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翻译 上 课后习题及其答案。。

一、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改变想法——从悲观变为乐观——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1]你看酒杯是半杯有酒而不是半杯空着的吗？你的眼睛是盯着炸面圈，而不是它中间的孔吗?当研究者们仔细观察积极思维的作用时，这些陈词滥调突然间都成了科学问题。

[2]迅速增多的大量研究工作——迄今已有104个研究项目，涉及大约15 000人——证明乐观的态度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与此相反，悲观则导致无望、疾病以及失败它与沮丧、孤独、令人苦恼的腼腆密切相关。休斯敦莱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雷格·A·安德森说：“如果我们能够教会人们更积极地思考，那就如同为他们注射了预防这些心理疾病的疫苗。”

[3] “你的能力固然重要,”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F·沙伊尔说，“但你成功的信念影响到你是否真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挑战和失望。

[4]以你的工作为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E·P·塞利格曼与同事彼得·舒尔曼在一项重要研究中对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工龄较长的推销员中，积极思考者比消极思考者要多推销37%的保险额。在新雇用的推销员中，乐观主义者则多销了20%。

[5]公司受到了触动，便雇用了100名虽未通过标准化行业测试但在态度乐观一项得分很高的人。这些本来可能根本不会被雇用的人售出的保险额高出一般的推销员10%。

[6]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据塞利格曼说，乐观主义者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的“解释方式”。出了问题之后，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自责。他说：“我不善于做这种事，我总是失败。”乐观主义者则寻找漏洞，他责怪天气，抱怨电话线路，甚至怪罪别人。他认为，是那个客户当时情绪不好。当一切顺利时，乐观主义者居功自傲而悲观主义者只把成功视为侥幸。[7]克雷格·安德森让一组学生给陌生人打电话，请他们为红十字会献血。当他们的第一、二个电话未能得到对方同意时，悲观者说：“我干不了这事。乐观主义者则对自己说：“我需要试试另一种方法。”

[8]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安德森说：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希望，他们就不会费事去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9]据安德森看来，有无控制感是成功的试金石。乐观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事情不顺利，他立刻做出反应，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并且主动寻求指点。悲观者则感到自己只能由命运摆布，行动拖拉。既然认为毫无办法，他便不去寻求指点。

[10]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自己比事实能够证明的要强——有时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充满生机。匹兹堡肿瘤研究所的桑德拉·利维博士对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研究。对那些通常持乐观态度的妇女来说，两次发病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预兆。在一次对早期乳腺癌妇女的初步研究中，利维博士发现这一疾病在悲观病人身上复发更早。

[11]乐观态度不会使不治之症痊愈，却有可能预防疾病。在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一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健康史。所有这些人都是班上的学生，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之中有的是积极思考者，有的是消极思考者。20年后，悲观者中患有中年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人数要比乐观者多。

[12]许多研究显示，悲观者的无助感会损害人体的自然防御体系，即免疫系统。密执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彼德森博士发现悲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他消极被动，无法避开生活中的打击，无论做什么都会担心身体不好或其他灾难将临。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体育锻炼，不听医生的劝告，还总是要再贪一杯。

[13]在多数人身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兼而有之，但总是更倾向于其中之一。塞利格曼说，这是一种早在“母亲膝下”就开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自千万次警告或鼓励，消极的或积极的话语。过多的“不许”及危险警告会使一个孩子感到无能、恐惧以及悲观。

[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体会到许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学会系鞋带等。家长可以促使这类成功转变为控制感，从而培养出乐观主义。

[15]悲观是一种很难克服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克服。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诺伊大学的卡罗尔·德韦克博士对小学低年级儿童做了一些工作。她帮助那些屡屡出错的学生改变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从“我准是很笨”变成“我学习还不够努力”——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

[16]匹兹堡的利维博士想知道把病人变成乐观主义者是否会延长他们的生命。在一次试验性研究中，两组结肠癌病人受到同样方式的治疗，但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鼓励乐观态度的心理帮助。试验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在计划实施一项重大研究，以确定这一心理变化是否会改变病情的发展。

[17]因此，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完全有理由乐观起来。你能改变自己。以下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霍朗指出的方法：

