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客孟尝君》赏析

《冯谖客孟尝君》赏析

【赏析一】

从《冯谖客孟尝君》也不难看出，冯谖作为一个普通的门客，渐渐得到孟尝君的重视和厚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社会“重士”的风气兴盛。后来孟尝君叫他去收债，冯谖却召集百姓毁掉债券，回来就跟孟尝君说为他买了“义”。后来孟尝君真的感到为他买了“义”，以民为本方能得到民心。也正是“重士”和“以民为本”让孟尝君安稳地做了几十年的相国。

一、战国“重士”的时代风气

孟尝君利用丰厚的财产招贤纳士,在诸侯之间享有重士、爱士、养士、用士的盛赞。他热情好客,平等待人,不分贵贱、国别。当然孟尝君的门客并非全是鸡呜狗盗之徒，也确有富于政治远见和才能的人。冯谖就是其中的一个。孟尝君把冯谖安排在三等门客里，给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粗茶谈饭。过了十几天，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带来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总管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就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谖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又给了他车子，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这就是“重士”的经典表现！

当时，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有“重士”的社会现象，比如齐桓公设庭燎招士。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士的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统治才能，其中不乏济世安邦的人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招揽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招士养士。

到了战国，“重士”风气更是兴盛。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不吝珍珠重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各国贤士也宾随而至，养士多达几千人。其中齐国的孟尝君养士最为著名。孟尝君继承父业后，就大兴土木，修盖房子，招待天下豪杰。只要投奔他的，他全者收留。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当时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比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1]于是，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下学士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能真实地反映了战国纵横家之世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要数《战国策》了，其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把战国策士赤裸裸的反叛传统、追求功名富贵和竞争奋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整个战国时代，是“士”人纵横驰骋于政治舞台的时代。据《战国策齐策》记载：燕国攻打齐国，险些灭亡齐国。闵王出逃被杀。田单力挽狂澜，据守即墨城，反击燕军，收复失地，后来拥立太子庸为襄王，田单自己做了相国。《战国策齐策》还记载：貂勃常诽谤田单是小人。田单却把他举荐给齐襄王，俩人成了莫逆之交。这就是“襄王尊田单”的故事，“重士”的风气可想而知。由于当时“重士”风气兴盛，社会流行还“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士能如此，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

利用的关系。

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讲到，后来冯谖为孟尝君追债，反而把从百姓收集起来的债券销毁掉，回来就跟孟尝君说：“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啊！”孟尝君听了，虽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很不满意。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说：“先生，你算了吧。”过了一年，齐闵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又听信了一些谗言，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候，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大都离开了他，只有冯谖等少数人跟着他。他们一起跟着孟尝君驱车往薛地走去，当他们走到离薛城还有100多里路的时候，只见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他们。孟尝君看到这动人的场面，连忙回过头来对身后的冯谖说：“这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啊！我今日才见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经典表现！

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从历史的发展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萌生于西周，勃起于春秋战国，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周公、管子、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都先后有过不同论述，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的卓越见解和轻刑薄税、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具体措施，把传统重民思想推向高峰。

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管子十分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主张“十年树木，终身树人”。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高；不重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以人为“本”，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残而国亡”[2]。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实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以民为本”这一强音在战国时期的大改革家商鞅那里找到了雄劲的音符，“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荀子的《富国篇》则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3]，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4]。

孟子则强调仁政管理，其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则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5]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强调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了浓厚的人本论的色彩。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的超俗品格。

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的辉煌命题，将“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的象征－－社稷和君主的地位之上。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反复强调社会的管理者要“轻刑薄税，制民以产”。[8]他反对残酷的剥夺、不义的征讨，抨击“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的极端利已主义。

也正因为这样的风气，战国历代开明君主、有识之士都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之道。民心向背，决定兴亡。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水能推舟，也能覆舟。也正如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就要求人与人的和谐：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都肯定我与他人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从《冯谖客孟尝君》，我们也不难看出，“重士”和“以民为本”已经风魔整个战国时期，

