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书院博物馆讲解词

中国书院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中国书院史和文化教育史的专题博物馆，也是湖南建成的首个全国性博物馆。我们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的陈列手段，将书院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出来。它的建筑面积为4786平米，陈列面积为3100平米。

您看到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外墙和入口处有“中国书院博物馆”几个大字，这是集南宋理学家、书院教育家朱熹的字。进入博物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仿南宋的黄铜铸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印章。接着我们来到的是序厅，序厅除了有介绍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内容的文字之外，还有大型的壁画。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能生动的再现中国古代数以千计的书院，我们陈列的时候将壁画与陈列内容相结合，将中国古代书院以直观的形式、艺术的手段再现出来。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弦歌千年”展厅，这里将向大家展示中国古代书院的千年发展历史。“书院”这个名词最早是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展柜中的这本南宋王应麟写的《玉海》，当时的书院实际上是藏书机构，唐代国家级的图书馆就是用书院命名的，称为丽正、集贤书院，展柜中的其他几本书对此都有记载。

到了唐末、五代，不少学者将自己读书、藏书的书房也命名为书院，并且招收学生，这样唐末的书房就逐渐衍生出了教育因素，形成了教育机构。我们看到这里有提到邺侯书院，邺侯书院原名是南岳书院，位于南岳烟霞峰，唐代邺侯李泌曾在这里读书，李泌是陕西西

安人，家富藏书，韩愈有诗句说“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贞元年间，李泌的儿子李繁创建南岳书院，到南宋改为邺侯书院。

到了北宋，在北宋初期，书院发展迅速，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出现了多所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的说法流传至今，大家看看墙上的一览表，在南宋、元代、清代学者心中的四大书院都有不同，但无论哪种说法，岳麓书院都名列其中，这足以说明岳麓书院在北宋初期的地位。到了南宋时期，书院转变为理学家研究学问、宣讲学术的重要机构，书院数量远远超过了北宋，而且确立了完善的书院制度，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研究与传播的大本营。展柜中的《乾道五年规约》，也称为《丽泽书院规约》，是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制度性文件，对书院学生的学习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岳麓书院”石碑

“白鹭洲书院”石碑，白鹭洲书院在江西吉安，是南宋著名的书院，文天祥就是这里的学生。

元代的蒙古贵族统治中原之后，多次发布诏令要求保护好文庙、书院，使得元代的书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元代在南方的书院继承南宋书院的传统，继续研究与传播理学。大家看到的这块《白鹿洞书院教条碑》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所撰写的，南宋后期，这一教条成为全国书院所共同遵守的教条，元代书院更加广泛的遵从这一教条；大家看到展柜中还有一本《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元代后期程端礼所撰写，程端礼曾经担任多所书院的山长，这本书主要规定学生每年学习的内容和目标；另一方面，元代书院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向黄河流域发展，大家看到的《元代书院分布图》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这一变化，黄河流域的书院明显增加。随着书院向北发展，理学也随之向北传播。《静修先生文集》的作者刘因，主讲静修书院二十多年，对程朱之学十分推崇，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阐述朱子之学。

明代书院经历了较大的波折。明代初期，朝廷抑制书院的发展，使其沉寂百年之久。至明代中叶，讲学风气日渐兴盛，书院再度辉煌，数量剧增，遍布全国。明代后期，统治者数次下令禁毁书院，多所书院被毁。《明儒学案》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所著，这部书清楚的总结了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演变及其流派。清代修纂的《东林书院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东林书院的历史。

大家现在来到的是我们复原的一个东林书院的丽泽堂，东林书院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书院。由北宋知名学者杨时创建于政和元年（1111）。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革职回乡的顾宪成及弟允成与高攀龙等人在原址重建书院，并相继主持书院，讲学其中。在讲学时，东林书院的学者指陈时弊，裁量人物，在当时影响极大，全国学者都以东林为楷模，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的美誉。明天启五年（1625），诏毁全国书院，东林书院被毁。崇祯二年（1625）重建。东林书院的丽泽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丽”是连接的意思；“泽”是水的意思。两条河流相连，可以让万物滋润。这里以丽泽命名，就是用来比喻朋友之间相互切磋讲学，可以让学术发扬光大。丽泽堂是东林书院讲学的重要场所。东林书院的“风声”这副对联天下闻名，是东林领袖顾宪成所撰，是东林志士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