[18]一、当坏事发生时，仔细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字不改。

[19]二、然后，来做一个试验。做一件同任何消极反应相反的事。比如说，你工作中出了问题。你是这么想的吗：我讨厌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这时你应该采取行动，就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样：向外寄发个人简历、去参加面试、看看有没有培训项目并寻找工作门路。

[20]三、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你最初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霍朗说：“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变这些想法。这是一种试错法，不能确保成功，但应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21]积极的思维导致积极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反应.有证据表明,你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二、癌症和化学物质——我们走得太远了吗？

[1]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召集本州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开会，开始执行第65号提案，即州饮水安全和有毒物执行法案。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业部门向水源中排放被怀疑致癌或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学物质。有些人宣称，新法律还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贴上警告标签。

[2]原来预计，开会那天全是些玄妙的科学和难懂的术语，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布鲁斯·爱姆兹却计划使会议开得更有生气。

[3] 当爱姆兹走入会议室时，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形象：金丝边双光眼镜、皱巴巴的西服、蓬乱的头发，而菜色的面庞显示，他总是在实验室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阳光。当某人振振有词地大谈致癌机理时，爱姆兹开始打断他，谈起自己的观点。

[4]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致癌物，”爱姆兹宣称。“啤酒中有十亿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质都要危险1 000倍。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向你周围10英尺以内的所有人发出警告?”

[5] 在大肆宣传最新癌症恐怖的时代里，爱姆兹带来了不同的信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来说都很低。与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险微乎其微。

[6]爱姆兹不是个冒充内行的人。他59岁，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问题的权威之一。他的简历中尽是各种荣誉，包括通用汽车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查尔斯·莫特奖(这是癌症研究中最富声誉的嘉奖之一)。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甚至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爱姆兹试验是一项突出的成就。这种试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简单廉价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检测一种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7]但是爱姆兹藐视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他投身于环境保护运动，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称为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运动。例如，1987年4月，他和两位同事雷纳·玛格和洛伊丝·斯沃斯德·戈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列举了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癌症的危险。以将近 1 000 种化学物质做的动物试验所得到的数据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酱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黄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霉菌致癌物)比我们每日从食物中摄取DDT的危险大100倍。一杯硅谷最受污染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险要小1 000倍。他并不是建议人们停止消费花生酱、葡萄酒和啤酒。他所说的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危险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险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不清楚它们中有多少有真正的危险。这两种危险都转移了人们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巨大危险的注意力。

[8] 爱姆兹的癌症研究是25年前因为一袋炸薯条而开始的。当时他在马里兰全国健康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时，他觉得还没有人知道每种化学物质对人的基因有什么影响，要了解这些是不容易的。

[9] 那时，科学家为了测试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时费钱的实验室试验。细菌对引起突变的物质很敏感，而致癌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变的物质。爱姆兹凭借这些知识，研究出了一种利用细菌检测致癌性的试验。爱姆兹试验被公认是一项主要的科学成果。现在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

[10] 1974年的一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爱姆兹建议一些学生对各种各样家用产品进行测试。使他惊异的是，像用于儿童睡衣中的一种阻燃剂一样，许多普通染发剂经测试都呈阳性。当爱姆兹的测试结果导致对某些化学品实行新的规定和禁令时，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环保界的英雄。

[11]随后10年间，公众对致癌物越来越关注。爱姆兹说：“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同样也被检测为致癌物或致突变物而呈阳性的天然物数量太多了：果汁、芥菜、芹菜、欧芹等。实际上，在爱姆兹所测试的大约一半的天然和人造化学物中，当给老鼠大剂量时，都证明有潜在的致癌作用。

[12]起初，爱姆兹断定他的试验有问题。他的试验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他像普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只有人造化学物质是危险的。他现在要问：“为什么要推断天然就是无害的呢?”