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时代风气，各个诸侯国迎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国泰民安。“尊重知识分子”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赏析二】

《冯谖客孟尝君》见于《战国策·齐策四》，篇名或取首句作《齐人有冯谖者》。本文集中笔力写人，说理的成分很少。冯谖属于策士而不是纵横家，他只是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并没有朝秦暮楚，从事合纵连横。为孟尝君保住相位，筑就“狡兔三窟”，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意义。然而冯谖市义的创举，反映出他出身贫贱，理解百姓的需要，客观上也为薛邑的百姓带来了一次实在的利益，又何尝不是对达官贵人的一种启示？

本文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写人技巧的成熟。始写冯谖“贫贱不能自存”，“寄食于门下”，显得很可怜；次写冯谖弹剑弹铗弹剑铗，要鱼要车要养家，贪欲甚多，显得可嫌；次写孟尝君出榜招会计，冯谖署名称“能”，但觉可笑；冯谖问“何市而返”，复觉可疑；冯谖矫命烧券，窃为市义，孟尝君不悦，殊觉可恨。前半篇抑之又抑，无须再抑。而所谓“市义”，已为后文埋下伏笔。孟尝君失去相位，下野就国于薛，薛邑百姓扶老携幼，迎君终日。孟尝君此时看到“义”之所在，顿觉冯谖之可敬可佩。冯谖西游于梁，游说梁王虚位以待孟尝君，迫使齐湣王致歉，恢复孟尝君的相位，则深感冯谖之可倚可恃。冯谖又策划让孟尝君“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彻底巩固了孟尝君的地位。孟尝君与齐王共祖宗，而先王的祭器和宗庙是王族权利的标志。立宗庙于薛邑，供先王祭器于薛邑，就意味着薛邑及其主人的地位不可动摇。此时的冯谖对于孟尝君来说，用“可歌可泣”也不为过。文章后半篇主要叙述构筑“狡兔三窟”，对冯谖扬之又扬，无可再扬。结语谓：“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终于圆满地树立起一位忠诚睿智的策士形象。

本文描写策士却没有长段的说辞，而是将叙述、描写、对话、评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明确地以刻画人物为主体。欲扬先抑的手法不仅仅是对比反衬，而且是扬者一扬再扬，抑者一抑再抑，具有明显的层次感，层层递进。作品巧设悬念，增强了可读性。孟尝君及其他门客由怜悯、嘲笑到佩服、感激的态度，也成为有力地烘托和陪衬。刻画人物形象逐渐成为自觉的写作行为，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刘兴林）

附：《战国策》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读书偶得：关于《战国策》与《史记》的文笔

俺夜读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看到《冯谖客孟尝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环节：即冯谖这个人物在《战国策》与《史记》中是有一点小差别的。由此也体会到了司马迁的卓越的文笔与缜密的逻辑思维。举例如下：

《战国策》中说他：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

《史记》说他：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草鞋之意）而见之。

很显然，战国策中的冯谖更像无能之人。是因为无生计才到孟尝君的门下。还托人说项得以收留，这多多少少有些过度的死要面子。而史记中的形象则更丰满一些，写得更附合一个士的条件。虽穷但不自卑，还有洒脱之意。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冯谖更附合春秋之士一些。因为在当时，士是社会中很独特的一个阶层。简单的说不用服役，自由之身，重气节学识，会得到各国君主的尊重与认同。也许这正是做为士的权利与义务。衡量士的标准从来没有与财富挂在一起。再看：

《战国策》：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

《史记》：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史记中作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

这两段更为有意思，《战国策》中的孟尝君象一个大善人，说话过于形式，且言语间对冯谖不大尊重，说话的技巧性不强。而冯谖完全象一个混吃喝的穷鬼，且言语简直是不知羞耻。《史记》则不然，孟尝君并没有因为冯谖脚穿草鞋而瞧不起他。言语中相当客气。且流露出了求贤的本意。而冯谖的回答不卑不亢，“闻君好士”很明显是说出了自已是“士”！意为日后必有所报。而这一层意思在《战国策》中却没有体现出来。再看：