写照。这副对联是廖沫沙（1907-1991，长沙人）于1982年手书的。

清代初期，满洲贵族统治中原之后，担心书院的讲学不利于统治，于是下令禁止创建书院和开展讲学活动。您看到是仿古碑刻“顺治卧碑”，由于这块碑不是竖立而是横卧的，因此被称为“卧碑”。顺治九年（1652），清廷颁布学校禁例八条，要求全国的学校都要刻碑，让学生遵守，上面要求不准创建学校，不准讲学。这一政策，使得书院的发展受到压制。随着清代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清朝的书院政策从抑制发展转而为扶持发展，康熙给多所书院赐额、赐匾，您看到的这块“学达性天”匾即是康熙皇帝所赐的匾。康熙二十五年（1686），赐这块匾给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祠，及白鹿洞、岳麓书院。三十二年（1693）又赐给紫阳书院。使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数量明显增加，达到了普及化的程度，成为清代主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清代书院成为科考的主要机构，您现在看到的一块“进士匾”是为清代嘉庆七年（1802）壬戌科三甲第三十名进士邓彬所立，邓彬是广东嘉应人。匾上的大总裁是会试的主考官，清代多是一正三副。嘉庆七年会试的正主考官是纪晓岚，副主考官是熊枚、戴均元、玉麟。匾上对这几位主考官有清楚的记载。进顺书院匾，展柜中是《天文略解》和两湖书院陈棠抄本。

到了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迈开了近现代的步伐，对掌握实用知识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传统书院开始进行改革，有的书院的教学内容有了西学内容。湖北武汉的两湖书院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0年创立的，其教学内容已经不全是经史、科举八股文，

而是有兵学知识，这本《兵法史学略学》即两湖书院的课本。随着清代危机的日益加重，地方大员们也开始提议兴办学堂。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向朝廷建议在江南地区大力兴办学堂。然而，书院的改革并不能改变书院整体上为科举应试服务的格局，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1901.9.14）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布改书院为学堂，省级书院改大学堂，府州级书院改中学堂，县级书院改小学堂，制度层面上的传统书院就此消失，新式学堂蓬勃发展起来。大家看到的是学堂文物《苏州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二年级成绩单》、《委任学堂教员札》、《江苏陆军学堂毕业生李德辉恭报》恭报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喜报。

从明代开始，书院就逐渐走出国门，向古朝鲜、日本、越南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以古朝鲜的书院最为典型，1541年创建的白云洞书院是古朝鲜的第一所书院，白云洞书院在现在韩国的光州，后更名为绍修书院，这里播放的视频就是介绍绍修书院的历史。不过我们现在复制了一个韩国陶山书院典教堂的场景。陶山书院是赐额书院，也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位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1561年韩国儒学家、有“韩国朱熹”之称的李晃建陶山书堂。李晃去世之后，其弟子于1574年在学堂侧建陶山书院。典教堂是陶山书院讲学的场所。墙壁上的《圣学十图》就是李晃68岁时进献给朝廷的作品，他的目的是以图文并茂的方法示人以圣学入道之门，传播中国文化。李晃在韩国可谓家喻户晓，韩国政府为了纪念他，将李晃像和陶山书院印在了千元韩币上。1871年，古朝鲜（今韩国）下令除保留47所书

院外，其余的全部拆毁。不过至今韩国还是有保存完好的书院。现在韩国建立了韩国书院研究会，与岳麓书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里陈列的展品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此外，日本也建立了书院，《白鹿洞书院教条》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展柜中的《顺正书院记》里提到的顺正书院在日本的京都，创建于1839年，是名医新宫凉亭开设，是日本近现代医疗科学的摇篮。