[13]支持加州65号提案的运动使爱姆兹确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这一点。“当人们说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亿分之一的某物质引起时，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他说，“那是拿人们的害怕心理开玩笑。你总能在水中找到十亿分之一的某种物质。”

[14]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爱姆兹举出了一个例子：由于用氯消毒，自来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约十亿分之八十三。

咖啡含有两种天然致癌物，每一种都是大约十亿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亿分之三千。

[15]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爱姆兹是化学工业的代言人。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不为化学公司、药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提供咨询。他没有接受来自

商界的任何好处。

[16]环境保护论者反对爱姆兹的观点。他们说，我们有义务在总量上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接触致癌物。“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要进行选择。”峰峦俱乐部的卡尔·波普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在饮用水中的TCE (一种可疑的致癌溶剂) 和

有关吸烟的公共教育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他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非去选择不可。”

[17] 爱姆兹的回答是：“你不想让每家化学公司从后门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代价就是水里会有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你能除去它，但花费巨大。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东西上，你就会看不到重要的危险。”

三、鼠与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1] 密执安大学的N.R.F.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诱导鼠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实验。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网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实验者也可采用其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决不知是会得到食物还是会撞鼻子。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到这一步，麦耶博士说：“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做选择。”

[2] 第二步，对鼠施加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麦耶博士说，“最后总是落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比如只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这种条4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就没有能力学会适应性的反应了。”一旦向左跳的反应被固定下来时，可以让右门开着，使食物呈现在眼前。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弄伤爪子，撞上桌椅，然后浑身剧烈颤抖，直到昏迷不醒。处于这样的被动情况，鼠拒绝进食，对一切不感兴趣：可以把它卷成一团或擒住双腿倒挂空中——无论怎样摆布它，它都无动于衷。这时的鼠已是“神经崩溃”了。

[3] 鼠所面临问题的“不可解决性”导致了它的神经崩溃，而麦耶博士在他对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的研究报告中表明，鼠和人经历的各个阶段大同小异。首先是两者受训练，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都习惯地做出某一选择；然后，发现条件已改变而原来的选择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两者都大吃一惊；再次，不论是出于震惊、焦虑还是受挫，两者都会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不管结果，一意孤行；接着，悻悻然拒绝采取行动；而后，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两者又总做出最初训练时所做出的选择——且再次碰壁；最后，即使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唾手可得时，两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发狂。他们疯狂地四处撕抓；

或是躲在角落里赌气拒食；他们变得辛酸怀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无论人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4] 这是否是一幅夸张的画面呢?似乎并非如此。这个模式反复再现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剧，大到震撼世界的国家间的悲剧。为了纠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数落他。毛病越坏，就越多地挨数落。当然他的毛病变得更坏，她就更加数落。像鼠一样，妻子对丈夫的毛病受一种固定反应的摆布，她只能总以一种方式应付它。她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厉害，直至夫妇二人在神经上都备受折磨，疲惫不堪。

[5] 再看一个例子。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厌恶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状况而隔离他们、迫害他们(众所周知，警察通常对黑人嫌疑犯比对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绝给他们受雇与提升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被剥夺使文盲率与犯罪率高的情况得以延续下去，转而又使隔离、迫害和不给黑人机会的做法得以继续存在。要找到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会改革的智者殚精竭虑，包括市议员、教育家、城市规划人员、黑人组织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6]另一个例子是，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可能写得很差。英文老师说，我一定要教会他们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写作。于是由于过分强调语法与写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而忽视了学生的思想，老师很快湮灭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失去了兴趣，学生写得就更差了，老师于是再给学生以加倍的语法和写作方法的练习。学生也就越来越厌倦和反感了。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补习”班里全是这样的学生。

[7] 同样，一个认为武装力量是维护和平与尊严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国家，会推行巨大的扩军计划。这种计划引起邻国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扩充军备，与前者抗衡。焦虑与紧张气氛升温。前者宣称，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能对所有突发事件都有充分准备，我们就会不断为国家的安危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倍扩军。这自然使邻国更为恐慌，于是也把军备翻了一番。焦虑与紧张气氛更强了。前者宣称，很明显，我们犯了低估国防需要的错误。这次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有充分武力来保持和平。我们必须把军备再加一倍……

[8]当然，这些例子难免(4) 过(4) 于(4) 简(4) 单化，但是确实常常由于这种类似的恶性循环使我们无法认清或处理导致灾难的不测事件的条件。这样的模式常常很容易识别；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变就会达到。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应的摆布，鼠“无法”吃到食物，妻子“无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还要等两三代人的时间，“直到社会改革的时机成熟”，我们“无法”停止发明并制造可摧毁人类文明的致命武器。

