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浪漫魔幻人妖之恋对比_以蒲松龄与霍夫曼的鬼怪小说为例_李洁
第18卷第1期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8,No.1 2016年2月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F e b.2016
收稿日期：2015-10-13
作者简介：李洁(1990-)，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生。DOI：10.15916/j.issn1674-327x.2016.01.017
中德浪漫魔幻人妖之恋对比
——以蒲松龄与霍夫曼的鬼怪小说为例
李 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上海 200083)
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E.T.A.霍夫曼的黑色浪漫主义哥特式小说分别为中德志怪小说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蒲松龄和霍夫曼，从生活时期角度看，前者比后者早250多年；从地点而言，分别在亚洲和欧洲。然而，如此遥远的时空距离却并未影响到这两位文学巨匠对人妖之恋的共同偏爱。无论是在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还是在霍夫曼的童话小说中，人妖爱情都是作品的重要主题，如《花姑子》里的“人獐之恋”和《金罐》里的“人蛇之恋”。本文用平行研究方法阐述中德志怪小说中人妖爱情的异同,并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些异同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关键词：平行研究；人妖之恋；蒲松龄；霍夫曼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27X (2016)01-0057-03
蒲松龄和 E.T.A霍夫曼,虽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但都因创作志怪小说而闻名。他们的作品均涉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妖之间的爱情。本文用平行研究方法,分析对比两位作者笔下的人妖爱情,剖析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探究作者的人生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两位作家对人妖爱情幻想的相通之处
19世纪初，带有魔幻色彩的恐怖小说《骑士格鲁克》引起了德国文学界的关注，该书作者霍夫曼亦被称为“魔鬼霍夫曼”[1]。他用丰富的想象，在作品中注入神话传说、鬼怪故事和魔法妖术，随处可见鬼怪、精灵、侏儒、神仙，上演着一幕幕光怪陆离，梦魇般恐怖却童话般浪漫的人妖之恋。无独有偶，在被郭沫若誉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花耗大量笔墨谱写寒门书生与狐妖鬼魅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接下来，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探究他们的异曲同工之处：
（一）妖异女主：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以人妖爱情作为主题的女主角们几乎都是天赋异禀，的鬼魅花仙、艳鬼狐妖。在这些爱情故事中，蒲松龄把鬼怪妖异人格化，他笔下的狐妖鬼魅如邻家女孩般年轻貌美并拥有着封建社会背景下凡人女性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美好，被标榜为完美女性的具象化身：首先，敢爱敢恨，独立可爱。她们超越了封建礼数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制约，在爱情中不再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是独立自主，成为爱情中主动的一方。例如，在《红玉》和《莲香》中，无论是美丽的红玉还是贤惠的莲香，她们都是主动找到书生，但绝不像藤蔓一样纠缠书生，而是选择离开，在书生遇到困难时，再次主动现身帮助其度过难关；其次，聪慧过人，排忧解难。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异类女子，不仅具有独立精神，往往还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为男主人公撑起半边天。例如，聪明伶俐的青梅看眼眉行事、慧眼识才，小翠把朝中大臣玩弄于手掌中，辛十四娘成功将身陷囹圄的丈夫救出；最后，顾盼神飞，纯洁善良。她们不仅是“娇波流慧, 细柳身姿”、“生望见颜色，呻吟顿望,精神为之一爽”[2]的美丽女子，还具备高尚品德，善良乐施、纯洁无暇。
（二）书生男主：痴情不移，生死相随
《聊斋志异》里的男主人公大多抚琴泼墨，能文擅赋。他们有的科场失意、怀才不遇，有的风流成性、负心不义，有的却痴心重义矢志不渝。在此，我们将视角锁定在人妖之恋里的书生才子上。在这一幕幕人与花妖狐仙展开的浪漫魔幻的爱情中，男主人公多性情痴狂、重情重义。《婴宁》中风度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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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博学聪慧的男主人公王子服,偶遇少女婴宁并对其一见倾心后，便“神魂丧失”，“不语亦不食”，“肌革锐减”[3]；《阿宝》中为爱而自断其指的孙子楚。蒲松龄笔下这些生动形象有血有肉的痴情书生甘愿为爱情献出自己生命。他们的“真品格、真性情、真才华”[4]赢得了那些被视为女性完美化身的花仙狐妖的芳心。250多年后，生活在封建德国小公国里的霍夫曼，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万分沉溺在人蛇爱恋中。在他的魔幻爱情里，男主人公的化身是作者幻想中优秀男性的代言人：年轻善良、富有朝气的大学生。与蒲松龄的书生才子相对，霍夫曼笔下的这类男主人公被称为“热情人”[5]。《金罐》中单纯而痴情的安泽穆斯，他那股书呆子气不仅没有让读者厌烦，相反，显得清纯可爱。言行被路人常常视为精神失常的他对小青蛇一见倾心，痴心追随不失感人。
无论是蒲松龄还是霍夫曼，他们本身都是热衷浪漫,善于发现真善美。但这两个作者所处的现实社会被种种庸人重重包围，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夹缝中挣扎，通过文学创作实现理想中的诗意生活。他们笔下的男主人公都是优秀男性的代言人，追求着独一无二的浪漫爱情，即使为了一段与妖异鬼魅间的爱情粉身碎骨也终身相随。这种异曲同工的痴情和单纯让读者亦深陷男主人公的爱情不能自已。
（三）障碍重重：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在蒲松龄和霍夫曼的作品中，男书生和狐妖花仙的爱恋都是心心相印的。他们冲破受封建礼制或是贵族门第的束缚，跨越种族的相遇、相知、相爱、相守。然而爱情的路上如果没有布满荆棘，那么这份爱情则显得味同嚼蜡。因此，在这两位文学巨匠的文章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虽然没有彼此的考验猜忌，但是正是来自外界的阻碍使得这浪漫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唯美。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无论是在《聊斋志异》还是在霍夫曼的童话故事集里，尽管女主人公们是颇具法力的异类狐仙花妖女子，但总是有那么一个法力更高深的人或妖凌驾在她们之上，而且几乎都是对这份爱情抱有阻碍和破坏的态度。例如《金罐》里贯穿全文的老巫婆，一开始就用苹果骗走了男主人公安泽穆斯的全部钱财，随后变成蛇电击安泽穆斯，最后又让茀罗尼卡引诱他喝下迷魂药忘记挚爱的小青蛇塞佩狄娜。对比来看，《聂小倩》中则有三番两次想要谋害宁采臣的金华妖婆。即使这些阻碍者的道行妖术更高一筹，女主角们总能找到战胜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爱情。