现在看到的是书院教育厅，宋代以来，人才培养成为书院的三大职能之一。书院以其独特的教学方法，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经费运作管理体制，为唐宋以来的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书院也因此成为唐宋以来主要的教育机构。展柜中有一块“青出于蓝”匾，是书院希望通过教学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匾下方是书院学生的学习用品，包括浯溪书院的笔筒、郎江书院的三余竹笔筒、晚清著名将领彭玉麟的笔洗、清代玉潭书院的笔洗和铜炉等学习用具。另有“称心花霭吉祥云，如意珠悬仁寿镜「凤石陆润祥」”对联和“囊开古锦湖山出，水作夜船风雨来「吴鲁」”对联。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书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质疑问难、日记教学、优游教学等，这既是书院发挥人才培养功能的重要保障，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私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展柜中是“槐花黄举子忙”匾，王文清六法碑拓。下方是《濂溪书院课艺》、《利试文格》、《朱子读书法》。书院山长非常注重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您看到的《朱子读书法》四卷，是记载著名的朱子读书法的著作。朱熹的弟子将他的这些思想概括归纳出“朱子读书法”

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一读书法至今仍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好方法。

科举与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两者创立的时间上说，书院稍晚于科举，书院是培养人才，科举是选拔人才，两者基本是养士与取士的关系。随着科举的制度地位的上升，书院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人才培养基本是为科举服务。展柜中是五华书院董汉章的试卷，写得非常工整，董汉章是举人，他的试卷是模拟殿试的。大家可以发现这份试卷的坐上角有个折角，这就是弥封试卷，董汉章的姓名写在上面，折起来，在上面盖上印章，到考试之后才准许拆开。另还有科举报考的相关材料，已经用于领取试卷的卷票等。为保证书院教学的效果，明清书院往往每个月都要进行多次考课，有官课（由地方官主持的考试），有师课（由书院山长主持的考试）。这些考课大多数为每十天举行一次，分为旬课和月课，每次考试基本是仿照科举考试进行，可算作是科举考试的模拟考试。展柜中的是问津书院、道乡书院、超山书院的官课、师课的试卷。还有一副科举考试考场的木对联“整齐严肃，和缓安祥”。

正是由于有独特的教学方法，充裕的经费作为保证，使书院的人才培养成效卓越，人才辈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书院教学场景，书院的教学不像我们现在的学校每天上课，书院的教学以自学为主，上课的时间一般都不长，为一个时辰，上课时往往不拘于形式，学生可站可坐，有的在仔细聆听山长讲课，有的对山长的观点似乎并不认同，有的准备对山长提出疑问。这种教学应该是启发式的，与我们现在的

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上方悬有乾隆十六年（1751）殿试第二名饶学曙所立翰林匾，清代殿试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饶学曙为江西广昌人。对面即状元坊，下方还有学生用的书签、书铲、笔架、选字格等。

在不同的时期，书院的教学内容各有不同，但儒学是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大家看到的展柜中有“仕为国之贵，儒者席上珍”对联，下方是朱熹的《朱子语类》、解释朱熹《四书集注》的《四书集注直解说约》等，这些都是明清书院教学的重要书目。除了学习儒学知识之外，明清书院的教学大多数都是为科举服务。因此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试帖诗，以及文史知识也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大家看到的《关中书院课士诗》、《关中书院课士赋》是关中书院的应试教材。上面悬挂了观澜书院匾，这是一块乾隆年间的匾，福建和广西均有一所书院始建于明代的观澜书院，我们很难说这块匾是属于哪地的书院的。

与我们现在的学校一样，书院同样需要有充足的办学经费。但与现在的学校不同的是，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并不是官方的拨款，因为书院一直是在官方的学校系统之外，虽然统治者会根据统治的需要、自己的喜好给书院以经费的支持，但这并不是制度性的拨款，也就是说是不固定的。书院经费最主要的来源是学田收入、士绅捐赠。学田主要是由社会捐赠和官府拨给的，是书院的主要财产。有的书院的学田多至几千亩，书院并不是自己去耕种，而是出租，收取田租、租谷、租银，展柜中的是安徽徽州、郡城两书院收租的执照、凤献书院收照、琴冈书院收执等，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证明。除学田之外，书院还