[9] 不过，鼠与人的难题的不可解决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麦耶博士的鼠遇到的难题比它在自然状态下能遇上的复杂得多，它是被逼迫至神经崩溃的。而人类的神经崩溃一般总是由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难题所造成：如宗教与道德信仰的问题，金钱、贷款、抵押、托管基金、股市涨跌的问题，人为的习惯、礼节、社会团体和法律的问题，等等。

[10]不能责怪鼠解决不了麦耶博士为它们设下的难题；因为鼠的抽象能力有限。但人类的抽象能力、组织和利用抽象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果人由于固定反应而认为难题不可解决——如果人受挫折只是由于对某些以符号来界定的形势，不论其前因后果或出于环境只能采取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人便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全部人的能力。如科尔奇布斯基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此时，人在做出反应这一点上是在“模仿动物”。对此，温德尔·约翰逊有一贴切的归纳：“对鼠而言，奶酪就是奶酪；这就是捕鼠器能捕鼠的原因。”可这种固定反应是

如何在人类中发生的呢?

五、并非末日来临------环境问题言过其实。地球生命仍将继续。

[1] 无论是谁杜撰了“拯救地球” 这一说法，他都是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这一说法既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的意识，也满怀着使环境保护论带有道义紧迫感这一大的目标。同时这种说法也表明环境保护论言过其实，这种夸大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会被视为是在危言耸听或愚蠢的欺骗。

[2]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环境意识遏制了对自由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盲目热情。我们已明智地抑制了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是环境保护论却越来越像一场沉湎于狂热的宣传与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圣战。每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幸都被描绘成一场势不可挡的灾难。这场灾难如不加以制止，正像我们所知晓的那样，就会摧毁生命。

[3] 以最近出现的恐慌——温室效应——为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我焚毁、可怕的幽灵般的世界。即刻行动，否则世界将咝咝烧焦。食品供应即将枯竭。冰川即将溶化。沿海地区即将淹没。事实上，任何温室热效应可能造成的损失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估计，到 2050 年只占我们经济产出的 1% 到 2%。与预想的同期经济增长(翻一番)相比，这一损失更显得微不足道。

[4] 没有任何环境问题威胁这颗“星球”，任何环境问题都无法用核战争所带来的危害来衡量。任何石油溢出造成的危害也无法同今日南斯拉夫内战——它不过是人类苦难中的一段小插曲——相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 3 500 多万人死亡。柬埔寨内战导致 100 万至 300 万人死亡。人类的巨大祸患一如既往：战争、自然灾害、暴虐政府、极度的贫困与仇恨。在悲剧的任何尺度上，环境问题造成的痛苦都轻如鸿毛。

[5] 这并非在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进行辩解，这是在为前途和平衡而进行辩论。你可以相信( 像我那样)，温室热效应的可能性强化了已具说服力的征缴能源税的理由。税收会抑制通常的空气污染，限制石油进口，减少预算赤字并提高具有经济意义的能效投入。

[6] 但这并非意味着同我观点相悖的人就是居心叵测，或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就温室效应而言，热效应是否会发生，如果发生，其程度如何，对这类问题还存在大量的科学疑问。此外，热效应的发生需几十年的时间。人与行业可以进行调整。举一例：农民可改用更为耐热的种子。

[7] 遗憾的是，许多环境保护论者感情用事，搞中伤和将事情简单化。环境限制法的批评者被描绘为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小人。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剧本被创作出来以证实环境危险的严重性。克莱恩最近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展现了热效应在今后250 年间的变化。猜猜吧，结果是什么? 它在急剧增长。这就类似于一种在法印战争（1754—1763）时期预言1992 的生活的无稽之谈。

[8] 大谈特谈过多的伤亡并非过分的无知，它混淆人们的视听。对工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它低估了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美国，空气与水污染已得到显著缓解。自1960 年以来，微颗粒物排放量（煤灰、煤渣）已下降65%。自1970 年以来，铅排放量已降低97%。在大多数城市中，烟雾已减少。

[9] 同时我们也受到损失。这就是必须进行棘手的选择。你在环保方面所得到的好处也许就是我应尽的义务。并非每种利益都值得不惜任何代价而求之。经济学家估计，环境法规使经济产出下降2.6% 至5%，或1 500 亿至2 900 亿美元（注：这一数字大于全球热效应的估计影响）。我们用这一代价的确减轻了给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并且改善了我们的环境。但是，有些却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法规的刻板僵化而使得一些代价毫无必要地上升。