2. 流言蜚语，步步生僵。人与妖异相恋，势必会牵扯到各种闲言碎语和褒贬质疑。无论在人的世界还是在妖的世界，这是一段禁忌之恋，爱情的纯真度、保鲜期都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在蒲松龄的作品《花姑子》中狐妖的父母并不赞同花姑子和安幼舆的爱情，多次阻拦；《阿纤》中，三郎与阿纤的爱情，也是在世间的流言蜚语中一步一步向前走。无独有偶，在霍夫曼的小说《沙人》中，当纳撒内尔爱上机器人奥琳琵雅时，也不得不面对庸人的质疑。然而纵观两位作者的著作，这种外界的质疑与流言和主人公遇到的其余的阻碍相比，只能算得上是沧海一粟。正如，纳撒内尔对众人所说：“她不像那些浅薄的女人沉迷于那些庸俗的东西,于是你们就看不惯了……她话说得很少,这不假；不过她说的不多的几句话表现了一个充满爱、充满高尚情操和来自浩瀚宇宙的知识的内心世界，不过你们对这一切是感觉不到的,我不过是在浪费时间”[6]。男主人公和妖异女主的惺惺相惜早使得他们的爱情跨过了流言蜚语这道鸿沟。
二、两位作家“人妖爱情”幻想的差异之处
光怪陆离的人妖爱情，在恐怖中绽放浪漫。然而，当玉面书生与花妖狐仙的爱情遇上阳刚学生和灵异仙子的爱恋时，爱情的地域差距就此拉开。
（一）爱情与世俗无关
众所周知，无论是蒲松龄还是霍夫曼，都有浓厚的厌世情结。《聊斋志异》和霍夫曼的童话小说，虽然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场景的基础上“谈狐说鬼,谈妖道异”[7]。两位笔下的人妖爱恋多建立在一见倾心，两情相悦的前提下展开。然而，爱情的纯度在两位作者的笔下仍旧是存在差异的。
蒲松龄笔下，当花仙狐妖偶遇这些怀才不遇的书生时，他们大多穷困潦倒、科举不顺，但是妖异女主对他们的爱却分毫未减，依旧被书生善良美好的品质深深吸引。妖异女主人公用自己的法术来帮助这些仕途不济的才子金榜题名、富贵满堂。如有倾城之姝的鲟精白练秋利用自己能预知物价涨跌的本事帮助幕小宝家买办进货日进斗金。可是对霍夫曼来说，爱情就是爱情本身，无关世俗，无关名利。对他来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利用爱情来谋求仕途前程都是玷污了爱情的本质。《金罐》中的小青蛇塞佩狄娜从来不像校长的女儿茀罗洛尼卡那样希望男主人公安泽穆斯能够任职宫廷顾问。故事的结尾亦是强调男主人公和小青蛇在亚特兰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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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这片净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对于这两个作家来说，爱情一开始都是一见倾心的纯纯之恋。而蒲松龄笔下的人狐恋、人妖恋却在爱情的背后和太多的世俗挂钩，比如功名，财富，生命，报恩，虽脱离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爱情的纯净度却不能保证。相比之下，霍夫曼笔下的人妖爱情就显得纯粹的多。
（二）谁的付出，谁的等待
我们都希望在爱情里平等的付出。可是，既然是双方，那么爱情的天平就没有绝对的平衡。
在蒲松龄的人狐恋、人鬼恋里，书生才子往往是和女妖形成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分析来看：在两者初遇时，女主人公大都主动投怀，书生往往被动地接受女主人公示爱，例如《聂小倩》中，小倩主动投靠到宁采臣家，宁做兄妹留在已有妻室的宁采臣身边；在爱情遇到阻碍的时候，多是这些有仙术的女主人公拼力维持。对比来看，在霍夫曼的作品中，往往是阳刚的男性主动示爱并维护爱情。他们先爱上美好的仙灵，例如，安泽穆斯发现了小青蛇后一见倾心主动追求“啊，可爱的小金蛇呀……你那可爱的蓝眼睛再瞥我一眼吧！再瞥我一眼吧！不然我就在痛苦和深切的思念中毁灭了”[8]。之后也是这些男性勇敢的守护爱情，冲破重重阻碍，最终与爱人厮守。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上演的人妖爱情往往女主人公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悖，承担起了这份爱的最大的重量和压力。而霍夫曼笔下，阳刚朝气的男性则在这份爱情中付出最多，他们披荆斩棘来维护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惺惺相惜之情。
三、造成爱情观的迥异的原因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 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9]浪漫而美好的人狐恋、人鬼恋无疑是作者爱情观的梦幻折射。
蒲松龄生活在清代初期，那时，中国的情爱是一种被压抑的存在，社会处在男权至上的高压思想下，女性只是三从四德束缚下的附属品。男人和女人间极少有一见钟情或纯洁的爱情，往往是媒妁之约下的举案齐眉。这种婚姻没有热情、没有唯美。再细化到蒲松龄个人，蒲松龄虽才华出众，但屡试不中，科举无着，长期在案前通宵达旦，他的妻子是一个遵守社会礼制的妇人。生活的空虚，爱情的平淡，使他借将自己的爱情幻想映射在虚幻的人与异类间光怪陆离的爱情上，他把对伴侣的希冀都化身到狐仙鬼怪身上，这些异类女子都是美德善良、敢爱敢恨、灵动美丽。虽然他饱受社会的不公，但是究其本质，蒲松龄讲究入世，他笔下的魔幻爱情多是在荒郊孤坟发生，但最后都是将这些灵异女子用爱拉入人间世俗中。霍夫曼生活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但他天资聪慧、才气过人，大学期间曾创作多部乐曲。然而天妒英才，他毕业后却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只得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艺术家卑贱的社会地位让霍夫曼深感耻辱，使得他不得不面对爱人的离去。与他情意相投的尤莉亚面对她那个对金钱地位狂热追求的母亲的高压强迫下,最终离开霍夫曼嫁给一个道德败坏的商人。至此，相较于蒲松龄来说，霍夫曼更加厌弃这个社会，因而，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亚特兰蒂斯，主人公在这个仙境过上了童话般美好的生活，远离了世俗的纷扰。
总之，蒲松龄和霍夫曼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都具有较高的造诣和成就，他们之间遥远的时空距离并未影响到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各自创作的鬼怪小说中对人妖之恋的共同偏爱。读者在刺激、惊吓和恐怖中也体会到了爱情的浪漫和执着。中德魔幻爱情套路的重叠之处以及两位作者在故事中渲染的不同婚姻爱情观，吸引了一代代读者走进这个光怪陆离、亦真亦幻的魔幻世界，品读一段段惊悚却不失华美的人妖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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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叶景林)
美国当代元小说理论与实践概述
美国当代元小说理论与实践概述 [摘要]自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提出“元小说”一词以来，欧美作家对此颇有剖析，虽然他们的说法各有侧重点，但都认可了元小说贯穿小说历史，也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实践创作中，美国当代元小说更是着重于语言任意性、小说虚构性、作者矛盾地位，以及互文性等主要观点，充分体现了元小说的特色。 [关键词]元小说语言任意性小说虚构性作者矛盾地位互文性 “元小说”一词是由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首次提出的。在他的《小说和生活的人物》一书中，加斯给予“元小说”的定义是，“（其）小说的形式只是更多形式的原材料”。“(其)小说中没有描述，只有建构。” 在加斯看来，小说不是反映现实，而是现实的一个附加物而已，很多小说家只会一味地注重情节，却忽视了形式。加斯认为哲学表现的是宏大而复杂的概念体系，和现实世界无关，因此，他建议在小说创作中应该使用哲学观点，也就是说，用一种自我意识和批判的形式进行小说创作。也正是因为如此，加斯把那些有自我意识地摒弃任何现实模仿，视文本本身为纯粹的语言产物的小说称为“元小说”。本文拟梳理欧美作家和批评家在理论和时间上对元小说的阐释，来展示元小说的独具特色。 一、元小说的理论阐释 对于加斯的定义，欧美作家和批评家或表示赞同或提出异议。事实上，许多与加斯同时代的作家如罗伯特斯格尔思,约翰巴思等也都试图对“元小说”进行阐释。约翰巴思在1968年宣称“文学枯竭”后，认为元小说是小说家唯一可以应对当前困境的方法。在元小说中，小说家成为批评家，在小说中表述小说形式的“枯竭”，或创作模仿小说德而非模仿现实世界的小说。元小说对其作为小说的存在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罗伯特斯格尔思认为小说的四个要素，即形式，概念，存在和本质，对应了小说的四个批评角度，即形式，结构，行为和哲学，并构成了相互之间的回应，这就使得元小说成为可能，因为“元小说”吸取批评的所有要素，并将其融入小说创作本身。