗留利公爵和南部的斯波莱托公爵仅仅享有松散的控制权，而且他们的统治权并不在罗马之下。这块北部地区有着一大群小型势力发动着无休止的战争：独立的公爵们，沿海的各个城镇，穆斯林军队定居点，以及查士丁尼的征服所遗留下来的拜占庭飞地。

查理曼从未声称过对罗马南部的权力，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也不在北部行使权力了。在

罗沙的中部王国快速分裂后，九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半岛北部的控制权就变成了包括斯波莱托和弗留利公爵在内的若干有野心的家族之间的无情斗争了。这里几乎跟加洛林王朝过去的统治彻底决裂。而随着王朝之间的斗争分散和削弱了贵族阶级，贵族们统治的各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当九世纪马扎尔人和穆斯林开始给这片地区带来麻烦时，各个城市，在他们主教的领导下，成为了主要的抵抗中心。在这个危急时刻，主教们高效地统治着他们的城市，并且他们也有效地组织起了城市的防守（有时是通过跟骑士们建立封建制关系来进行防守，骑士们从主教那里得到土地，而在他们的军队中服役）。作为他们事实上统治的结果，主教们渐渐能够从地方伯爵和公爵手中索取更广泛的权力——特别是征收通行费和税金的权力，而最终还有管理司法审判的权力。在十世纪早期，主教们和他们的城市从地方贵族中赢得了完全的免税免役。伯爵和公爵们统治着农村，而主教们统治着城市。

在伦巴第主教群体的说服下，奥托大帝在十世纪中期干涉了这块地区，终结了贵族之间关于王朝的争吵，摧毁了许多穆斯林海盗的岸上窝点，并且把意大利半岛北部整合到他的帝国中。奥托的征服给北部带来了和平，也加强了主教和他们城市的力量。首先，由于奥托和他的继承者们通常是远距离统治，所以他们依靠主教来维持本地的稳定。其次，通过提供一个稳定的定居环境，奥托鼓励城市发展和贸易复兴。到十世纪晚期，热那亚和比萨这些北部港口正在发展充满活力的，遍及地中海沿岸地带的贸易，以及一个正在成长的商人阶级。而在下一个世纪中，他们将对穆斯林反守为攻，把他们赶出地中海的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并对伊比利亚和北非的穆斯林发动突袭。在由日耳曼皇帝统治的土地旁边，其它的意大利沿岸城市也很好的走向了海洋：阿玛尔菲，萨勒诺，以及南方的拿坡里，还有最重要的，亚得里亚海北方沿岸的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长期是拜占庭的属国，在九世纪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尽管如此它仍继续派出两支舰队去支援战争中的拜占庭。通过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君士坦丁堡和北非伊斯兰的关系，威尼斯发展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著名的贸易中心。通过出口来自盐水湖的食盐和从熔炉中造出的玻璃而繁荣，并且从连结西方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以及拜占庭的贸易中获利，威尼斯人能够仅靠贸易生活。在一个仍被农耕覆盖的欧洲，威尼斯人让来访的人为他们可以不靠谷物，专靠购买的食物和饮料生存的能力惊叹不已。

在这方面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其它意大利港口——热那亚，比萨，以及阿玛尔菲——也参与获利丰厚的地中海贸易的竞争。相应地，他们忙碌的商业生活刺激了诸如米兰，博诺尼亚以及佛罗伦萨这样的内陆城市的发展。到公元1000年时，米兰的人口尽管还没有超过20000，但已经使它成为伦巴第最大的城市了，并且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了。随着侵略年代的结束，意大利半岛上的两个趋势因此逆转：它的城市前所未有地成长，而它的精良的舰队终于开始挑战拜占庭和穆斯林对地中海沿岸贸易的统治了。

在后来的几代人中，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城镇人口将会起来反抗他们的主教，并且要求他们自己掌握那些主教们曾经从公爵和伯爵手上赢来的特权了。他们将会使周围的农村臣服在他们城市的权力下。这些过程将受到十一世纪经济复兴和教皇与皇帝斗争所留下的政治真空的推动。但即使在十世纪时，意大利半岛的各势力还在艰苦地角力，使得未来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将会变成一块充满自治城邦的土地。

总结

在公元10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仍然是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位贫穷的邻居，它甚至看起来像是比被查理曼强有力的手所统一的那些日子还要下滑。不过它已经成长得更为强大了，这部分要感谢查理曼留下来的基础。到公元1000年时，查理曼的帝国已经被强大的

英格兰王权，法国的封建领主，日耳曼诸国中建立在部落公国之上的一个新帝国，以及意大利半岛北部的强有力的城市所取代。不过，尽管查理曼的帝国已经崩溃，但他的传说留了下来。查理曼的皇冠对奥托一世在962年的加冕礼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回忆；他跟阿尔昆（732—804）和教皇列奥三世（在位795—816）的紧密合作为后世教会和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模型；他对传播福音工作的热情帮助激励了维京人，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被纳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他依靠个人忠诚和地方统治者的做法在中世纪政府中留下了标记；而他对学习的热情将对后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和奥托一世产生激励作用。

在新千年的最初十年，势力建立在实力之上。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被证明了是相对稳定，组织良好的王国。法兰西王国仍然虚弱，但法兰西公国，诸如香槟，弗兰德尔，诺曼底，以及安茹，在政治一体化的路上走得不错。在意大利半岛的中央集权化也是难觅其踪，但那里的城市提供了强力的统治，并且发展得繁荣兴盛。不过，最重要的是，侵略结束了。到公元1000年时，维京人，穆斯林，以及马扎尔人的入侵被止住了，他们被控制住，或者定居下来了，欧洲不会再看到他们了。从那时到现在，欧洲有了一个少有的发展自身的机会，免于遭受在过去一千年间给其他文明带来如此大混乱的外国攻击。简而言之，欧洲处在了一个创造性大爆发的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