[10] 平衡：过分夸大环境作用的最大罪过是对经济增长所执的偏见。解决贫困国家所存在的大量问题通常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10 亿多人缺少健康用水和卫生设施。其结果是每年成千百万人患痢疾，并导致300 万儿童死亡（世界银行认为，其中200 万人可以免于死亡）。国家只有变得富裕起来才能改变这些状况。

[11] 与此同理，较富庶的国家既具有愿望也具有财政收入来净化空气和用水。发达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仅为贫穷国家的六分之一。最终，经济增长将降低高的出生率，因为儿童寿命延长了，妇女也摆脱了传统的角色。

[12] 的确，我们存在环境问题。苏联的反应堆给安全造成威胁。经济增长与环境会发生矛盾。增长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造成更多的废弃物。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像环境保护论者夸夸其谈的那样，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无能的政府。无能的政府培育出无安全保障的反应堆。在贫穷的国家，无能的政府，比如说，通过限止农民从其作物中获得适当的利润，阻碍食品生产。

[13] 到现在为止，人人都是环境保护论者，但是这种说法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并非一切环境问题都同样严重，甚至即使那些严重的环境问题也需要同其他利害关系来均衡考虑。环境保护论应当终止那种刺激性宣传。它应当给予我们更多一些信息，更少一些恐吓。

六、两条生活的真理-----抓紧，放松：明白了这对矛盾，你就踏进了智慧的大门

[1] 生活的秘诀在于懂得何时抓紧，何时放松。因为人生就是一对矛盾：它既令我们抓紧人生的多种赐与，同时它又要我们到头来把这些赐与放弃。老一辈犹太学者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握紧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却是松开手掌离开这世界的。”

[2]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生命，因为它奇妙，它有一种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却常常是在回首往事想起它时，才能认识这一真理。此时我们会突然发觉它已不复存在了。[3] 我们能记起已经凋谢的美、已经消逝的爱。可是，我们更痛苦的回忆是：我们没有看见顶峰时的美，没有在别人以爱对我之时也以爱回报。

[4] 最近一次经历又使我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一场剧烈的心脏病发作后，我被送进医院，接受了几天精心护理。医院可不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地方。

[5] 一天上午,我得加做几项检查.我要用的医疗器械安装在医院另一端的大楼里.所以我只有坐轮椅穿过院子才能到达那里。

[6] 当我们走出病房时，阳光正照在我身上。就我实际的经历而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阳光。而这时的阳光是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多么耀眼、多么辉煌!

[7] 我打量着别人是否也在欣赏着这太阳的金色光芒。可是，人人都来去匆匆，大多数人的目光只盯在地上。这时我想到自己过去又何尝不是往往对每天的壮观景象视而不见，一头埋在细小的，有时甚至是卑鄙、自私的事务中，而对日常的奇观麻木不仁呢?

[8] 从这次经历所获得的顿悟确如经历本身一样的平凡。生命的赐予是宝贵的，可惜我们对它们太掉以轻心了。

[9] 这就是人生向我们提出的矛盾要求的第一个方面：不要因为太忙就忽视了生活中令人惊奇、令人敬畏的东西。每天黎明开始就要恭谨从事。抓紧每个小时，捉住宝贵的每一分钟。

[10] 紧紧抓住生活——可不要紧得使你不能松手。这就是生活的另一面,矛盾的另一方：我们必须接受损失，学会放松。

[11] 这并不是容易学到手的一课。特别是当我们年轻时，认为世界是由我们掌握的。只要我们自己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地去渴求，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够——不，一定会——得到。但是，随着生活继续前进，我们不断地面临各种现实，慢慢地但也是肯定地使我们明白了第二条真理。

[12] 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上，我们都要蒙受损失——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我们只有在脱离娘胎、失去它的庇护时，才能开始独立生活。我们要进各级学校，继而告别父母，告别童年的家。我们要结婚生育，继而送走子女。我们要经受父母、配偶丧亡的痛苦。我们要面临体力或快或慢的逐渐消退。最终正如松手与握拳的比喻那样：我们自己也得走向不可抗拒的死亡，可以说失去原有的自身，失去我们拥有的或梦想过的一切。

[13] 但是，为什么我们甘愿顺从于这些生活的矛盾需求呢? 既然美转眼就会消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创造那些美的东西呢? 既然我们所爱的终归要被夺走，为什么我们还要倾心相爱呢?