斯格耳思对元小说的热衷，使得“元小说”一词作为总括当时兴起的脱离现实主义，强调作者和读者在创作和接受小说时作用的小说术语而被大众接受。 美国批评家拉里麦克卡弗雷在评述元小说艺术时，认为加斯指出“许多所谓的反小说都是元小说”时，实际上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都过于急切，把所有不同于过往的小说都称为“反小说。”在麦克卡弗雷看来，元小说源自发展于七十年代其他学科领域的“元定理”, 它寻求反术语的术语。麦克卡弗雷用元小说来指两种相关的小说形式：一种是直接在小说创作中审视创作本身的小说或对已有的小说形式和语言进行评述和思考的小说，另一种是检视小说体系的运作，方法，源泉动机以及武断危险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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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小说 国统区和沦陷区小说 一、初期抗战小说 （一）“前线主义”小说——抗战纪实小说的极致及时反映抗战前线的战事和军民心态 新闻性和纪实性，更多关注事件而不是人物塑造 集报告文学的典型化和小说的报告文学化与一身 《华北的烽火》 （二）姚雪垠《差半车麦秸》——抗战小说的主题深化表现工农群众在抗战烽火中得到锻炼，改造旧有的国民性性格，并成长为“新人” 丘东平描写淞沪战争题材的作品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直面现实的残酷，洋溢抗战初期的时代气息，富有战地实感，壮美与悲剧性；同时具有浓重的主观感情气质。 特征：一、纪实性 二、通俗化：1、采用民间传统文艺形式，“旧瓶装新酒”；2、不直接套用旧形式，只采取其中易为大众接受的叙事手法 二、社会剖析和世情讽刺小说 （一）张天翼——《华威先生》
批判的尖锐和内涵的深远、讽刺笔调的冷峭、叙事节奏的明快、短篇体制的圆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华威先生：作风浮夸、生活腐化、假公济私的国民党中小官僚的典型代表。直到今天也还有典型意义。 漫画式的速写：1、运用夸张手法间接勾勒人物的外在特征言行2、让人物言行青苔前后构成夸张式的对比，达到揭露和讽刺的目的。 （二）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沉郁厚重的讽刺美学品格 《防空——堪察加的一角》/“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 严谨客观的描写手法，将作者隐藏到人物、事件背后；让场面自身凸显人物的简洁手法； 善于在夸张的戏剧性情节中运用生动的细节，刻画众多喜剧形象； 语言极具个性化，比较口语化，富有地方色彩，幽默质朴； 继承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传统，深受五四乡土文学影响，有认真借鉴了果戈里等以苏俄文学为主的外来文学经验，促进了现代讽刺小说的民族化 艾芜——《故乡》《山野》《石青嫂子》 消退了浪漫风格，转向暴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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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的意义探析本文从传统小说理论、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当代小说理论三个方面探析了 沈从文小说理论对中国小说理论的开拓意义和价值：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标签：沈从文；小说理论；中国小说理论 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理论文字进行综合、系统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发现他的小说理论以“人”为中心，并由此辐射到“人性”、“生命”、“神性”、“自然”、“民族”、时代乃至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他在创作中坚持独立的人格，以及对“诗性”的追求，对生活“深度”的倾心，对小说“真善美”的永恒守护，其小说理论不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吸收了现代主义，这些特点与经验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可见，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对于繁荣二十一世纪小说理论无疑将具有珍贵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胡适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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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乡土小说的风格特征
中国早期乡土小说的产生于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二十世纪。这无疑是一个乱世，战火挟裹着新的文明、新的思想向腐旧的中国冲来。西方新思想与中国古思想激烈地碰撞着。乱世而百花争艳、百家争鸣，各种新思想、新理念都在改变着知识分子们的文案创作和情感投射。由西方理论家提出的乡土小说也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了别样根芽。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无疑是乡土小说中的巨擘。由于身处于战火纷飞、国家飘零，的特殊年代，鲁迅的乡土小说更加着力于描绘现实的黑暗，描绘乡村底层农民的愚昧淡漠，重点突出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大多着笔于典型突出却又带有广大民众缩影的人物，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被某种封建力量压制的可怜又可恨的人。孔乙己穷酸腐旧的文人，透着一股子酸腐气在看客的嘲笑中妄想维持自己不堪一击的自尊；祥林嫂终其一生被封建思想压制，精神的打击带来肉体的毁灭；阿Q“独特”的精神胜利法，自甘为奴却又欺软怕硬……鲁迅小说的笔锋在我看来较之杂文显冷静，却是由这种冷静中透出一种因现实黑暗而产生的浓重的沉痛感与无力感。国之蒙昧起于民，普通民众的麻木，思想的落后无不让人心寒。他在呼唤着，甚至可以说不报较多希望地呼唤着人性和知识的曙光。大约只有回忆童年时，才能约略看出鲁迅先生对故土的一丝温情，一点对童年的美好回想。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乡土作家如王鲁彦等也因受鲁迅感召和影响，将冷嘲和讽刺式的乡土小说继续发扬，乡村因而呈现出一种破败、腐朽、陈旧的感觉。这其实也符合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诉求，身在古旧中国而面对新生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内心涌动着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他们渴望着民主和科学的力量能带来思想的解放，能给这个古老的中国以新的力量，足以让他于枯朽中再度发芽成长。 与鲁迅不同的，他的弟弟周作人的风格则平和而静谧。这类乡土小说也被称为田
爱伦坡小说理论