有社会捐赠、官方拨给等经费来源。一些著名的书院将获得学田的收入、社会捐赠之后，往往不会直接将这些收入作为当年的支出，他们往往是将这些银两存入典铺，也就是古代的银行，从中获取利息，利息作为书院的运转经费。由于利息是相对固定的，因此，书院就不会因为收入的波动而受到影响，这就是书院能长期存在，并且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

当然除了物质基础外，为保证书院教学活动的开展，书院制定了以学规与章程为主要形式的教学管理制度，这是书院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也是书院制度确立的主要标志。大家看到的是记载书院山长选聘、生徒招生等学规、章程的书院志。

一楼展厅大家已经参观完毕，请各位随我上二楼，二楼主要是书院学术、书院藏书、书院刻书展厅。

大家现在来到的是书院学术展厅。由于书院不属于官学，决定了它可以不受官方的限制，能进行相对自由的讲学。自北宋后期开始，书院就成为理学家研究、宣讲、传播学术的重要机构。现在看到的是朱子造像。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宣讲的理学为元明清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是对中国书院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不仅在福建创建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还利用各种机会在各地修复书院，据统计他修复和讲学于二十多所书院。无论是从书院与学术的结合，还是书院制度的完善，朱熹在中国书院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展柜中的是清代康熙年间御制的《朱子全书》。

现在看到的是张栻的画像。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栻是四川汉州绵竹人，是中兴名将张浚的儿子，师从南岳衡山的胡宏，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两父子一同创建了城南书院，并修复和讲学于多所书院，其中他于乾道元年（1165）执掌岳麓书院。展柜中的是清代的《理学宗传》中所记载的张栻，还有《城南书院志》。

现在看到的是吕祖谦的画像，吕祖谦是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他在浙江金华创建了丽泽书院，作为其学术的研究中心。他编著了《东莱书说》、《东莱博议》，并和朱熹合编了《近思录》，以供学生学习，一时间天下世人倾心向往，令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吕祖谦的婺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陆学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学派。

这边就是陆九渊的画像。陆九渊是江西金溪人，是南宋心学的创建者，与朱熹齐名，史称“朱陆”。陆九渊创建的槐堂书屋非常兴盛，来请教的人或者说来听讲的人常常多达数千人。他还在多所书院讲学，南宋淳熙八年（1181），他应朱熹的邀请去白鹿洞书院讲学。

“垂欲后昆”匾，展柜中是《濂溪书院藏书法碑帖》、《宋元学案》、《道园学古录》。

我们复原了当时白鹿洞书院明伦堂讲学的场景。当时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发表演讲，他直抒见解，旁征博引，听讲诸生包括朱熹都深受感动，认为陆九渊的演讲非常深刻，切中时弊。朱熹亲自撰写跋语，并将讲义、跋语刻成石碑，名为《二贤洞教碑》。我们认为陆九渊的这次演讲是中国书院史上有名的演讲，其影响完全可以和岳麓书院在1167年举行的朱张会讲媲美。香案旁边对

联“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独得之天”。

书院与学术的结合是与时俱进的，至明代，书院不仅是理学的研究与传播的基地，而且也成为了明代心学的研究与传播基地。大家看到的是王阳明的画像，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被贬至贵州龙冈时，创建龙冈书院，宣讲心学。他还在多所书院讲学，展柜中是王阳明在庐山手书的《白鹿洞书院〈大学古本序〉》拓片，他送到白鹿洞书院，是“欲求证于文公也”，想通过对白鹿洞书院的渗透，达到对程朱理学进行实质性颠覆的目的。

明代心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湛若水，又称湛甘泉，他四十岁中进士，至95岁去世，在50余年的时间内，所到之处必然讲学，一般是在书院讲学，即使不是在书院讲学，他的门人或者崇拜者也会在他讲学的地方建立书院，大多数都命名为“甘泉书院”。展柜中的《大科规训》是湛若水为大科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大科书院在广东南海，是湛若水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创建。

魁元匾，由于科举考试需要考取经学，因此乡试的第三名至第五名称经魁，但后来送匾的时候，总是有意拔高对方，将举人都称经魁。

至心学之后，清代中叶出现了一个重要学派即乾嘉汉学。清代乾嘉汉学家阮元于嘉庆六年（1801）在浙江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到了道光四年（1824）阮元担任两广总督时，又在广州创建了学海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学海堂的复原场景。学海堂是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培养了大批的经学人才。您现在看到的展柜里陈列的古籍都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作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主要是对清代汉学