[14] 为了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较为广阔的视角，透过通向永恒的窗口来观看我们的生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会发觉，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行为却在编织着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图案。

[15] 生命绝不只是存在。它是变动不止的，无情地流逝不息的。父母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而我们的生命又将在我们的子女身上延续。我们建立的习俗制度会持续下去，而我们的生命就活在其中。我们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亡而暗淡无光。我们的肉体会消亡，我们的双手也会枯萎，但它们在真善美中所创造的一切将在日后长存!

[16] 不要为了积聚那些只会变成尘土、化作灰烬的东西耗尽你的精力、你的生命。与其追求物质不如追求理想，因为只有理想才能使生命有意义，才有长存的价值。

[17] 一所房屋加上爱心，你就有了一个家；一个城市加上正直守法，你就有了一个社区；在一堆红砖上加上真理，你就有了一所学校；哪怕是最卑微简陋的建筑，只要有宗教，你就有了一所圣殿；把公正加在长期的人生努力奋斗中，你

就有了文明教养。把这一切聚合起来，加以提高，使之超越于现存的缺点，还要有人类得到拯救的憧憬，永远无求无争，那么你将会有一个闪耀着希望的绚丽光彩的未来。

七、高雅，庸俗

[1] 你所拥有的东西，正像你所追赶的社会时尚一样，无疑能说明你的情趣。你买的每件物品都显示出你的某种爱好，而这种爱好是你的伴侣或最亲密的朋友在你们的亲密交往中也没有察觉到的。你每次购物都在运用你的情趣。

[2] 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前，情趣是属于有教养的社会名流的范畴。但是，当全民都第一次成为消费者之后，情趣就走出沙龙来到了大街上。突然间，每个人都有了进行选择的机会。

[3] 不可能客观存在像“高雅” 或“ 庸俗” 这样的东西。还是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得好：高雅的情趣也许比庸俗的好，但庸俗的情趣肯定比根本不讲情趣要强。

[4] 运用情趣并不难。你先确定你希望你所拥有的各种东西反映出何种情趣，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安排和协调。但是，请注意：并非每一个决定或选择都会令你感到高兴的。如果你要买一个玛瑙烟灰缸，那还不如租一块广告牌向世界宣布：“我上当了，让那些玩世不恭的家伙骗了，他们用华而不实的玩意儿诱我上了钩。”

[5] 自18 世纪首次讨论情趣以来，人们就认为情趣是高贵者们赏给那些希望提高修养的可怜的下层人的一种恩赐。这就向倡导时髦风尚的人( 他们或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贵族式官僚，或是今天专门从事介绍人们花钱买老式家具的一帮圆滑的“ 室内装饰家”) 打开了市场。

[6] 但是，情趣问题只是属于家庭的一个线索吗? 不。情趣是一整套价值观体系的体现。这是指你自己的价值观。

[7] 要做到理解情趣就意味着你应该确信自己的选择。看看情趣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人类文明史的梗概：200年来，洛可可式、古典式、哥特式、流线式以及后来的劳拉·阿什利式都相继成为受欢迎的情趣表现形式。虽然只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才能预见这种种变化，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其中的原则。尽管情趣的历史是一部变化、对抗和回潮的历史，但还是有某些模式不断反复出现。了解这些模式，你就会和倡导时髦风尚的人相处得很好。

[8] 规则很简单。没有一种情趣是默然接受和像俾格米人那样陶醉于水晶珠和魔镜。不懂情趣，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心灵不为所动。高雅的情趣就是要在意，要选择，要通过积极的鉴别行动而使你的环境甚至你个人的仪表更讨人喜爱，更惹人注目。