爱伦坡小说理论：In his definition of the short story, he emphasized brevity and unity of impression. The latter is the all-important element, and by unity Poe meant totality or oneness of impression. 1: The short story must be of such length as to be read at one sitting(brevity), so as to ensure the totality of impression. Poe stresses brevity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unity of impression would be blurred and lost in the mass of details inevitable in a long story or novel. 2:The very first sentence ought to help to bring out the “single effect” of the story. He insisted that the writer must first determine the effect that he wished to produce and then deliberately choose incidents to assist in the creation of such an effect. 3: A tale should reveal some logical trut h with “the fullest satisfaction,” and should end with the last sentence, leaving a sense of finality with the reader. 4:In theme he anticipate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in his treatment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elf in a world of T.S.Eliot’s nothingness and Hemingway’s nada. He places the subconscious condition of the mind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probes beneath the surface of normal exitence. New Criticism: a school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in the middle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emphasizing close reading, particularly of poetry, to discover how a work of literature functioned as a self-contained, self-referential aesthetic object.John Crowe Ransom’s The New Criticism,E.T.Eliot,I.A. Richards Feature：1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rather paying attention to external elements, which has tended to divorce criticism from social and moral concerns. 2 it explores the artistic struture of the work rather than its author’s frame of mind or its readers’ responses. 3 it see a literary work as an organic entity , the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and places emphasis on the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4 The New Critical poem kept the basic Modernist values and abandoned other High Modernist features. Influence: one of the many phas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which influence the careers of many poets Local Colorism: Local Colorism or Regionalism as a trend first made its presence felt in the late 1860s and early seventies in America. It may be defined as the careful attegogoms in speech, dress or behavior peculiar to a geographical locality.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local colorists is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an indigenous little world with qualities that tell it apart from the world outside.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country provided a stimulating milieu for the growth of local color fiction in America. Local colorists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local character of their regions. They tended to idealize and glorify, but they never forgot to keep an eye on the truthful color of local life. They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alistic movement. Although it lost its momentum toward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local spirit continued to inspire and fertilize the imagination of author. Lost Generation: This term describes the people of the postwar years and the Americans who remained in Paris as a colony of “ expatriates” or exiles. It describes the writers like Hemingway who lived in semi poverty. It describes the Americans who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land with an intense awareness of living in an unfamiliar changing world. The young English and American expatriates, men and women, were caught in the war and cut off from the old values and yet unable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new era when civilization had gone mad. They wandered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