的流派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研经室集》是阮元的学术作品；《吾学录》是阮元弟子、湖南巡抚吴荣光的著作。学海堂里上方悬有一块清代的“书香垂裕”匾。两侧有副对联“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意思是表明了其办学宗旨是崇尚汉学，培养经史学术人才。中间放有香案，下方是阮元款的砚台。学海堂设有刻书局，刊刻大量经籍。另一侧墙上展示的就是一些印版。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书院祭祀展厅，祭祀是书院的三大职能之一。祭祀是书院精神的寄托，体现了书院的学术追求、道德价值取向，既有时代性，又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很多书院有专门的祭祀规章制度，对祭祀的程序、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现在看到的展柜中有“文庙序次全图”、“文庙丁祭图谱”、“文庙丁祭礼乐局规条”。书院祭祀的对象随着书院的发展逐渐丰富，从供祀孔子及其弟子、学术代表人物、书院创始人、书院修复者等，到供祀书院山长和生徒、魁星、文昌帝君等，其中孔子及其弟子是最重要的祭祀对象。大家看到的展柜中有孔子像邮票、孔教会证章、清代龙岗书院请柬、孔子像纪念币、孔庙图案钱币、小魁星造像。另一展柜中是祭祀用的濂溪祠香炉、烛台、文庙祭饼模器等。孔子牌位。孔子像、尼山书院（又名诞育书院，宋庆历三年1043，孔子46世孙孔宗愿即庙为学，后毁于火，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创建尼山书院）。俎豆堂匾、文庙序次全图。为了能将书院的祭祀流程和规制更好的呈现出来，我们制作了一个六分钟的3D动漫，请大家欣赏。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书院藏书展厅，厅外悬挂的“御书楼”匾是集

朱熹的字而成。这是箴言书院藏书楼的复原场景。箴言书院在湖南益阳，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三年（1853）创建。因他父亲胡达源曾著有《弟子箴言》，所以书院命名为箴言书院。书院藏书楼有藏书1355部（31738余卷），院内外的读书人都可以来书院借书，有较为完善的借书制度，一般每次只能借一本，归还后才可再借。因此来书院借书的人络绎不绝，成为了当地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古代书院藏书的来源除了皇帝赐书、官府购买、社会捐助之外，最主要的途径是书院自己购买。有的书院藏书数量非常丰富，达到数千卷甚至数万卷，展柜中陈列了《云阳集》、《两江中江书院尊经阁募捐藏书章程》、《平江天岳书院藏书目录》、《仙源书院目录》，从这些书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院丰富的藏书。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个展厅即书院刻书展厅，自南宋开始，刻书与藏书一起逐渐成为了书院职能之一。刻书的内容涉及广泛，成为了书院反映、传播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就的重要手段。墙上有一块清代的“秀公书舍”匾，在宋代以后，有的刊刻书籍的机构称为书舍、书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出版社。书院会刊刻书院的课艺，作为书院教育的重要材料，展柜中有书院版的《梅花书院小课》、《赋学正鹄》等。这里陈列的是书院刻书流程人物微缩模型，较为全面的展现了雕版制作、刻板、印刷的全过程。书院本在版本学和印刷事业历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展柜中的是《瀛山书院志》的多次刊刻的版本。书院还会刊刻大型的学术丛书，展柜中《正谊堂全书》，是福建正谊书院刊刻，全书68种525卷，清同治五年开始刊刻，八年、九年续刊。为

了能让大家亲身体验到书院刊刻藏书，我们准备好书院相关的印版，大家可以亲自刊印，然后盖上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印章，算做留念。

最后，我们陈列了《新时代》刊载的《湖南自修大学宣言》，在文章中青年毛泽东对书院的教育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悠游暇豫，，玩索有得。”毛泽东还吸收书院的办学模式，1921年8月，与何叔衡等人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子和经费，创建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新式学校，得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书院改制后，精神仍在继续。钱穆先生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岳麓书院也在努力接续书院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