[9] 始终被人们认为是高雅的情趣，证实有着一些反复出现的观念，比如优雅、有节制、举止得体。这些品质都能引起愉悦；反之，过分粗俗终归不会令人满意。

[10] 因此，请将这些观念牢记在心，看看你所拥有的东西，再想想你所拥有的东西所表明的情趣。

[11]你为什么要戴只金手表? 用金子做手表并不恰当。用钢或塑料会更好些。或许你是想要看起来像个发家的军火商吧。

[12]你那装在仿真画框里的康斯特布尔油画的复制品向世人表明：“ 我不懂艺术，也不在乎。” 若是一幅海内肯啤酒的广告画倒是显得更与众不同。

[13]你那图案难看的地毯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乔装打扮“ 肮脏”。如果你有一块洁净而色彩朴素的地毯，你不觉得更自豪些吗?

[14]·你选择的带“ 诚实” 图案的面包片烤箱则向人们宣布你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会愉快地承认：“ 我喜欢买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卖的蹩脚货。不论推销部门推出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错……” 如果“ 田园厨房” 是你想要的式样，那你买个烘糕饼用的烤盘会更好些。

[15] 这些产品都是骗人的。情趣真正庸俗的人也很少挑选这类东西，而情趣高雅的人则从不会挑选这类东西。只有那些根本不讲情趣的人才买它们……而根本不讲情趣就等于说“ 我无所谓。”

[16] 将来，你会越来越多地碰到需要做出选择的情况，而不会比现在少。由于变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款式紧跟时尚，有关情趣的决定只能是越来越经常的事了。

[17] 最初这会导致更大量的选择机会，可能甚至比一百多年前消费革命时期出现的生产与消费大爆炸时还要多。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当任何产品都能推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产品真正为消费者所喜爱。

[18] 当有更多的消费者运用情趣时，就需要生产厂商制造出更好的、更体面的产品。不需要很久人们就会普遍认识到，完美的比例以及含蓄的优雅要优于浮华的装饰、华而不实的外表和那些旨在炫耀社会地位非凡而引起他人看重的产品。

[19] 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你更喜欢整齐和有节制。这些特点终归要比混乱和无节制更令人感到满足。还有，请记住，情趣决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吃一片好的切德奶酪比许多奢华的筵席还好。

[20] 有关情趣的规则就是这些：优雅、有节制、举止得体。 [21] 你敢不要这些吗?

九、这是我母亲

[1] 我的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是在她 88 岁那年去世的。这对于一位 40 岁时就身体纤弱、被公认有痼疾在身、注定不久于人世的人，是难得的高龄。但是一个病弱的人，只要忘掉自己，对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感到热烈而顽强的兴

趣，就像我母亲那样，一生不知愁闷为何物，对于病魔却是一个劲敌。

[2] 她的心胸开阔，无论谁的悲伤与欢乐都容纳得下。她的一个邻居永远忘不了她听到镇上出了一件事故后的反应。一个骑马的人由于一条小牛闯到面前而被摔下马来当场丧命，他讲完了这个消息后，我母亲真心关切地问道：“ 小牛怎样了呢?” 她倒不是对那个人的死无动于衷，而是对小牛也感到关切。

[3] 对于最粗暴的人或动物，她都能找到一点借口予以原谅，而且照例爱他们——哪怕她得编造一点儿借口也成。有一次我们诱骗她，使她替魔鬼也说了一些好话。我们这几个预谋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咒骂魔鬼，恶狠狠地骂个不停，直到把母亲引进了圈套。她承认我们的指控是有道理的，但是那魔鬼就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吗?

[4] 母亲说话从不用大字眼儿，但是一旦激发了她的同情心和义愤，她可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口才的人。那时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汉尼拔镇上一个人那里雇来的小黑奴。他是被人从马里兰州他家里带走，从半个美洲大陆以外带到这里，然后卖掉的。这孩子一天到晚总是唱歌，吹口哨，又喊又笑，喧闹的声音让人心烦。有一天我发了火，怒气冲冲地找到母亲，跟她说，桑迪已经足足唱了一个钟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妈你能不能让他闭上嘴呢？母亲眼里含着泪说：

[5] “ 可怜的家伙，他能唱就表明他没有想家，这就使我心情舒畅；可是如果他一声不响，我就担心他是在想心事。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的妈妈了；如果他还能唱，我觉得那是万幸的事。要是你年纪大一点，你会明白的，那孤苦伶仃的孩子的喧闹声会使你听了高兴的。”