狄更斯早期的小说，气势宏伟、通俗流畅、幽默泼辣而又充满感伤情调，其中对社会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于局部的制度和领域。如《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马丁·朱述尔维特》、《圣诞欢歌》等。从《董贝父子》以后，狄更斯的创作更为成熟。《大卫·科波菲尔》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奋斗历程，具有自传性，是反映19世纪中叶英国中下层社会的长幅画卷。《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是3部政治意识很强的重头作品。 狄更斯的后期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创作主题的不断深化、技艺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远大前程》可以视为《大卫·科波菲尔》的负面，但探讨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现实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乐观态度明显减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儿，但经不起环境的诱惑丧失了原有的淳朴天性，经历严酷的磨难后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个小说在结构上也更精练。《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广泛深入社会的批判小说，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见深刻，作品运用的象征主义和侦探小说手法更增添其艺术魅力。狄更斯最后一部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虽仅完成23章，从中也可见其精雅文笔、严谨构思以及诱人的悬念和神秘色彩。 流浪汉小说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的一种新文学体裁，它是以描写城市下层的生活为中心，从城市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用人物流浪史的形式，幽默俏皮的风格，简洁流畅的语言，广泛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小说。 商业态度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读者还间或能发现他对商业价值的肯定，但越是到后期，狄更斯对“商业”一词就越是持贬损的态度，他的作品也更倾向于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在逐渐工业化了的社会里，金钱所具有的颠覆一切的力量——现实社会
知识拓展：中国古代小说理论(1)
(1)器识、读书、行路、孤愤 我们常把儒家孔孟之道一棍子打死，这不对。儒家孔孟之道的思想体系我们不会同意，可是它经验很丰富、识见很广阔。有很多真知灼见、很深刻。比方儒家讲“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语》）这句话就很好。“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应该先讲“器识”，然后才讲文艺。“器识”，拿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品德的培养。“器”就是器具的“器”，里边能装东西，而“器”的大小，主要是“识”的问题。见识太少了，就多怪，少见多怪嘛，“器”就不会很大。这一句话很重要。一个人对事物认识的深刻性，同识见广博分不开，没有识见，特点就抓不住，就写不好小说，也评不好小说，不能对文艺理论有真知灼见的理解，只能搬条条。 司马迁很了不起，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书都写在竹简上、木片上。一万卷也只那么一点，我们可以超过他。“行万里路”很重要，司马迁不行万里路，写不出《史记》来。《史记》同后世那些史书就不同，他眼界开阔，不把人看得绝对化，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不象我们电影那样简单化，好人就好人，坏人就坏人，五岁小孩子一看就知道。《史记》就不同，很难说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在这一篇里，这个人有优点，另一篇中他有缺点，辩证地看人，生活里本来就如此。托尔斯泰的书也如此，你也很难分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读万卷书”也很重要，因为你不能样样都识见，要接受文化遗产。我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类能积累知识，动物不能积累知识，人类的文明就是知识积累。当然古代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错误的如鬼神，或者在当时有用今天无用了的；一类是今天还有用的，这是大量的，所以“读万卷书”很重要。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写了《史通》，他讲究“才、学、识”，说作为一个史家，必须讲“才、学、识”，他说的，也包括文学家。“才”，就是天资。天资，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聪明一点，有先天的条件，在艺术创作上很显著。可是“才”主要是后天的，后天的锻炼。“学”就是“读万卷书”。“识”摆在最后，但并不是说最不重要。恰恰相反，古代最重要的往往摆在后边，象周信芳的“压轴戏”一样。“才、学、识”很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重要，“器识”很重要。这是我们文学的一个理论、一个传统。 到明代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特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当然还是封建社会，这时产生一些思想家、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就是李贽。他有许多重要文章，其中一篇是《童心说》，这篇文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替那时的新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铺路、打先站。于是他对中国的小说花了很多的劳动。当然，这个问题还要继续研究，对资料进行研究，哪些真正是李贽作的工作，哪些是别人借他的名字搞的，这个工作要搞清楚。但我看即使不是李贽的，也是受了李贽的影响，他那些理论也同样都要重视。 李卓吾在我国小说发展的成熟阶段，是一个元勋，头一个有功劳的人。《文论选》选了李贽的重要文章《童心说》，就是提倡小孩子的精神思想，要求搞文艺工作的人，要从封建思想的束缚里头突破。在他那个时期，还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阶级、阶层的成熟。他的思想体系也还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古代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体系。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中国是三家，就是儒、释、道这三家。我们古代很多进步思想家、文学艺术家，谈他们的思想体系的话，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摆脱这三个思想体系。例如曹雪芹，有儒家思想、也有佛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都没有摆脱掉。可是在某一些具体的方面，具体的生活方面，在接受感情生活上面是突破了，突破某一点就不容易。要求他摆脱这些思想体系，而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体系，有卢梭民约论的思想体系，民权论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的。李贽在《童心说》里，就是要求突破这个封建时代的思想束缚，为小说创作，为当时的新的进步文化服务，开辟道路。就达到这一点
“作者出头”和元小说
“作者出面”和元小说 阅读交流语境中有以下诸主体对称：现实物理时空中的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对称；文 本语义空间中叙述者与受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称；阅读虚拟地进入的想象性时空中，读 者的观察视角与叙述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现实”视角对称。(注：S.查特曼也区别出了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六个 主体的双双对称。他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实际上是现实时空中真实读者的建 构，他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对称实际上是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被“作者”创造出来的对 象性主体，参见Seymour Chateman,Story and Discource(Comell Univ.Press,1978),1 51页。本文不取查特曼的辨认。