《战国策》：“左右以君之贱之也（手下人因为孟尝君瞅不起他），食以草具……”，很明白的交待出了孟尝君当时确是瞧不起他的。且看这一段“居有倾，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那就是说冯谖当时受的待遇并不是门下食客所受的待遇。这和孟尝君求贤的声名有太多在差距。后来“居有倾，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这里可以看出孟尝君的家人对这位名士更谈不上尊重了。众所周知，春秋之士特点之一即是不可受辱。而从这里看来，这个冯谖根本不像是士，而更像一个曾经受过恩惠，后来此报恩的人。还有这一段：“於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看看，这简直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一路招摇卖弄，很是烦人。后来他对起居不满，直到孟尝君把他的母亲接了过来才消停下来。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史记》《史记》：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一开始就把冯谖当成食客而不是白吃食的，且是主动相问，主要是怕怠慢了客人，这与孟尝君的名声相附。）答曰：“冯先生甚穷，犹有一剑耳…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可以看出手下对这个人还是蛮尊重的，至少在语言上，回报得也相当详细。）后来冯谖亦对起居时有不满，《史记》中说“孟尝君不悦。”这一点相当附合逻辑。因为当时这个冯先生并没有对孟尝君做过什么贡献。引起不高兴是必然的后果。而在《战国策》中孟尝君的脾气就极为可人的多了。

后来，就发生了孟尝君欲找人收回薛地贷款一事。二书记载如下：

《战国策》中是写冯谖自报奋勇去收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如果没看《史记》我将会极度纳闷，不就是去本家地盘收个费用这件小事，何以门下三千食客竟无能人，听说有人自愿竟会如此高兴？

《史记》中却交待得很是清楚，因为食客太多，所收入不足供养，故放钱于薛地，结果到期却只收来一小部分。且并不是冯谖自动请行，是下人推荐的，这也与“士”的特点相附，名士自成大事，像这种收钱的小勾当根本不会入冯谖的法眼。或者说是对士的一种侮辱。想来正是让孟尝君苦恼的原因所在。

结果“两人”的行为更是大相径庭！

《战国策》说冯谖到薛地后将欠条一一核对之后，便付之一炬。（这不是有毛病吗？明显是装大了，拿着别人家的钱不当回事。）

《史记》说冯谖到薛地后很快收到十万钱，购肉，酒若干，把能还钱和不能还的人全约了过来。大吃一顿。趁人酒酣之后与之相约还债之期，能还者定期，不能还者将欠条烧掉。并且在酒局最高潮的时候不忘吹风——“‘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彊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史记》中的这一段相当精彩，重要的是这段描写合情合理。达到了一箭数雕，名利双收的效果。冯谖的眼光，手腕，才智在这里一览无遗。而《战国策》中的那个他就明显逊色多了。毫不留情的说，更像

一个心怀鬼胎伺机报复的败家子。。。。。

收钱之后：

《战国策》（原文太长）说骈谖收款之前曾对孟尝君说：收来钱后我买点什么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什么就买吧。结果冯谖烧掉欠条之后，回来说，我看你家缺少“义”。所以就买了回来。如原文所说“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这样一篇冠冕堂皇的言辞很让人厌恶。太假，简直是渎职，借花献佛，收买人心。还找这样一个借口！难怪孟尝君也说：“诺！先生休矣！”

《史记》中冯谖如此回答孟尝君的诘问：“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馀不足。有馀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好一番言辞，有理有据有节！条理分明，清晰透彻。

当然，这个笔记不排除带着有色眼镜看《战国策》，也有明显的鸡蛋里挑骨头之嫌。为了衬托鲜花，多放些叶子是有的。。。

但是正如后世对司马迁的评价，文学家，史学家。史学且不必说，这个文学功底往往是从字里行间看书来的………

另：《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