[6] 所有不会说话的动物都有我母亲做它们的朋友。被人追赶的、狼狈的野猫一眼就认出她是它们的庇护人和保卫者。我们家一度同时养了19 只猫。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它们都是不幸的，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坐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膝上抱着一只猫，但是她愤愤然矢口否认她爱猫胜过爱小孩；不过她常说，猫有一个优点，你抱腻了的时候，总是可以随时把它放下。

[7] 我小时候像任何一个小男孩一样很讨人嫌，有一次一个邻居问我母亲：“ 你也信这孩子的话么?”

[8] “他是真话的源泉，”母亲回答说，“但是你不能用一只桶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泉水都打上来。我知道他的底儿，所以他也就从来骗不了我。我从他说的话中扣除90%的添枝加叶的话，剩下来的就是完美宝贵的真话，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9] 母亲害怕蛇和蝙蝠，我便把它们藏在衣服口袋和针线筐里；除此之外，她是完全无所畏惧的。有一天，我看见那全镇无人不怕的科西卡恶汉手里拿着一根粗绳，追赶他那成年的女儿，扬言要在她身上把粗绳抽断。谨小慎微的男性公民们都给他让路，可是我母亲却为这位逃难者敞开了大门，等她进去，然后既不关门也不加锁，而是站在门口，拦住去路。那家伙诅咒、怒骂，还拿着绳子吓唬她；但她只是站着一动也不动，满不在乎，并且责骂他，羞辱他，奚落他，蔑视他，一直把他摆布得向她求饶，交出了绳子，同时骂了句亵渎神灵的粗话起誓，说母亲是他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自那以后，他和母亲一直是好朋友。他在母亲身上发现了他长久感到缺乏的东西——一个不怕他的人。

[10] 有一天在圣路易斯城，母亲出门走到街上，她突然向一个正在用重鞭柄痛打马头的粗壮车夫冲过去，从他手里夺过了鞭子，然后好好地规劝了他一番，使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承认是他的过错，而且自愿提出保证以后决不再虐待马了。

[11] 母亲活到偌大年纪，每逢有马戏班子进城，总要起个大早去看热闹。她最喜欢什么游行啦、演讲啦、开大会啦、营火会啦、福音布道会啦——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热闹，只要是证明不违背教义的她都喜欢。而且她对每次丧礼都必参加。她为这种爱好辩解说：要是她不去参加别人的丧礼，人家也不会来参加她的。

[12] 82 岁那年，当时她住在基奥卡克镇，不知什么缘故，她执意要去参加密西西比河流域老移民的年会。一路上，虽然路途遥远，她却兴高采烈，青春焕发。她一到旅店就说要找圣路易斯城的巴雷特医生。人们告诉她，巴雷特医生已在当天早上动身回家，而且不再回来了。母亲转过脸去，满腔的热情全然消失，她要求回家去。回到家里，她静坐沉思了好多天，后来才告诉我们：她18 岁的时候，真心实意爱过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那学生便离开了当地；她也就立即结了婚，想让他看看她才不在乎哩。从那以后，她一直没有见过他，后来她在报上见到一条新闻，说他要参加老移民年会。“ 咱们到达那个旅店时，他走了不过三个小时。” 她感伤地说。

[13] 这一感情重负在她自己心里压了64 年，而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察觉。那一年还没有到头，她的记忆就开始衰退了。她总是给已经死了40 年的老同学写信，还纳闷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回信。四年以后她去世了。

[14] 但是直到最后她那张嘴还很厉害。我早先一直听人家说过，在我出生后的头七年里，我是个主要靠药罐子过日子的病秧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问起她这件事，我说：

[15] “ 我想您那时一定整天为我担心吧?”[16] “ 是呀，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17] “ 是怕我活不成吗?” [18] 回忆了片刻之后——表面上是在追忆往事——

[19] “ 不是——是怕你活下来。”

[20] 简·兰普顿·克莱门斯的性格，既鲜明又可爱，在我的作品里作为汤姆·索耶的波莉姑母的形象出现。我给她添加了一点方言；本来还打算设法美化她一下，但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Sadfsdafdsaf sdf dsa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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