参见拙文《文本双层时空与主体对称》，载《西南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88—89页；《阅读交流语境中的主体对称》，载《外国语》2 000年第5期，1—9页。)在诸对称的主体之间分 布着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乃至整个 “阐释学的宇宙”。常规阅读对于不同时空位置上不同对称主体之间的分辨一直模糊不 清，“元小说”所追求的特定艺术效果就利用了这一模糊。 我们从文本的标题和署名入手来讨论。 任何文本的署名和标题都必须符合某种规则。标题和署名首先是存在于物理时空中的 文本身体(text body)上的记号。这个记号是某种社会组织制度的标识，是特定历史背 景下一个客观建制的标记。 署名的真值由现实中对称主体关系的性质决定，并受到一定 制度的规范。这一层面上的制度与规范对真实文本和虚构文本的所有权一视同仁。一般 来说，虚构叙事文本的作者、译者、注释者所写下的序跋注释等类文字，与标题和作者 署名所确定的主体对称一样，需要符合真实文本的符号学规则。 其次，标题和署名又是一个语言事实，这一事实是一定现实主体的语言行为的结果， 但所产生的意义不仅服从于现实制度，也服从于语言本身的客观规则。 对文学创作来说，以上两点性质有着相当可观的利用价值。从僭称历史的16-18世纪的 英国小说开始，利用作者署名来混淆真实与虚构的手法一直演化到元小说。 以茅盾的《腐蚀》为例。小说开头交代“作者”在防空洞里拣到一本日记，接着声言 以下内容就是这本日记的原样。有些天真的读者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询问小说是否真 的是茅盾先生拣到的日记。然而，拣到日记的“我”与写日记的另一个“我”生存在同 一个虚构时空之中，两个“我”都是人物，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的是虚构叙事文本的符 号学规则。小说单行本有一交代创作过程的后记，提到了读者的询问。这篇后记是真实 文本，文本外物理时空中的作者与读者通过这样的文本话语现实地对称。真实文本的特 征就在于文本话语指涉文本外的事实，指涉现实物理时空中的事件，一如文本的标题和 署名标识文本外的个体存在一样。假设茅盾在后记中继续肯定“日记”的“真实性”， 继续将虚构伪装为真实文本，那么后记也就成了虚构的一部分，利用暑名所标识的现实 物理时空来追求“真实性”的手法也就更加彻底。又假设《腐蚀》的后记在小说的情节 中间出现，即在虚构的同时交代创作过程，那么“拣到日记”这样的情节就成了小说虚 构性的自我暴露(当然，批判现实主义不能接受这种处理)，进而可能
《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
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 滕威?、…＇１。’专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堂吉诃德》的文本细读，展示它在叙事艺术上为小说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揭示出《堂吉诃德》的元小说特征。同时本文力图挖掘小说叙事游戏背后的理论意义，即《堂吉诃德》的自我阅读、自我指涉的特征，以及对于小说文体本质的思索。 关键词：《堂吉诃德》元小说文体 元小说 虽然博尔赫斯说过，再次讨论《堂吉诃德》这个题目有可能费力不讨好。ｏ但是．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开端，《堂吉诃德》的确有许多仍然值得探讨与深思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因此呼吁欧洲小说家应该把《堂吉诃德》当作宝贵的遗产来加以继承。ｏ似乎可以说，塞万提斯之后所有的小说技巧都变成了陈规。因为无论是滑稽模仿、多重叙事视角、故事里套故事、人物的双重人格、暴露叙事者身份、对话、超现实的场景、阅读距离的控制、将读者引入叙事等等，几乎所有这些直到今天小说家们仍然津津乐道的方法都在《堂吉诃德》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而作家们最愿意用小说 来思考的主题，比如欲望、流浪、成长、现实、梦想、爱情、个人、疯癫等等，也都在《堂吉诃德》中获得相当充分的表达。换言之，现代小说在《堂吉诃德》这里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与思想的起点。勒内?基拉尔说，“西方小说没有一个概念不曾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初露端倪”（５４）；富恩特斯（ＣａｒｌｏｓＦｕｅｎｔｅｓ）说，“所有的小说都是《堂吉诃德》主题的变奏”（ｑｔｄ．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１８５）。 但是很多人一直以为，塞万提斯本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切。他是一个无知的天才，一个不自觉的伟大小说家。伍尔芙说：“那时的写作就是讲故事，供那时尚未有现代娱乐设施的人们消遣”。《堂吉诃德》创作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逗人们开心”，“小说的美感与思想是在不知不觉中融进去的”（２３）。在２０世纪的西班牙，批评界还有这种说法：“塞万提斯与哥伦布是精神上的双胞胎兄弟。他们都还没有确切明白他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就离开了人世。哥伦布以为他一宜向东航行真地到达丁远东；塞万提斯认为他只是写了一部讽刺骑士小说的作品。他们谁也无法想像自己已经登临地理与小说的新大陆一～美洲与现代小说”（Ｆｕｅｎｔｅｓ１３）。我们认为，塞万提斯也许不知道他正在写作的《堂吉诃德》是一部现代小说，但他在运用各种写作技巧时却是相当自觉的。《堂吉诃德》的出现并不是突兀孤立的事件，它与传统的叙事文学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２世纪罗马作家阿普列尤乌斯的《金驴记》。《堂吉诃德》无论是在情节设计、叙事手法、人物塑造等诸方面都与中世纪骑士小说有明显而深刻的互文关系。它不同反响之处在于植根传统但开出新花，从前的老套陈规经塞万提斯生花妙笔、奇情才思最终得以化腐朽为神奇，成为现代小说艺 －滕威，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７５?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创新意义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期 总第１３８期 Ｊａｎ２０１３ ［摘要］梁启超小说理论源于自己的创作实践、翻译借鉴及其特定社会转型时期的需求，其“小说界革 命”的理论具有创新性、预判性和划时代的指导意义，促进了近、现代政治小说的创作、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转型与政治革新运动的发展。[关键词]梁启超；小说理论；文学革新；政治革新［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０４６（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４－０２ 试论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创新意义 谢虹光 （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３）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他的小 说理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为坚实基础，形成了通览时代与社会、敢于创新与发展的基本特色。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创作了具有近代政治小说样本意义的《新中国未来记》；此前他翻译过日本作者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此后又翻译过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十五小豪杰》等作品；他还创作过杂剧传奇《新罗马传奇》、《劫灰梦传奇》，等等。因此，其小说理论持论本色当行，阐述发人深省，确实能够有效指引近代的小说创作，影响是较为深远的。他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发表于１８９８年《时务报》上的《译印政治小说序》、１９０２年发表于《新小说》创刊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新中国未来记〉序言》，以及发表于１９１５年的《告小说家》等数篇文章中。 一、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文学革新意义作为政治小说鼻祖的梁启超，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认为，只有“先新一国之小说”，才能够革新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和人格。即他所说的“故欲新道德，必欲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而作为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家的梁启超，他又充分揭示了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阐明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基本创作方法、艺术史地位、社会功用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梁启超将小说艺术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浅易多趣，雅俗共赏；“导游境界”“变换空气”；“摹写情状”“彻底发露”“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谓浅易多趣、雅俗共赏，是强调小说属于自有文学以来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欣赏体制，同时也是最能包容各式趣味、雅俗兼容、大俗大雅的文学形式。所谓“导游境界”“变换空气”，指的是小说最容易充分展示新时代新社会的气象和场景，从而引导人生新的境界，也最易造成社会舆论转瞬之间翻新变化、引发众议、大家参与的社会氛围。因此借小说作为鼓动和宣传的有效工具，是近代史上改革家们欲为政治革命做舆论准备工作的最佳选择之一。东、西方的 历史变革中都证明了小说这一文学利器的创造心境与 打造声势的作用。因而梁任公认为，“摹写情状”与“彻底发露”是小说最大的优势之一，诗歌、散文、剧本都无法超越小说的容载量和深刻揭示历史时空转换的优越性。而“感人之深，莫此为甚”的论断则早已被话本和拟话本以来的小说创作翔实地证明了。明清以《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代表的诸多长篇巨制的诞生，使这一论证更加深入人心。 以上述特点为依据，梁任公将小说的创作方法归纳为“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两种，揭示出艺术创作领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样两种创作思潮、方法的分野。他还充分肯定了小说的崇高艺术史地位是：“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些论述都极大地影响了近、现代文坛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持续创作与高潮迭起，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文坛小说创作大繁荣、大发展的格局。这里应当注意，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说的翻版，而是适应于近、现代社会改革的、肯定通俗小说崇高地位的、适应大众审美需求的文学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及其实践，最早奏响了近现代文化革命的号角，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滥觞。开一代小说之文风，立新文学叙事之纲目，非梁启超莫属。 二、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政治革新意义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是为革新近代社会、唤醒国民意识和振奋民族精神服务的，故其“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与其“诗界革命”的理论遥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改革意愿。在梁启超以前的古典小说理论中，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战斗性、十足的通俗性和鲜明的功利色彩。因此，“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不仅仅是他小说革新的宣言，也是作为其社会改革一部分的小说界革命的政治宣言。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要想改革，必先新民；而要新民，则必须先新小说。因为通俗小说在下层社会中有着最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往往左右着世俗民众的思想道德发展趋向。诸如《三国演义》具有农民起义者可资参照的军事教科书的意味，《水浒传》具有江湖结义、伸张正义的政治功 204··
外国文学19世纪初期文学
第六章19世纪初期文学 一、概述 1．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代表人物是拜伦和雪莱。 2．"湖畔派"诗人主要指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 3．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书，是华兹华斯为《抒情歌谣集》写的序言。 4．雨果在1830年《欧那尼》上演，在序言中响亮地提出："浪漫主义，归根结底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 5．席勒的代表作（《强盗》）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6歌德的（《浮士德》）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等齐名，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史诗性的巨著。 7英国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是（拜伦）、雪莱和济慈。 8（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9（夏多布里昂）的作品（《阿达拉》）的问世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 10法国作家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纲领，他的剧本（《欧那尼》）的成功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彻底胜利。 11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的《＿＿＿＿＿＿》。 12《丁登寺》被认为是＿华兹华斯＿＿＿＿＿的代表作。 13《古舟子咏》是＿柯勒律治＿的代表作。 14海涅全面抨击德国浪漫派的著作是（《论浪漫派》） 15名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出自《西风颂》，它的作者是（雪莱） 16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安吉堡的磨工》的作者是（乔治·桑） 17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诞生的作品是（《鲁滨逊漂流记》） 18被恩格斯称为"天才预言家"的英国诗人是（雪莱） 19标志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最后胜利的是剧作《欧那尼》的演出。这部剧作的作者是（雨果） 20济慈《夜莺颂》以夜莺的歌声象征幻想世界中永恒的欢乐，同现实世界中人生短暂、好景不长相对照。 第二节拜伦 1拜伦的代表作有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后期代表作诗体小说《唐璜》，被歌德称赞为绝顶天才之作。 2拜伦政治组诗《东方叙事诗》是以东方为题材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传奇诗，共六篇：《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莱拉》、《柯林斯的围攻》、《巴里西纳》。 3拜伦的著名哲理诗剧是《曼弗雷德》，其主人公的痛苦代表了"世纪悲哀"。 名词解释 拜伦式英雄是指拜伦在"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孤立傲世、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形象。他们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等，都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反叛的热情，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乃至傲世独立，离群索居，并以悲剧而告终。最典型的形象是《海盗》中的康拉德。 东方叙事诗1813-1816年拜伦完成了一组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故事，包括《异教徒》、《阿比道斯的新娘》、《海盗》、《莱拉》、《柯林斯之围》、《巴里西纳》６部，称为《东方叙事诗》。它们题材新颖，充满浪漫情调。叙事诗中的主人公无不具有愤世嫉俗的思想、叱咤风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论文 题目：金圣叹的小说理论对中学语文小说教学的启示姓名：陈芬芬 专业：学科教学（语文） 学号：12021404004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对中学语文小说教学的启示 内容摘要：金圣叹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批《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登峰造极之作，在继承与发扬前人的小说理论的基础上，较为具体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理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金圣叹根据小说创作的特点，主要探讨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故事的叙述等理论，这些理论对我们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从金圣叹的人物塑造和叙事方面的小说理论出发，把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中学语文小说教学方法联系在一起，来谈谈他这些丰富的小说理论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金圣叹；小说理论；小说教学；中学语文 正文：在中学语文教材内容中，小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学语文教材编选了相当分量的小说篇目，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这些经典小说的学习，不仅可以增长社会、历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还能获得巨大的教育意义。那么，教师在小说教学中应该具备一定的方法，如何在教学中既使学生对小说内容兴趣浓厚，又能正确深刻地理解作品的艺术特色，这是十分重要的。无疑，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方面还是叙事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为我们更好的开展小说教学提供了方法，这对于学生提高小说的写作能力和欣赏能力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我们常说一篇理想的小说，关键是看它如何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塑造人物是小说创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小说创作的命脉。“小说的艺术可以说是刻画人物的艺术，失去了对人物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描写，就无法反映具体、生动的社会图画。” 其实，一篇小说就是在讲一个故事，而一个故事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人物。金圣叹很重视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他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形象与作家刻画人物形象方法的分析来阐述自己的人物性格美学理论。而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所要学习的小说篇，都是经过重重筛选出来的经典小说或者段落，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每一篇都体现在塑造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这也是我们在小说教学中要重点强调的。那么，在教学中，我们要根据一定的方法来引导学生从课文中感受独特的人物性格，从而为深入课文的学习奠定基础。无疑，金圣叹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美学理论为我们今天的
明代小说理论的成就与不足
中国的小说批评至明代而一变。 宋元以前，基本上都是零星的小说序跋涉及了小说理沦，象刘辰翁、罗焊那样的批评家则寥若晨星。总的说来，宋元及父以前阶段，小国小说批评只能说尚处在萌芽时期。 明中叶以后，小说批评蔚然成风。其标志：一是批评家有意识地进行小说批评，探讨小说理论问题；一是出现了专门论述小说理论问题的文家。 这一时期小说批评的形式主要是序跋中国的小说批评凉这一时期初具规模，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批评门类。这一时期重要的批评家有陈继儒的，蒋大器汪道昆，谢肇颓,冯梦龙凌温初李日华、哀宏道张无咎笑话主人言衣主人. 宋元极其以前的小说家、批评家，对于小说与史、小说与文的区别，认识上还比较模糊，他们努力把小说归属于史类或文类，认为小说与史、与文难以分割，借以肯定小说的价值。真正是小说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文学样式，为文学创作独立之一体，从而努力探其性质和特点，确认其地位和价值，逐步形成小说观的，是明代的批评家。 小说与史的区分 明代，批评家们才开始有意识地探讨小说的本身特性，并力图把小说与史区别开来，这既是对上一时期理论的突破，又是这一时期小说馆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1署名庸愚子的蒋大器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首次试图区别演义小说与史书的不同。但
他未能走出史的束缚，但能看到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不可能截然斩断演义小说与正史的联系，仍又不同于以往批评自把小说归于史类，他根据正史“理微义奥”和演义小说“文不甚深”的特点来区别两者的不同，把演义小说和正史视为两类不同的文体，而且指出了演义小说的社会效果远过于文书，蒋大器并不赞成演义小说如评话那样完全通俗，认为小说应该介于正史与评话之间。事实上，后来的批评家很快突破他的理论，明确指出了小说的特性之一就在于通俗。 2 陈继儒的看法显然与蒋大器所稼道的“文不甚滦，言不甚俗”不同。他认为演义是“以通俗为义”，演义“因喻俗书”，并不一定“言辞鄙谬”，而是“义意远矣”。他还认为，演义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比正史记载更为详细。陈继儒指出小说比正史通俗，比正史记载更为详细，达就不只是指出两者语言上的不同，而义指出了两者在内容和撰写方式上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区别了演义小说与正史各属一体的不同特点。 3袁宏道则从另一个角度，由演义小说而到英雄传奇，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小说的通俗特点。 袁宏道不仅在诗文理论上建树很大，而且在小说批评方面也有一定贡献。今见其署名的《东西汉通俗该义·序。．从欣赏角度把演义小说与史书作了比较并对小说作了充分的肯定。 4甄伟则进一步从创作方式上区别了小说与史的不同。 一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小说首次得到正名与梳理。 明代开始认识到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之一，有其自身的特性，在这基础上肯定小说的价值，则是明代批评家小说观形成的又一重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